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互为表里、相伴而生，且具有长期性、反复性。1950年至1955年间，中国共产党结合陆续开展的整风、整党、“三反”、新“三反”和整顿编制运动，先后进行了五次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从整治区乡工作中“五多”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其中比较突出、集中的一次。
　　两份报告呈送中央，毛泽东亲拟两件指示下发全党
　　1952年冬，来自中共山东分局和西北局的两份报告先后呈送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山东分局的报告说，此前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县、乡基层组织仍明显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问题，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进，但实际上没能有效纾解群众的实际困难，省政府甚至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给党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局的报告则集中反映了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看似处处留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人浮于事、顾此失彼。
　　针对山东分局的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于1953年1月5日下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查摆问题，先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切实整改。3月，毛泽东又指示将西北局报告转发各地，并亲自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实际上是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必须在1953年内结合1月5日关于新“三反”的指示对“五多”问题进行深入整改。
　　短短3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两次亲自拟定指示，严肃要求全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各地迅速展开调研，发现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确实突出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迅速展开专门调研。不出中央所料，“五多”问题在各地基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脱离实际的任务多。比如某地区委书记报告说，区委每10天左右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以及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各“口”总是层层加码布置十多项工作，且往往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此，区乡干部怨声载道：“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会议集训多。不少地方在组织群众、布置工作时形式固化、机械，动辄召开群众大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比如，华北局报告反映，有的村庄一个月内竟召开28次群众大会，各种大会名目繁多，甚至卖豆饼、贷款、卖酒、储蓄、保险等也要依靠开大会解决。
　　公文报告表册多。各地省属单位、县市和乡镇在制发调查表格时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各机关各自为战，使得各种日报、三日报、五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泛滥成灾。调研发现，某地农村基层组织一个季度内竟要填制二三百种统计表格，“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基层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组织多。比如，西北局调查组发现，陕西咸阳某乡的10余个自然村中，每村不仅有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互助组长等职务，而且治安、卫生、优抚、防堤、资保政险、保史畜鉴、合作、防旱、护林等村民小组各设组长，各类组织林林总总竟多达20多种，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积极分子兼职多。彼时，各种“生产竞赛”和“比学赶帮”滋生一些负面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各种先进称号名目繁多，各类劳模、标兵、代表、积极分子等常常身兼数职，往往整日忙于开会和先进事迹报告，结果是脱离生产、脱离群众、顾此失彼，反而损害了先进形象。
　　“五多”现象的实质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各地的情况陆续报到中央，毛泽东阅后深刻告诫全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作风问题会导致党政干部“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远一点的下情”，若长期得不到纠正，其结果就是引起农民群众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
　　结合具体工作，毛泽东亲自指导整治“五多”
　　为集中解决“五多”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立即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对“五多”问题加以清理。3月20日，即整治“五多”指示发出的次日，毛泽东就叮嘱各部委负责同志，“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6月20日，毛泽东批示转发西北局关于整治“五多”问题的报告，指出解决“五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党委应当将整改“当作一种经常的注意事项，不断检查、不断改进”，主要是“反掉错误的制度和领导方法，随时建立起正确的领导制度和方法，并使之巩固下去”。
　　由于“五多”中的每一“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具体到各地情况又不尽相同，毛泽东多次强调，各地整顿要结合具体工作，结合自身实际。5月23日，时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农村统计报表过多过滥的突出问题。毛泽东阅后称这份报告“极好”，并于7月22日将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同时结合“五多”中其他几方面作全面整改。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还围绕当时农村正在逐渐铺开的互助合作多次强调，农村各项工作要在保障农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的基础上立足实际、循序渐进，推进“五多”的整改要结合具体工作，切不可过多干涉、粗暴命令，以防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总的来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之下，1953年各地围绕克服“五多”弊病展开了有的放矢的专项整治，对以“五多”為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了有力的纠正，进一步巩固了新“三反”运动的成果，基层逐渐呈现政简民勤的新气象。
　　知古鉴今，整治“五多”给我们的经验启示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更需要刀刃向内的政治魄力和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就决定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
　　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与推动中心工作相结合。1953年中央结合新“三反”集中整治“五多”，就是抓住了当时干部群众意见很大的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并且注意结合农村的具体工作实际，方才取得良好成效。这启示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紧密围绕中心工作，以推动中心工作为着力点和抓手，寓作风建设于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之中，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命令主义、分散主义、事务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也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
　　（摘编自《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