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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思运是“60后”走出朦胧诗意象诗歌范式而确立口语诗歌范式的代表性诗人之一，赵思运对具自由意识的口语诗歌的探索和创作实践日渐成熟。叙述手法的凸显使得赵思运的诗歌在“抒情”功能方面下潜更深，文本的进一步精进和岁月的沉积都促进诗歌往深度里走，看似内敛，实在锋芒暗藏。赵思运的口语诗歌所彰显出的心灵史，勾画出—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肖像。
关键词：赵思运 先锋诗歌 口语诗歌
口语诗歌在中国的发生不是偶然现象，“60后”这代诗人中的先锋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诗歌生态中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开创和创作实践。诗人伊沙以数量和质量都惊人的上万首当代先锋诗作和对当代诗歌（尤其口语诗）理论的系统性创建，无可争议地成為口语诗的集大成者，评论界和诗人群在强大的事实面前被迫接受，而行走于口语诗大道的他的同龄诗人则被漠视和忽视，其中就有生于1967年、身在学院谋职的赵思运。诗歌生态环境并没有随时代的推进而有所进步，甚至有倒退的嫌疑。近来不少成名成家的老诗人名诗人冲到了大众的面前，本可以就毕其生积累之名望和有传播效应的话语权为现代先锋性诗歌的生态环境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应有的贡献，结果开口就大放厥词，让人哑然失笑。评论界的理论研究者落后于创作实践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口语诗歌面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研究视野和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美学思想和艺术能力的问题了。
本文展开的关于赵思运的研究，主要样本是赵思运的诗集《一本正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状况我基本略知一二，但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就所知甚少，那又怎么样呢？诗歌史不等于社会史，它由一首首具体的作品构成，百年之后，谁知道谁啊，但好诗歌留下。因此我反对脱离文本以“事件”和“活动”对诗歌史做出结论的研究。
1988年到1999年的十一年是赵思运的青年时期，收录其中的二十七首诗歌可以读出赵思运在本时期对当代诗歌的思考和探索，那也是中国真正有现代性的诗歌的发轫期。赵思运与那个时代的青年诗人一样，明显受到来自“朦胧诗”的影响。赵思运尤其受北岛的影响，比如在《一切》《结局》《先驱》《血色里》《丧失》等作品，“60后”这代诗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表现得尤为突出。青年诗人对时代大事件的反映是最灵敏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在传统抒情诗的书写方式上“批量”生长成那个时代的诗，你如果不这么写，在那个氛围里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先锋的。“60后”诗人良好的意象诗素养在赵思运的诗歌中同样不缺，比如《黑板及其反光》。英雄主义情结、理想主义者情怀、良好的意象诗素养这些元素在—个新的时代（口语诗时代）打开前赵思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当“新世纪诗典”从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拎”出一个被埋没得默默无闻的“60后”诗人的时候，我并不惊讶，他们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个非口语诗人会不会突然“自觉”转向于口语诗？我是不大相信的，正如一个缺乏先锋精神的人突然先锋了，这非常可疑，诗人又不是演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一上大学就遇到口语宗师，并膜拜学习，开始写诗的。非“自觉”的因素鼓励着非口语诗人的转向。作为前辈诗人的赵思运是自觉的口语诗人，有诗为证，他在1995年就写出了《观察一个人吃香蕉》这样的实验性口语诗，现录在此处：
一只生机勃勃的香蕉
送进一只口中
被咬下了一截
再往里进入
又被咬下一截
最后只剩下一截根部握在一只女孩手中
好像凋谢的花蕊
此时正是黄昏
愈来愈浓的阴影一截一截将女孩笼罩
好像一只剥光的香蕉被送入一只大口
却不知究竟被拿在谁的手中
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口语诗，结构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景物画，已经完全超出时代的审美。而稍后出现的《小学课堂上的一幕》则是前口语诗时代典型的口语诗，与伊沙名作《法拉奇如是说》具备同样充满反讽精神的解构效果。先锋诗人已经从个体生命感悟到传统抒情诗已经明显不能表达出狂飙突进的时代，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和新的形式正待完善和发扬光大。当主流诗歌形式对诗人的自由表达形成了明显的束缚和抑制时，有抱负的诗人就在创作实践中自觉选择了能穷尽生活百态的口语诗。更为有趣的是，这个阶段的赵思运与王有尾结成师生，王有尾现在已经成长为优秀的“70后”口语诗人。只有写口语诗的老师能与学生达成诗歌上的师生，其中的逻辑就是诗歌内在的自由精神的呼唤，口语诗歌的自由是从文本开始对人本的要求，人本的自由促进文本的革新。
从2000年到2010年新世纪前十年，泛抒情诗、知识分子翻译体新诗让读者越来越失去对诗歌的兴趣，这类诗歌在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纷繁杂乱的社会生活束手无策，网络兴起的“垃圾诗”“废话诗”以一次次博人眼球的网红策略拉低大众对当代诗歌的期待。口语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在伊沙身上悄然成熟，伊沙成为集口语诗大成的诗人。徐江和沈浩波在不同的向度上对口语诗的理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纷繁杂乱的社会生活，口语诗人“与时俱进”，从语言、文本、意识、审美、理论创建的革新，无疑是当代诗歌发展中成熟的文学变革活动。在伊沙、韩东、徐江、潘洗尘、侯马、君儿等“60后”为代表诗人，沈浩波、马非、朱剑、轩辕轼轲、黄海等“70后”为代表诗人，以及春树、西毒何殇、艾蒿、李异、李勋阳、韩敬源等日渐成熟的“80后”诗人的笔耕不辍的创作实践中，从文本到理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因恶劣的诗歌生态环境和审美意识不强的读者埋没了很多优秀的当代诗人！
赵思运就是“60后”诗人中默默无闻而被遮蔽的优秀口语诗人之一，他也是越来越被擦亮的一位。新世纪的前十年，赵思运的诗歌与年龄岁月的增长同步变化，厚实雄浑，锋芒毕露。很有意思，与“青春诗人”不同，很多诗人在青春期锋芒毕露，人到中年，瞬间油腻堕落;而这一阶段的赵思运逐渐露出诗中的锋芒，他是一个把诗歌青春延长型的诗人，我以为这样的诗人可信，其诗歌创作生命更为长久，耐力好。诗歌的形式从来都是一个美学意识问题，赵思运在这个阶段对更具自由意识的口语诗歌的探索和创作实践日渐成熟《新生报到》《赵老三的一生》《苹果爱上刀子》《花妮》《上帝的设计》《火车》《我一直相信乌鸦是白色的》等一系列成熟的口语诗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推动《新生报到》现场写实，对事实的叙述时，在时空恍惚中追忆承载无数人求学的沉重的教育问题;《赵老三的一生》把视觉放到了如今有关“农村光棍”的婚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上，悲怆之中底层生活难掩的艰辛溢出文字之间;《苹果爱上刀子》是诗人对自身微妙内心的揭示，准确地向心内挖掘的精微之感带着时代的投影，一首显露诗人自身实力的纯诗，刀锋一样明晃晃，可见赵思运在诗感上让人肃然起敬的艺术表现力;《花妮》昕叙述的事实接近于“五四”时代“问题小说”所表现的一面，强大的事实让人久久无语，而我们这个社会和其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口浸入肺部深处的细腻的烟尘呛得你无语泪先流;《上帝的设计》是灵感来袭时候的“机巧”之作，容易得初学诗者的青睐，也容易被评论者看低，这种诗歌在个人化写作的过程中发生得不会太多（我也曾写过《人流无痛》这样的机巧之作），而很多人是逮不住这不多的机会写成佳作，赵思运绝对不会放过这种灵感明晃晃来袭的时刻，微言大义，直击人心，哲理寓言意味一样都不缺;《火车》写的是一首“即时感”，坐火车被火车轰隆轰隆之声吵得灵魂不安的微小感让读者与之一道抓狂，这种感觉在高铁时代有了某种消散，写“消亡的事物”不正是诗歌存在的价值之一吗？《我一直相信乌鸦是白色的》突发一感，让人惊奇，诗歌里有知识分子的趣味，但同时呈现出的偏执更让人着迷。人到中年亮刀子，锋芒之中藏真气，这是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底色下的手艺。时代光怪陆离的现状让传统抒情诗无法消化，口语诗强大的胃口完成了与生活现实的匹配。可以说，谁在心灵纯度上写出了时代，谁就是获得未来的诗人。身在学院的赵思运教授用其烟火缭绕的口语诗做出了响亮的选择和回答！ 2011年以来，也就是诗歌的论坛时代（以南人主导创办的“诗江湖”为标志）结束，伊沙主导的“新世纪诗典”时代的开启。作为研究，可以把此“事件”当作“前口语诗时代”和“后口语诗时代”显著的分野。新的生长点在七年之间长成参天大树，七卷《新世纪诗典》（每卷365首），一卷《中国口语诗选作为成果走向读者，精致深邃、智性十足、妙趣天然，把病恹恹戴着镣铐的诗歌美学甩进历史的角落。对当代人生活事实的叙述、对存在现场的再现和建构、对诗歌形象的突出和凸显，以及用生活的口语（人话）立体智性地完成“事实的诗意”发掘，形成了有抱负的诗人普遍的共识。赵思运正是参与其间的重要的“60后”诗人，好诗人从来不会错过这样带“革命性”的变革活动。这一时期的赵思运，诗风渐变，多首佳作入选《新世纪诗典》，对诗歌的叙述日臻成熟。难道是“60后”诗人对苦难的感受比较强烈的缘故？赵思运的部分诗歌读得令人受刑般难受，比如《丽丽传》《阉，或去势》《孤独的牧羊人》《史太爷传》等。叙述在赵思运这一阶段的诗歌中展露得尤其充分，亦真亦幻，让更年轻的一代读者读得目瞪口呆。他常常为一小人物立传，揭刚刚长好的伤疤，以细致耐心的笔触写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击中读者的神经，带着一种难于言状的“压迫感”。借此我也对“60后”一代人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有一丝质疑，如果不能超越“苦难”的印记，这种情结和情怀就是一种多余的累赘。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化为镜的诗路在赵思运的诗歌中偶有出现，但与翻译体诗人不同，赵思运是带着自己独特的个人化发现，秉承了他在细节中发现诗意的艺术表现力。比如《行乞者》一诗，写“我”准备给友人以拉小提琴的乞丐为背景拍照，调整镜头的时候发现乞丐已经非常礼貌地躲进路边的树林，异国的事实构成了动人的诗意，现代感很足。行文至此，我也发现赵思运的诗歌在现代性上的欠缺。这不是赵思运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在文本的现代性上，很多口语诗人都不缺，但在人本的现代性上，中国诗人缺得还太多。本阶段，叙述手法的凸显使得赵思运的诗歌在“抒情”功能方面下潜更深，文本的进一步精进和岁月的沉积都促进诗歌往深度里走，看似内敛，实在锋芒暗藏，这也和赵思运个人的性格对位。
赵思运有一类诗歌读得你心惊肉跳，让你读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一个好诗人怎么没有灵魂的挣扎？伊沙在他日渐推进的散文诗《羽翼》中写道：“每一首诗，都是对自由的追求，而你们只看到叛逆。”赵思运在编选《一本正经》的时候选用了他2010年的一首诗《证词》为序诗。这是对个人命运的一次次自我手术，发掘出对自由的渴望和近乎绝望的呐喊。在他的诗中，从自身成长的底层挑出了那些荒诞的、传奇的、神秘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一点一点挤出体内疼痛的结石。在挣扎中谋求个人灵魂的自由，同时把这种对底层苦痛的经验化为了“为生民立命”的艺术创造。比如《传奇》《命锁》《刘才》《小便》等。在《传奇》中，一种流传农村的说法铸就了一对夫妻和女儿莫名其妙的神秘耳聋，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事实存在，偶然巧合之间写出底层生活的质感;在《命锁》中，他山东老家的一种“迷信”巫术之类的行为，巧合出现在他父亲辞世的真实事件中，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诗中所抒之情显然超越了简单的父子之情而具有了普遍性;《刘才》一诗中写出底层人物人性之恶以及折射出的乡野间的愚昧，简直是光怪陆离现实的入骨刻画，揭示了底层人物让人作呕的价值观;《小便》中写出的物质贫乏年代，是孩童留下来的一生难于消弭的极度记忆。这一类带乡野史诗特征的诗歌让人有种欲哭无泪的痛，见证着野蛮时代和我们爬出来的母体特征;似乎有揭露阴暗面的嫌疑，而问题是我们就是这么经历的，由他的诗人天然使命写下来。在这些欲哭无泪的体验中，我们读出了赵思运为自由歌哭的灵魂挣扎。
在另一类诗歌里，赵思运反复写到“死亡的念头”，诸如《遗言》《遗书，2012年3月7日》《在死亡之后》《我的墓志铭》等。作为有抱负的诗人，任何时候轻言死亡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小诗人没有这种意识。以死抗争，不见得高级，中国漫长的苦难史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领会这种极端而粗暴的传统，诗人的痛苦说白了也是普通人的痛苦之一，并没有因此而显得与众不同或高人一等。我在赵思运的这类事中读到他特别的发现，《遗书，2012年3月7日》黾一种实验性质的文本，由十三位著名作家、名人遗书中的原句构成全诗，“我”退在背后，什么也没说，但又藏了很多话，作为实验性文本有新奇感。缺憾的是痕迹太重，知识分子趣味显浓。赵思运在诗中反复出现这类诗歌，那是生活打在身上的一道道鞭痕，触目惊心。诗人天然的来自于对自由的追求使得对不自由的极端反应异常强烈，也正因为有追求自由的意识和不屈的挣扎，才显出了诗歌存在的价值。
赵思运还有一類诗是对历史负责的抒写形成特有的价值。比如《丽丽传》《阉，或去势》。《丽丽传》以细致的笔触写披着兽皮的教师对一个女孩的性侵犯，那个蒙昧弱势女孩的遭遇让人愤怒冲天而又欲哭无泪，现实超越想象;《阉，或去势》以口语形态、知识分子大胆考证、诗家还原细节的笔法还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太监阉割时的细节和疼痛。这类诗歌比现实主义还现实的手法对社会形成了摄影实录的抒写，从社会文化意义的层面，可以导人深层的文化争论。对现实的再现和有限的“干预”，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负责的抒写，知识分子的脊梁在诗人赵思运这里显得尤为坚硬，这种抒写是有价值的，是对过往的折射和反思。
人本对自由的渴求与文本对自由体的追求在一个自觉的诗人身上应该是统一的，我在赵思运的诗中看到这种可贵的品质。《一本正经》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极具自由意识的口语诗，“60后”这代诗人面对口语诗的时候承载来自外部“不是诗”的指责压力要比“80后”“90后”一代重多了，这反而更能显出他们对先锋艺术矢志不渝的创举。我站在年轻读者的经验角度，也读出赵思运诗歌中的缺陷。就像“60后”电影导演老是拍不）现代爱情片一样，每一代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盲区。更大抱负的写作应该就是不断突破局限、扫除盲区的写作。
当代知识分子（尤其身在高校的知识分子）在“参与现实”的过程中，赵思运显得特立独行，一个人在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中“胆大包天”地悄悄写作，在奔向自由和通透的路上灵魂一直挣扎和生长，坚守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节操，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在不谈论理想的时代读赵思运的心灵史，我们向一个理想主义者表达诗歌的敬意。
关键词：赵思运 先锋诗歌 口语诗歌
口语诗歌在中国的发生不是偶然现象，“60后”这代诗人中的先锋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诗歌生态中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开创和创作实践。诗人伊沙以数量和质量都惊人的上万首当代先锋诗作和对当代诗歌（尤其口语诗）理论的系统性创建，无可争议地成為口语诗的集大成者，评论界和诗人群在强大的事实面前被迫接受，而行走于口语诗大道的他的同龄诗人则被漠视和忽视，其中就有生于1967年、身在学院谋职的赵思运。诗歌生态环境并没有随时代的推进而有所进步，甚至有倒退的嫌疑。近来不少成名成家的老诗人名诗人冲到了大众的面前，本可以就毕其生积累之名望和有传播效应的话语权为现代先锋性诗歌的生态环境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应有的贡献，结果开口就大放厥词，让人哑然失笑。评论界的理论研究者落后于创作实践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口语诗歌面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研究视野和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美学思想和艺术能力的问题了。
本文展开的关于赵思运的研究，主要样本是赵思运的诗集《一本正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状况我基本略知一二，但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就所知甚少，那又怎么样呢？诗歌史不等于社会史，它由一首首具体的作品构成，百年之后，谁知道谁啊，但好诗歌留下。因此我反对脱离文本以“事件”和“活动”对诗歌史做出结论的研究。
1988年到1999年的十一年是赵思运的青年时期，收录其中的二十七首诗歌可以读出赵思运在本时期对当代诗歌的思考和探索，那也是中国真正有现代性的诗歌的发轫期。赵思运与那个时代的青年诗人一样，明显受到来自“朦胧诗”的影响。赵思运尤其受北岛的影响，比如在《一切》《结局》《先驱》《血色里》《丧失》等作品，“60后”这代诗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表现得尤为突出。青年诗人对时代大事件的反映是最灵敏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在传统抒情诗的书写方式上“批量”生长成那个时代的诗，你如果不这么写，在那个氛围里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先锋的。“60后”诗人良好的意象诗素养在赵思运的诗歌中同样不缺，比如《黑板及其反光》。英雄主义情结、理想主义者情怀、良好的意象诗素养这些元素在—个新的时代（口语诗时代）打开前赵思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当“新世纪诗典”从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拎”出一个被埋没得默默无闻的“60后”诗人的时候，我并不惊讶，他们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个非口语诗人会不会突然“自觉”转向于口语诗？我是不大相信的，正如一个缺乏先锋精神的人突然先锋了，这非常可疑，诗人又不是演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一上大学就遇到口语宗师，并膜拜学习，开始写诗的。非“自觉”的因素鼓励着非口语诗人的转向。作为前辈诗人的赵思运是自觉的口语诗人，有诗为证，他在1995年就写出了《观察一个人吃香蕉》这样的实验性口语诗，现录在此处：
一只生机勃勃的香蕉
送进一只口中
被咬下了一截
再往里进入
又被咬下一截
最后只剩下一截根部握在一只女孩手中
好像凋谢的花蕊
此时正是黄昏
愈来愈浓的阴影一截一截将女孩笼罩
好像一只剥光的香蕉被送入一只大口
却不知究竟被拿在谁的手中
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口语诗，结构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景物画，已经完全超出时代的审美。而稍后出现的《小学课堂上的一幕》则是前口语诗时代典型的口语诗，与伊沙名作《法拉奇如是说》具备同样充满反讽精神的解构效果。先锋诗人已经从个体生命感悟到传统抒情诗已经明显不能表达出狂飙突进的时代，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和新的形式正待完善和发扬光大。当主流诗歌形式对诗人的自由表达形成了明显的束缚和抑制时，有抱负的诗人就在创作实践中自觉选择了能穷尽生活百态的口语诗。更为有趣的是，这个阶段的赵思运与王有尾结成师生，王有尾现在已经成长为优秀的“70后”口语诗人。只有写口语诗的老师能与学生达成诗歌上的师生，其中的逻辑就是诗歌内在的自由精神的呼唤，口语诗歌的自由是从文本开始对人本的要求，人本的自由促进文本的革新。
从2000年到2010年新世纪前十年，泛抒情诗、知识分子翻译体新诗让读者越来越失去对诗歌的兴趣，这类诗歌在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纷繁杂乱的社会生活束手无策，网络兴起的“垃圾诗”“废话诗”以一次次博人眼球的网红策略拉低大众对当代诗歌的期待。口语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在伊沙身上悄然成熟，伊沙成为集口语诗大成的诗人。徐江和沈浩波在不同的向度上对口语诗的理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纷繁杂乱的社会生活，口语诗人“与时俱进”，从语言、文本、意识、审美、理论创建的革新，无疑是当代诗歌发展中成熟的文学变革活动。在伊沙、韩东、徐江、潘洗尘、侯马、君儿等“60后”为代表诗人，沈浩波、马非、朱剑、轩辕轼轲、黄海等“70后”为代表诗人，以及春树、西毒何殇、艾蒿、李异、李勋阳、韩敬源等日渐成熟的“80后”诗人的笔耕不辍的创作实践中，从文本到理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因恶劣的诗歌生态环境和审美意识不强的读者埋没了很多优秀的当代诗人！
赵思运就是“60后”诗人中默默无闻而被遮蔽的优秀口语诗人之一，他也是越来越被擦亮的一位。新世纪的前十年，赵思运的诗歌与年龄岁月的增长同步变化，厚实雄浑，锋芒毕露。很有意思，与“青春诗人”不同，很多诗人在青春期锋芒毕露，人到中年，瞬间油腻堕落;而这一阶段的赵思运逐渐露出诗中的锋芒，他是一个把诗歌青春延长型的诗人，我以为这样的诗人可信，其诗歌创作生命更为长久，耐力好。诗歌的形式从来都是一个美学意识问题，赵思运在这个阶段对更具自由意识的口语诗歌的探索和创作实践日渐成熟《新生报到》《赵老三的一生》《苹果爱上刀子》《花妮》《上帝的设计》《火车》《我一直相信乌鸦是白色的》等一系列成熟的口语诗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推动《新生报到》现场写实，对事实的叙述时，在时空恍惚中追忆承载无数人求学的沉重的教育问题;《赵老三的一生》把视觉放到了如今有关“农村光棍”的婚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上，悲怆之中底层生活难掩的艰辛溢出文字之间;《苹果爱上刀子》是诗人对自身微妙内心的揭示，准确地向心内挖掘的精微之感带着时代的投影，一首显露诗人自身实力的纯诗，刀锋一样明晃晃，可见赵思运在诗感上让人肃然起敬的艺术表现力;《花妮》昕叙述的事实接近于“五四”时代“问题小说”所表现的一面，强大的事实让人久久无语，而我们这个社会和其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口浸入肺部深处的细腻的烟尘呛得你无语泪先流;《上帝的设计》是灵感来袭时候的“机巧”之作，容易得初学诗者的青睐，也容易被评论者看低，这种诗歌在个人化写作的过程中发生得不会太多（我也曾写过《人流无痛》这样的机巧之作），而很多人是逮不住这不多的机会写成佳作，赵思运绝对不会放过这种灵感明晃晃来袭的时刻，微言大义，直击人心，哲理寓言意味一样都不缺;《火车》写的是一首“即时感”，坐火车被火车轰隆轰隆之声吵得灵魂不安的微小感让读者与之一道抓狂，这种感觉在高铁时代有了某种消散，写“消亡的事物”不正是诗歌存在的价值之一吗？《我一直相信乌鸦是白色的》突发一感，让人惊奇，诗歌里有知识分子的趣味，但同时呈现出的偏执更让人着迷。人到中年亮刀子，锋芒之中藏真气，这是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底色下的手艺。时代光怪陆离的现状让传统抒情诗无法消化，口语诗强大的胃口完成了与生活现实的匹配。可以说，谁在心灵纯度上写出了时代，谁就是获得未来的诗人。身在学院的赵思运教授用其烟火缭绕的口语诗做出了响亮的选择和回答！ 2011年以来，也就是诗歌的论坛时代（以南人主导创办的“诗江湖”为标志）结束，伊沙主导的“新世纪诗典”时代的开启。作为研究，可以把此“事件”当作“前口语诗时代”和“后口语诗时代”显著的分野。新的生长点在七年之间长成参天大树，七卷《新世纪诗典》（每卷365首），一卷《中国口语诗选作为成果走向读者，精致深邃、智性十足、妙趣天然，把病恹恹戴着镣铐的诗歌美学甩进历史的角落。对当代人生活事实的叙述、对存在现场的再现和建构、对诗歌形象的突出和凸显，以及用生活的口语（人话）立体智性地完成“事实的诗意”发掘，形成了有抱负的诗人普遍的共识。赵思运正是参与其间的重要的“60后”诗人，好诗人从来不会错过这样带“革命性”的变革活动。这一时期的赵思运，诗风渐变，多首佳作入选《新世纪诗典》，对诗歌的叙述日臻成熟。难道是“60后”诗人对苦难的感受比较强烈的缘故？赵思运的部分诗歌读得令人受刑般难受，比如《丽丽传》《阉，或去势》《孤独的牧羊人》《史太爷传》等。叙述在赵思运这一阶段的诗歌中展露得尤其充分，亦真亦幻，让更年轻的一代读者读得目瞪口呆。他常常为一小人物立传，揭刚刚长好的伤疤，以细致耐心的笔触写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击中读者的神经，带着一种难于言状的“压迫感”。借此我也对“60后”一代人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者情怀”有一丝质疑，如果不能超越“苦难”的印记，这种情结和情怀就是一种多余的累赘。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化为镜的诗路在赵思运的诗歌中偶有出现，但与翻译体诗人不同，赵思运是带着自己独特的个人化发现，秉承了他在细节中发现诗意的艺术表现力。比如《行乞者》一诗，写“我”准备给友人以拉小提琴的乞丐为背景拍照，调整镜头的时候发现乞丐已经非常礼貌地躲进路边的树林，异国的事实构成了动人的诗意，现代感很足。行文至此，我也发现赵思运的诗歌在现代性上的欠缺。这不是赵思运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在文本的现代性上，很多口语诗人都不缺，但在人本的现代性上，中国诗人缺得还太多。本阶段，叙述手法的凸显使得赵思运的诗歌在“抒情”功能方面下潜更深，文本的进一步精进和岁月的沉积都促进诗歌往深度里走，看似内敛，实在锋芒暗藏，这也和赵思运个人的性格对位。
赵思运有一类诗歌读得你心惊肉跳，让你读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一个好诗人怎么没有灵魂的挣扎？伊沙在他日渐推进的散文诗《羽翼》中写道：“每一首诗，都是对自由的追求，而你们只看到叛逆。”赵思运在编选《一本正经》的时候选用了他2010年的一首诗《证词》为序诗。这是对个人命运的一次次自我手术，发掘出对自由的渴望和近乎绝望的呐喊。在他的诗中，从自身成长的底层挑出了那些荒诞的、传奇的、神秘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一点一点挤出体内疼痛的结石。在挣扎中谋求个人灵魂的自由，同时把这种对底层苦痛的经验化为了“为生民立命”的艺术创造。比如《传奇》《命锁》《刘才》《小便》等。在《传奇》中，一种流传农村的说法铸就了一对夫妻和女儿莫名其妙的神秘耳聋，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事实存在，偶然巧合之间写出底层生活的质感;在《命锁》中，他山东老家的一种“迷信”巫术之类的行为，巧合出现在他父亲辞世的真实事件中，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诗中所抒之情显然超越了简单的父子之情而具有了普遍性;《刘才》一诗中写出底层人物人性之恶以及折射出的乡野间的愚昧，简直是光怪陆离现实的入骨刻画，揭示了底层人物让人作呕的价值观;《小便》中写出的物质贫乏年代，是孩童留下来的一生难于消弭的极度记忆。这一类带乡野史诗特征的诗歌让人有种欲哭无泪的痛，见证着野蛮时代和我们爬出来的母体特征;似乎有揭露阴暗面的嫌疑，而问题是我们就是这么经历的，由他的诗人天然使命写下来。在这些欲哭无泪的体验中，我们读出了赵思运为自由歌哭的灵魂挣扎。
在另一类诗歌里，赵思运反复写到“死亡的念头”，诸如《遗言》《遗书，2012年3月7日》《在死亡之后》《我的墓志铭》等。作为有抱负的诗人，任何时候轻言死亡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小诗人没有这种意识。以死抗争，不见得高级，中国漫长的苦难史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领会这种极端而粗暴的传统，诗人的痛苦说白了也是普通人的痛苦之一，并没有因此而显得与众不同或高人一等。我在赵思运的这类事中读到他特别的发现，《遗书，2012年3月7日》黾一种实验性质的文本，由十三位著名作家、名人遗书中的原句构成全诗，“我”退在背后，什么也没说，但又藏了很多话，作为实验性文本有新奇感。缺憾的是痕迹太重，知识分子趣味显浓。赵思运在诗中反复出现这类诗歌，那是生活打在身上的一道道鞭痕，触目惊心。诗人天然的来自于对自由的追求使得对不自由的极端反应异常强烈，也正因为有追求自由的意识和不屈的挣扎，才显出了诗歌存在的价值。
赵思运还有一類诗是对历史负责的抒写形成特有的价值。比如《丽丽传》《阉，或去势》。《丽丽传》以细致的笔触写披着兽皮的教师对一个女孩的性侵犯，那个蒙昧弱势女孩的遭遇让人愤怒冲天而又欲哭无泪，现实超越想象;《阉，或去势》以口语形态、知识分子大胆考证、诗家还原细节的笔法还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太监阉割时的细节和疼痛。这类诗歌比现实主义还现实的手法对社会形成了摄影实录的抒写，从社会文化意义的层面，可以导人深层的文化争论。对现实的再现和有限的“干预”，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负责的抒写，知识分子的脊梁在诗人赵思运这里显得尤为坚硬，这种抒写是有价值的，是对过往的折射和反思。
人本对自由的渴求与文本对自由体的追求在一个自觉的诗人身上应该是统一的，我在赵思运的诗中看到这种可贵的品质。《一本正经》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极具自由意识的口语诗，“60后”这代诗人面对口语诗的时候承载来自外部“不是诗”的指责压力要比“80后”“90后”一代重多了，这反而更能显出他们对先锋艺术矢志不渝的创举。我站在年轻读者的经验角度，也读出赵思运诗歌中的缺陷。就像“60后”电影导演老是拍不）现代爱情片一样，每一代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盲区。更大抱负的写作应该就是不断突破局限、扫除盲区的写作。
当代知识分子（尤其身在高校的知识分子）在“参与现实”的过程中，赵思运显得特立独行，一个人在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中“胆大包天”地悄悄写作，在奔向自由和通透的路上灵魂一直挣扎和生长，坚守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节操，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在不谈论理想的时代读赵思运的心灵史，我们向一个理想主义者表达诗歌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