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唐传奇写作艺术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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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唐傳奇是一种文言短篇小说,兼具传奇性与现实性。本文以《李娃传》为例,从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和社会环境的真实性三个角度,分析唐传奇写作艺术的现实性,并指出其塑造方法与意义、影响。
  关键词:唐传奇;《李娃传》;写作艺术;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0 引言
  唐传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由史传文学与志怪小说发展而来,并受佛道文化与科举制的影响,兼具传奇性与现实性[1]。目前学界对其传奇性已有不少研究,但在现实性上还有所空缺。现实性并不仅指唐传奇描述或影射现实事件,记录逸闻轶事,补充历史[2],如《李娃传》为牛李党争产物之说,即思想内容上的现实性;更指其情节脉络、人物言行符合现实逻辑,能展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予读者真实感,即写作艺术上的现实性。本文主要从情节、人物、环境的角度出发,探究后者。
  1 曲折、合理的故事情节
  世家公子荥阳生入京赶考,对妓女李娃一见钟情,为她用尽盘缠后却中计遭弃,沦为挽歌郎,又被父亲荥阳公鞭挞近死,只能以乞讨为生。在绝望之际,他却得李娃相救,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功成名就,被父亲认回,并与李娃结为连理。以上便是《李娃传》的大致情节,其曲折令鲁迅先生直呼“近情而耸听”[3]。但这并不代表它在乱撒狗血,相反,其情节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以荥阳公“爱子—杀子—爱子”一事为例,最初“爱子”很好理解,文中通过他人评价与其自身言行,多次展现或暗示荥阳生出身高贵、才华横溢:富贵之家出了千里马,荥阳公又是中年得子,怎能不爱而器之?“杀子”之因早有伏笔:荥阳生为李娃放弃赶考,“不复与亲知相闻”,被认为是“以多财为盗所害”,想必荥阳公曾为之哀恸不已。然而时过境迁,父亲重遇爱子,本该万分欣喜,却得知爱子污辱家门,已成“孽子”,遂“鞭之数百”“弃之而去”。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这种行为不被当今认同,在当时却并不罕见。最后重新认子是因为此时荥阳生按传统观念已经回归正途、光宗耀祖了,荥阳公当然会与其和好如初,甚至主动将“祸害”又帮助儿子的妓女择为儿媳。但纯粹将其归为一个虚伪功利的礼教维护者也不可取,因为在他看似前后矛盾的行为之下,也有一份贯穿始末的、封建家长式的爱[4]。
  爱子、杀子又爱子,这种“三而一成”的叙事模式在唐传奇中并不少见[5],但大多作品仅有两三个变化。一篇作品中能有十九个节律交叉重叠[6],却处处合乎常理的,大概只有《李娃传》,可见作者对社会现实有所观察,且下笔前便谋深虑远。
  2 典型、立体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典小说多重情节而轻人物,但唐传奇依然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形象,《李娃传》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保守又开明的荥阳公、多才又无能的荥阳生、有情又无情的凶肆之人……几乎每个角色都以多面、立体的形象示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主人公李娃。
  李娃的现实性首先表现在外在容貌与身份上。妖姿要妙的绝代美人在现实中虽不多见,在小说里却本本皆有,算不上特别,且李娃作为名妓,当然会有相当的好皮囊。受志怪小说与佛道文化影响,唐传奇中有许多龙女、仙女、王女,也上演了许多人与鬼、人与妖的恋歌[7]。然而李娃仅是一个平凡无奇、地位低微的狭邪女,也没有一段家道中落、只得卖笑为生的传奇经历,更不像《世说新语》或后世小说中那些具有反抗意识与超前思想、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8-9],其所做的一切,首先基于她名妓的身份。同时,正如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样,李娃是老姥的假女,是荥阳生的情人,还是后来贤良淑德、教子有方的汧国夫人。这些身份互相交织、影响,使她并不只在恋情中可爱,构成了独立的李娃。
  平凡而多重的身份为李娃奠定了具有现实感的基础,给读者留下了一位典型妓女的初印象。但一个角色能吸引读者,往往在于他展现出的异于常人的魅力,这就要求我们探析李娃的内在性格与心理。李娃性格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首先是一以贯之的冷[10]。这种冷,一方面表现为她欺骗、拯救情人时的精明与决断,明知要将荥阳生引向不归路,竟能“笑而不答,以他语对”;荥阳生第一次考中后,她不居功自傲,反而劝他“砻淬利器,以求再捷”,果然使其一洗浪荡子之名,得以广结群英,可见李娃深谙他人心理。另一方面体现为她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两次主动放弃难以企及的爱情与婚姻。但不论是抱着荥阳生“失声长恸”、决意赎身,并在荥阳生的哀求下,“送子涉江,至于剑门”,还是仅为假女,却“愿以残年,归养老姥”,都能看出她不时迸发的热。
  《李娃传》虽然是为李娃作传,但牵引全文的线索人物却是荥阳生,而荥阳生实际又为李娃服务:荥阳生迷恋李娃是因她才色双绝,荥阳生落魄是因李娃聪颖老练,荥阳生有所成就是因李娃细心果断[11]。其他人物,如救下荥阳生,却因嫌弃其溃烂,而将他抛弃的老板、同事,以及因盘缠花光而将他赶走的老姥,都与李娃形成了反差,证明了她假意间犹有真情。作者正反结合,展现了李娃复杂的性格,比起单纯的真善美或假恶丑,这更接近现实中的人性。
  李娃的现实性还源于作者留下的空白,正如向悦、徐娥(2015)提出的:“《李娃传》的空框结构,导致了小说的不确定和读者的探究热情……李娃的被藏匿,使她……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的蒙娜丽莎。”[12]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神秘的,观者却总能找到各种现实原因进行解释,李娃也是如此。《李娃传》细致地刻画了荥阳生的因爱生恨、恨而生爱,却几乎不明说李娃的感情变化。在文中,李娃开场便“回眸凝睇”,似与荥阳生一见钟情,而后与之感情渐深,然而从她参与计谋抛弃荥阳生来看,这含情脉脉又好像只是出于职业素养。当读者痛斥她无情时,李娃又在荥阳生落魄之时拯救了他,从物质与精神上给他温暖。作者也未写李娃从弃生到救生的心路历程,但细思之,其间种种都能从她的身份、性格里找到相应的动机。即使各人得出的原因不同(如旧情说、报恩说、赎罪说、投资说),也并不违背逻辑。这说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了再创作的空间,让读者参与故事,取得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果,与现代创作理论不谋而合。   3 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社会环境
  唐传奇的写作目的大多不是记录生活,但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烙印,再高明的作者也会加入社会细节,使作品更具真实感。
  从作品本身来说,荥阳生入京是为赶考,留宿是因宵禁;唱挽歌展现了丧葬风俗;李娃与老姥的设计依靠发达的租赁业;东西两凶肆举行比赛,邀立符契,还原了唐代契约过程[13]……这些都再现了社会环境,为我们研究唐朝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唐代的士妓关系与门阀等级制度。
  在大众印象中,唐朝社会自由开放,士人并不以狎妓为耻,也乐于将妓女写入作品中。但正如《唐律疏议》所宣扬的“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唐朝婚姻制度十分森严,不仅贵族与平民少有通婚,平民之间也有良贱之别,一旦僭越将得到制裁[14]。因此妓女虽满足了士人对佳人的幻想[15],却也是他们仕途上的阻碍。这种阻碍并不仅是《莺莺传》所说的“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更是指在唐代娶妓为妻将得到重罚,大多妓女甚至连为妾的资格都没有。故知道儿子因李娃葬送大好前程时,荥阳公勃然大怒。而李娃在帮助荥阳生考取功名后,也只道:“君当结媛鼎族”,并不奢求地久天长。这种婚姻制度本质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唐代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随着科举制、商业等的发展,士族在唐代有所衰落[16],但各方面的特权与科举上的天然优势(如教学条件、姻亲关系),让他们依然处于较高地位,并由此产生了五大姓之说——事实上,荥阳生可能来自荥阳郑氏。可以认为,荥阳生与李娃爱情的重重阻碍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最后的美满婚姻则多只发生于幻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结局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性和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力度。但小说源于现实,却不等同于现实,适当的虚拟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不论是维护礼教之说,还是批判制度之说),是必须且可以接受的。
  同时,大团圆式结局也可能是受民间文学的影响[17]。不少学者认为《李娃传》的前身为《一枝花》,而李娃最终一跃成为汧国夫人,与荥阳生长相厮守,也表达了民众朴素的情感取向。叶雨涵(2019)在研究《莺莺传》时认为:“同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士人阶层和平民阶层都会感叹生活的艰难……对封建礼教、封建思想产生反抗意识。”[18]这个观点对《李娃传》乃至更多唐传奇也是适用的,它们是士人与平民思想交融的产物,不仅展现了社会的物质层面,也有助于我们考察其精神层面。而《李娃传》在后续演变加入了“剔目”等内容,并通过删改,淡化了李娃的妓女形象,强化了其具有节行的一面[19],使作品的教化色彩更加浓厚[20],这也展现了时代变化中社会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的变迁。
  虽不如《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那样典型,但《李娃传》也与《李娃行》相依托,文中更有许多兼具音乐美与形式美的诗化语言,展现了唐代独特的雅俗交融、情理交融的诗传结合现象[21]。
  4 结语
  唐传奇通过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和社会环境的真实性,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志人小说的现实性。这种写作艺术上的现实性,对后世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是我国古典文学前进的重要一步。当然,《李娃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传奇现实性的产生原因与具体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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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金雨晗(2001—),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学。
  指导老师:吉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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