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而在某些特殊时刻，它甚至会成为左右国际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千多年前发生在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认为是“古典时代的大国争霸”，还留下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著名的话题。而在那场争霸当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公元前431年，古希腊各城邦之间发生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对战双方，一方是奉行君主寡头政體的斯巴达，另一方则是开创古典民主政体先河的雅典，双方都想在地中海称霸，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让这场战争在所难免。
　　 在战争之初，雅典人是颇有信心的，雅典的决策者伯里克利认为，斯巴达虽然人多势众，可以凭借陆军获得一定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雅典繁荣的经济将逐渐扳回劣势，更何况雅典还能通过对斯巴达的禁运扼杀其经济。然而，在战争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改变了战争的走势，根据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说法，当时人们认为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顺着雅典经营的繁荣的地中海贸易圈一路传到了雅典。修昔底德作为目击者，描述当时雅典的内部犹如炼狱一般恐怖：“人们像苍蝇一样死亡，垂死者的身体堆积起来，塞满了街道，还有一口气的人在地上爬行，他们只想凑到泉水边喝一口水……”
　　 起初，雅典人认为这场瘟疫是斯巴达人搞的鬼，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防范的方向。紧接着，由于雅典繁盛的商业活动，瘟疫开始传遍了雅典城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在雅典崇尚自由的政体下，没有力量能够约束那些症状轻微者继续活动，疫情的扩散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在汹涌的疫情之下，社会也开始失控，民众的富裕和活泼原本是雅典优于斯巴达之处，但看到瘟疫的惨状，雅典公民们自觉生机渺茫，于是开始大把挥霍金钱，参与大型宴会，醉生梦死。
　　 此时，雅典城内的主和派开始发难，称瘟疫的流行是因为伯里克利等主战派触怒了神明。这种说法本来不过是政客为了打击对手的说辞，但在大战和瘟疫同时临头的关键时刻，雅典军队的士气因此遭遇了沉重的打击。更不巧的是，恰在此时，伯里克利也染疫死去，主战派顿时群龙无首，主和派趁机掌权，最终输掉了对斯巴达的战争。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不仅输给了斯巴达，也输给了瘟疫，这一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是尤为深刻的，它在提醒人们，任何一项制度的好坏，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进行讨论。像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承平之时”显然比斯巴达显现出更多活力，即便在战争中，也有信心通过其雄厚的综合实力与斯巴达抗衡，但当一场瘟疫袭来，雅典的民主制显然将其最无能而低效的一面暴露给了世人。由于雅典的失败，西方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对其奉行的古典民主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反思。今天，在各国政府运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灾难时刻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选项，这其实正是这种反思的成果。
　　（摘自《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