开列一份近年问世的部分歌剧剧目名单——
　　2021：《半条红军被》，湖南长沙；《红船》，浙江演艺集团；《银杏树下》，河南演艺集团；
　　2020：《红流澎湃》，广东南方歌舞团；《晨钟》，上海歌剧院；
　　2019：《田汉》，上海歌剧院；
　　2018：《沂蒙山》，山东演艺集团；《英·雄》，湖南株洲戏剧传承中心；《陈家大屋》，湖南郴州歌舞剧院；
　　2017：《松毛岭之恋》，福建省歌舞剧院；2016：《长征》，国家大剧院；
　　2015：《方志敏》，国家大剧院；
　　2014：《八月桂花遍地开》，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雪原》，辽宁歌剧院……
　　这些剧目，大都表现的是自“五四”（1919）、建党（1921）至建国（1949）前这段历史中的故事，既有先驱、领袖级的人物，如：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彭湃、方志敏、何孟雄、缪伯英等，也有普通战士和平民百姓，如《半条红军被》中的祝霞和秀嫂、《沂蒙山》中的海棠和林生、《松毛岭之恋》中的赖阿妹和林阿根。这些围绕真实人物或经过艺术加工的角色和真实事件构成的剧目，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百年中国歌剧史的题材空白，也大大丰富了歌剧史的人物画廊。
　　在《中国歌剧史》一书及类似的歌剧史著述中，这类剧目被称为“革命历史题材歌剧”，或曰“红色歌剧”。仅以“红”（含同音字）命名的歌剧，就有《洪湖赤卫队》《红霞》《红珊瑚》《红鹰》等均曾被称为“红剧”。此外，还有改编自长篇小说《红岩》的《江姐》，改编自同名京剧的《红色娘子军》，讲述“红嫂”故事的《沂蒙山》，讴歌中国农运领袖彭湃的《红流澎湃》，乃至最近刚刚首演的《半条红军被》等。
　　红色歌剧，一直是中国歌剧史上的一面大旗。在建党百年的日子里，我欣喜地看到，这面大旗仍在猎猎飘扬！这些剧目的演出，都获得了满场的掌声和喝彩，都使观众深受感动！
　　我知道，有些人对“红色歌剧”的提法是不大以为然的。他们会问：红色之外的歌剧是什么“色”的？该怎么概括？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或只能以邓小平的理论答之：不争论。
　　“红剧”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剧目——《党的女儿》。对这个剧目，圈内（甚至包括主创之一的作曲家王祖皆）有一个更亲切的叫法：“党剧”。以“党”为名、或含“党”字在内的剧名不多见，一提“党剧”，人们自然晓得，指的就是《党的女儿》。


　　我以为，值此特殊节点，“党剧”的概念应当从一个具体的剧目延伸开去，充实其内涵。依我看，前述剧目均可列入“党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就是“党剧”取之不尽的素材和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党剧”，应当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几乎同龄的中国歌剧的主流剧，这条艺术旅途上，不仅有前述剧目，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天下黄河》《周恩来》《马向阳下乡记》《尘埃落定》《同心结》《雁翎队》《天使日记》《听见索玛》和《扶贫路上》等等，沿着初心，向四面八方展开。
　　几年前，我在“中国乐派”的某次座谈会上，曾提出“党史交响系列创作”的主张。如今，我分明看到“党史歌剧系列创作”的态势——从李大钊敲响的《晨钟》、11位党代表集会的《红船》到早期中共的《英·雄》人物缪伯英与何孟雄，从红军连长林阿根的家乡“松毛岭”到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路，从《银杏树下》到“红军被”，从彭湃到方志敏，一个个剧目串起来看，党史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了，党史的教育更形象化、生动化、艺术化了。
　　当然，如果按照百年党史，尤其是前28年的历史去看，尽管出现了这么多部“党剧”，仍然不够，仍有空白，仍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未被歌剧青睐。而有意识地予以弥补和跟进的是歌剧的姊妹艺术——音乐剧。仍以近年的创作为例，可以列入“黨剧”的就有广西演艺集团的《血色湘江》、四川阿坝州歌舞团的《牦牛革命》和福建省歌舞剧院即将推出的《瞿秋白》。
　　约在四五年前，当时的文化部组建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和发展指导委员会”。个人认为，关于“党史歌剧系列创作”的整体布局，应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并对全国各地在这一系列下的歌剧创作继续予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扶持。
　　也是个人观点：党史前28年中的遵义会议、重庆谈判等大事件，延安、西柏坡等重要地点，向警予、杨开慧等历史人物，都值得作为歌剧中的“党剧”题材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