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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除了文书实物的收集之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再发现”,是指对文书研究内涵多角度的重新认识,——也就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文献的探讨。这一再发现,将赋予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大大拓展了徽州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领域,多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以往我们在传统中国研究中,涉及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时,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传统文献学的视野中,反映民众生活的史料颇为零散乃至缺乏,这使得我们对于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所知仍然相当有限。而徽州留存有众多的民间文献,其中,有关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的史料极为丰富。据此,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徽州社会各色人等的社会生活。
比如说徽州的“新安画派”非常有名,但对画家的社会生活以往所知甚少。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歙县文书抄本《绘事日利》,记录了一位歙县画家每天所画作品、与他人交游的状况以及所得报酬的详细情况,这对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极具价值。又如,明清以来徽州的堪舆风水非常盛行,但以往我们只能根据方志、族谱和文集的资料,得到一些概括性的认识,而婺北文书抄本《新安嘉福轩选单》,就记录了一位婺源堪舆先生从晚清至民国三年(1914)的选单。所谓选单,是指为人看风水、算命留下的记录。这位堪舆师的名字叫詹馨山,自称“圆镜山人”,他所扦出的选单叫“新安嘉福轩选单”。作为风水先生的私人笔记,《新安嘉福轩选单》既类似于个人的营业记录,又可成为江湖术士传授生徒、子孙世业的家传秘籍。类似的珍稀稿本极为罕见,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徽州民间的风俗、徽商活动以及江南商业的发展等,都提供了绝佳的史料。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是在徽州本土,徽商外出贸易,也同样深受堪舆祸福之说的影响。
除了涉及的阶层较为广泛以外,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丰富性还表现在,明清民国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不少都可以找到可资引证的相关史料。
明太祖曾在各地建立旌善亭和申明亭,直到现在,婺源的李坑还有申明亭存在。所谓申明亭,也就是“申明大义”之处,是传统村落中宣讲圣谕乡约、调解民事纠纷的地方。我手头较早的一份徽州文书抄本,就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歙县南乡三十六都五图方氏围绕旌善、申明亭基的诉讼案卷,对于研究明代的乡约、里排等,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清代文书的数量相当可观。佃仆制度是以往研究较多的课题,最为著名的成果首推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我收集到的一册《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是有关徽州婺源理坑主仆互控的诉讼案卷。明清时代,婺源是佃仆制度极为发达的地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不平等的制度,愈来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譬如,明末皖南“奴变”的冲击,以及入清以来、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小姓为摆脱大姓控制的抗争,均使佃仆对主家的隶属关系出现了松弛的趋向。《钦定三府世仆案卷》中的葛、胡二姓,就希望通过官司诉讼,否定他们与主家余姓之间的仆主名分。
又如,太平天国对于徽州的影响很大。清军和太平军在徽州一带曾反复争战,这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我收集到的徽州文书有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敬本堂乩堂判词》(抄本),书名是我根据文书内容命名的。它是徽州歙县一个乩坛判词的记录,该份判词从咸丰四年(1854)九月至咸丰六年(1856)六月,记录了徽州人通过扶乩求问花会赌博,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皖南战争形势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战事在皖南的发展态势,战争阴影下徽州民众的生活,以及徽商在各地的境遇等等,为我们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社会史,提供了相当真实的记录。
除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文书资料外,晚清时期的其他历史事件,也有不少可以在徽州文书中找到相关的资料。如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中国北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台湾的何汉威先生曾作过《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从中可以看到,灾荒发生时,许多省份纷纷出资赈济,徽州文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资料。笔者收集到的一张“实收”,内容是徽州绩溪人周至仁捐银四十五两四钱,请奖监生。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七日由“安徽劝办山西赈捐总局”发给实收,以凭换照。这是徽商与“丁戊奇荒”的资料。
应当指出的是,以往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比较重视,但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文书史料,实际上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
明清以后,徽商遍布全国各地,每当战乱,徽州人便首当其冲,商业及人身安全均受到剧烈的冲击,这在许多徽州文书特别是信函、日记中有较多的反映。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相关的信函就非常多。如夹在一册名叫《定礼府君丧费簿》文书抄本中的两纸信函,与该册文书一起,详细记述了徽商汪柏林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 一三事变”两次事变中的惨烈损失,以及逃离上海返归故里的艰难历程。另一册日记抄本《腾[誊]正日记》,全书近5200字,是一位徽州小女孩在1937年前后所写的日记。当时,“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1月9日,在上海与日军激战将近三个月的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上海、常熟和嘉兴等地也相继沦陷。11月22日,在徽州,这是个天气阴郁、刮着风的日子,女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看见苏地来的难民,到我徽州不少。我说,很可怜,难民夜里睡的稻草被,一天三餐,也没有一餐饱,难民也是没有法子,但是见他们这样难苦,不由我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唉!……”此后,战争的阴霾渐渐地逼近皖南山城。日本飞机的盘旋骚扰及轰炸,打破了山城的宁静,一时间风声鹤唳,各种传言纷纷。在原本充溢着童趣的小本本里,陡然增添了诸多的忧伤,快乐女童也就过早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痛苦。难得的是,女童虽小,但透过她的记述,我们更可了解这场战争对皖南山区经济造成的破坏。日机对皖南的盘旋威胁以及野蛮轰炸,直接影响到徽州人的日常生活。譬如,歙县的琳村,原是珠兰花茶的窨制中心,也是歙县内销茶的集散地。茶业极盛时期,琳村厂号多达四十余家,年产珠兰花茶七百数十吨。但1937年的冬季,日军相继占领济南、泰安等地,受战争的影响,山东商人裹足不前。1938年4月30日,女童写道:“去年从七八月和日本战争,失去土地很多,所以山东也失去了,山东省的人,不能到我本地来收珠兰花做茶叶,养珠兰花的人,没有钱进,苦了很多。”民国时期,随着盐、典等传统生业的衰落,在皖南,依靠茶业为活者日益增多。而日军侵华,则更使本已竭蹶困窘的民众生计雪上加霜。徽州女童的战时日记,正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此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这些个案的资料,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反映了日军侵华对商业的破坏,真实地展现了徽州人对于战争的恐惧。
除此之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也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文书。比如说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文书档案,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所以我觉得应当归入徽州档案文书的范畴。
徽州文书除了有很强的连续性之外,涉及的地域更是相当广泛。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从徽州文书揭示的内容来看,这句话实在不是一句无稽之谈。徽州歙县上丰宋氏家族的一批文书,大约有数百件(册)。前已述及,上丰宋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一度有所衰落,但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重操旧业,从盐业经营开始,在扬州以及苏北的盐城、汉口等地经营盐业、茶业、典当等。在宋氏家族文书中,有不少信底、日记、诉讼案卷和账簿等。比如,宋氏家族在湖北通山县杨芳林、新桥、湄港和藕塘一带开设茶庄。在该家族的文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文书,至少有八册。以往,在湖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我们看到较多的是茶业经营中山西商人的活动,对于徽商的活动似乎没有多少了解。这八册中,至少有五册是信底(徽商发信后自留的底稿),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徽州茶商在湖北的活动。另外,宋氏家族还在湖北从事盐业、典当等商业活动,相关的“信底”也保留了下来。这些文书,对于研究徽商的商业活动及社会生活,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和四川等地,都有相关的徽州文书。由于徽州文书不仅涉及明清以来徽州的区域社会,而且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徽州民间档案文书的研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旧徽州的一府六县。“徽(州)学”的研究,应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研究徽商在侨寓地的商业活动以及所形成的相关文化现象。
(六)
利用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可以使此前一些起点较高的课题,在研究水准上更上一层楼。
比如徽商研究,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博士利用明人文集《太函集》中丰富的徽商史料,写成了《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后,徽商研究历来盛行不衰,成为徽州学研究中学术成果最多的领域。1995年出版的《徽商研究》,已开始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明清徽商的经营方式,当时利用的文书,主要是《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资料。由于类似于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资料那样成批文书的发现,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并没有更多的进展。不过,由于传世历史典籍对于商业记载颇为笼统,因此,徽商的原始账簿、家书等,对于商帮和商业史研究,便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原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弄清徽商的资本积累、经营活动、资本出路和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
除了账簿、信函之外,其他研究徽商(特别是下层徽商)的资料也有不少。如有关契约,以往人们主要关注土地契约,商业契约发现较少。一般说来,现存的徽州文书中的土地契约盈千累万,相比之下,商业契约却所见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土地契约涉及徽州本土的经理管业推税纳粮(有时这还是身份的一种象征),故而较易在本土保存;而商业契约多是徽商在侨寓地所订立,当商务收歇后,能带回本土并保存迄今的商业契约并不多见。而在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中,则有不少商业契约原件。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芜湖胡开文沅记笔墨商店的租约两张,为研究著名的胡开文墨庄提供了新的史料。徽商在严州开设商店的契约四张,真实地反映了徽商在金衢严三府的活动。晚清民国时期浙江淳安天和、福元号徽商的一批契约书信,基本上反映了徽州商号从创立至收歇的整个过程。此外,徽商分家书、账簿、商业合同、商标广告和各契纸抄录等,则为徽商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诸多真实可靠的例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徽州巨腹商贾(如盐商、典商、木商等)的关注较多,但对那些小本起家的下层徽商之研究相对较少。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有关小商贩的记录很是不少。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两浙盐务管理局丽水分局发放的《肩贩官盐护照》,规定了婺源肩贩郑金耀于丽水仓配盐壹担,经松阳至遂昌、衢县、常山、开化,最后到婺源销售。另一张是1943年,由婺源县豸峰乡第五保办公处保长夏元出具的通行证,证明该保第二甲居民胡怀发前往开化际溪购运食盐。这些都提供了下层徽商小贩的生活和经营状况。另外,有关下层徽商的文化追求,也有一些文书方面的资料。如徽商胡得卿的《弄月嘲风》,就是一个婺源布商抄录前代名人及个人诗作的文集,对于我们了解下层徽商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追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徽商研究外,明清时代商业书的研究,此前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以陈学文《明清商业书与商人书研究》最为系统。明清以还,徽州人以擅长经商闻名遐迩。徽商编纂的诸多商业书类,一向为学界所瞩目。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史料中,单单是路程原件就超过10种以上,涉及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的商路及商业。其中,绝大部分均较以往刊行的路程图记更为详尽,有的则提供了另外的一种版本。此外,其他的商业书也颇多发现。如《开卷见源》、《杂货名目》、《商贾格言》、《江湖辑要》、《便蒙习论》、《商贾便览》和《士商类要》(以上两种与学界此前所知者版本及内容均不相同)等商业类著作,对于研究徽州民间的从商经验、徽商经营的商品种类、商业道德规范、学徒从业的基本知识以及各地市面的行情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专业文书。譬如,《徽墨烟规则》(抄本)对于徽州墨局中的司事、司作、做墨司、填做司、柜伙、做墨学生、填字学生、柜上学生、司作、刻印和修坯各色人等,都订有详明、严格的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其人的职责、操守、薪俸及待遇,甚至对岁时节俗三餐的饮食酒醴,均有极为详尽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墨业中人的社会生活。该书的发现,使得我们对于婺源墨商、徽墨的技术工艺以及徽商在湖南、四川等地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新发现的珍贵文书史料中与此类似的尚有不少,均足供揭示出徽商在某一行当中的活动。
以前许多学者研究商业文化或经营文化,有不少是从道德修养层面去探讨,集中讨论是否贾而好儒的问题。商业文书之大批发现、整理和研究,为徽州经营文化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从商业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固然与强烈的契约意识和商业道德规范息息相关,但诸多行当之所以成为家传之秘、子孙世业,显然又得益于详尽的行商规则和制作工艺之订定。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安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七)
有的徽州文书还修正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一些认识。譬如,1999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Philip A.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该书讲的是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割辫案,作者以叫魂案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这部书出版后,在中国内地非常走俏,学界评介颇多,除了个别极端的帖子外,可谓是好评如潮。
这当然是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不过,我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期间,偶然收集到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徽州文书,促使我重新阅读《叫魂》一书,觉得仍有重新检讨之必要。其中的一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朱砂写三字,照写二张/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药方:朱砂,藁本、盐花、诃子、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朱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朱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我以为,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的产生年代,应当早在以往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测,自信是有相当根据的。此前,孔飞力和日本学者谷井俊仁等曾为我们描绘出18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这种情景的出现,其时间可能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如婺源北乡文书抄本《目录十六条》中的《约保禁帖》)中,即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另外,康熙三十九年(1700),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等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叫魂案颇为相近。由此看来,前引徽州文书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当不是空穴来风。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还有助于开拓一些新的领域。由于徽州文书中有大批反映民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故而对于徽州社会史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村落社会史研究,必将因此有进一步的突破。村落社会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有极为可观的村落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详细,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极大地弥补了此前村落社会生活史料匮乏的限制。
徽州是著名的商贾之乡,“人家十户九为商”,在徽商如日中天的明清时代,大批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促进了“小徽州”(徽州一府六县)区域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成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并重、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众多的村落文书,对于村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绝佳史料。譬如,清代前期不同年代编纂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两种,详细辑录了婺源上溪源村落社会变迁的诸多档案文书,反映了18世纪婺东北的村落布局和人地关系,为我们相对真切地复原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区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利用这批资料,我们可以对徽州的村落社会史作非常详尽、细致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村落社会史研究的类型,从而为村落社会区域类型的比较研究,奠定可靠的基础。
又比如说,徽州文书与历史地理研究。从南宋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徽州遗存下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契约散件和簿册文书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黄册、鱼鳞图册和保簿等各类文书的数量均相当可观。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徽州各地无微不至的地名史料,通过细致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皖南的土地利用状况,从地名演变的轨迹探讨地域文化之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嬗变。在徽州文书中,都图地名方面的资料相当不少,如抄本《歙县都图总谱》、《歙县四乡地名总录》、《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歙县都图地名及各图字号》、《徽州府休宁县都图地名字号便览》、《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新安海阳地名图说》、《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和刊本《明清两朝丈量田亩条例(附田形图式)》(歙县集成书局1937年版)等。其中,《歙县都图总谱》首页另题“歙县都图全载并附十六乡名新丈字号”,分歙东、歙北、歙西和歙水南四个部分,共记录地名1191处,对于县域范围内的地理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图景。此外,在徽州大量的启蒙读物中,对于各类地名的特征,也有详尽的罗列和动态性的描述。鉴于地名史料的巨量蕴藏,有关徽州地名学的研究,显然是尚待发掘的宝库。
(八)
综上所述,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徽州学以及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许多无从下手的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批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进一步推动徽州学及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对于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在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收藏着许多极富价值的徽州档案文书,但不少公藏机构有着这样或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规章制度,始终无法为学者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等而下之者,甚至以种种借口人为地封锁资料。但我以为,徽州文书不是古玩,更不是古董,离开了学术研究就无法体现它的真正价值。殚精竭虑详尽收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但单纯依靠占有乃至垄断资料,却并不足以提升个人或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人为地封锁资料,以资料的垄断制造并满足于“某某学在中国”、“某某学在某地”之类的虚幻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以为,徽州文书作为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重要文化财富,个人或机构的保存永远都将是暂时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除了文书实物的收集之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再发现”,是指对文书研究内涵多角度的重新认识,——也就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文献的探讨。这一再发现,将赋予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大大拓展了徽州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领域,多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以往我们在传统中国研究中,涉及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时,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传统文献学的视野中,反映民众生活的史料颇为零散乃至缺乏,这使得我们对于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所知仍然相当有限。而徽州留存有众多的民间文献,其中,有关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的史料极为丰富。据此,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徽州社会各色人等的社会生活。
比如说徽州的“新安画派”非常有名,但对画家的社会生活以往所知甚少。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歙县文书抄本《绘事日利》,记录了一位歙县画家每天所画作品、与他人交游的状况以及所得报酬的详细情况,这对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极具价值。又如,明清以来徽州的堪舆风水非常盛行,但以往我们只能根据方志、族谱和文集的资料,得到一些概括性的认识,而婺北文书抄本《新安嘉福轩选单》,就记录了一位婺源堪舆先生从晚清至民国三年(1914)的选单。所谓选单,是指为人看风水、算命留下的记录。这位堪舆师的名字叫詹馨山,自称“圆镜山人”,他所扦出的选单叫“新安嘉福轩选单”。作为风水先生的私人笔记,《新安嘉福轩选单》既类似于个人的营业记录,又可成为江湖术士传授生徒、子孙世业的家传秘籍。类似的珍稀稿本极为罕见,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徽州民间的风俗、徽商活动以及江南商业的发展等,都提供了绝佳的史料。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是在徽州本土,徽商外出贸易,也同样深受堪舆祸福之说的影响。
除了涉及的阶层较为广泛以外,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丰富性还表现在,明清民国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不少都可以找到可资引证的相关史料。
明太祖曾在各地建立旌善亭和申明亭,直到现在,婺源的李坑还有申明亭存在。所谓申明亭,也就是“申明大义”之处,是传统村落中宣讲圣谕乡约、调解民事纠纷的地方。我手头较早的一份徽州文书抄本,就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歙县南乡三十六都五图方氏围绕旌善、申明亭基的诉讼案卷,对于研究明代的乡约、里排等,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清代文书的数量相当可观。佃仆制度是以往研究较多的课题,最为著名的成果首推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我收集到的一册《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是有关徽州婺源理坑主仆互控的诉讼案卷。明清时代,婺源是佃仆制度极为发达的地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不平等的制度,愈来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譬如,明末皖南“奴变”的冲击,以及入清以来、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小姓为摆脱大姓控制的抗争,均使佃仆对主家的隶属关系出现了松弛的趋向。《钦定三府世仆案卷》中的葛、胡二姓,就希望通过官司诉讼,否定他们与主家余姓之间的仆主名分。
又如,太平天国对于徽州的影响很大。清军和太平军在徽州一带曾反复争战,这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我收集到的徽州文书有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敬本堂乩堂判词》(抄本),书名是我根据文书内容命名的。它是徽州歙县一个乩坛判词的记录,该份判词从咸丰四年(1854)九月至咸丰六年(1856)六月,记录了徽州人通过扶乩求问花会赌博,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皖南战争形势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战事在皖南的发展态势,战争阴影下徽州民众的生活,以及徽商在各地的境遇等等,为我们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社会史,提供了相当真实的记录。
除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文书资料外,晚清时期的其他历史事件,也有不少可以在徽州文书中找到相关的资料。如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中国北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台湾的何汉威先生曾作过《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从中可以看到,灾荒发生时,许多省份纷纷出资赈济,徽州文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资料。笔者收集到的一张“实收”,内容是徽州绩溪人周至仁捐银四十五两四钱,请奖监生。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七日由“安徽劝办山西赈捐总局”发给实收,以凭换照。这是徽商与“丁戊奇荒”的资料。
应当指出的是,以往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比较重视,但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文书史料,实际上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
明清以后,徽商遍布全国各地,每当战乱,徽州人便首当其冲,商业及人身安全均受到剧烈的冲击,这在许多徽州文书特别是信函、日记中有较多的反映。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相关的信函就非常多。如夹在一册名叫《定礼府君丧费簿》文书抄本中的两纸信函,与该册文书一起,详细记述了徽商汪柏林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 一三事变”两次事变中的惨烈损失,以及逃离上海返归故里的艰难历程。另一册日记抄本《腾[誊]正日记》,全书近5200字,是一位徽州小女孩在1937年前后所写的日记。当时,“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1月9日,在上海与日军激战将近三个月的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上海、常熟和嘉兴等地也相继沦陷。11月22日,在徽州,这是个天气阴郁、刮着风的日子,女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看见苏地来的难民,到我徽州不少。我说,很可怜,难民夜里睡的稻草被,一天三餐,也没有一餐饱,难民也是没有法子,但是见他们这样难苦,不由我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唉!……”此后,战争的阴霾渐渐地逼近皖南山城。日本飞机的盘旋骚扰及轰炸,打破了山城的宁静,一时间风声鹤唳,各种传言纷纷。在原本充溢着童趣的小本本里,陡然增添了诸多的忧伤,快乐女童也就过早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痛苦。难得的是,女童虽小,但透过她的记述,我们更可了解这场战争对皖南山区经济造成的破坏。日机对皖南的盘旋威胁以及野蛮轰炸,直接影响到徽州人的日常生活。譬如,歙县的琳村,原是珠兰花茶的窨制中心,也是歙县内销茶的集散地。茶业极盛时期,琳村厂号多达四十余家,年产珠兰花茶七百数十吨。但1937年的冬季,日军相继占领济南、泰安等地,受战争的影响,山东商人裹足不前。1938年4月30日,女童写道:“去年从七八月和日本战争,失去土地很多,所以山东也失去了,山东省的人,不能到我本地来收珠兰花做茶叶,养珠兰花的人,没有钱进,苦了很多。”民国时期,随着盐、典等传统生业的衰落,在皖南,依靠茶业为活者日益增多。而日军侵华,则更使本已竭蹶困窘的民众生计雪上加霜。徽州女童的战时日记,正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此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这些个案的资料,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反映了日军侵华对商业的破坏,真实地展现了徽州人对于战争的恐惧。
除此之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也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文书。比如说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文书档案,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所以我觉得应当归入徽州档案文书的范畴。
徽州文书除了有很强的连续性之外,涉及的地域更是相当广泛。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从徽州文书揭示的内容来看,这句话实在不是一句无稽之谈。徽州歙县上丰宋氏家族的一批文书,大约有数百件(册)。前已述及,上丰宋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一度有所衰落,但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重操旧业,从盐业经营开始,在扬州以及苏北的盐城、汉口等地经营盐业、茶业、典当等。在宋氏家族文书中,有不少信底、日记、诉讼案卷和账簿等。比如,宋氏家族在湖北通山县杨芳林、新桥、湄港和藕塘一带开设茶庄。在该家族的文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文书,至少有八册。以往,在湖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我们看到较多的是茶业经营中山西商人的活动,对于徽商的活动似乎没有多少了解。这八册中,至少有五册是信底(徽商发信后自留的底稿),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徽州茶商在湖北的活动。另外,宋氏家族还在湖北从事盐业、典当等商业活动,相关的“信底”也保留了下来。这些文书,对于研究徽商的商业活动及社会生活,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和四川等地,都有相关的徽州文书。由于徽州文书不仅涉及明清以来徽州的区域社会,而且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徽州民间档案文书的研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旧徽州的一府六县。“徽(州)学”的研究,应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研究徽商在侨寓地的商业活动以及所形成的相关文化现象。
(六)
利用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可以使此前一些起点较高的课题,在研究水准上更上一层楼。
比如徽商研究,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博士利用明人文集《太函集》中丰富的徽商史料,写成了《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后,徽商研究历来盛行不衰,成为徽州学研究中学术成果最多的领域。1995年出版的《徽商研究》,已开始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明清徽商的经营方式,当时利用的文书,主要是《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资料。由于类似于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资料那样成批文书的发现,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并没有更多的进展。不过,由于传世历史典籍对于商业记载颇为笼统,因此,徽商的原始账簿、家书等,对于商帮和商业史研究,便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原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弄清徽商的资本积累、经营活动、资本出路和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
除了账簿、信函之外,其他研究徽商(特别是下层徽商)的资料也有不少。如有关契约,以往人们主要关注土地契约,商业契约发现较少。一般说来,现存的徽州文书中的土地契约盈千累万,相比之下,商业契约却所见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土地契约涉及徽州本土的经理管业推税纳粮(有时这还是身份的一种象征),故而较易在本土保存;而商业契约多是徽商在侨寓地所订立,当商务收歇后,能带回本土并保存迄今的商业契约并不多见。而在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中,则有不少商业契约原件。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芜湖胡开文沅记笔墨商店的租约两张,为研究著名的胡开文墨庄提供了新的史料。徽商在严州开设商店的契约四张,真实地反映了徽商在金衢严三府的活动。晚清民国时期浙江淳安天和、福元号徽商的一批契约书信,基本上反映了徽州商号从创立至收歇的整个过程。此外,徽商分家书、账簿、商业合同、商标广告和各契纸抄录等,则为徽商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诸多真实可靠的例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徽州巨腹商贾(如盐商、典商、木商等)的关注较多,但对那些小本起家的下层徽商之研究相对较少。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有关小商贩的记录很是不少。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两浙盐务管理局丽水分局发放的《肩贩官盐护照》,规定了婺源肩贩郑金耀于丽水仓配盐壹担,经松阳至遂昌、衢县、常山、开化,最后到婺源销售。另一张是1943年,由婺源县豸峰乡第五保办公处保长夏元出具的通行证,证明该保第二甲居民胡怀发前往开化际溪购运食盐。这些都提供了下层徽商小贩的生活和经营状况。另外,有关下层徽商的文化追求,也有一些文书方面的资料。如徽商胡得卿的《弄月嘲风》,就是一个婺源布商抄录前代名人及个人诗作的文集,对于我们了解下层徽商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追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徽商研究外,明清时代商业书的研究,此前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以陈学文《明清商业书与商人书研究》最为系统。明清以还,徽州人以擅长经商闻名遐迩。徽商编纂的诸多商业书类,一向为学界所瞩目。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史料中,单单是路程原件就超过10种以上,涉及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的商路及商业。其中,绝大部分均较以往刊行的路程图记更为详尽,有的则提供了另外的一种版本。此外,其他的商业书也颇多发现。如《开卷见源》、《杂货名目》、《商贾格言》、《江湖辑要》、《便蒙习论》、《商贾便览》和《士商类要》(以上两种与学界此前所知者版本及内容均不相同)等商业类著作,对于研究徽州民间的从商经验、徽商经营的商品种类、商业道德规范、学徒从业的基本知识以及各地市面的行情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专业文书。譬如,《徽墨烟规则》(抄本)对于徽州墨局中的司事、司作、做墨司、填做司、柜伙、做墨学生、填字学生、柜上学生、司作、刻印和修坯各色人等,都订有详明、严格的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其人的职责、操守、薪俸及待遇,甚至对岁时节俗三餐的饮食酒醴,均有极为详尽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墨业中人的社会生活。该书的发现,使得我们对于婺源墨商、徽墨的技术工艺以及徽商在湖南、四川等地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新发现的珍贵文书史料中与此类似的尚有不少,均足供揭示出徽商在某一行当中的活动。
以前许多学者研究商业文化或经营文化,有不少是从道德修养层面去探讨,集中讨论是否贾而好儒的问题。商业文书之大批发现、整理和研究,为徽州经营文化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从商业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固然与强烈的契约意识和商业道德规范息息相关,但诸多行当之所以成为家传之秘、子孙世业,显然又得益于详尽的行商规则和制作工艺之订定。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安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七)
有的徽州文书还修正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一些认识。譬如,1999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Philip A.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该书讲的是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割辫案,作者以叫魂案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这部书出版后,在中国内地非常走俏,学界评介颇多,除了个别极端的帖子外,可谓是好评如潮。
这当然是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不过,我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期间,偶然收集到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徽州文书,促使我重新阅读《叫魂》一书,觉得仍有重新检讨之必要。其中的一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朱砂写三字,照写二张/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药方:朱砂,藁本、盐花、诃子、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朱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朱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我以为,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的产生年代,应当早在以往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测,自信是有相当根据的。此前,孔飞力和日本学者谷井俊仁等曾为我们描绘出18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这种情景的出现,其时间可能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如婺源北乡文书抄本《目录十六条》中的《约保禁帖》)中,即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另外,康熙三十九年(1700),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等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叫魂案颇为相近。由此看来,前引徽州文书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当不是空穴来风。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还有助于开拓一些新的领域。由于徽州文书中有大批反映民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故而对于徽州社会史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村落社会史研究,必将因此有进一步的突破。村落社会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有极为可观的村落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详细,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极大地弥补了此前村落社会生活史料匮乏的限制。
徽州是著名的商贾之乡,“人家十户九为商”,在徽商如日中天的明清时代,大批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促进了“小徽州”(徽州一府六县)区域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成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并重、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众多的村落文书,对于村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绝佳史料。譬如,清代前期不同年代编纂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两种,详细辑录了婺源上溪源村落社会变迁的诸多档案文书,反映了18世纪婺东北的村落布局和人地关系,为我们相对真切地复原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区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利用这批资料,我们可以对徽州的村落社会史作非常详尽、细致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村落社会史研究的类型,从而为村落社会区域类型的比较研究,奠定可靠的基础。
又比如说,徽州文书与历史地理研究。从南宋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徽州遗存下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契约散件和簿册文书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黄册、鱼鳞图册和保簿等各类文书的数量均相当可观。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徽州各地无微不至的地名史料,通过细致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皖南的土地利用状况,从地名演变的轨迹探讨地域文化之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嬗变。在徽州文书中,都图地名方面的资料相当不少,如抄本《歙县都图总谱》、《歙县四乡地名总录》、《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歙县都图地名及各图字号》、《徽州府休宁县都图地名字号便览》、《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新安海阳地名图说》、《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和刊本《明清两朝丈量田亩条例(附田形图式)》(歙县集成书局1937年版)等。其中,《歙县都图总谱》首页另题“歙县都图全载并附十六乡名新丈字号”,分歙东、歙北、歙西和歙水南四个部分,共记录地名1191处,对于县域范围内的地理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图景。此外,在徽州大量的启蒙读物中,对于各类地名的特征,也有详尽的罗列和动态性的描述。鉴于地名史料的巨量蕴藏,有关徽州地名学的研究,显然是尚待发掘的宝库。
(八)
综上所述,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徽州学以及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许多无从下手的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批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进一步推动徽州学及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对于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在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收藏着许多极富价值的徽州档案文书,但不少公藏机构有着这样或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规章制度,始终无法为学者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等而下之者,甚至以种种借口人为地封锁资料。但我以为,徽州文书不是古玩,更不是古董,离开了学术研究就无法体现它的真正价值。殚精竭虑详尽收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但单纯依靠占有乃至垄断资料,却并不足以提升个人或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人为地封锁资料,以资料的垄断制造并满足于“某某学在中国”、“某某学在某地”之类的虚幻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以为,徽州文书作为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重要文化财富,个人或机构的保存永远都将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