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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政坛上,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知名度极高的人物。这两个影响了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军政重臣,不仅都靠军功起家,而且还是师生和宾主的关系,因为李鸿章既曾师从曾国藩,又做过曾国藩的高级幕僚。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李鸿章曾经做过曾国藩的政治秘书。
被史家称为“幕府人才,一时称盛”(《清稗类钞·幕僚类》,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的曾国藩幕府,是晚清最著名的幕府。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延揽聘用了一大批高级幕僚,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李瀚章、左宗棠、李元度、郭嵩焘、丁日昌等,都在曾国藩幕府工作过。
曾国藩的幕僚虽然可以分为好几大类,但就其工作性质来讲,其中又以治文书章奏和策划、办理军政要务为首端,其办事机构类似于如今的秘书处。它不仅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可称之为曾国藩的参谋和秘书。据史家记载,在上奏折这件事上,曾国藩是极为倚重幕僚的,凡是比较重要的奏折,曾国藩都是吩咐幕僚分头起草,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经过自己精心雕琢之后,才作为正式文本发出去。从曾国藩两江总督府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所以这些奏折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仅书写奏折一项,任务就如此繁重,加上其他公私文书的撰写,曾府的文字工作量有多大,也就不言而喻了,没有一批公文高手专司其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章才学极为赏识,所以李鸿章在曾府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
李鸿章到曾国藩幕府充当幕僚的时间为咸丰九年(1859)一月到同治元年(1862)初之间,前后刚好三年。但中间李鸿章负气出走了大半年,所以他实际上只在曾府工作两年多一点。两年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对于李鸿章来讲,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从幕经历,才使得早想建功立业却屡遭挫败的李鸿章时来运转、福星高照,其一生事业也因此“隆隆直上”。可以这么说:这两年既是李鸿章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又是他日后能够独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他能够有幸充当曾国藩幕僚,并得到曾国藩高度赏识和鼎力推举密不可分。
纵观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结识、雕琢、欣赏、出走、重用五个阶段。
结识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今安徽肥东)。李鸿章少年聪慧,六岁入家馆学习,后来又拜合肥名士徐明经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参加乡试,次年顺利中举;二十七年,又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李鸿章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可谓豪气万丈、志向非凡,为世人所传诵。他还以诗言志,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强烈愿望和好进之心。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不仅遍访安徽籍在京名人,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而且因为父亲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两人交情又很深的关系,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应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问题。在丁未科进士中,曾国藩特别器重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铎、陈鼐四人,称他们为“丁未四君子”。
雕琢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第二年,李鸿章也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先后在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等人的幕府工作,协助他们办团练。几年下来,本想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无家可归。落魄潦倒、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投奔曾国藩大营。
李鸿章在宾馆住下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使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曾府幕僚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早已在曾府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同科考取进士的人俗称“同年”)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听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作调地说:“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呢?算了吧,还是叫他回京城去当朝官吧!”陈鼐又说:“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于是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挫一挫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沉稳内敛、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这件事记载在“曾门四弟子”之一、曾长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著作《庸盦笔记》之中,《清稗类钞·幕僚类》也有相同的内容,因而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法确实非常独特。据说,后来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曾与另外两人一道慕名拜访曾国藩,如约而至后,曾国藩却故意避而不见。时间一久,两个同伴很不耐烦,唯独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这些都让曾国藩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推荐。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国藩在考察历练人才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一套。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起先掌管文书,继而负责向朝廷拟写奏稿,相当于文字秘书这样的角色。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笔行文,批阅公文、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甚为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非常满意,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赞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为适合,所拟文稿远远超过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一)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有不少,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僚们必须与他步调一致。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他想利用共进早餐时间与幕僚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的严明纪律和整体观念。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员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他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急忙赶到饭厅。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我这里所推崇的,唯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李鸿章一时僵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番批评,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的“不诚”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芒刺在背。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哪能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从此以后,李鸿章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
多年后,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僚,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清楚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欣赏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欣赏,主要有下面几件事情。
前面说过,曾国藩十分重视奏折撰写工作,常常让幕僚们分头起草同一份奏折,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曾国藩这样做,主观上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幕僚的作用,但客观上也取得了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效果。曾国藩幕府何以人才济济,固然与这些人本身素质很高有关,但也与曾国藩善于培养和使用他们分不开。就拿分头起草奏折这件事来说,幕僚们每次参与奏折起草,就像参加一场重要考试,压力之大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学子。他们写的奏折最后能被曾国藩看中,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即使落选了,也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对于提高幕僚们的公文写作水平,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李鸿章的公文写作能力之所以被曾国藩特别看好,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幕僚中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次次奏折写作“竞赛”实现的。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李鸿章究竟写了多少奏折,如今虽然说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数定然非常可观。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参翁同书片》。
严格说来,《参翁同书片》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折中的一个“夹片”。“夹片”又称“片奏”。一个奏折一般可带两三个“夹片”,亦有多达五六个的。“夹片”随正折一同运转和处理,但无封面,也没有事由和具奏人衔名及上奏年月日,以“再”字起头,直书其事,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文件,而是从属于正折的,这一点与如今的公文附件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但“夹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曾国藩所上《参翁同书片》,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奏折“夹片”之一。
翁同书当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咸丰八年(1858)时任安徽巡抚。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其父翁心存翰林出身,大学士,入值上书房,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个曾为督抚,是封疆大吏;另一个则为状元。翁家权位如此之盛,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在《参翁同书片》中,李鸿章却以区区不足六百字的文字,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然后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种种狡辩之言,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尤其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更可称之为文章之眼。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确上奏者的职责,接着把翁家的门第摆出来,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无畏精神。文章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义正词严,将朝廷可能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彻底封死。此片确实写得十分老辣,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据说,《参翁同书片》一出来,即被全国各大衙门的幕僚们争相传抄、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作为曾国藩的高级幕僚,李鸿章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在此方面,李鸿章同样有着很高的天赋和不俗的表现。
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被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他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僚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责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但从祁门到热河,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等奏折送达皇上手中时,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须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而且也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的,还是“祁门移军”一事。
1860年,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县,李鸿章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营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誓死守”的坚定态度。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营主要是着眼于军事,而曾国藩死守祁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所以他很气愤地公开声称说:“你们要是胆小怕死,都离开好了!”不久,李鸿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负气出走。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湘军,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后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营。加之在太平军的攻击下,祁门大营的确险情不断,曾国藩这才深切感到李鸿章是真心诚意为他着想,这年冬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并对李鸿章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出走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终于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受挫败的艰难岁月中,曾国藩不仅得到了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将其劝阻,因此李元度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曾国藩全集·书信》一)。李元度擅长文笔,但缺乏军事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等于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他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的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在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在,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了。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去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认为李鸿章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两人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鸿章出走后,还继续深情地关注老师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劝其离开祁门,曾国藩不能不被其真情所感动,所以最后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移师东流。李鸿章当然也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当时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眼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幕。
事实证明,李鸿章此举不仅十分正确,而且绝对英明。回营半年后,曾国藩就授予他重任,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稍后又推荐他出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
重用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李鸿章重返曾幕后,急剧变化的时势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掌握兵权、独立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李鸿章是在1861年秋天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此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太平军丢失安庆之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兵锋直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地区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官军也将有兵而无饷,后果可想而知。上海官绅士商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面组织当地中外武装进行激烈抵抗,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国藩开头有些犹豫,既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又顾虑上海的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犹豫再三,难下决心。后来经过李鸿章做工作,说湘军已控扼长江中游地区,如今顺江东下,直逼太平军老巢天京(今南京市),此时如果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曾国藩这才打消疑虑,同意分兵援沪。曾国藩最初想让曾国荃当主将,李鸿章为副手前往上海,后因曾国荃推辞不干,才决定派李鸿章回安徽招募淮勇,驰援上海。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夸奖李鸿章才大心细,并说李鸿章完全有能力担任江苏巡抚一职。
李鸿章欣然领命后,带着上海绅商所提供的丰厚饷银,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招募数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八营湘军老兵编入这支新军,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新武装此后被人称为淮军。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朝廷保卫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李鸿章和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两人同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曾国藩传》、《清史稿·李鸿章传》),其地位名望已经不相上下。这一年李鸿章42岁,离开安庆只不过两年时间而已。
十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在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等人的书信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尽情追念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师生之情;又从千里之外派专人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对曾国藩的名望和事功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同时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命并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老师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
被史家称为“幕府人才,一时称盛”(《清稗类钞·幕僚类》,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的曾国藩幕府,是晚清最著名的幕府。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延揽聘用了一大批高级幕僚,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李瀚章、左宗棠、李元度、郭嵩焘、丁日昌等,都在曾国藩幕府工作过。
曾国藩的幕僚虽然可以分为好几大类,但就其工作性质来讲,其中又以治文书章奏和策划、办理军政要务为首端,其办事机构类似于如今的秘书处。它不仅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可称之为曾国藩的参谋和秘书。据史家记载,在上奏折这件事上,曾国藩是极为倚重幕僚的,凡是比较重要的奏折,曾国藩都是吩咐幕僚分头起草,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经过自己精心雕琢之后,才作为正式文本发出去。从曾国藩两江总督府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所以这些奏折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仅书写奏折一项,任务就如此繁重,加上其他公私文书的撰写,曾府的文字工作量有多大,也就不言而喻了,没有一批公文高手专司其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章才学极为赏识,所以李鸿章在曾府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
李鸿章到曾国藩幕府充当幕僚的时间为咸丰九年(1859)一月到同治元年(1862)初之间,前后刚好三年。但中间李鸿章负气出走了大半年,所以他实际上只在曾府工作两年多一点。两年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对于李鸿章来讲,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从幕经历,才使得早想建功立业却屡遭挫败的李鸿章时来运转、福星高照,其一生事业也因此“隆隆直上”。可以这么说:这两年既是李鸿章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又是他日后能够独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他能够有幸充当曾国藩幕僚,并得到曾国藩高度赏识和鼎力推举密不可分。
纵观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结识、雕琢、欣赏、出走、重用五个阶段。
结识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今安徽肥东)。李鸿章少年聪慧,六岁入家馆学习,后来又拜合肥名士徐明经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参加乡试,次年顺利中举;二十七年,又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李鸿章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可谓豪气万丈、志向非凡,为世人所传诵。他还以诗言志,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强烈愿望和好进之心。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不仅遍访安徽籍在京名人,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而且因为父亲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两人交情又很深的关系,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应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问题。在丁未科进士中,曾国藩特别器重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铎、陈鼐四人,称他们为“丁未四君子”。
雕琢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第二年,李鸿章也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先后在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等人的幕府工作,协助他们办团练。几年下来,本想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无家可归。落魄潦倒、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投奔曾国藩大营。
李鸿章在宾馆住下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使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曾府幕僚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早已在曾府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同科考取进士的人俗称“同年”)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听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作调地说:“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呢?算了吧,还是叫他回京城去当朝官吧!”陈鼐又说:“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于是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挫一挫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沉稳内敛、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这件事记载在“曾门四弟子”之一、曾长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著作《庸盦笔记》之中,《清稗类钞·幕僚类》也有相同的内容,因而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法确实非常独特。据说,后来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曾与另外两人一道慕名拜访曾国藩,如约而至后,曾国藩却故意避而不见。时间一久,两个同伴很不耐烦,唯独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这些都让曾国藩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推荐。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国藩在考察历练人才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一套。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起先掌管文书,继而负责向朝廷拟写奏稿,相当于文字秘书这样的角色。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笔行文,批阅公文、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甚为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非常满意,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赞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为适合,所拟文稿远远超过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一)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有不少,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僚们必须与他步调一致。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他想利用共进早餐时间与幕僚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的严明纪律和整体观念。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员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他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急忙赶到饭厅。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我这里所推崇的,唯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李鸿章一时僵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番批评,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的“不诚”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芒刺在背。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哪能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从此以后,李鸿章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
多年后,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僚,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清楚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欣赏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欣赏,主要有下面几件事情。
前面说过,曾国藩十分重视奏折撰写工作,常常让幕僚们分头起草同一份奏折,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曾国藩这样做,主观上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幕僚的作用,但客观上也取得了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效果。曾国藩幕府何以人才济济,固然与这些人本身素质很高有关,但也与曾国藩善于培养和使用他们分不开。就拿分头起草奏折这件事来说,幕僚们每次参与奏折起草,就像参加一场重要考试,压力之大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学子。他们写的奏折最后能被曾国藩看中,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即使落选了,也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对于提高幕僚们的公文写作水平,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李鸿章的公文写作能力之所以被曾国藩特别看好,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幕僚中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次次奏折写作“竞赛”实现的。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李鸿章究竟写了多少奏折,如今虽然说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数定然非常可观。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参翁同书片》。
严格说来,《参翁同书片》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折中的一个“夹片”。“夹片”又称“片奏”。一个奏折一般可带两三个“夹片”,亦有多达五六个的。“夹片”随正折一同运转和处理,但无封面,也没有事由和具奏人衔名及上奏年月日,以“再”字起头,直书其事,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文件,而是从属于正折的,这一点与如今的公文附件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但“夹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曾国藩所上《参翁同书片》,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奏折“夹片”之一。
翁同书当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咸丰八年(1858)时任安徽巡抚。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其父翁心存翰林出身,大学士,入值上书房,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个曾为督抚,是封疆大吏;另一个则为状元。翁家权位如此之盛,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在《参翁同书片》中,李鸿章却以区区不足六百字的文字,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然后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种种狡辩之言,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尤其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更可称之为文章之眼。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确上奏者的职责,接着把翁家的门第摆出来,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无畏精神。文章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义正词严,将朝廷可能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彻底封死。此片确实写得十分老辣,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据说,《参翁同书片》一出来,即被全国各大衙门的幕僚们争相传抄、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作为曾国藩的高级幕僚,李鸿章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在此方面,李鸿章同样有着很高的天赋和不俗的表现。
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被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他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僚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责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但从祁门到热河,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等奏折送达皇上手中时,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须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而且也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的,还是“祁门移军”一事。
1860年,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县,李鸿章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营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誓死守”的坚定态度。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营主要是着眼于军事,而曾国藩死守祁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所以他很气愤地公开声称说:“你们要是胆小怕死,都离开好了!”不久,李鸿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负气出走。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湘军,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后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营。加之在太平军的攻击下,祁门大营的确险情不断,曾国藩这才深切感到李鸿章是真心诚意为他着想,这年冬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并对李鸿章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出走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终于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受挫败的艰难岁月中,曾国藩不仅得到了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将其劝阻,因此李元度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曾国藩全集·书信》一)。李元度擅长文笔,但缺乏军事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等于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他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的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在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在,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了。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去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认为李鸿章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两人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鸿章出走后,还继续深情地关注老师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劝其离开祁门,曾国藩不能不被其真情所感动,所以最后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移师东流。李鸿章当然也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当时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眼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幕。
事实证明,李鸿章此举不仅十分正确,而且绝对英明。回营半年后,曾国藩就授予他重任,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稍后又推荐他出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
重用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李鸿章重返曾幕后,急剧变化的时势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掌握兵权、独立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李鸿章是在1861年秋天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此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太平军丢失安庆之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兵锋直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地区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官军也将有兵而无饷,后果可想而知。上海官绅士商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面组织当地中外武装进行激烈抵抗,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国藩开头有些犹豫,既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又顾虑上海的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犹豫再三,难下决心。后来经过李鸿章做工作,说湘军已控扼长江中游地区,如今顺江东下,直逼太平军老巢天京(今南京市),此时如果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曾国藩这才打消疑虑,同意分兵援沪。曾国藩最初想让曾国荃当主将,李鸿章为副手前往上海,后因曾国荃推辞不干,才决定派李鸿章回安徽招募淮勇,驰援上海。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夸奖李鸿章才大心细,并说李鸿章完全有能力担任江苏巡抚一职。
李鸿章欣然领命后,带着上海绅商所提供的丰厚饷银,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招募数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八营湘军老兵编入这支新军,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新武装此后被人称为淮军。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朝廷保卫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李鸿章和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两人同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曾国藩传》、《清史稿·李鸿章传》),其地位名望已经不相上下。这一年李鸿章42岁,离开安庆只不过两年时间而已。
十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在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等人的书信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尽情追念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师生之情;又从千里之外派专人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对曾国藩的名望和事功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同时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命并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老师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