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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曹乃谦的代表作，因其对20世纪雁北农村极端严酷的苦难生活进行了原生态的描述而招致非议。但长期以来，小说中灰色幽默的叙述语调却多为论者所忽视，而这种幽默不仅体现着作家独特的创作追求，更使作品呈现出丰厚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曹乃谦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灰色幽默 苦难叙事
自从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钦点”、称之为“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后，曹乃谦，这个只读到高一的“乡巴佬”就不断面临著媒体和批评界的追捧及质疑。这些声音大多集中于他的代表作、由二十九部短篇和一部中篇集结成的“片段式”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1}上，讲述了山西一个叫温家窑的极端贫困、闭塞的村子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故事。赞赏者认为他写出了原生态的雁北农民“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字里行间充盈着“莜面味儿”{2}；批评者则直指其作品满是对愚昧、贫穷、性欲等世纪母题的猎奇式审丑叙述，遵守着自我他者化的“诺贝尔叙事契约”{3}。本文认为，无论赞誉还是批评，都大多忽视了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色：幽默。
诚然，《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基调是沉重的，其中的“风景”不乏荒谬甚至病态，但曹乃谦并未对其作荒诞处理，他始终冷静地面对现实，而有幽默不时闪现在客观冷峻的叙述中，与人物严酷的生存境遇常常构成一种反讽或张力；亦给予读者多样的阅读感受与强烈冲击。毫无疑问，幽默，作为曹乃谦创作个性尚不稳定但仍属明晰的一个方面，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种幽默与我们习见的幽默却有区别，本文试图梳理并为之定性。
一、灰色幽默：独特的叙述语调
我们可以首先从作品中常出现的几个意象来把握曹乃谦式的幽默。红裤带在几篇小说中都是重要线索。《下夜》中，狗子看防旱渠的任务之一是防止村人把插在渠坝上的十面红旗偷回家。因为红旗是绸子的，能做结婚的盖窝，能做死人的装裹老寿衣和苫面单，但就是不能做红裤带；“滑巴溜球的，系不牢裤子，闹不好就在你最不想把裤子掉下来的时候，就给掉下来。让你大大的给出个洋相才算”。在介绍了作为公家意志象征的红旗在结婚和丧事、即生与死的变形应用中，叙述者又一本正经地分析红旗为什么不能做裤带，在谐趣的笔墨中，温家窑物质的匮乏可见一斑。而在《老银银》中，红裤带又有了新的作用：上吊的绳子。红色包含的热烈、喜庆、狂欢等意指已经与自杀的黑暗、阴冷、绝望等情绪背道而驰，叙述者还要借老银银之口郑重说明：“用红布裤带上吊最好不过，又吉利又不勒得脖子疼”，最终自杀未遂的老银银醒来后首先不是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而是心疼断成两截的裤带。如他上吊前，为了防止把新裤子弄脏而耐心将鞋子拍打干净，这正是贫苦一生的老农民的所思所想，貌似荒诞，读来心酸。
再如长在村子西沟的那棵歪脖子树，几乎贯穿整部小说始终。温家窑人把拥有这棵树当成福气，是可以拿着铁锹拐杖拼命护卫的宝贝。这棵树为何如此重要呢？——它是用来上吊的绝佳选择。它如一面引魂幡，时不时要把村人引几个去，“伸出歪脖子望人，伸出胳膊向人招手，叫你快些些来”，然而在温家窑人眼中，它是善解人意有求必应的忠实伙伴。当苦难的力量有时超过了村人们那本已相当强大的承受能力时，他们就会向歪脖子树寻求解脱。老银银上吊前就一遍遍感叹着：“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已经给祖祖辈辈的先人们帮过不少的忙，眼下还冷不丁儿地派上个用场。就连外村的人也都眼红这棵树”。《玉茭》中也写道：“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过跳井这种做法，要死都是进西沟”——这是绞刑架下的幽默，其中分明存在一个声音：到底是多么深重的苦难能让温家窑人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真理亦失去信念，对一棵树抱着如此美好的幻想，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奔向这副绞架呢？显然，轻快的调侃实际上是作家对温家窑人所受苦难之深的愤怒质询。
作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贫寒生活的写真，《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不乏对种种陈规陋习的刻画，比如换亲与冥婚。换亲曾是中国农村一种普遍的经济嫁娶方式：你家的女儿嫁我家的儿子，我家的女儿做你家的媳妇。小说《亲家》开篇所讲述的“换亲”却更令人惊异。亲家少要一千块钱将养女嫁给黑蛋的儿子，条件是黑蛋的妻子每年要给自己当一个月的老婆。这亲家当然也是独身的，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沉重的交换在双方看来却公平合理，皆大欢喜。黑蛋和亲家喝着酒说“下个月你还把她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一笔幽默点染了氛围，但“借不出毛驴”中包含的贫困辛酸却实实在在。与此相对，“冥婚”在温家窑人眼中也不是阴森、恐怖的代名词，而真正是一件“大好事”。被家人活埋的玉茭，在一个大吉大庆的日子，“娶”了花三百块钱买下鬼妻。鬼妻半年前因抗婚自杀在温家窑的歪脖子树上，“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愤，说你们村人为啥来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这还不够，小说又写道：“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这几笔苦涩的幽默将整个故事的荒诞意味推向极致，温家窑人荒谬而真实的生存观念随之沉重地坠在纸上。
狗子这个人物在书中出现频率很高，村人对他的评价是“担大粪不偷着吃，是个好牲口”。《狗子》中，这个已将受苦作为本能的农民面对雹灾，几乎条件反射般冲进鸡蛋大小的冰雹中救护土坯，骂着自己“日你妈狗子，你不把土坯苫好你就不是个好牲口”。于是，在脑袋被砸得尽是疙瘩的狗子眼中，很久后赶来的公社人就像是“长着手的蘑菇”，“当中的一个蘑菇摔倒了，骨碌两个滚儿后想爬起来，可是紧接住又给摔倒了”——丰富的想象中全然没有明朗，而渗进了苦涩甚至残忍的色调。事后来采访的人期待狗子讲述自己不顾个人安危护卫公家财产之类的宏大话语，而耿直的狗子不断纠正那天的冰雹并没有碗大，自己也不知道土坯是“公家的还是母家的”，最后干脆回忆起年轻时的“光辉事迹”：“年轻时候给皇军盖炮楼，可比这能受呢。皇军每回都夸我幺西幺西大大的。”几句话就将一个本来可能出现的英雄主义叙事消解掉了。不难发现，作者分明于幽默中包含了对人性被异化了的农民的怜悯。 以上所举数例基本可以代表曹乃谦式幽默的风格。显然，在其中我们看不见传统幽默时常流露出的乐观的情绪、优越的态度、智慧的机趣，反而具有一种沉重感和悲剧感，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蔚为大观的黑色幽默极为相近。但细加品读，会发现这种幽默与黑色幽默也保持着距离。例如，同样描写恐怖与惨烈的事物，黑色幽默常常对其作欣赏式的玩味，如描写自杀者坠楼后血肉模糊的尸体的著名譬喻：“像只装满草莓冰激凌的毛呢口袋”（《第二十二条军规》）；曹乃谦写自杀者：“羊娃吊在沟口的那棵歪脖子树上，迎风晃，像面旗”（《天日》）；又是这样写为心爱姑娘卖血的愣二：“胳膊弯里有一个黑红色的血痂，好像是落着的一只苍蝇”（《愣二、愣二》）。似乎漫不经心，但轻飘的比喻（旗、苍蝇）中负载的是沉重的现实：羊娃只为见一眼女孩儿的天日而上吊，爱而不得的愣二亦从此疯癫。作者显然无意玩笑，“轻”与“重”构成的张力已将幽默带来的意趣完全冲淡。
该如何为这种幽默定性呢？笔者认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幽默不仅是曹乃谦采取的叙事策略，更是作家主体心灵的一种外化，包含了他对笔下人物及其生存境遇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曹乃谦非常明白温家窑世界的沉重与荒诞，而那些动物性挣扎的人们时时都在不自觉地受罪。面对这种代复一代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命运，他不由自主地采取了与笔下人物同样的态度，试图以“笑”（幽默）去稀释沉重与荒诞，小说自然就染上了类似黑色幽默的现代主义特质，但是，就个人经验而言，少年的乡村生活记忆和“文革”后期的插队经历使他充满着对那片黄土地的热恋与倾心，对那儿的人们的思情和苦念。他做不到与笔下对象保持情感距离的完全间隔，做不到对那里的悲惨人事发出黑色幽默“局外人”式的嘲讽和玩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对理性的肯定、对未来的希望也使其幽默与以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立身的黑色幽默保持了距离。尽管“无可奈何”，却并没有后者那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完全否定、悲观和绝望；换言之，曹乃谦的幽默并没有那么“黑”，可姑且称之为“灰色幽默”，是介于传统的幽默与现代主义的幽默，即亮色幽默与黑色幽默之间的一种幽默语调。需要指出的是，“灰色”一词在这里仅用以指称“亮色”到“黑色”之间的色调浓度，并无我们习惯语境中的否定批判定性。{4}
二、灰色幽默语调下的“后文革时代”
表面看来，温家窑世界是平静的，平静中内蕴着深不见底的、属于乡土中国的中世纪式的黑暗。就像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慨叹：“人活着就是个这”（颇似黑色幽默名作《五号屠场》中不断重复的那句“就这么回事”）——人生的坚韧、无奈，一种不可抗争、顺其自然的生存观念尽在其中。面对这种麻木的生存状态，曹乃谦在对温家窑人“哀其不幸”的同时，也不忘为他们辩护：“实际上他们都很勤劳，穷也怨不得他们，只是因为大的环境，而使得他们劳而‘不’获。”这里，曹乃谦想强调“环境”对温家窑人生命的禁锢，故而他以灰色幽默的语调，对特定历史時期的“大环境”做了深层揭示。
小说中的故事大多发生于1973—1974年。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从1949年后一直不断高涨的革命呼声出现回落，各种极“左”运动因为失去了方向与更为深刻的内容亦开始走向低潮，简言之，“‘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开始从崇高走向世俗，从大雅走向了大俗”{5}，形而上的幻梦逐渐破灭了，当权者们心中种种形而下的欲念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在这样一个“后文革时代”，温家窑人的生存环境并未有多少改善，而是面临着愈加严酷的倾轧。除了小说中那个极少出现却始终如阴影般缠绕在人们心上的老头儿（封建传统力量的代表）外，温家窑人无时无刻不活在对“群专”和尤其是对会计的恐惧中，而这二者都是“大环境”的获利者。
温家窑三十户人家两百口人，时时身受那个“狗日的会计”的统治与剥削。不仅因为会计掌握着村中的财政大权，更因为“亲戚是公社的”，换句话说，会计无恶不作的流氓性来自政治权力的纵容。所以，会计从来不需像村中大批光棍儿们为性欲苦苦煎熬，一村女人都尽他享用，“就像黑女的大公鸡，一村的母鸡都归它，它可以任意挑着去匝蛋”。手电筒，村中唯一一个近代化的事物，是会计用来威慑村民的法宝，人们觉得那是“毒日头般的白光”，“能把树砍断，能把墙扫倒，能把地劈开”，夸张的描写将村民们的生存恐惧渲染得淋漓尽致。而狗子的结局（《狗子、狗子》）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在长期的奴役之下人的精神会被抽空到何种程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狗子拥有的松木棺材不仅令全村人艳羡，更引起了会计的觊觎。狗子最终采取了极端方式捍卫他卑微的幸福。他把自己活活饿死在棺材中，“那死人迎天躺在莜麦粒玉茭颗高粱颗上，嘴张得大大的，像是在诉说像是在嬉笑像是在啼哭，又像是在呼喊”。而在此之前，小说以一系列精彩的笔墨写出了狗子对棺材近乎可笑的爱，如管它叫“大洋箱”，把对农民来说最为珍贵的财产——粮食都存放其中，夜半睡醒还要去拍打出“美妙的声音”，生怕自己眼花了看错了……而这些描写越是幽默，狗子的死便显得愈发惨烈，会计（权力）的恶也愈加令人发指。
曹乃谦还非常善于运用逻辑的悖论来揭露时代环境的荒谬。如《看田》开篇：“公社革委传下令，要各大队组织人马护秋，为的是对付吃了一夏天救济粮的饥民。救济粮是上头发的，每人每天八两整颗子，吃是吃不饱可饿也饿不死。”以饥民对付饥民，以人民名义成立的革委会实际上却实施着对人民的压榨，农民正在这种怪诞的逻辑中饱受煎熬。《玉茭》里，面对处于食色双重荒芜的村民，下乡干部老赵宣传着“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要解放台湾，把那儿的社员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让他们也过过我们这样的好生活”。而台下过着“好生活”的玉茭此时心想：“台湾的社员群众真可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可怜。”话语中的荒谬令人忍俊不禁，但权力对事实的扭曲、对人精神的奴役却触目惊心。而对利用权力猎取女性身体的老赵，作者的态度当然是否定的，他安排柱柱一家出村工作不过是为自己对柱柱妻子的侵占铺平道路。偷窥柱柱妻子洗澡的“西洋景儿”、欢喜火爆的笑声更是将此人的庸俗、无耻展现得一览无遗。但小说更多时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断肯定着：“老赵真是个好心眼儿的人”，“老赵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也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这件大好事全凭人家下乡干部老赵给办的……老赵狗日的真是个好人人，真他妈的有天地良心。”貌似轻快的肯定中蕴含着普通人为生存所迫向权力匍匐的深重泪水。在这种调侃中，曹乃谦对种种歌颂“文革”时期清正廉洁的声音完成了绝妙的反讽，现实中那些为“文革”正确不断辩护的言论显得如此荒诞不经。
关键词：曹乃谦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灰色幽默 苦难叙事
自从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钦点”、称之为“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后，曹乃谦，这个只读到高一的“乡巴佬”就不断面临著媒体和批评界的追捧及质疑。这些声音大多集中于他的代表作、由二十九部短篇和一部中篇集结成的“片段式”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1}上，讲述了山西一个叫温家窑的极端贫困、闭塞的村子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故事。赞赏者认为他写出了原生态的雁北农民“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字里行间充盈着“莜面味儿”{2}；批评者则直指其作品满是对愚昧、贫穷、性欲等世纪母题的猎奇式审丑叙述，遵守着自我他者化的“诺贝尔叙事契约”{3}。本文认为，无论赞誉还是批评，都大多忽视了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色：幽默。
诚然，《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基调是沉重的，其中的“风景”不乏荒谬甚至病态，但曹乃谦并未对其作荒诞处理，他始终冷静地面对现实，而有幽默不时闪现在客观冷峻的叙述中，与人物严酷的生存境遇常常构成一种反讽或张力；亦给予读者多样的阅读感受与强烈冲击。毫无疑问，幽默，作为曹乃谦创作个性尚不稳定但仍属明晰的一个方面，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种幽默与我们习见的幽默却有区别，本文试图梳理并为之定性。
一、灰色幽默：独特的叙述语调
我们可以首先从作品中常出现的几个意象来把握曹乃谦式的幽默。红裤带在几篇小说中都是重要线索。《下夜》中，狗子看防旱渠的任务之一是防止村人把插在渠坝上的十面红旗偷回家。因为红旗是绸子的，能做结婚的盖窝，能做死人的装裹老寿衣和苫面单，但就是不能做红裤带；“滑巴溜球的，系不牢裤子，闹不好就在你最不想把裤子掉下来的时候，就给掉下来。让你大大的给出个洋相才算”。在介绍了作为公家意志象征的红旗在结婚和丧事、即生与死的变形应用中，叙述者又一本正经地分析红旗为什么不能做裤带，在谐趣的笔墨中，温家窑物质的匮乏可见一斑。而在《老银银》中，红裤带又有了新的作用：上吊的绳子。红色包含的热烈、喜庆、狂欢等意指已经与自杀的黑暗、阴冷、绝望等情绪背道而驰，叙述者还要借老银银之口郑重说明：“用红布裤带上吊最好不过，又吉利又不勒得脖子疼”，最终自杀未遂的老银银醒来后首先不是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而是心疼断成两截的裤带。如他上吊前，为了防止把新裤子弄脏而耐心将鞋子拍打干净，这正是贫苦一生的老农民的所思所想，貌似荒诞，读来心酸。
再如长在村子西沟的那棵歪脖子树，几乎贯穿整部小说始终。温家窑人把拥有这棵树当成福气，是可以拿着铁锹拐杖拼命护卫的宝贝。这棵树为何如此重要呢？——它是用来上吊的绝佳选择。它如一面引魂幡，时不时要把村人引几个去，“伸出歪脖子望人，伸出胳膊向人招手，叫你快些些来”，然而在温家窑人眼中，它是善解人意有求必应的忠实伙伴。当苦难的力量有时超过了村人们那本已相当强大的承受能力时，他们就会向歪脖子树寻求解脱。老银银上吊前就一遍遍感叹着：“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已经给祖祖辈辈的先人们帮过不少的忙，眼下还冷不丁儿地派上个用场。就连外村的人也都眼红这棵树”。《玉茭》中也写道：“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过跳井这种做法，要死都是进西沟”——这是绞刑架下的幽默，其中分明存在一个声音：到底是多么深重的苦难能让温家窑人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真理亦失去信念，对一棵树抱着如此美好的幻想，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奔向这副绞架呢？显然，轻快的调侃实际上是作家对温家窑人所受苦难之深的愤怒质询。
作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贫寒生活的写真，《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不乏对种种陈规陋习的刻画，比如换亲与冥婚。换亲曾是中国农村一种普遍的经济嫁娶方式：你家的女儿嫁我家的儿子，我家的女儿做你家的媳妇。小说《亲家》开篇所讲述的“换亲”却更令人惊异。亲家少要一千块钱将养女嫁给黑蛋的儿子，条件是黑蛋的妻子每年要给自己当一个月的老婆。这亲家当然也是独身的，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沉重的交换在双方看来却公平合理，皆大欢喜。黑蛋和亲家喝着酒说“下个月你还把她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一笔幽默点染了氛围，但“借不出毛驴”中包含的贫困辛酸却实实在在。与此相对，“冥婚”在温家窑人眼中也不是阴森、恐怖的代名词，而真正是一件“大好事”。被家人活埋的玉茭，在一个大吉大庆的日子，“娶”了花三百块钱买下鬼妻。鬼妻半年前因抗婚自杀在温家窑的歪脖子树上，“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愤，说你们村人为啥来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这还不够，小说又写道：“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这几笔苦涩的幽默将整个故事的荒诞意味推向极致，温家窑人荒谬而真实的生存观念随之沉重地坠在纸上。
狗子这个人物在书中出现频率很高，村人对他的评价是“担大粪不偷着吃，是个好牲口”。《狗子》中，这个已将受苦作为本能的农民面对雹灾，几乎条件反射般冲进鸡蛋大小的冰雹中救护土坯，骂着自己“日你妈狗子，你不把土坯苫好你就不是个好牲口”。于是，在脑袋被砸得尽是疙瘩的狗子眼中，很久后赶来的公社人就像是“长着手的蘑菇”，“当中的一个蘑菇摔倒了，骨碌两个滚儿后想爬起来，可是紧接住又给摔倒了”——丰富的想象中全然没有明朗，而渗进了苦涩甚至残忍的色调。事后来采访的人期待狗子讲述自己不顾个人安危护卫公家财产之类的宏大话语，而耿直的狗子不断纠正那天的冰雹并没有碗大，自己也不知道土坯是“公家的还是母家的”，最后干脆回忆起年轻时的“光辉事迹”：“年轻时候给皇军盖炮楼，可比这能受呢。皇军每回都夸我幺西幺西大大的。”几句话就将一个本来可能出现的英雄主义叙事消解掉了。不难发现，作者分明于幽默中包含了对人性被异化了的农民的怜悯。 以上所举数例基本可以代表曹乃谦式幽默的风格。显然，在其中我们看不见传统幽默时常流露出的乐观的情绪、优越的态度、智慧的机趣，反而具有一种沉重感和悲剧感，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蔚为大观的黑色幽默极为相近。但细加品读，会发现这种幽默与黑色幽默也保持着距离。例如，同样描写恐怖与惨烈的事物，黑色幽默常常对其作欣赏式的玩味，如描写自杀者坠楼后血肉模糊的尸体的著名譬喻：“像只装满草莓冰激凌的毛呢口袋”（《第二十二条军规》）；曹乃谦写自杀者：“羊娃吊在沟口的那棵歪脖子树上，迎风晃，像面旗”（《天日》）；又是这样写为心爱姑娘卖血的愣二：“胳膊弯里有一个黑红色的血痂，好像是落着的一只苍蝇”（《愣二、愣二》）。似乎漫不经心，但轻飘的比喻（旗、苍蝇）中负载的是沉重的现实：羊娃只为见一眼女孩儿的天日而上吊，爱而不得的愣二亦从此疯癫。作者显然无意玩笑，“轻”与“重”构成的张力已将幽默带来的意趣完全冲淡。
该如何为这种幽默定性呢？笔者认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幽默不仅是曹乃谦采取的叙事策略，更是作家主体心灵的一种外化，包含了他对笔下人物及其生存境遇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曹乃谦非常明白温家窑世界的沉重与荒诞，而那些动物性挣扎的人们时时都在不自觉地受罪。面对这种代复一代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命运，他不由自主地采取了与笔下人物同样的态度，试图以“笑”（幽默）去稀释沉重与荒诞，小说自然就染上了类似黑色幽默的现代主义特质，但是，就个人经验而言，少年的乡村生活记忆和“文革”后期的插队经历使他充满着对那片黄土地的热恋与倾心，对那儿的人们的思情和苦念。他做不到与笔下对象保持情感距离的完全间隔，做不到对那里的悲惨人事发出黑色幽默“局外人”式的嘲讽和玩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对理性的肯定、对未来的希望也使其幽默与以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立身的黑色幽默保持了距离。尽管“无可奈何”，却并没有后者那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完全否定、悲观和绝望；换言之，曹乃谦的幽默并没有那么“黑”，可姑且称之为“灰色幽默”，是介于传统的幽默与现代主义的幽默，即亮色幽默与黑色幽默之间的一种幽默语调。需要指出的是，“灰色”一词在这里仅用以指称“亮色”到“黑色”之间的色调浓度，并无我们习惯语境中的否定批判定性。{4}
二、灰色幽默语调下的“后文革时代”
表面看来，温家窑世界是平静的，平静中内蕴着深不见底的、属于乡土中国的中世纪式的黑暗。就像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慨叹：“人活着就是个这”（颇似黑色幽默名作《五号屠场》中不断重复的那句“就这么回事”）——人生的坚韧、无奈，一种不可抗争、顺其自然的生存观念尽在其中。面对这种麻木的生存状态，曹乃谦在对温家窑人“哀其不幸”的同时，也不忘为他们辩护：“实际上他们都很勤劳，穷也怨不得他们，只是因为大的环境，而使得他们劳而‘不’获。”这里，曹乃谦想强调“环境”对温家窑人生命的禁锢，故而他以灰色幽默的语调，对特定历史時期的“大环境”做了深层揭示。
小说中的故事大多发生于1973—1974年。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从1949年后一直不断高涨的革命呼声出现回落，各种极“左”运动因为失去了方向与更为深刻的内容亦开始走向低潮，简言之，“‘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开始从崇高走向世俗，从大雅走向了大俗”{5}，形而上的幻梦逐渐破灭了，当权者们心中种种形而下的欲念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在这样一个“后文革时代”，温家窑人的生存环境并未有多少改善，而是面临着愈加严酷的倾轧。除了小说中那个极少出现却始终如阴影般缠绕在人们心上的老头儿（封建传统力量的代表）外，温家窑人无时无刻不活在对“群专”和尤其是对会计的恐惧中，而这二者都是“大环境”的获利者。
温家窑三十户人家两百口人，时时身受那个“狗日的会计”的统治与剥削。不仅因为会计掌握着村中的财政大权，更因为“亲戚是公社的”，换句话说，会计无恶不作的流氓性来自政治权力的纵容。所以，会计从来不需像村中大批光棍儿们为性欲苦苦煎熬，一村女人都尽他享用，“就像黑女的大公鸡，一村的母鸡都归它，它可以任意挑着去匝蛋”。手电筒，村中唯一一个近代化的事物，是会计用来威慑村民的法宝，人们觉得那是“毒日头般的白光”，“能把树砍断，能把墙扫倒，能把地劈开”，夸张的描写将村民们的生存恐惧渲染得淋漓尽致。而狗子的结局（《狗子、狗子》）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在长期的奴役之下人的精神会被抽空到何种程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狗子拥有的松木棺材不仅令全村人艳羡，更引起了会计的觊觎。狗子最终采取了极端方式捍卫他卑微的幸福。他把自己活活饿死在棺材中，“那死人迎天躺在莜麦粒玉茭颗高粱颗上，嘴张得大大的，像是在诉说像是在嬉笑像是在啼哭，又像是在呼喊”。而在此之前，小说以一系列精彩的笔墨写出了狗子对棺材近乎可笑的爱，如管它叫“大洋箱”，把对农民来说最为珍贵的财产——粮食都存放其中，夜半睡醒还要去拍打出“美妙的声音”，生怕自己眼花了看错了……而这些描写越是幽默，狗子的死便显得愈发惨烈，会计（权力）的恶也愈加令人发指。
曹乃谦还非常善于运用逻辑的悖论来揭露时代环境的荒谬。如《看田》开篇：“公社革委传下令，要各大队组织人马护秋，为的是对付吃了一夏天救济粮的饥民。救济粮是上头发的，每人每天八两整颗子，吃是吃不饱可饿也饿不死。”以饥民对付饥民，以人民名义成立的革委会实际上却实施着对人民的压榨，农民正在这种怪诞的逻辑中饱受煎熬。《玉茭》里，面对处于食色双重荒芜的村民，下乡干部老赵宣传着“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要解放台湾，把那儿的社员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让他们也过过我们这样的好生活”。而台下过着“好生活”的玉茭此时心想：“台湾的社员群众真可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可怜。”话语中的荒谬令人忍俊不禁，但权力对事实的扭曲、对人精神的奴役却触目惊心。而对利用权力猎取女性身体的老赵，作者的态度当然是否定的，他安排柱柱一家出村工作不过是为自己对柱柱妻子的侵占铺平道路。偷窥柱柱妻子洗澡的“西洋景儿”、欢喜火爆的笑声更是将此人的庸俗、无耻展现得一览无遗。但小说更多时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断肯定着：“老赵真是个好心眼儿的人”，“老赵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也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这件大好事全凭人家下乡干部老赵给办的……老赵狗日的真是个好人人，真他妈的有天地良心。”貌似轻快的肯定中蕴含着普通人为生存所迫向权力匍匐的深重泪水。在这种调侃中，曹乃谦对种种歌颂“文革”时期清正廉洁的声音完成了绝妙的反讽，现实中那些为“文革”正确不断辩护的言论显得如此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