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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杰是越来越稀有的剧院“遗老”，他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剧场运动，是台湾第一个
实验剧团“兰陵剧坊”创始人，这并非美差，演出收入微薄，还要靠打零工过话。他写的剧本《荷珠新配》可能是被台湾大学生搬演最多的剧本。在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中，他饰演一位患有“渐冻症”的老教授，他觉得死亡不可怕，对于每个人的剧本来说，这都是唯一笃定的结局。
“村民戊”开启舞台梦
我当年读的是专科，畜牧专业，为什么做戏剧？就是兴趣。从小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喜欢看电影、看小说，自己喜欢画画，喜欢逛书店。读农专的时候，兴趣始终没改变过，读农是读农，那是工作，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兵，在牧场养了一年猪，就跑到台北做粗活了，同时开始写自己的剧本。
我在屏东眷村的时候，看过那种非常无聊八股的“反共抗俄”的戏，像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觉得假假的，留下这种印象。后来读了电影的书籍，觉得电影是我要做的！我要把我所有的文学梦、漫画梦，通通在电影里得以呈现。当时觉得我要做电影导演，对黑泽明、伯格曼、费里尼，崇拜得不得了。
刚到台北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写小说，当电影导演，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当电影导演是要钱的，我一毛钱都没有。而舞台剧呢，是一种你坐在这里，我就在你面前表演，可以没有钱，演完了之后，你反而会给我10块、20块。我发现舞台剧比较可以够得到，它其实和电影异曲同工。
有一次，陪一个朋友去采访一个剧团，是个基督教艺术团体。后来那个团体的主持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有个演出还缺一个角色，村民戊，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好啊，从此就踏上了舞台。纯属缘分，一玩，就玩开了。
一直以来，我都把戏剧生活当做娱乐，蛮幸运的，天天在从事我的娱乐，没有觉得我在上班。当然有的时候很苦，有的时候很穷，有的时候表演进入瓶颈，但是会觉得我是去玩了，离开家到哪里去玩了。哪怕演一个很悲伤的戏，在台上涕泗横流，可说穿了，戏剧的本质还是好玩。创造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和小孩玩积木不一样。
“村民戊”之后，我每年都参加那个基督教艺术团体的演出，同时开始写剧本。我写第一个剧本花了10个月，这个本子叫《演出》，没有发表。我没有老师教，没有学过，你要知道这自己琢磨的时间很长。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写这么久吗？显然我自恃甚高，显然自我挑剔很强，显然我有所为而来。所以后来招兵买马组织了兰陵剧坊，跟这个心态有关，要朝戏剧的方向走。
兰陵剧坊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成员有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各行各业，还有杜可风这样的业余摄影师，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我喜欢三教九流不同兴趣的人在一块，思想和创造的养分丰富一点，不会太狭窄。在台湾，所有的剧团都是业余的，后来才有正式的办公室，有人可以拿薪水。我们当时都没有薪水，要是说演出酬劳，接电视、电影可能赚钱比较快。
我当时给人看过仓库，搬过地毯，我相当喜欢体力活，觉得是锻炼身体，有某种农业社会的情调，男人日出而作，种地、流汗，得以果腹，女人怀孕、生子受苦，后代得以延续。这是《圣经》里，在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时上帝给人类的惩罚，但我把这个当做美好的画面。
挑选演员的过程也很好玩。在那两三年之间，比如某一个乱七八糟的剧团在演出，我去看，演出结束之后，看中一个人，就到后台和他握手，你好，我觉得你演的怎么样，电话可不可以留一个，也许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或者聊一下天就这样招进来了。还有通过诗社、电影俱乐部，各种不同的渠道找来的演员。
我挑选演员没有什么固定标准，只要是活的。我还就喜欢乱七八糟的，我手上的那一票人歪瓜裂枣，真要挑什么俊男美女，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还像话一点，我觉得还好。当然完全不在乎相貌也不对，“歪瓜裂枣”是个有趣的形容词，我突然觉得你是一个有味道的人就好了，你就是不吸引我，那恐怕我就不太甩你。
安心自苦
我没有上过与编剧、导演、戏剧有关的任何一堂课，但还是招兵买马，组建了兰陵剧坊。那时候会觉得台湾有太多无聊的话剧，智商很低，干吗看啊，太以为我们是傻子了。台湾在文学的进步上有很多运动，一波又一波，小说可以这样进步，电影也开始新浪潮运动，可戏剧为什么要把自己矮化成这样子？我要把眼睛放高，去媲美我崇拜的费里尼、黑泽明、伯格曼，跟他们比，才不要跟那些傻子比。
当时请了老师给我们做身体上的训练，其实就是relax，像按摩一样，躺在地上打滚，用你的身体、我的身体一起拼出一个图案等等。
演戏就是需要胆子，胆子够了，然后模仿能力有一点，逗笑能力有一点，煽情能力有一点，揣摩生活小细节的能力有一点，就好了。其实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但也有发作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想象力比较重要，文艺青年对于文学、世界、哲学这些东西的兴趣很重要。
更多的时间都是我当老师，可是我自己都没有上过课啊，就开始教人家。我常常觉得，天底下没有老师这个事情，如果把我们放到荒岛上，一样会无师自通地长大。我演默剧，涂个白脸就可以演，默剧是非常专业的东西，可我也敢在剧团开默剧课。那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日本剧团来台湾表演，朋友推荐我去当助理，在台上跟他们一起做。我多做几次之后，每天回到家对着镜子，玩那个动作，每天晚上睡觉前会高兴地发现我又逮到一个要领了，发现这个动作、那个动作、力道和技巧是怎么回事。我这种小发现的乐趣，一点一点地，一个月下来积累了不少。
后来我开始教别人，动作一，动作二，全部人和我一起做。其实我一边教一边偷偷惭愧，这都是我自己发明的，他们还跟真的一样在这里学。后来我领了一个奖学金，到纽约去，真的去学默剧课，上完课就想，我不要去上了，因为他们教的和我一样。我发明的东西一点不错，自己可以找出发明的途径，那我干吗不相信自己啊。根据这个逻辑，我后来去台北艺术大学教编剧也顺其自然，我怎么会变成副教授呢，没读过书啊，可我还是能教下来。
那个时候相当的穷，甚至以穷为乐，以穷为傲，舍我其谁的感觉。现在没人敢穷了，也只有我敢了。其实这是一种自信心，觉得自己并不笨，逼到头上，只要想赚钱，伸出手，还是有办法能变得出钱。犯不着整天想着赚钱，这太花精神了，太花力气了，我的精神和力气应该在创作上。 这其中或许也有宗教的因素。我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从小就进出教堂，对于某种自苦是有兴趣的：流汗，出门骑自行车，住在简单的房间里，不要太富有，吃饭、点菜的时候，这个菜便宜一点，可以点，那个菜贵一点，不要点，常常在小事情上打转，日子才比较像过日子一点。我喜欢做菜、洗菜，我手艺不好，很普通，甚至中下，但是我觉得做菜很有情调，在厨房洗菜的时候，就想这个画面还真是天长地久，这个画面真的叫做永恒。小的时候我喜欢抹地板，我们家里有五个小朋友，每次我都要抢，说我来！觉得抹地很有成就感。心里很舒服，假如这个世界是个大地板，我就想要一直抹一直抹。
这种倾向使我觉得，剧场是一个非常自苦的事情，几乎有点苦行僧的意味。可能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或者说浪漫的倾向，仿佛你觉得这个世界糟糕，你没有办法救这个世界，就在家里用鞭子打自己，这就叫自虐和浪漫。
有好几次打开抽屉，哇，只有15块钱了，明天吃完就没有了，那今天晚上不能吃了，明天中午可以吃个馒头。但是也很厉害啊，我运气怎么会这么好，每每都在最饥饿的时候能有饭吃。那个时候天上就会掉下来一个戏来，有朋友会打电话来，像侯孝贤，他们早期在做导演助理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来，说我们明天缺一个流浪汉啊，你要不要帮我们演一下，这样挣个几百块，这个月就有饭钱了。而也有可能下个月又没有钱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其实我们蛮不怕的。当时有一个想法，在台北，饿死人是新闻，大家都在抢饭，我为什么要去抢，安心当我的穷光蛋、流浪汉，没有关系。当然心里很确定，我们做的事情值得。在这一点上我很唯心论的。穷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免除的事情，甚至久而久之，把自己的穷当做一种骄傲。丐帮当久了，习以为常，觉得跟整个物质文明脱节了，跟它没关系，也没想过要和它发生关系。到现在我都不会用电脑。
改编剧本
一直以来，我爸爸、妈妈对我还蛮够意思的。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打包，包裹一拎，跟妈妈说我走了，我要去台北，妈妈问干什么呢，我说要做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我讲不清楚，我不能说我是去解救世界，她听了会笑。她只说你经过高雄，爸爸在上班，和爸爸讲一声，我说好。爸爸觉得孩子翅膀硬了，讲几句，好像拦阻不了我，就把到台北需要用的公车票啊、某个长辈的电话号码交给我，然后他走向厕所。他的背影啊，在我看来，老态龙钟，我听到他擤鼻子的啜泣声，就忽然在心里对自己说，哎呀，你错了，你以为你可以去拯救世界，却连一个老头都救不了，你在干吗啊你？我爸从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去了，我先回家，可以先做别的事。我没有讲做什么，我后来就去牧场养了一年半的猪，做社会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一年半之后，我觉得和猪说话差不多了，就跑到台北和人说话了。
那段生活中唯一的压力就是去见老人家。长辈如果生病住院了，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一个水果篮，而且反而是常常看人家病床头有多的没有吃完，我就问可以带走吗。有的事情我是不惭愧的，比如有学生结婚，他们请我参加，我都不去。要去就提前约定：第一，没有红包；第二，吃完饭要打包。每次吃到一半的时候，学生们就常常喊：金老师要打包了。
我承认在赖声川话剧《暗恋桃花源》里，我饰演的“江滨柳”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我本人。这是我自己原创的角色，付出了蛮多心血和感情。因为那个背景和我爸爸的年代很像，我演的时候想过要献给我爸爸。他们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时隔几十年后回大陆，很像江滨柳的处境，等待了一辈子，终于要见面时，物是人非，灰飞烟灭。那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每个人都变得很小，被命运造化，我的舅舅身上就有很浓的江滨柳的气息，我每次上台前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请他来我身上，帮我一下。
而《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的莫利教授，则关于死亡。我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七八岁的时候我去游泳，一脚踩进深坑，我哥哥他们在聊天没注意到，等他们注意到时我整个人都下去了，喝水都喝到没气了。那时候我在想，我这么年纪轻轻就要告别了，脑子里都是蒙太奇飞过去的画面。
我在牧场养猪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让它们死亡。有些小猪得病了，怕传染给别的猪，一定要处理掉，我就常常要担任那个刽子手。以前的办法是丢到焚化炉，我心里想，这样不好，被火烧死之前，有六七 秒的时间受苦。我便想了一个法子，同时把四五只小猪摆在地上，用很大的柱子，砸它们的脑袋，打扁了。这个力气要很大，否则它们就有痛苦的时间。这是用我的方法帮助它们安乐死。
有段时间我脊椎间盘突出，寸步难行，家里电话响都接不到，走到那里时电话就已经断了。更糟糕的是大小便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尊严。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你要接受你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也许是一片落叶，落叶就是死亡，但它不会觉得我枯干了真丢人。
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甚至抗拒婚姻，也抗拒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地球并不好，并不想带个生命过来。随着年龄长大了，慢慢地变了，以前对赚钱很排斥，觉得太富有是一种罪恶，这个东西也都随着往40岁走以后，就开始变，也开始愿意接一些电视电影赚点钱。3年前，我有了第一个手机，去学开车，也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也还蛮错愕的，这是原始的剧本里不存在的，但也不管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现在不做导演了，太累，我喜欢当编剧和演员。演员几乎是在玩，一边玩一边还有酬劳，多好。而编剧是我在精神上自我期许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比别人有长才的地方就在于头脑。我从小就喜欢编编编，如果把我们都关进监狱，关进一个不能出来的地方，我一定比你晚发疯。我头脑里有很多活动可以做。我觉得我在意的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出一个好一点的剧本。这个事情的意义很隐私，好像自己的某一个日记本的感觉，很珍贵。
实验剧团“兰陵剧坊”创始人，这并非美差，演出收入微薄，还要靠打零工过话。他写的剧本《荷珠新配》可能是被台湾大学生搬演最多的剧本。在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中，他饰演一位患有“渐冻症”的老教授，他觉得死亡不可怕，对于每个人的剧本来说，这都是唯一笃定的结局。
“村民戊”开启舞台梦
我当年读的是专科，畜牧专业，为什么做戏剧？就是兴趣。从小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喜欢看电影、看小说，自己喜欢画画，喜欢逛书店。读农专的时候，兴趣始终没改变过，读农是读农，那是工作，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兵，在牧场养了一年猪，就跑到台北做粗活了，同时开始写自己的剧本。
我在屏东眷村的时候，看过那种非常无聊八股的“反共抗俄”的戏，像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觉得假假的，留下这种印象。后来读了电影的书籍，觉得电影是我要做的！我要把我所有的文学梦、漫画梦，通通在电影里得以呈现。当时觉得我要做电影导演，对黑泽明、伯格曼、费里尼，崇拜得不得了。
刚到台北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写小说，当电影导演，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当电影导演是要钱的，我一毛钱都没有。而舞台剧呢，是一种你坐在这里，我就在你面前表演，可以没有钱，演完了之后，你反而会给我10块、20块。我发现舞台剧比较可以够得到，它其实和电影异曲同工。
有一次，陪一个朋友去采访一个剧团，是个基督教艺术团体。后来那个团体的主持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有个演出还缺一个角色，村民戊，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好啊，从此就踏上了舞台。纯属缘分，一玩，就玩开了。
一直以来，我都把戏剧生活当做娱乐，蛮幸运的，天天在从事我的娱乐，没有觉得我在上班。当然有的时候很苦，有的时候很穷，有的时候表演进入瓶颈，但是会觉得我是去玩了，离开家到哪里去玩了。哪怕演一个很悲伤的戏，在台上涕泗横流，可说穿了，戏剧的本质还是好玩。创造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和小孩玩积木不一样。
“村民戊”之后，我每年都参加那个基督教艺术团体的演出，同时开始写剧本。我写第一个剧本花了10个月，这个本子叫《演出》，没有发表。我没有老师教，没有学过，你要知道这自己琢磨的时间很长。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写这么久吗？显然我自恃甚高，显然自我挑剔很强，显然我有所为而来。所以后来招兵买马组织了兰陵剧坊，跟这个心态有关，要朝戏剧的方向走。
兰陵剧坊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成员有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各行各业，还有杜可风这样的业余摄影师，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我喜欢三教九流不同兴趣的人在一块，思想和创造的养分丰富一点，不会太狭窄。在台湾，所有的剧团都是业余的，后来才有正式的办公室，有人可以拿薪水。我们当时都没有薪水，要是说演出酬劳，接电视、电影可能赚钱比较快。
我当时给人看过仓库，搬过地毯，我相当喜欢体力活，觉得是锻炼身体，有某种农业社会的情调，男人日出而作，种地、流汗，得以果腹，女人怀孕、生子受苦，后代得以延续。这是《圣经》里，在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时上帝给人类的惩罚，但我把这个当做美好的画面。
挑选演员的过程也很好玩。在那两三年之间，比如某一个乱七八糟的剧团在演出，我去看，演出结束之后，看中一个人，就到后台和他握手，你好，我觉得你演的怎么样，电话可不可以留一个，也许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或者聊一下天就这样招进来了。还有通过诗社、电影俱乐部，各种不同的渠道找来的演员。
我挑选演员没有什么固定标准，只要是活的。我还就喜欢乱七八糟的，我手上的那一票人歪瓜裂枣，真要挑什么俊男美女，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还像话一点，我觉得还好。当然完全不在乎相貌也不对，“歪瓜裂枣”是个有趣的形容词，我突然觉得你是一个有味道的人就好了，你就是不吸引我，那恐怕我就不太甩你。
安心自苦
我没有上过与编剧、导演、戏剧有关的任何一堂课，但还是招兵买马，组建了兰陵剧坊。那时候会觉得台湾有太多无聊的话剧，智商很低，干吗看啊，太以为我们是傻子了。台湾在文学的进步上有很多运动，一波又一波，小说可以这样进步，电影也开始新浪潮运动，可戏剧为什么要把自己矮化成这样子？我要把眼睛放高，去媲美我崇拜的费里尼、黑泽明、伯格曼，跟他们比，才不要跟那些傻子比。
当时请了老师给我们做身体上的训练，其实就是relax，像按摩一样，躺在地上打滚，用你的身体、我的身体一起拼出一个图案等等。
演戏就是需要胆子，胆子够了，然后模仿能力有一点，逗笑能力有一点，煽情能力有一点，揣摩生活小细节的能力有一点，就好了。其实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但也有发作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想象力比较重要，文艺青年对于文学、世界、哲学这些东西的兴趣很重要。
更多的时间都是我当老师，可是我自己都没有上过课啊，就开始教人家。我常常觉得，天底下没有老师这个事情，如果把我们放到荒岛上，一样会无师自通地长大。我演默剧，涂个白脸就可以演，默剧是非常专业的东西，可我也敢在剧团开默剧课。那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日本剧团来台湾表演，朋友推荐我去当助理，在台上跟他们一起做。我多做几次之后，每天回到家对着镜子，玩那个动作，每天晚上睡觉前会高兴地发现我又逮到一个要领了，发现这个动作、那个动作、力道和技巧是怎么回事。我这种小发现的乐趣，一点一点地，一个月下来积累了不少。
后来我开始教别人，动作一，动作二，全部人和我一起做。其实我一边教一边偷偷惭愧，这都是我自己发明的，他们还跟真的一样在这里学。后来我领了一个奖学金，到纽约去，真的去学默剧课，上完课就想，我不要去上了，因为他们教的和我一样。我发明的东西一点不错，自己可以找出发明的途径，那我干吗不相信自己啊。根据这个逻辑，我后来去台北艺术大学教编剧也顺其自然，我怎么会变成副教授呢，没读过书啊，可我还是能教下来。
那个时候相当的穷，甚至以穷为乐，以穷为傲，舍我其谁的感觉。现在没人敢穷了，也只有我敢了。其实这是一种自信心，觉得自己并不笨，逼到头上，只要想赚钱，伸出手，还是有办法能变得出钱。犯不着整天想着赚钱，这太花精神了，太花力气了，我的精神和力气应该在创作上。 这其中或许也有宗教的因素。我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从小就进出教堂，对于某种自苦是有兴趣的：流汗，出门骑自行车，住在简单的房间里，不要太富有，吃饭、点菜的时候，这个菜便宜一点，可以点，那个菜贵一点，不要点，常常在小事情上打转，日子才比较像过日子一点。我喜欢做菜、洗菜，我手艺不好，很普通，甚至中下，但是我觉得做菜很有情调，在厨房洗菜的时候，就想这个画面还真是天长地久，这个画面真的叫做永恒。小的时候我喜欢抹地板，我们家里有五个小朋友，每次我都要抢，说我来！觉得抹地很有成就感。心里很舒服，假如这个世界是个大地板，我就想要一直抹一直抹。
这种倾向使我觉得，剧场是一个非常自苦的事情，几乎有点苦行僧的意味。可能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或者说浪漫的倾向，仿佛你觉得这个世界糟糕，你没有办法救这个世界，就在家里用鞭子打自己，这就叫自虐和浪漫。
有好几次打开抽屉，哇，只有15块钱了，明天吃完就没有了，那今天晚上不能吃了，明天中午可以吃个馒头。但是也很厉害啊，我运气怎么会这么好，每每都在最饥饿的时候能有饭吃。那个时候天上就会掉下来一个戏来，有朋友会打电话来，像侯孝贤，他们早期在做导演助理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来，说我们明天缺一个流浪汉啊，你要不要帮我们演一下，这样挣个几百块，这个月就有饭钱了。而也有可能下个月又没有钱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其实我们蛮不怕的。当时有一个想法，在台北，饿死人是新闻，大家都在抢饭，我为什么要去抢，安心当我的穷光蛋、流浪汉，没有关系。当然心里很确定，我们做的事情值得。在这一点上我很唯心论的。穷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免除的事情，甚至久而久之，把自己的穷当做一种骄傲。丐帮当久了，习以为常，觉得跟整个物质文明脱节了，跟它没关系，也没想过要和它发生关系。到现在我都不会用电脑。
改编剧本
一直以来，我爸爸、妈妈对我还蛮够意思的。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打包，包裹一拎，跟妈妈说我走了，我要去台北，妈妈问干什么呢，我说要做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我讲不清楚，我不能说我是去解救世界，她听了会笑。她只说你经过高雄，爸爸在上班，和爸爸讲一声，我说好。爸爸觉得孩子翅膀硬了，讲几句，好像拦阻不了我，就把到台北需要用的公车票啊、某个长辈的电话号码交给我，然后他走向厕所。他的背影啊，在我看来，老态龙钟，我听到他擤鼻子的啜泣声，就忽然在心里对自己说，哎呀，你错了，你以为你可以去拯救世界，却连一个老头都救不了，你在干吗啊你？我爸从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去了，我先回家，可以先做别的事。我没有讲做什么，我后来就去牧场养了一年半的猪，做社会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一年半之后，我觉得和猪说话差不多了，就跑到台北和人说话了。
那段生活中唯一的压力就是去见老人家。长辈如果生病住院了，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一个水果篮，而且反而是常常看人家病床头有多的没有吃完，我就问可以带走吗。有的事情我是不惭愧的，比如有学生结婚，他们请我参加，我都不去。要去就提前约定：第一，没有红包；第二，吃完饭要打包。每次吃到一半的时候，学生们就常常喊：金老师要打包了。
我承认在赖声川话剧《暗恋桃花源》里，我饰演的“江滨柳”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我本人。这是我自己原创的角色，付出了蛮多心血和感情。因为那个背景和我爸爸的年代很像，我演的时候想过要献给我爸爸。他们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时隔几十年后回大陆，很像江滨柳的处境，等待了一辈子，终于要见面时，物是人非，灰飞烟灭。那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每个人都变得很小，被命运造化，我的舅舅身上就有很浓的江滨柳的气息，我每次上台前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请他来我身上，帮我一下。
而《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的莫利教授，则关于死亡。我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七八岁的时候我去游泳，一脚踩进深坑，我哥哥他们在聊天没注意到，等他们注意到时我整个人都下去了，喝水都喝到没气了。那时候我在想，我这么年纪轻轻就要告别了，脑子里都是蒙太奇飞过去的画面。
我在牧场养猪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让它们死亡。有些小猪得病了，怕传染给别的猪，一定要处理掉，我就常常要担任那个刽子手。以前的办法是丢到焚化炉，我心里想，这样不好，被火烧死之前，有六七 秒的时间受苦。我便想了一个法子，同时把四五只小猪摆在地上，用很大的柱子，砸它们的脑袋，打扁了。这个力气要很大，否则它们就有痛苦的时间。这是用我的方法帮助它们安乐死。
有段时间我脊椎间盘突出，寸步难行，家里电话响都接不到，走到那里时电话就已经断了。更糟糕的是大小便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尊严。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你要接受你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也许是一片落叶，落叶就是死亡，但它不会觉得我枯干了真丢人。
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甚至抗拒婚姻，也抗拒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地球并不好，并不想带个生命过来。随着年龄长大了，慢慢地变了，以前对赚钱很排斥，觉得太富有是一种罪恶，这个东西也都随着往40岁走以后，就开始变，也开始愿意接一些电视电影赚点钱。3年前，我有了第一个手机，去学开车，也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也还蛮错愕的，这是原始的剧本里不存在的，但也不管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现在不做导演了，太累，我喜欢当编剧和演员。演员几乎是在玩，一边玩一边还有酬劳，多好。而编剧是我在精神上自我期许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比别人有长才的地方就在于头脑。我从小就喜欢编编编，如果把我们都关进监狱，关进一个不能出来的地方，我一定比你晚发疯。我头脑里有很多活动可以做。我觉得我在意的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出一个好一点的剧本。这个事情的意义很隐私，好像自己的某一个日记本的感觉，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