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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湖北省孔镇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将样本农民分为适龄参保群体和已受益群体，从农民群体分异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制度评价的内在机理。调查发现，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倾向正向评价，其中已受益群体更倾向正向评价新农保。回归结果显示，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异：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而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身体健康状况、居住方式、子女孝顺与否、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的认知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受益状况群体影响的方向是相反的。
关键词：农民；群体分异；新农保；制度评价；受益状况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121-08
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目前，新农保已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作为新农保制度的保障对象，农民对该制度的评价可以反映新农保实施的整体效果，同时，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高低也是影响该项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研究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新农保试点推行以后，学界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新农保试点起始阶段，主要是总结分析新农保试点的进展、成效及问题[1～2]，之后集中对新农保政策进行了探讨[3～4]，其中，研究者重点关注新农保的财政及筹资机制[5～7]。随着新农保的进一步推广，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8～9]。不仅仅是新农保政策本身，新农保在农村基层的推进[10]，以及农民/农户的参保意愿及行为也成为重要的实证研究方向[11～14]。遗憾的是对新农保制度农民/农户满意度或评价的研究却极少，肖云、刘培森[15]以及柳清瑞、闫琳琳[16]曾对新农保满意度进行研究，李放、黄阳涛[17]对新农保实施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但是，仅有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区分已享受养老金的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满意度或评价的差异。已享受养老金的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之间，无论是群体特征还是受益状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应该存在差异。因此，现有研究的缺憾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性。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孔镇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孔镇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中部
基于学术规范，本文对所涉及的乡镇名进行了技术处理。，辖35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全镇现有人口12.8万人，版图面积126.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万余亩，水面积21300亩。研究之所以选择孔镇，一是因为孔镇地处中部地区，是比较典型的内陆农村；二是因为孔镇所在的黄梅县是我国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早在2010年10月便开始推行新农保试点，课题组进行问卷调查之时，当地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已发放一年多，农民也已经较好地感受到了新农保的作用，因此可以较客观地评价新农保制度。本次调查从孔镇抽取了4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
2011年12月中旬，由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团队赴孔镇进行了为期3天的集中调查。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收回有效问卷373份，有效收回率为98.2%。根据研究设计，剔除具有缺失变量的问卷，剩余问卷343份。调查样本体现了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量转移后的村庄人口特征：从性别构成方面看，男性占39.4%，女性占60.6%；从年龄构成方面看，平均年龄为55.271岁，标准差为13.199岁；从文化程度方面看，未受过正式教育的占36.2%，小学的占31.8%，初中的占24.8%，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占7.3%；从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看，非常好的占42.3%，比较好的占27.4%，一般的占17.5%，比较差的占11.1%，非常差的占1.7%；从政治身份来看，党员的占9.3%，群众的占90.7%。
3.变量测定
（1）因变量。本文的自评因变量以“总体而言，您对本地新农保制度有何评价？”这个问题来度量，农民的回答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因为选择“很不好”的仅1人，所以这里将“不太好”和“很不好”进行合并，形成“不太好”项。
（2）自变量。考虑到农民的个体特征、收入状况、亲子关系、政策认知及参保情况均可能会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因此，本文选取了五个层次的13个自变量。所有变量的具体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发现，认为本地新农保制度非常好的样本占21.9%，认为比较好的占36.7%，两者共占58.6%，认为本地新农保制度一般的样本占35.6%，而认为不太好的仅占5.8%。应该说农民对本地新农保制度倾向于做出正向的评价。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本文利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1.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
模型1为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反映个体特征的5个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3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文化程度、政治身份变量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政治身份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影响表现在：相对于非党员，党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收入状况的2个变量中，收入来源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收入水平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和以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亲子关系的2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居住方式变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孝顺与否变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农民，子女孝顺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政策认知的3个变量除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的认知外，其他2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变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越了解新农保，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反映农民参保情况的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农民是否参保并不影响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
2.群体分异下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
在新农保推行时，处于16～59周岁的农民为适龄参保群体，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而年满60周岁的老人则无需缴费，可直接领取养老金，也即这一群体是直接受益群体。统计结果显示，处于适龄参保年龄（16～59周岁）阶段的样本与已享受新农保养老金（60周岁及以上）的样本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已享受新农保养老金的样本更倾向于正向评价新农保，60周岁及以上样本中认为新农保制度非常好的达31.3%，远高于16～59周岁样本的16.3%。为了更清晰地辨析适龄参保群体和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差异，本文将依据样本年龄分组进行条件分析，再将其他自变量引入模型，得到模型2和模型3。
（1）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模型2显示，当农民尚处于未受益状况时，也即处于适龄参保阶段时，在所有进入方程的变量中，显著影响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变量有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在模型1中显著的变量，在模型2中仍然显著的有年龄、政治身份、收入来源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4项，而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子女孝顺与否、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4个变量则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这4个变量的显著性在适龄参保群体中消失了。不过，在模型1中不显著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变量却在模型2中显著起来。
这些变化与适龄参保群体的群体特征相关。这一群体年龄相对较轻，并未开始享受新农保养老金，而需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养老保险费。因此，这一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便会随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对年轻的农民对养老问题的考虑较少，距离享受养老金的时间较长，所以对新农保制度的切身体会不深，对政策的持续性往往也比较怀疑；同时新农保本身的保障水平偏低，可以说是完全达不到年轻人的预期，所以年龄较小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会相对较低。而相反年龄较大的群体，距离享受养老金的时间较短，缴费的年限也并不长，受益预期的不确定性较低，因此对新农保有相对较高的评价。在适龄参保群体中，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对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有信心，从而可以在有生之年获益，所以对新农保评价越高。另外，农村中新政策的推行往往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往往首选党员干部成为执行政策的带头人，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中也仍然是这样。处于适龄参保阶段的党员群体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相对较多，对新农保的惠农特性认识比较清晰，又因为特殊的政治身份，所以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相对一般群众要高。
适龄参保群体中，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打工以及个体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的评价更高。处于适龄参保阶段的农民欲将来享受养老金，需要交纳养老保险费，以务农、打工以及个体经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收入来源比较稳定，支付新农保保险费的能力相对较高，所以相对于以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及子女供养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评价要高。同时，在适龄参保群体中，家庭收入越高，承担新农保保险费的能力越强，保险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低，对自己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越小，因此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属于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新农保的保障能力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即新农保仅仅是对当地贫困老年人口有一定的保障作用，第二个层次为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即新农保的保险待遇可以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21]。虽然适龄参保群体尚未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但是基于个人生活预期，一般并不认同新农保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但是却承认新农保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因此，如果适龄参保群体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较大，则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较高。
（2）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当农民处于已受益状况时，显著影响其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变量有：身体健康状况、居住方式、子女孝顺与否、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新农保养老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的认知、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与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在模型2中显著的年龄、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变量，在模型3中不再显著。这与已受益群体的群体特征关系紧密：已受益群体无论年龄大小、何种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是什么、收入水平如何都不需缴纳养老保险费，享受同等的基础养老金待遇，因此，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差异不明显。
已受益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共同的影响因素仅有身体健康状况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2个变量，但是身体健康状况影响的方向却是相反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反而越高。可能因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的老人对新农保的需求越急切，新农保对其的作用更像是“雪中送炭”，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可能对新农保有更高的期待。同时，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低层次保障能力的认可，同样影响了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 对于已受益群体，显然亲子关系方面的变量与其关系更加紧密，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劳动能力急剧下降，其养老已基本依靠家庭，最主要的是依靠子女的供养，因此，亲子关系对其养老质量影响巨大；而处于16～59周岁的农民一方面可能子女尚未成年，另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劳动能力尚强，需要子女供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亲子关系对其养老的影响相对较小。模型3显示，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老年人，与子女住一起的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老年人，子女孝顺的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在新农保起步阶段，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较少，仅能在较低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福利，老年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子女的供养。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养老金待遇对于亲子关系良好的老年人来说是“锦上添花”，然而对于亲子关系较差的老年人，子女供养的难度较大，所以更期待较多的外部供养，显然新农保的养老金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亲子关系较差的老年人对当前新农保制度的评价相对亲子关系较好的老年人要低。
在已受益群体中，政策认知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老年人对新农保的惠农特性有越清晰的认识，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与适龄参保群体不同的是，老年人不仅关注新农保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更关注新农保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差距变量显著负向影响了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即认为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差距越小的老年人，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这与60周岁及以上群体已处于养老阶段不无关系，新农保待遇水平关系到了其切身利益。与适龄参保群体大多尚没有对养老有切实感受不同，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关心新农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程度，他们对新农保有更高的利益诉求。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对湖北省孔镇343个有效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本文运用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倾向于正向评价，这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农保是认可和欢迎的，这是新农保能够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已受益群体相对于适龄参保群体更倾向正向评价新农保，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因为适龄参保群体是新农保参保缴费的主体，只有提高他们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才有利于保证新农保的参保率和基金筹集的可持续。
第二，总体来看，农民的个体特征、收入状况、亲子关系、政策认知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农民的年龄越大，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相对于非党员，党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和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农民，子女孝顺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农民越了解新农保，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农民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第三，影响16～59周岁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与影响年满60周岁已开始享受养老金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深刻体现了不同受益状况群体的特征。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个体特征和收入状况，政策认知中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的影响也显著。也即在适龄参保群体中，农民的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是中共党员、收入来源主要为务农、打工和个体经营、收入水平越高以及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亲子关系和政策认知，另外个体特征中身体健康状况变量的影响也显著，但是方向与对适龄参保群体的影响相反。也即在已受益群体中，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与子女一起居住、子女越孝顺、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越高、认为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越小、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基于研究结论，这里认为要提升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从而有利于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重视不同受益状况群体的特征。适龄参保群体是新农保参保缴费的主体，其对新农保制度较高的评价将对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应积极拓展这一群体的就业渠道，提高收入水平。已受益群体虽然已不再缴费，但是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会影响其子女及其他农民群体对新农保的判断，所以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应该建设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倡导孝文化，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加大对新农保制度的宣传力度，提升新农保制度在这一群体中的知晓度。最后，无论适龄参保群体还是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都受到新农保保障能力的影响，新农保不仅要具备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还应该具有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提高新农保的保障能力，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及政府缴费补贴标准，鼓励农民尽早参保并选择较高档次缴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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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群体分异；新农保；制度评价；受益状况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121-08
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目前，新农保已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作为新农保制度的保障对象，农民对该制度的评价可以反映新农保实施的整体效果，同时，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高低也是影响该项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研究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新农保试点推行以后，学界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新农保试点起始阶段，主要是总结分析新农保试点的进展、成效及问题[1～2]，之后集中对新农保政策进行了探讨[3～4]，其中，研究者重点关注新农保的财政及筹资机制[5～7]。随着新农保的进一步推广，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8～9]。不仅仅是新农保政策本身，新农保在农村基层的推进[10]，以及农民/农户的参保意愿及行为也成为重要的实证研究方向[11～14]。遗憾的是对新农保制度农民/农户满意度或评价的研究却极少，肖云、刘培森[15]以及柳清瑞、闫琳琳[16]曾对新农保满意度进行研究，李放、黄阳涛[17]对新农保实施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但是，仅有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区分已享受养老金的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满意度或评价的差异。已享受养老金的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之间，无论是群体特征还是受益状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应该存在差异。因此，现有研究的缺憾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性。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孔镇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孔镇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中部
基于学术规范，本文对所涉及的乡镇名进行了技术处理。，辖35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全镇现有人口12.8万人，版图面积126.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万余亩，水面积21300亩。研究之所以选择孔镇，一是因为孔镇地处中部地区，是比较典型的内陆农村；二是因为孔镇所在的黄梅县是我国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早在2010年10月便开始推行新农保试点，课题组进行问卷调查之时，当地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已发放一年多，农民也已经较好地感受到了新农保的作用，因此可以较客观地评价新农保制度。本次调查从孔镇抽取了4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
2011年12月中旬，由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团队赴孔镇进行了为期3天的集中调查。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收回有效问卷373份，有效收回率为98.2%。根据研究设计，剔除具有缺失变量的问卷，剩余问卷343份。调查样本体现了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量转移后的村庄人口特征：从性别构成方面看，男性占39.4%，女性占60.6%；从年龄构成方面看，平均年龄为55.271岁，标准差为13.199岁；从文化程度方面看，未受过正式教育的占36.2%，小学的占31.8%，初中的占24.8%，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占7.3%；从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看，非常好的占42.3%，比较好的占27.4%，一般的占17.5%，比较差的占11.1%，非常差的占1.7%；从政治身份来看，党员的占9.3%，群众的占90.7%。
3.变量测定
（1）因变量。本文的自评因变量以“总体而言，您对本地新农保制度有何评价？”这个问题来度量，农民的回答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因为选择“很不好”的仅1人，所以这里将“不太好”和“很不好”进行合并，形成“不太好”项。
（2）自变量。考虑到农民的个体特征、收入状况、亲子关系、政策认知及参保情况均可能会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因此，本文选取了五个层次的13个自变量。所有变量的具体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发现，认为本地新农保制度非常好的样本占21.9%，认为比较好的占36.7%，两者共占58.6%，认为本地新农保制度一般的样本占35.6%，而认为不太好的仅占5.8%。应该说农民对本地新农保制度倾向于做出正向的评价。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本文利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1.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
模型1为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反映个体特征的5个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3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文化程度、政治身份变量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政治身份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影响表现在：相对于非党员，党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收入状况的2个变量中，收入来源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收入水平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和以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亲子关系的2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居住方式变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孝顺与否变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农民，子女孝顺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
反映政策认知的3个变量除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的认知外，其他2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变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越了解新农保，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制度评价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反映农民参保情况的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农民是否参保并不影响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
2.群体分异下影响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
在新农保推行时，处于16～59周岁的农民为适龄参保群体，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而年满60周岁的老人则无需缴费，可直接领取养老金，也即这一群体是直接受益群体。统计结果显示，处于适龄参保年龄（16～59周岁）阶段的样本与已享受新农保养老金（60周岁及以上）的样本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已享受新农保养老金的样本更倾向于正向评价新农保，60周岁及以上样本中认为新农保制度非常好的达31.3%，远高于16～59周岁样本的16.3%。为了更清晰地辨析适龄参保群体和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差异，本文将依据样本年龄分组进行条件分析，再将其他自变量引入模型，得到模型2和模型3。
（1）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模型2显示，当农民尚处于未受益状况时，也即处于适龄参保阶段时，在所有进入方程的变量中，显著影响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变量有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在模型1中显著的变量，在模型2中仍然显著的有年龄、政治身份、收入来源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4项，而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子女孝顺与否、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4个变量则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这4个变量的显著性在适龄参保群体中消失了。不过，在模型1中不显著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变量却在模型2中显著起来。
这些变化与适龄参保群体的群体特征相关。这一群体年龄相对较轻，并未开始享受新农保养老金，而需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养老保险费。因此，这一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便会随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对年轻的农民对养老问题的考虑较少，距离享受养老金的时间较长，所以对新农保制度的切身体会不深，对政策的持续性往往也比较怀疑；同时新农保本身的保障水平偏低，可以说是完全达不到年轻人的预期，所以年龄较小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会相对较低。而相反年龄较大的群体，距离享受养老金的时间较短，缴费的年限也并不长，受益预期的不确定性较低，因此对新农保有相对较高的评价。在适龄参保群体中，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对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有信心，从而可以在有生之年获益，所以对新农保评价越高。另外，农村中新政策的推行往往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往往首选党员干部成为执行政策的带头人，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中也仍然是这样。处于适龄参保阶段的党员群体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相对较多，对新农保的惠农特性认识比较清晰，又因为特殊的政治身份，所以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相对一般群众要高。
适龄参保群体中，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打工以及个体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的评价更高。处于适龄参保阶段的农民欲将来享受养老金，需要交纳养老保险费，以务农、打工以及个体经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收入来源比较稳定，支付新农保保险费的能力相对较高，所以相对于以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及子女供养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评价要高。同时，在适龄参保群体中，家庭收入越高，承担新农保保险费的能力越强，保险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低，对自己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越小，因此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属于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新农保的保障能力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即新农保仅仅是对当地贫困老年人口有一定的保障作用，第二个层次为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即新农保的保险待遇可以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21]。虽然适龄参保群体尚未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但是基于个人生活预期，一般并不认同新农保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但是却承认新农保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因此，如果适龄参保群体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较大，则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较高。
（2）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分析。当农民处于已受益状况时，显著影响其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变量有：身体健康状况、居住方式、子女孝顺与否、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新农保养老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的认知、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与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在模型2中显著的年龄、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变量，在模型3中不再显著。这与已受益群体的群体特征关系紧密：已受益群体无论年龄大小、何种政治身份、收入来源是什么、收入水平如何都不需缴纳养老保险费，享受同等的基础养老金待遇，因此，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差异不明显。
已受益群体与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共同的影响因素仅有身体健康状况和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2个变量，但是身体健康状况影响的方向却是相反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反而越高。可能因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的老人对新农保的需求越急切，新农保对其的作用更像是“雪中送炭”，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可能对新农保有更高的期待。同时，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低层次保障能力的认可，同样影响了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 对于已受益群体，显然亲子关系方面的变量与其关系更加紧密，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劳动能力急剧下降，其养老已基本依靠家庭，最主要的是依靠子女的供养，因此，亲子关系对其养老质量影响巨大；而处于16～59周岁的农民一方面可能子女尚未成年，另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劳动能力尚强，需要子女供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亲子关系对其养老的影响相对较小。模型3显示，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老年人，与子女住一起的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老年人，子女孝顺的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在新农保起步阶段，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较少，仅能在较低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福利，老年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子女的供养。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养老金待遇对于亲子关系良好的老年人来说是“锦上添花”，然而对于亲子关系较差的老年人，子女供养的难度较大，所以更期待较多的外部供养，显然新农保的养老金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亲子关系较差的老年人对当前新农保制度的评价相对亲子关系较好的老年人要低。
在已受益群体中，政策认知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老年人对新农保的惠农特性有越清晰的认识，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与适龄参保群体不同的是，老年人不仅关注新农保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更关注新农保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差距变量显著负向影响了老年人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即认为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差距越小的老年人，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这与60周岁及以上群体已处于养老阶段不无关系，新农保待遇水平关系到了其切身利益。与适龄参保群体大多尚没有对养老有切实感受不同，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关心新农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程度，他们对新农保有更高的利益诉求。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对湖北省孔镇343个有效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本文运用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倾向于正向评价，这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农保是认可和欢迎的，这是新农保能够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已受益群体相对于适龄参保群体更倾向正向评价新农保，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因为适龄参保群体是新农保参保缴费的主体，只有提高他们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才有利于保证新农保的参保率和基金筹集的可持续。
第二，总体来看，农民的个体特征、收入状况、亲子关系、政策认知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农民的年龄越大，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也越高；相对于非党员，党员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社会救济、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其他收入来源，以务农和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未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与子女住一起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相对于子女不孝顺的农民，子女孝顺的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更高；农民越了解新农保，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农民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第三，影响16～59周岁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与影响年满60周岁已开始享受养老金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深刻体现了不同受益状况群体的特征。影响适龄参保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个体特征和收入状况，政策认知中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作用的认知变量的影响也显著。也即在适龄参保群体中，农民的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是中共党员、收入来源主要为务农、打工和个体经营、收入水平越高以及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影响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亲子关系和政策认知，另外个体特征中身体健康状况变量的影响也显著，但是方向与对适龄参保群体的影响相反。也即在已受益群体中，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与子女一起居住、子女越孝顺、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越高、认为新农保待遇与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差距越小、认为新农保在改善贫困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作用越大，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越高。
基于研究结论，这里认为要提升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从而有利于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重视不同受益状况群体的特征。适龄参保群体是新农保参保缴费的主体，其对新农保制度较高的评价将对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应积极拓展这一群体的就业渠道，提高收入水平。已受益群体虽然已不再缴费，但是其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会影响其子女及其他农民群体对新农保的判断，所以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应该建设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倡导孝文化，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加大对新农保制度的宣传力度，提升新农保制度在这一群体中的知晓度。最后，无论适龄参保群体还是已受益群体对新农保制度的评价都受到新农保保障能力的影响，新农保不仅要具备较低层次的保障能力，还应该具有较高层次的保障能力，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提高新农保的保障能力，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及政府缴费补贴标准，鼓励农民尽早参保并选择较高档次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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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