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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起，6月6日被定为“全国爱眼日”。每年此间，享有白内障“京城第一刀”盛誉的同仁医院主任医师施玉英都会格外忙碌，日常工作外增不少义诊、讲座活动，“忙得找不着北”成为她与同事们的一种共相。
归侨、下乡、从医、出国进修，50余年风雨人生路
齐耳的短发、深邃的眼睛，看似平凡而又普通的一位中年女性。初见施玉英，实在是很难将眼前沉静内敛的她与“京城第一刀”这样的盛誉联系在一起。但与她交谈，你就会感到她的与众不同。祖籍福建的施玉英有着南亚人的爽朗、透明、率直，在岁月、专业、阅历的打磨积淀下，年过五旬的施玉英柔韧、坚定而又自信。
回眸走过的50余年人生，短暂而又悠长。无忧的童年、动荡的青春、坎坷的人生，时空经纬交错织就的忙碌与充实、辛酸与快乐，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追忆起来，都是记忆里的珍珠与财富。
1951年，施玉英出生在印尼泗水。父亲是荷兰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外科医生。1960年，由于“印尼排华”风波，华侨纷纷离开印尼。按荷兰政策，施家本来可以举家迁往荷兰定居，但是，施玉英的父母却毅然带着儿女们回到了中国这个海外华人永久的“家”。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尚在崇文门女13中就读的施玉英与男1中的同学一起，插队到偏僻的内蒙古丰镇县红砂坝公社，与当地农牧民一起种莜麦，住窑洞，一呆就是三年。
1971年，时任同仁医院外科大夫的施玉英的父亲不幸病逝。军管会和院领导考虑到侨务政策和施家的具体困难，将施玉英调到北京同仁医院当护士。因为吃苦耐劳、聪明勤奋，这个整日笑呵呵的“傻”姑娘颇受领导关注。1972年，医院选送工作人员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时，施玉英有幸成为6位入选者之一。1976年，施玉英毕业后回到同仁医院，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1989年，阳光又一次眷顾这位归侨姑娘。因为英语好，业务技术水平较高，施玉英被选送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研修，学习白内障现代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学成之际，与施玉英一起公费出去的护士选择了留在美国，而她却决然回到祖国，随即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正是这样的职业操守与人格魅力，获得了院领导的信任。1993年，施玉英再次赴美，学习摘除白内障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超声乳化晶状体置换术。
两度赴美学成回国，施玉英把学到的先进的手术技巧和临床紧密结合，为大量的白内障病人解决了疾苦。由于取得非常好的手术效果，“南林(注：林振德，广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北施”蜚声国内眼科界。
数十年来，施玉英不断被破格提升，1991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92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晋升主任医师，1997年晋升教授，现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白内障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央保健局会诊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成员。
谈到个人业绩，施玉英恬淡平静得使人惊讶，往往三言两语概括完毕，并以“就这些了”打住了话头。“我是幸运的，能够在那样动荡的历史环境下继承父业学医。”她真诚地说：“我很感恩，党的侨务政策好，当然，这其间离不开相关领导对我的关心与培养。”对于每一个关心、帮助过她的医院领导、科室主任，施玉英都心存感激，这其中，有老一辈的傅守静、刘钢、王景昭、李志辉，还有现任的院长韩德民、王宁利等。
近些年来，施玉英的许多亲属陆续出国谋生，甚至当年同一条船从印尼回国的数十个家庭都已迁居国外，许多国外亲戚都力劝施玉英到国外发展。她却说：“祖国是我的根，有我的业，有我这么多年数不清的病人，我哪儿都不去。”
两次出国研修，她都按时学成归国。有人说她傻，可是施玉英说，“虽然人生经历许多波折磨难，但是对于回国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每年的清明，在父母的遗像前，她都会这样告慰父母。
“我能够参加北京市第六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中共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担任北京市侨联委员；我的哥哥施辉业能够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局级干部，担任中直机关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归国华侨，我们施家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天资聪颖，精益求精，白内障“京城第一刀”享誉国内眼科界
谈到眼科，说起白内障，提起自己的工作团队，施玉英却是如数家珍。
在微小的方寸之地任意驰骋，把高难度的手术做得完美无缺，是眼科医生的共同理想。“治病贵精，不精则害人。”这是已故眼科专家张淑芳的一句名言。在同仁，精益求精成为一种“定律”。
正是在“精、诚、勤、和”的精神激励下，一代又一代同仁人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用生命和热血实践了自己的入行誓言，121年历史积淀铸就了同仁眼科长盛不衰的金字招牌，使得同仁医院从一个世纪前的一家小眼科诊所发展到今天的三个院区，日平均门诊量从解放时的100多人次增长到今天的约6000人次。
“同仁像一股激流，卷着每个人前进。在这种催人奋进的环境中，你一犹豫，一松懈，就会被甩下。”正是在这种理念引导下，天资聪颖、谦虚好学的施玉英精益求精，在白内障研究治疗方面颇有建树。
美国ORBIS飞机医院曾经在1984年、1989年、1994年停在首都机场，在飞机上开展教学、检查、医疗，施玉英都参加了。第一次是在1984年，33岁的施玉英被派往医疗组负责病人的医疗主治工作，也就是在那次，美国医生带领她做了第一例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在缝线结扎时，施玉英的手法令欧美专家很是疑惑，“你们中国也会我们这种先进的结扎方式?”施玉英说：“以前不会，但是在旁边看你们做了几次，再加上自己多次揣摩比划，我就学会了呀!”“手术太漂亮了!第一次就做这么好!以后肯定是个好医生!”对于施玉英的第一次手术，欧美专家啧啧称奇。
1991年，同仁医院进口了国外的先进机器，开始做超声乳化手术。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手术是白内障囊外摘除手术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具有切口小、疼痛轻、愈合快、并发症少、安全性高、视力恢复好等优点。手术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互相关联的，在做每一步时要像下棋一样，为以后的每一步想好。起初是很难掌握的。施玉英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医院的第一例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手术。1993年，施玉英第二次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进修回国，在她的带动下，同仁医院开始大量做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1年，施 玉英业绩斐然，声名远扬。在中国，她率先开展门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填补了国内这一项空白，为数万名白内障患者施行手术治疗，使他们可以不用住院就可以摘除白内障重见光明，由此而节省了大笔住院费用。
“她的手术做得异常漂亮。灯光照射下，只见一只手术刀在眼球上轻盈地上下翻飞跳跃，每一步都干净利索。”提及施玉英的手术，同事们常常竖起大拇指。而只有施玉英自己才最为清楚，这样的熟练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从1972年从医至今，施玉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眼科的耕耘与钻研，小小不过23毫米的眼球几乎是她的整个世界。
自1991年至今，施玉英已完成白内障手术数万例，成为我国开展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为此，施玉英连续两年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评为文明先进个人，美国白内障人工晶体协会也授予她“优秀眼外科医生”称号，迄今为止全中国只有两位医生获此殊荣。
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施玉英还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宣传普及大众眼科知识，到各地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布美、日、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人类的光明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施玉英笔耕不辍，数年来科研成果丰硕：专著《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199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同仁眼科手术笔记》(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张舒心、魏文斌和闵燕三位专家合著，内容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眼部整形四个专业)2004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另外，尚有《糖尿病病人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摘除术》《硬核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手术》和《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全植入术》等数十篇论文发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组成员，《实用防备技术》编委，《眼科》英文编辑，《中华眼科杂志》编委……诸多荣耀与光环渐渐罩满了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施玉英。
虽然名满天下，但施玉英自己却更愿意谈她的团队。在北京市卫生局和医院领导的关心下，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专科近年来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除领队人施玉英外，还有干练的王军、快手的朱思泉、稳健的宋旭东、细心的云波等优秀的医生，全体医护人员精诚团结、合作共生，以仁心仁术解除患者痛苦。仅2006年一年，手术量就高达12224例，门诊量达48201人次，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当高的。
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卫生部和残联以及香港知名人士余彭年的促成下，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专科还承担了繁重的“光明行”扶贫复明公益活动，医疗组先后到达西藏、青海、四川、江西、内蒙古等地区，行程数万公里，为贫困边远地区百姓带来惊喜，每年都有数千人在医疗组的妙手下，摘除白内障重见光明。
提携桃李，关心病人，以仁心仁术解除患者病痛
“不到同仁心不死”。在人们心目中，“同仁”意味着象征光明的“瞳仁”。很多病人在此绝处逢生，“心灵之窗”得以重见光明。
在同仁医院这个全国最大的眼科中心，每天都有数千名天南海北的患者慕名而来。施玉英的门诊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周一、三、五出普通门诊，她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多看几个病人，尤其是冬天，因为她知道，有些患者夜里两点就来排队，冻得不得了，特别是有些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还要承受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尽量减少患者就医成本，施玉英常常会加号。中午12点仍不能按时下班是家常便饭，在手术室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忙得一刻也不能休息，更不用说吃午饭。常常是每半天就会做20多个门诊手术，平均每小时达六七个手术，劳动强度相当大，精力和体力严重透支，常常一天下来累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施玉英心里很快乐。在谈到那些曾在她那儿做过手术的患者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患者中有她敬仰的党、政、军界领导，还有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许多患者慕名而来，点名要施玉英做手术。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章《大放光明》里，回忆了他两次做白内障手术的情景。“说到治白内障，在今天的北京，最有权威的医院是同仁。在同仁，最有权威的大夫是有‘北京第一刀’之誉的施玉英大夫吧。于是我求到了施大夫门下，蒙她亲自主刀，仅用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手术。着实快活了几年。”十几年后，季羡林再次做两只眼睛的手术，“施大夫让我坐在一架医院到处都有的检查眼睛的机器旁，我熟练地把下巴颏儿压在一个盘状的东西上，心里想，这不过是手术前照例的检查，下一道手续应该是扎麻药针了。施大夫先坐在机器的对面，告诉我，右眼球不要动，要向前看。只听得啪啪几声响，施大夫又坐在那个位子上，又只是啪啪几声，前后不过几秒钟，施大夫说：‘手术完了!’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怎么，完了?’我以为大头还在后面哩。我站了起来，睁眼环顾四周，眼前大放光明了。”
许多接受过她治疗的患者发自肺腑地尊称施玉英为“光明使者”。一位历史系老教授说：“我特别感谢施玉英教授。我自幼患高度近视，到1996年，我因眼底黄斑病变和白内障几近失明。我走遍了北京的各家医院，他们都以风险太大和效果不佳等原因婉拒。在极度失望中，我冒昧地给有国内‘第一刀’之称的施教授写信求医。事隔不久，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施教授的电话，通知我到同仁医院白内障中心就医。放下电话，我呆坐良久，枯目落泪。后来，经过各种严格检查，施教授亲自为我做了白内障手术。如果不是施教授冒风险为我做白内障手术，恐怕我早已双目失明不能工作了。”
为一个又一个患者解除痛苦，日复一日地忙碌，每天如此的生活，充实而又快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施玉英身为外科大夫的丈夫不幸病逝。送走相濡以沫的夫婿，第三天，施玉英便强忍内心悲痛端坐在手术台前为一个又一个患者施行手术，忘我工作、为患者解除病痛给失去亲人的她带来了无限的安慰。
许多热心人为她介绍对象，但她却应对消极。“她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关心的人。”认识她的一位军队高级工程师这样评价施玉英。基于这样的理解，这两三年来，他苦苦追索，不离施玉英左右，试图为她遮风挡雨、嘘寒问暖。曾有密友问施玉英为何还不下决心接纳他，她矜持一笑，“还未最后确诊。”
个人生活的坎坷没有击倒施玉英。最让她忧心的，“其实是中青年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据统计，我国大约有900万视力残疾者，其中白内障致盲的有40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低视力的主要病因就是白内障。我国现在正处在老龄化社会，老年性白内障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与日俱增的患者数目将远远超过医生能够治疗的能力，仅凭几家有良好设备的大医院是很难解决这一难题的。
身为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施玉英带了十余名研究生。在临床，施玉英有意控制手术量，给年轻大夫创造机会，让他们参观手术，注意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赶上我、超过我。”施玉英真的这么想，也这么做。她带出来的学生，目前已有数十名活跃于北京乃至全国，成为防治白内障战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无论在首都医科大学，还是在同仁医院，性格温和、业务精湛、提携学生的施玉英都深受年轻人爱戴、尊敬。
最让施玉英记挂的，是极少数没能治好的病人。无论医生怎么努力，手术多么完美，但由于视神经结构的特殊性，几万名病人中有几例手术后感染或发生其他意外，是很正常的。但施玉英不这么看，她揪心每一例未治好的病人。
“因为，恢复白内障患者的视力，不仅解放患者本人，同时还解放了患者的看护人员，从而起到了解放我们民族的作用，责任重大。”施玉英以此勉励自己与科室同仁一起，更加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美哉，这支优秀的团队!
美哉，兰心蕙质的光明使者!
归侨、下乡、从医、出国进修，50余年风雨人生路
齐耳的短发、深邃的眼睛，看似平凡而又普通的一位中年女性。初见施玉英，实在是很难将眼前沉静内敛的她与“京城第一刀”这样的盛誉联系在一起。但与她交谈，你就会感到她的与众不同。祖籍福建的施玉英有着南亚人的爽朗、透明、率直，在岁月、专业、阅历的打磨积淀下，年过五旬的施玉英柔韧、坚定而又自信。
回眸走过的50余年人生，短暂而又悠长。无忧的童年、动荡的青春、坎坷的人生，时空经纬交错织就的忙碌与充实、辛酸与快乐，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追忆起来，都是记忆里的珍珠与财富。
1951年，施玉英出生在印尼泗水。父亲是荷兰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外科医生。1960年，由于“印尼排华”风波，华侨纷纷离开印尼。按荷兰政策，施家本来可以举家迁往荷兰定居，但是，施玉英的父母却毅然带着儿女们回到了中国这个海外华人永久的“家”。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尚在崇文门女13中就读的施玉英与男1中的同学一起，插队到偏僻的内蒙古丰镇县红砂坝公社，与当地农牧民一起种莜麦，住窑洞，一呆就是三年。
1971年，时任同仁医院外科大夫的施玉英的父亲不幸病逝。军管会和院领导考虑到侨务政策和施家的具体困难，将施玉英调到北京同仁医院当护士。因为吃苦耐劳、聪明勤奋，这个整日笑呵呵的“傻”姑娘颇受领导关注。1972年，医院选送工作人员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时，施玉英有幸成为6位入选者之一。1976年，施玉英毕业后回到同仁医院，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1989年，阳光又一次眷顾这位归侨姑娘。因为英语好，业务技术水平较高，施玉英被选送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研修，学习白内障现代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学成之际，与施玉英一起公费出去的护士选择了留在美国，而她却决然回到祖国，随即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正是这样的职业操守与人格魅力，获得了院领导的信任。1993年，施玉英再次赴美，学习摘除白内障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超声乳化晶状体置换术。
两度赴美学成回国，施玉英把学到的先进的手术技巧和临床紧密结合，为大量的白内障病人解决了疾苦。由于取得非常好的手术效果，“南林(注：林振德，广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北施”蜚声国内眼科界。
数十年来，施玉英不断被破格提升，1991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92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晋升主任医师，1997年晋升教授，现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白内障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央保健局会诊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残疾人联合会专家组成员。
谈到个人业绩，施玉英恬淡平静得使人惊讶，往往三言两语概括完毕，并以“就这些了”打住了话头。“我是幸运的，能够在那样动荡的历史环境下继承父业学医。”她真诚地说：“我很感恩，党的侨务政策好，当然，这其间离不开相关领导对我的关心与培养。”对于每一个关心、帮助过她的医院领导、科室主任，施玉英都心存感激，这其中，有老一辈的傅守静、刘钢、王景昭、李志辉，还有现任的院长韩德民、王宁利等。
近些年来，施玉英的许多亲属陆续出国谋生，甚至当年同一条船从印尼回国的数十个家庭都已迁居国外，许多国外亲戚都力劝施玉英到国外发展。她却说：“祖国是我的根，有我的业，有我这么多年数不清的病人，我哪儿都不去。”
两次出国研修，她都按时学成归国。有人说她傻，可是施玉英说，“虽然人生经历许多波折磨难，但是对于回国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每年的清明，在父母的遗像前，她都会这样告慰父母。
“我能够参加北京市第六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中共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担任北京市侨联委员；我的哥哥施辉业能够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局级干部，担任中直机关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归国华侨，我们施家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天资聪颖，精益求精，白内障“京城第一刀”享誉国内眼科界
谈到眼科，说起白内障，提起自己的工作团队，施玉英却是如数家珍。
在微小的方寸之地任意驰骋，把高难度的手术做得完美无缺，是眼科医生的共同理想。“治病贵精，不精则害人。”这是已故眼科专家张淑芳的一句名言。在同仁，精益求精成为一种“定律”。
正是在“精、诚、勤、和”的精神激励下，一代又一代同仁人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用生命和热血实践了自己的入行誓言，121年历史积淀铸就了同仁眼科长盛不衰的金字招牌，使得同仁医院从一个世纪前的一家小眼科诊所发展到今天的三个院区，日平均门诊量从解放时的100多人次增长到今天的约6000人次。
“同仁像一股激流，卷着每个人前进。在这种催人奋进的环境中，你一犹豫，一松懈，就会被甩下。”正是在这种理念引导下，天资聪颖、谦虚好学的施玉英精益求精，在白内障研究治疗方面颇有建树。
美国ORBIS飞机医院曾经在1984年、1989年、1994年停在首都机场，在飞机上开展教学、检查、医疗，施玉英都参加了。第一次是在1984年，33岁的施玉英被派往医疗组负责病人的医疗主治工作，也就是在那次，美国医生带领她做了第一例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在缝线结扎时，施玉英的手法令欧美专家很是疑惑，“你们中国也会我们这种先进的结扎方式?”施玉英说：“以前不会，但是在旁边看你们做了几次，再加上自己多次揣摩比划，我就学会了呀!”“手术太漂亮了!第一次就做这么好!以后肯定是个好医生!”对于施玉英的第一次手术，欧美专家啧啧称奇。
1991年，同仁医院进口了国外的先进机器，开始做超声乳化手术。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手术是白内障囊外摘除手术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具有切口小、疼痛轻、愈合快、并发症少、安全性高、视力恢复好等优点。手术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互相关联的，在做每一步时要像下棋一样，为以后的每一步想好。起初是很难掌握的。施玉英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医院的第一例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手术。1993年，施玉英第二次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进修回国，在她的带动下，同仁医院开始大量做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1年，施 玉英业绩斐然，声名远扬。在中国，她率先开展门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填补了国内这一项空白，为数万名白内障患者施行手术治疗，使他们可以不用住院就可以摘除白内障重见光明，由此而节省了大笔住院费用。
“她的手术做得异常漂亮。灯光照射下，只见一只手术刀在眼球上轻盈地上下翻飞跳跃，每一步都干净利索。”提及施玉英的手术，同事们常常竖起大拇指。而只有施玉英自己才最为清楚，这样的熟练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从1972年从医至今，施玉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眼科的耕耘与钻研，小小不过23毫米的眼球几乎是她的整个世界。
自1991年至今，施玉英已完成白内障手术数万例，成为我国开展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为此，施玉英连续两年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评为文明先进个人，美国白内障人工晶体协会也授予她“优秀眼外科医生”称号，迄今为止全中国只有两位医生获此殊荣。
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施玉英还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宣传普及大众眼科知识，到各地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布美、日、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人类的光明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施玉英笔耕不辍，数年来科研成果丰硕：专著《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199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同仁眼科手术笔记》(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张舒心、魏文斌和闵燕三位专家合著，内容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眼部整形四个专业)2004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另外，尚有《糖尿病病人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摘除术》《硬核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手术》和《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全植入术》等数十篇论文发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组成员，《实用防备技术》编委，《眼科》英文编辑，《中华眼科杂志》编委……诸多荣耀与光环渐渐罩满了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施玉英。
虽然名满天下，但施玉英自己却更愿意谈她的团队。在北京市卫生局和医院领导的关心下，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专科近年来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除领队人施玉英外，还有干练的王军、快手的朱思泉、稳健的宋旭东、细心的云波等优秀的医生，全体医护人员精诚团结、合作共生，以仁心仁术解除患者痛苦。仅2006年一年，手术量就高达12224例，门诊量达48201人次，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当高的。
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卫生部和残联以及香港知名人士余彭年的促成下，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专科还承担了繁重的“光明行”扶贫复明公益活动，医疗组先后到达西藏、青海、四川、江西、内蒙古等地区，行程数万公里，为贫困边远地区百姓带来惊喜，每年都有数千人在医疗组的妙手下，摘除白内障重见光明。
提携桃李，关心病人，以仁心仁术解除患者病痛
“不到同仁心不死”。在人们心目中，“同仁”意味着象征光明的“瞳仁”。很多病人在此绝处逢生，“心灵之窗”得以重见光明。
在同仁医院这个全国最大的眼科中心，每天都有数千名天南海北的患者慕名而来。施玉英的门诊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周一、三、五出普通门诊，她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多看几个病人，尤其是冬天，因为她知道，有些患者夜里两点就来排队，冻得不得了，特别是有些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还要承受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尽量减少患者就医成本，施玉英常常会加号。中午12点仍不能按时下班是家常便饭，在手术室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忙得一刻也不能休息，更不用说吃午饭。常常是每半天就会做20多个门诊手术，平均每小时达六七个手术，劳动强度相当大，精力和体力严重透支，常常一天下来累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施玉英心里很快乐。在谈到那些曾在她那儿做过手术的患者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患者中有她敬仰的党、政、军界领导，还有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许多患者慕名而来，点名要施玉英做手术。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章《大放光明》里，回忆了他两次做白内障手术的情景。“说到治白内障，在今天的北京，最有权威的医院是同仁。在同仁，最有权威的大夫是有‘北京第一刀’之誉的施玉英大夫吧。于是我求到了施大夫门下，蒙她亲自主刀，仅用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手术。着实快活了几年。”十几年后，季羡林再次做两只眼睛的手术，“施大夫让我坐在一架医院到处都有的检查眼睛的机器旁，我熟练地把下巴颏儿压在一个盘状的东西上，心里想，这不过是手术前照例的检查，下一道手续应该是扎麻药针了。施大夫先坐在机器的对面，告诉我，右眼球不要动，要向前看。只听得啪啪几声响，施大夫又坐在那个位子上，又只是啪啪几声，前后不过几秒钟，施大夫说：‘手术完了!’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怎么，完了?’我以为大头还在后面哩。我站了起来，睁眼环顾四周，眼前大放光明了。”
许多接受过她治疗的患者发自肺腑地尊称施玉英为“光明使者”。一位历史系老教授说：“我特别感谢施玉英教授。我自幼患高度近视，到1996年，我因眼底黄斑病变和白内障几近失明。我走遍了北京的各家医院，他们都以风险太大和效果不佳等原因婉拒。在极度失望中，我冒昧地给有国内‘第一刀’之称的施教授写信求医。事隔不久，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施教授的电话，通知我到同仁医院白内障中心就医。放下电话，我呆坐良久，枯目落泪。后来，经过各种严格检查，施教授亲自为我做了白内障手术。如果不是施教授冒风险为我做白内障手术，恐怕我早已双目失明不能工作了。”
为一个又一个患者解除痛苦，日复一日地忙碌，每天如此的生活，充实而又快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施玉英身为外科大夫的丈夫不幸病逝。送走相濡以沫的夫婿，第三天，施玉英便强忍内心悲痛端坐在手术台前为一个又一个患者施行手术，忘我工作、为患者解除病痛给失去亲人的她带来了无限的安慰。
许多热心人为她介绍对象，但她却应对消极。“她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关心的人。”认识她的一位军队高级工程师这样评价施玉英。基于这样的理解，这两三年来，他苦苦追索，不离施玉英左右，试图为她遮风挡雨、嘘寒问暖。曾有密友问施玉英为何还不下决心接纳他，她矜持一笑，“还未最后确诊。”
个人生活的坎坷没有击倒施玉英。最让她忧心的，“其实是中青年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据统计，我国大约有900万视力残疾者，其中白内障致盲的有40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低视力的主要病因就是白内障。我国现在正处在老龄化社会，老年性白内障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与日俱增的患者数目将远远超过医生能够治疗的能力，仅凭几家有良好设备的大医院是很难解决这一难题的。
身为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施玉英带了十余名研究生。在临床，施玉英有意控制手术量，给年轻大夫创造机会，让他们参观手术，注意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赶上我、超过我。”施玉英真的这么想，也这么做。她带出来的学生，目前已有数十名活跃于北京乃至全国，成为防治白内障战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无论在首都医科大学，还是在同仁医院，性格温和、业务精湛、提携学生的施玉英都深受年轻人爱戴、尊敬。
最让施玉英记挂的，是极少数没能治好的病人。无论医生怎么努力，手术多么完美，但由于视神经结构的特殊性，几万名病人中有几例手术后感染或发生其他意外，是很正常的。但施玉英不这么看，她揪心每一例未治好的病人。
“因为，恢复白内障患者的视力，不仅解放患者本人，同时还解放了患者的看护人员，从而起到了解放我们民族的作用，责任重大。”施玉英以此勉励自己与科室同仁一起，更加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美哉，这支优秀的团队!
美哉，兰心蕙质的光明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