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其次，他俩都曾是我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官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懈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张国焘听后，冰冷袭击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