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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三年（1508），兵部主事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谪贬到贵州龙场，任驿丞。龙场地处万山丛林，蛇虺魍魉、蛊毒瘴疠横行，随从一一病倒。王阳明觉得自己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有生死的意义尚未勘透，于是，除了照顾生病的随从，他便日夜端坐石窟之中，静默沉思。一天深夜，突然心中一片澄明，顿悟格物致知之理。此前，他曾经按照朱子“格物穷理”的思路，连续七天对着竹子苦思冥想，直至病倒却不得其理。此时，他大喜过望，对惊醒的随从人等宣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是十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寓言，王阳明的宣告，不仅说明他决定抛弃朱熹“格物穷理”的思维方式，发现了“求理于心性”的新思路，而且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领域——心学，为儒家哲学思想发展找到一个新方向。
这么多年，刘再复一直在为重建“人的文学”而努力。后来，他被命运带到美国西部的落基山下。他面壁十年，终日与草地、苍岩、兀鹰为伴，在孤寂、坚毅和铭心刻骨的灵魂自省中浴火重生。日复一日，他殚精竭虑地思考有关文学的种种问题，以生命继续谱写精彩的文学寓言，最终掷地有声地提出：“文学的事业，就是心灵的事业。”“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这一提法，成为刘再复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核心。他强调，文学的本义、文学的最后实在，就是人类的心灵情感。他把禅宗心性说和阳明心学引入文学领域，同时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关于人性本质的论述中汲取思想资源，探索和分析心灵情感在创作、批评和审美鉴赏等文学领域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文学心灵本体论，疏通了文学直抵人类内心深处的通道。
文学心灵本体论，见之于刘再复以心学原理阐发文学本义、文学内在规律的文艺美学著述。与各种体系庞大、逻辑缜密的文学理论相比，它最大的特色，是明心见性，直抵问题核心，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的文学的定义，它简单地概括为：
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由心灵、想象力和审美形式三要素构成。
相对于形形色色的理论，这个界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确立文学的心灵原则，不作烦琐论证：文学是心灵情感的呈现，心灵是文学的本体。心灵本体的确立，彰显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生命性、超越性和审美性，从客观上否定了曾经强加给文学的各种人为属性。刘再复与访谈者的一次谈话，可以看作是这个定义的注脚：“文学回归文学的本义，即文学是什么，也即文学的自性，来自于佛，即自悟自救，到海外，以自性代替主体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场与不在场，认定文学就是心灵的事业。与功利无关，即心灵性、生命性、审美性。”
这段谈话显示，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禅宗的心性本体论。刘再复参透禅宗心性说，发现佛教神学教义在禅宗的形成过程中，已悄然转换成佛教哲学，只是在表层保留了宗教色彩：
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中国的禅宗第六代宗师慧能，全部教义已简化为一个“心”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一切都由心生。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庙里，而在人的心靈里。讲的是彻底的心性本体论。慧能的《六祖坛经》，其实就讲“悟即佛，迷即众”。所谓悟，就是心灵在瞬间抵达“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与佛相逢并与佛同一合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宗教的本质乃心灵，这个结论的尖锐性在于不确认宗教的本质是“神灵”，而是“心灵”。但又承认心灵的虔诚可以与神灵相通，即中国所说的“诚能通神”。
刘再复对禅宗心学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深刻而准确。禅宗以心性为本体，称心性为真心、本心、真性、自性，谓之“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又说，“自性能生万法”（《六祖坛经》）。禅宗不仅视心性为人的本体，也视之为万物之本、万化之源。禅宗的心性说，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属性，心性有本体纯明的性质，又有以纯明之心参悟事理的理性力量，明心见性，实现顿悟，本性便与佛性合一。
刘再复将心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是方法论上的一大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是对文学思维方式和特征的重新认识。过去的文学理论笼统地讲科学是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刘再复更正这一说法，提出要抛弃“形象思维概念的含混性”，形象思维主要指艺术想象，心悟，才是文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文学与科学追求的目标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完全不一样。刘再复强调：“科学把握客观世界，文学则除了把握客观世界之外还要把握主观宇宙、内心宇宙，抵达科学不能抵达的人性深渊。”心悟，是抵达启迪性真理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文学对人心的洞察，通常是直觉式的，依靠慧悟获得洞见，不同于哲学依靠逻辑论证获得结论，也不像自然科学依靠实证求取成果。刘再复对传统心学思想的认识始于1985年。他说：“我写《性格组合论》受到王阳明的影响，用了‘内宇宙’这个词，就是受到‘吾心即宇宙’的启发。”从接受王阳明“吾心即宇宙”的概念，到参透禅宗明心见性的心性说，刘再复打通了文学与心学这两大精神领域之间的血脉。他从1995年开始，“重新阅读庄、禅之书，尤其禅宗的书”。他把对禅悟的体验引入文学研究，除了讲文学主体性，还尊重神的主体性和文学的超越性。2000年，他在香港城市中文大学讲课，突然感到：
在备课时有一种永远难忘的生命体验，这也许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后来我明白了，这正是王阳明“龙场彻悟”似的大彻大悟。在梦中仿佛听到有人提示我，他说：“贾宝玉，贾宝玉，那不是‘物’，也不是‘人’，那是一颗‘心’。”这颗心，《红楼梦》之心，是诗之心，是小说之心，是文学之心，是你我的应有之心……由此悟到，贾宝玉这颗心，是无敌、无争、无待、无染、无私、无猜、无恨、无嫉、无谋、无惧的十无之心，是佛心、童心、赤子之心。
这是一种灵魂震撼的彻悟，刘再复在一瞬间打通了心学与文学的经脉，把握住文学本义的命门：无论文学的精神世界如何深邃复杂，文学的审美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其灵魂所系，便是心灵。
刘再复以禅宗的心性本体论作为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哲学基础，“把‘性’解释为自然生命，这样，情就是性的直接现实性，是性的具体展示”。同时，他揭示禅宗所讲的“心性”，“实际上是‘空’，是去掉后天遮蔽层的‘心’”，由此揭示了心性的“物”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不过，刘再复在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中很少运用“心性”一词，而是普遍地用“心灵”这一概念置换“心性”。这个置换，未改变心性的本义，却扩大了文学的心学内涵。 心性是哲学概念，心灵一般用作文学词汇，实在性高于抽象性。“心性”原指生命的自然本性，孟子称：“尽其心也，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先秦哲学中“心性”这一概念，重在揭示“心”的自然本质特征，包括“心”的生命现象与后天心性修养两方面内容，即《大学》所说的修身养性，“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心灵”的含义比“心性”宽泛，它以自然生命为生理基础，受外界刺激时会产生喜、怒、哀、乐、焦虑、恐惧、喜欢、厌恶、自卑、自信等种种不同的情感现象。不同于“心性”偏重于理性，心灵现象兼有灵魂、精神和情感的因素，是本能反应、情感取向和理性取舍的综合表现，“‘心灵’是个‘情理结构’，‘情’是情感，‘理’是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知”。这个阐释，从本体论的立场明确了心灵的实在性特征，一从心理学角度看，它与行为是因果角色;二从现象学角度看，它是一种意识经验。作用于生命行为，便具有意向性和自明性，是生命行为的本体实在。在文学语境里，心灵表现为情感与感悟，产生于生命体受刺激的瞬间，含有潜在的理性因素，又未完全受到理性的调节修正，率真地表现出来，最能反映人的本真状态。刘再复在文学语境中将“心性”置换为“心灵”，将心性本体转换为心灵本体，是对禅宗心性哲学的创造性吸收，将形而上的心性哲思转化为具有情理结构的心灵情感，心性成为心灵情感的天然基础，心灵情感则以丰富自由的表现形态呈现真实的心性。
刘再复说：“我把文学定义为‘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把文学事业界定为心灵的事业，并确认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正是把心灵视为文学的本体（根本）。”文学心灵本体论的提出，旨在以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呈现丰富复杂的人性。现代批评以揭示人性的深刻性程度作为评判作品的一个基本标准，心灵情感正是人性的具体体现。作家怀有“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和“悲悯之心”，才能自如书写人物的心灵情感，呈现独特的心灵状态，展示人性的深层。文学的这个审美方式，远远突破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认识”与“反映”功能的机械性设定，为文学表述和审美鉴赏提供了无限自由宽广的天地。
文学心灵本体论，包括心灵本体和悟证方法两方面内容。心灵本体的核心是心灵内宇宙思想，包括心灵的独特性、丰富复杂性和无限超越性。心灵内宇宙思想主导作品的走向，由作者和人物的心灵情感所体现，最终化为作品中具体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悟证方法以心性的自明、觉悟为基础，借助创作者或批评者的经验、知识、技能的潜意识积淀，实现对作品、文学现象、研究对象某种内在性质或规律的顿悟，抵近或揭示启示性真理，主要表现为想象力的发生、顿悟的实现、调动各种关联因素检验所悟结果是否成立这样一个过程。心灵本体与悟证方法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心灵本体论理论体系，既揭示了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亦决定了文学创作和批评欣赏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具有高度自由和原创性。
文学心灵本体论，既呈现现实生活层面的心灵情感，亦涵括深层精神现象的人性探讨。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刘再复的《高行健论》、“红楼四书”及《文学四十讲》等学术成果，分别呈现文学心灵本体论在文学活动中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心灵的情理结构内涵及创作对丰富复杂心灵状态的呈现和阐发，体现创作者、作品对象及读者等不同主体各自的主体性及不同主体与文学的关系，重心在创作主体;第二个层面，是从形而上角度通过对象主体“我”的本质——性质、构成、作用的发掘及其对创作主体内部世界的折射，探究和阐发文学的主体内部际性，重心在对象主体;第三个层面，是从超越的大观视角对心灵世界和文学审美对象之间关系的审视，由此抵达慧悟的境界，重心在欣赏主体。三个层面的详细阐述，充分展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构成因素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实践运用过程。
《罪与文学》及相关的著述，从社会与历史的宏观角度，集中讨论以良知与忏悔为核心的灵魂挣扎与灵魂呼号现象，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形成了文学心灵本体论的情理结构。《高行健论》结合存在主义哲学原理，通过把自我分为三重人称结构的方式，在作品的动态背景下冷静地自诘、自审、自我剖析，由此呈现人物本身的灵魂悖论和全部生命形态，深刻地揭示了“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狱”这一命题。“红楼四书”与《贾宝玉论》等作品，以心灵情感投入和生命体验的方式，体悟《红楼梦》作者及作品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在体悟过程中发现审美鉴赏的大观视角和宇宙境界，形成了从形而上角度悟证《红楼梦》哲学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审美方式。2015年以后，刘再复在讲课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二十二讲》和《文学慧悟十八点》等著作，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有关文学心灵本体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及其理论思考，丰富和充实了这个文学思想体系。
文学心灵本体论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形而上体系，它本质上更具有实践理性的心学特征，旨在把心灵原则贯彻在整个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的过程中，并使文学的心灵性和人文品格的提升相契合。文学心灵本体论大体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示其基本思想：
一、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心灵状态决定文学的品格，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文学都不是一流的文学。從创作者来说，真诚是第一原则，创作冲动主要是释放其良知压抑的欲望，呈现存在的荒诞性，发出灵魂的叩问;心灵是一种情理结构的生命场，在创作过程中，心灵起到中和情感与理性的作用;心灵对生命的神性具有一种宗教性情感，从而使文学的审美拒绝平庸，不仅具有启蒙价值，而且具有生命救赎的意义。
二、超越性既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生命和精神借助文学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时代，超越生死，与艺术共存。如何才能实现文学的超越呢？作家在艺术活动中要超越现实主体身份，让现实生活主体转化为审美主体，才有可能创造出超越现实、超越功利、超越时空的审美境界，使作品获得心灵性和独立的审美品格。文学的超越性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超越表象，进入现实深层，获得对生活现象本质性的把握;二是创造艺术之梦，实现审美理想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三是超越经验世界进入超验世界，让读者感悟经验世界无法理解的神秘因素，获得特殊的生命启示。 三、审美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创作的根本目的。所谓文学的审美性，就是指文学作品具有适应人的审美需求的艺术特质，能够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提升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禅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悟，但其内涵大于悟;除了悟这种哲学智慧，禅是一种审美状态。具体说来，作家的禅性，就是能够直觉感悟生命与世界的美，并把对美的直觉感悟融化在对生命及其存在方式的呈现过程中，使作品成为生命审美化的艺术成果。庄子、陶渊明、曹雪芹这些古代艺术巨匠，最了不起的艺术成就，就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通过最合适的审美形式，表述自己的审美理想。
四、悟证方式是进入心灵迷宫的捷径。作品中的心灵呈现常常是无形的，扑朔迷离的，甚至是与作者或人物的初衷相背离的，用证实方式难以捕捉其真实形态，用悟的方式却可以让心灵贴近心灵，情感与情感交流，灵魂与灵魂撞击，产生对作品本真心灵情感的深切体悟。文学呈现的是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情感世界，蕴含着启迪性真理，通常情况下，无法用实证的和逻辑的方式求证，只能依靠直觉和悟性获得灵感。悟证，是对启迪性真理的瞬间感悟和把握，它实现的基础是批评者日常积累的生命体验、艺术感受和意识积淀。
五、人性的复归，以心灵复归为导向。心灵的复归，是文学审美的方向，可以而且应该在文学的审美中率先实现。中国学术传统从先秦诸子开始，就强调通过心灵与肉体合一、生命与道合一，通过内省和修心而获得自我完善，故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心的文化”。文学心灵本体论，突出文学审美一个最平和而又最强大的陶冶功能，那就是复归于朴、心存敬畏，守持平常心。
文学创作发动于作者的心灵，化作艺术审美形式中具体的心灵情感，与读者、欣赏者的心灵碰撞交流，创作者借助创作审美活动，读者、鉴赏者通过欣赏审美投入，潜移默化的审美净化作用，使他们都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提升。于是，文学发至心灵深处、经过心灵的审美过程又回到心灵深处，完成了一个心灵活动的回环，这样一个心灵审美回环的终点，不是心灵的原点，而是人类精神不断升华的新的起点。
自从禅宗心性说问世，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过两个心学高峰。第一个是明代王阳明开创的儒家心学，王阳明发展了孟子“仁”的思想，以“致良知”、“知行合一”和“心外无理”为其理论核心，以此挣脱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推动个人意识的觉醒。第二个心学高峰，是刘再复发现并阐发的曹雪芹的诗意心学。曹雪芹凭借文学意象叩问生命的价值，确信心灵是世界的本体，心明是人生的终结意义，通过呈现大观园中的诗意生命来讴歌纯美的心灵世界。刘再复的文学心灵本体论，是以禅宗心性说和阳明心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构成的一种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旨在探索文学呈现精神世界和心灵内宇宙的审美规律，为文学回归文学和人文理想的复兴，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同时也涉及现代伦理建设，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三个心学高峰。
文学心灵本体论，既是一种新的文艺美学纲领，也是刘再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升级版。1980年，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视真善美为鲁迅美学思想的内核，开始建设新的文艺美学构架。这个美学构架，以李泽厚“自然的人化”的美学理论为内核，从确认人是精神创造的主体开始，到强调心灵状态决定一切，主张文学要发出灵魂的叩问，敞开心灵内宇宙，呈现存在的荒诞复杂状态，在不断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在探索人的存在与存在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外自然的人类化和内自然的人性化。
刘再复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六期和1986年第一期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他“在李泽厚主体性论纲的影响下”，集中阐发了文学的主体性原则。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在实践层面上，要“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文学活动中，“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落到实处，就是确定作家是创作的主体，通过精神创造获得自我价值实现。杨春时评价“主体性”引起的文学论争，其历史意义在于“这场论争结束了从前苏联传入的反映论文学理论的统治，建立了主体性文学理论。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主体性理论的论争，尚未完全展开就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中止，其理论建设留有不完善的遗憾。这就是杨春时所指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忽略了“主体间性”的考虑，也就是说，缺乏对主体所不能脱离的复杂社会关系的深入考虑。刘再复后来补充了他对主体性的认识，“我们讲的主体性是为了张扬个性，但个性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是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所谓主体间性就是主体的关系的特性，因此也可译为主体际性。叔本华说：人最大的悲剧是，你诞生了。人一诞生，就被抛入一种关系中，就被关系所制约。这就规定了人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主体性，而不是无限的主体性”。他在对主体性理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学心灵本体论。与主体性理论相比，这个新的文学思想在向外、向内和向上三个向度上都实现了超越：向外，充分考虑到文学自性与他性的复杂关系，修缮了对主体间性考虑不足的缺陷;向内，通过批判尼采自我膨胀的超人意识而确立平常心，通过解剖自我内部本我与超我的不同性质及其冲突，而展示人性和思想的多变特征，深化了对主体内在复杂性的思考;向上，以大观视角观察心灵，观察人生，观察生命的复杂现象，以此获得一个通过文学呈现心灵状态的澄明境界。这种超越，体现了刘再复“自然的人化”的美学观由外向内、由身向心不断深化的趋向。
文學心灵本体论问世，并不直接否定其他文学理论，它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其目的是通过对文学的心灵原则和内在规律的阐发，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文学回归文学，重新竖立我们对于文学的信仰。让文学回归，基本的前提是说真话，是真诚，是真诚前提下对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客观规律的深刻阐发，真诚和深刻是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基本生命，是复杂社会形态下文学复归和繁荣的理由，真诚和深刻赋予文学心灵本体论强大的拒绝的力量。面对后现代派反本质主义思潮对文学的消解和冲击，它赋予文学理论以生命的温度，让文学从现代科技主宰的世界夺回大地和天空。在种种意识形态仍然雄心勃勃试图渗透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数码科技正用各种资讯狂暴地覆盖窒息每一个心灵的天际下，文学心灵本体论像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在八面来风中摇曳、挺立。相对于强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文学是脆弱的，但它能在极端异化的土壤中撒下现代人文美学理想的种子，种子有倔强的生命力，幼芽破土而出，便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建设力量。
高行健曾和刘再复相约，要“把中国禅变为世界禅，即把佛家慧能视为普世思想家。把禅的思想看作世界的一种精神出路和新的思维方式”。文学心灵本体论以禅宗心学、阳明心学为基础构成一个现代文艺美学体系，这是刘再复在学理上打通中西、把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推向世界的一个尝试。不过，他并未刻意提出一个概念或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他受禅宗慧能不立语言、明心见性的启示，认识到“概念是人的终结地狱”。他说：“这一认识，使我不再迷信体系，并对体系有所警惕。这就是觉察到体系固然能使逻辑严密，但也能使构筑者走火入魔，以为自己是‘绝对精神’的掌握者，把生命體验窒息于体系之中……基于这一看法，我的学术思考便不再被体系所牵制，也不再被构筑体系的概念所覆盖，而是直接地进入真问题。”
老子说“大制无割”（《道德经》），不把完整的思想分解成具体的概念术语，就是无割。刘再复倾向于搁置概念，避免建构理论体系，以免人们只关注理论概念术语而忽略文学本身丰富自由的生命形态，但他的文学心灵本体思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厚而体系开放的文艺美学论纲。这个论纲没有对创作、批评和鉴赏做出严密而具体的理论界定，它只是试图揭示文学的本义，阐释一些基本命题，揭示文学与人性、与心灵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为文学提供的无比宏阔的自由天地。说它的内涵深厚，是因为其中每个理论阐述都直击要害，扣住争议焦点，进入问题深处，提出独到见解;说它具有开放性，因为它避免设置限定性概念与理论框架，但却可以在批评和审美鉴赏过程中验证相关命题，不断充实和丰富其思想内涵。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以学术方式阐明其精神创造的价值，是一件应该立即着手的工作。
这项研究尊重刘再复“大制无割”的初衷，既不生造概念，也不编制理论体系，避免把他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思想转化成冷冰冰的理论面孔。笔者的工作，是把他近二十年来著述中的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脉络，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为学界进一步研究、阐发、丰富这个理论提供初步的学术探讨。这项研究包括两项基本内容：第二章叙述文学心灵本体论的纲要，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层次综合阐释心灵内宇宙的精神内涵和悟证方法，结合作品分析，分别介绍文学心灵本体论在现实层面、形而上层面以及悟证方法运用层面上的实践成果。采用这样的体式，是想避免“理论概念相”，同时呈现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完整思想脉络及其形成过程的本真状态。
刘再复的心学思想，近几年来开始受到学界的注意。2019年1月，澳门《艺文杂志》把刘再复列为2018年度“艺文致敬”人物，主笔陈志明先生在介绍文章中说，刘再复历时十年完成四大名著文化研究工程，“这也是当代学者首次独力完成对四大名著的系统解读。尤其他在书中所倡导的‘悟证’、‘心证’，为当下文学批评指出了新的方向”。他的文学心灵，晶莹圆润，和三十年前一样，仍然未见岁月风尘的浸染，叶嘉莹的诗“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正好送给他。
刘再复对于文学问题的思考，已经彻底放下概念约束之“执”和荣辱得失之“执”，在叩问生命存在意义的维度上，自由地表述出他对文学的精辟见识和成熟的思想。正如他的好友与合作伙伴林岗所说的那样，“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
这是十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寓言，王阳明的宣告，不仅说明他决定抛弃朱熹“格物穷理”的思维方式，发现了“求理于心性”的新思路，而且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领域——心学，为儒家哲学思想发展找到一个新方向。
这么多年，刘再复一直在为重建“人的文学”而努力。后来，他被命运带到美国西部的落基山下。他面壁十年，终日与草地、苍岩、兀鹰为伴，在孤寂、坚毅和铭心刻骨的灵魂自省中浴火重生。日复一日，他殚精竭虑地思考有关文学的种种问题，以生命继续谱写精彩的文学寓言，最终掷地有声地提出：“文学的事业，就是心灵的事业。”“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这一提法，成为刘再复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核心。他强调，文学的本义、文学的最后实在，就是人类的心灵情感。他把禅宗心性说和阳明心学引入文学领域，同时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关于人性本质的论述中汲取思想资源，探索和分析心灵情感在创作、批评和审美鉴赏等文学领域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文学心灵本体论，疏通了文学直抵人类内心深处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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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心灵本体论，见之于刘再复以心学原理阐发文学本义、文学内在规律的文艺美学著述。与各种体系庞大、逻辑缜密的文学理论相比，它最大的特色，是明心见性，直抵问题核心，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的文学的定义，它简单地概括为：
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由心灵、想象力和审美形式三要素构成。
相对于形形色色的理论，这个界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确立文学的心灵原则，不作烦琐论证：文学是心灵情感的呈现，心灵是文学的本体。心灵本体的确立，彰显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生命性、超越性和审美性，从客观上否定了曾经强加给文学的各种人为属性。刘再复与访谈者的一次谈话，可以看作是这个定义的注脚：“文学回归文学的本义，即文学是什么，也即文学的自性，来自于佛，即自悟自救，到海外，以自性代替主体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场与不在场，认定文学就是心灵的事业。与功利无关，即心灵性、生命性、审美性。”
这段谈话显示，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禅宗的心性本体论。刘再复参透禅宗心性说，发现佛教神学教义在禅宗的形成过程中，已悄然转换成佛教哲学，只是在表层保留了宗教色彩：
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中国的禅宗第六代宗师慧能，全部教义已简化为一个“心”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一切都由心生。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庙里，而在人的心靈里。讲的是彻底的心性本体论。慧能的《六祖坛经》，其实就讲“悟即佛，迷即众”。所谓悟，就是心灵在瞬间抵达“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与佛相逢并与佛同一合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宗教的本质乃心灵，这个结论的尖锐性在于不确认宗教的本质是“神灵”，而是“心灵”。但又承认心灵的虔诚可以与神灵相通，即中国所说的“诚能通神”。
刘再复对禅宗心学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深刻而准确。禅宗以心性为本体，称心性为真心、本心、真性、自性，谓之“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又说，“自性能生万法”（《六祖坛经》）。禅宗不仅视心性为人的本体，也视之为万物之本、万化之源。禅宗的心性说，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属性，心性有本体纯明的性质，又有以纯明之心参悟事理的理性力量，明心见性，实现顿悟，本性便与佛性合一。
刘再复将心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是方法论上的一大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是对文学思维方式和特征的重新认识。过去的文学理论笼统地讲科学是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刘再复更正这一说法，提出要抛弃“形象思维概念的含混性”，形象思维主要指艺术想象，心悟，才是文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文学与科学追求的目标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完全不一样。刘再复强调：“科学把握客观世界，文学则除了把握客观世界之外还要把握主观宇宙、内心宇宙，抵达科学不能抵达的人性深渊。”心悟，是抵达启迪性真理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文学对人心的洞察，通常是直觉式的，依靠慧悟获得洞见，不同于哲学依靠逻辑论证获得结论，也不像自然科学依靠实证求取成果。刘再复对传统心学思想的认识始于1985年。他说：“我写《性格组合论》受到王阳明的影响，用了‘内宇宙’这个词，就是受到‘吾心即宇宙’的启发。”从接受王阳明“吾心即宇宙”的概念，到参透禅宗明心见性的心性说，刘再复打通了文学与心学这两大精神领域之间的血脉。他从1995年开始，“重新阅读庄、禅之书，尤其禅宗的书”。他把对禅悟的体验引入文学研究，除了讲文学主体性，还尊重神的主体性和文学的超越性。2000年，他在香港城市中文大学讲课，突然感到：
在备课时有一种永远难忘的生命体验，这也许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后来我明白了，这正是王阳明“龙场彻悟”似的大彻大悟。在梦中仿佛听到有人提示我，他说：“贾宝玉，贾宝玉，那不是‘物’，也不是‘人’，那是一颗‘心’。”这颗心，《红楼梦》之心，是诗之心，是小说之心，是文学之心，是你我的应有之心……由此悟到，贾宝玉这颗心，是无敌、无争、无待、无染、无私、无猜、无恨、无嫉、无谋、无惧的十无之心，是佛心、童心、赤子之心。
这是一种灵魂震撼的彻悟，刘再复在一瞬间打通了心学与文学的经脉，把握住文学本义的命门：无论文学的精神世界如何深邃复杂，文学的审美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其灵魂所系，便是心灵。
刘再复以禅宗的心性本体论作为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哲学基础，“把‘性’解释为自然生命，这样，情就是性的直接现实性，是性的具体展示”。同时，他揭示禅宗所讲的“心性”，“实际上是‘空’，是去掉后天遮蔽层的‘心’”，由此揭示了心性的“物”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不过，刘再复在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中很少运用“心性”一词，而是普遍地用“心灵”这一概念置换“心性”。这个置换，未改变心性的本义，却扩大了文学的心学内涵。 心性是哲学概念，心灵一般用作文学词汇，实在性高于抽象性。“心性”原指生命的自然本性，孟子称：“尽其心也，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先秦哲学中“心性”这一概念，重在揭示“心”的自然本质特征，包括“心”的生命现象与后天心性修养两方面内容，即《大学》所说的修身养性，“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心灵”的含义比“心性”宽泛，它以自然生命为生理基础，受外界刺激时会产生喜、怒、哀、乐、焦虑、恐惧、喜欢、厌恶、自卑、自信等种种不同的情感现象。不同于“心性”偏重于理性，心灵现象兼有灵魂、精神和情感的因素，是本能反应、情感取向和理性取舍的综合表现，“‘心灵’是个‘情理结构’，‘情’是情感，‘理’是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知”。这个阐释，从本体论的立场明确了心灵的实在性特征，一从心理学角度看，它与行为是因果角色;二从现象学角度看，它是一种意识经验。作用于生命行为，便具有意向性和自明性，是生命行为的本体实在。在文学语境里，心灵表现为情感与感悟，产生于生命体受刺激的瞬间，含有潜在的理性因素，又未完全受到理性的调节修正，率真地表现出来，最能反映人的本真状态。刘再复在文学语境中将“心性”置换为“心灵”，将心性本体转换为心灵本体，是对禅宗心性哲学的创造性吸收，将形而上的心性哲思转化为具有情理结构的心灵情感，心性成为心灵情感的天然基础，心灵情感则以丰富自由的表现形态呈现真实的心性。
刘再复说：“我把文学定义为‘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把文学事业界定为心灵的事业，并确认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正是把心灵视为文学的本体（根本）。”文学心灵本体论的提出，旨在以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呈现丰富复杂的人性。现代批评以揭示人性的深刻性程度作为评判作品的一个基本标准，心灵情感正是人性的具体体现。作家怀有“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和“悲悯之心”，才能自如书写人物的心灵情感，呈现独特的心灵状态，展示人性的深层。文学的这个审美方式，远远突破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认识”与“反映”功能的机械性设定，为文学表述和审美鉴赏提供了无限自由宽广的天地。
二
文学心灵本体论，包括心灵本体和悟证方法两方面内容。心灵本体的核心是心灵内宇宙思想，包括心灵的独特性、丰富复杂性和无限超越性。心灵内宇宙思想主导作品的走向，由作者和人物的心灵情感所体现，最终化为作品中具体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悟证方法以心性的自明、觉悟为基础，借助创作者或批评者的经验、知识、技能的潜意识积淀，实现对作品、文学现象、研究对象某种内在性质或规律的顿悟，抵近或揭示启示性真理，主要表现为想象力的发生、顿悟的实现、调动各种关联因素检验所悟结果是否成立这样一个过程。心灵本体与悟证方法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心灵本体论理论体系，既揭示了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亦决定了文学创作和批评欣赏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具有高度自由和原创性。
文学心灵本体论，既呈现现实生活层面的心灵情感，亦涵括深层精神现象的人性探讨。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刘再复的《高行健论》、“红楼四书”及《文学四十讲》等学术成果，分别呈现文学心灵本体论在文学活动中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心灵的情理结构内涵及创作对丰富复杂心灵状态的呈现和阐发，体现创作者、作品对象及读者等不同主体各自的主体性及不同主体与文学的关系，重心在创作主体;第二个层面，是从形而上角度通过对象主体“我”的本质——性质、构成、作用的发掘及其对创作主体内部世界的折射，探究和阐发文学的主体内部际性，重心在对象主体;第三个层面，是从超越的大观视角对心灵世界和文学审美对象之间关系的审视，由此抵达慧悟的境界，重心在欣赏主体。三个层面的详细阐述，充分展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构成因素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实践运用过程。
《罪与文学》及相关的著述，从社会与历史的宏观角度，集中讨论以良知与忏悔为核心的灵魂挣扎与灵魂呼号现象，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形成了文学心灵本体论的情理结构。《高行健论》结合存在主义哲学原理，通过把自我分为三重人称结构的方式，在作品的动态背景下冷静地自诘、自审、自我剖析，由此呈现人物本身的灵魂悖论和全部生命形态，深刻地揭示了“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狱”这一命题。“红楼四书”与《贾宝玉论》等作品，以心灵情感投入和生命体验的方式，体悟《红楼梦》作者及作品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在体悟过程中发现审美鉴赏的大观视角和宇宙境界，形成了从形而上角度悟证《红楼梦》哲学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审美方式。2015年以后，刘再复在讲课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二十二讲》和《文学慧悟十八点》等著作，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有关文学心灵本体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及其理论思考，丰富和充实了这个文学思想体系。
文学心灵本体论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形而上体系，它本质上更具有实践理性的心学特征，旨在把心灵原则贯彻在整个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的过程中，并使文学的心灵性和人文品格的提升相契合。文学心灵本体论大体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示其基本思想：
一、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心灵状态决定文学的品格，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文学都不是一流的文学。從创作者来说，真诚是第一原则，创作冲动主要是释放其良知压抑的欲望，呈现存在的荒诞性，发出灵魂的叩问;心灵是一种情理结构的生命场，在创作过程中，心灵起到中和情感与理性的作用;心灵对生命的神性具有一种宗教性情感，从而使文学的审美拒绝平庸，不仅具有启蒙价值，而且具有生命救赎的意义。
二、超越性既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生命和精神借助文学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时代，超越生死，与艺术共存。如何才能实现文学的超越呢？作家在艺术活动中要超越现实主体身份，让现实生活主体转化为审美主体，才有可能创造出超越现实、超越功利、超越时空的审美境界，使作品获得心灵性和独立的审美品格。文学的超越性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超越表象，进入现实深层，获得对生活现象本质性的把握;二是创造艺术之梦，实现审美理想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三是超越经验世界进入超验世界，让读者感悟经验世界无法理解的神秘因素，获得特殊的生命启示。 三、审美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创作的根本目的。所谓文学的审美性，就是指文学作品具有适应人的审美需求的艺术特质，能够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提升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禅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悟，但其内涵大于悟;除了悟这种哲学智慧，禅是一种审美状态。具体说来，作家的禅性，就是能够直觉感悟生命与世界的美，并把对美的直觉感悟融化在对生命及其存在方式的呈现过程中，使作品成为生命审美化的艺术成果。庄子、陶渊明、曹雪芹这些古代艺术巨匠，最了不起的艺术成就，就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通过最合适的审美形式，表述自己的审美理想。
四、悟证方式是进入心灵迷宫的捷径。作品中的心灵呈现常常是无形的，扑朔迷离的，甚至是与作者或人物的初衷相背离的，用证实方式难以捕捉其真实形态，用悟的方式却可以让心灵贴近心灵，情感与情感交流，灵魂与灵魂撞击，产生对作品本真心灵情感的深切体悟。文学呈现的是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情感世界，蕴含着启迪性真理，通常情况下，无法用实证的和逻辑的方式求证，只能依靠直觉和悟性获得灵感。悟证，是对启迪性真理的瞬间感悟和把握，它实现的基础是批评者日常积累的生命体验、艺术感受和意识积淀。
五、人性的复归，以心灵复归为导向。心灵的复归，是文学审美的方向，可以而且应该在文学的审美中率先实现。中国学术传统从先秦诸子开始，就强调通过心灵与肉体合一、生命与道合一，通过内省和修心而获得自我完善，故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心的文化”。文学心灵本体论，突出文学审美一个最平和而又最强大的陶冶功能，那就是复归于朴、心存敬畏，守持平常心。
文学创作发动于作者的心灵，化作艺术审美形式中具体的心灵情感，与读者、欣赏者的心灵碰撞交流，创作者借助创作审美活动，读者、鉴赏者通过欣赏审美投入，潜移默化的审美净化作用，使他们都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提升。于是，文学发至心灵深处、经过心灵的审美过程又回到心灵深处，完成了一个心灵活动的回环，这样一个心灵审美回环的终点，不是心灵的原点，而是人类精神不断升华的新的起点。
三
自从禅宗心性说问世，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过两个心学高峰。第一个是明代王阳明开创的儒家心学，王阳明发展了孟子“仁”的思想，以“致良知”、“知行合一”和“心外无理”为其理论核心，以此挣脱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推动个人意识的觉醒。第二个心学高峰，是刘再复发现并阐发的曹雪芹的诗意心学。曹雪芹凭借文学意象叩问生命的价值，确信心灵是世界的本体，心明是人生的终结意义，通过呈现大观园中的诗意生命来讴歌纯美的心灵世界。刘再复的文学心灵本体论，是以禅宗心性说和阳明心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构成的一种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旨在探索文学呈现精神世界和心灵内宇宙的审美规律，为文学回归文学和人文理想的复兴，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同时也涉及现代伦理建设，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三个心学高峰。
文学心灵本体论，既是一种新的文艺美学纲领，也是刘再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升级版。1980年，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视真善美为鲁迅美学思想的内核，开始建设新的文艺美学构架。这个美学构架，以李泽厚“自然的人化”的美学理论为内核，从确认人是精神创造的主体开始，到强调心灵状态决定一切，主张文学要发出灵魂的叩问，敞开心灵内宇宙，呈现存在的荒诞复杂状态，在不断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在探索人的存在与存在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外自然的人类化和内自然的人性化。
刘再复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六期和1986年第一期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他“在李泽厚主体性论纲的影响下”，集中阐发了文学的主体性原则。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在实践层面上，要“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文学活动中，“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落到实处，就是确定作家是创作的主体，通过精神创造获得自我价值实现。杨春时评价“主体性”引起的文学论争，其历史意义在于“这场论争结束了从前苏联传入的反映论文学理论的统治，建立了主体性文学理论。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主体性理论的论争，尚未完全展开就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中止，其理论建设留有不完善的遗憾。这就是杨春时所指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忽略了“主体间性”的考虑，也就是说，缺乏对主体所不能脱离的复杂社会关系的深入考虑。刘再复后来补充了他对主体性的认识，“我们讲的主体性是为了张扬个性，但个性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是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所谓主体间性就是主体的关系的特性，因此也可译为主体际性。叔本华说：人最大的悲剧是，你诞生了。人一诞生，就被抛入一种关系中，就被关系所制约。这就规定了人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主体性，而不是无限的主体性”。他在对主体性理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学心灵本体论。与主体性理论相比，这个新的文学思想在向外、向内和向上三个向度上都实现了超越：向外，充分考虑到文学自性与他性的复杂关系，修缮了对主体间性考虑不足的缺陷;向内，通过批判尼采自我膨胀的超人意识而确立平常心，通过解剖自我内部本我与超我的不同性质及其冲突，而展示人性和思想的多变特征，深化了对主体内在复杂性的思考;向上，以大观视角观察心灵，观察人生，观察生命的复杂现象，以此获得一个通过文学呈现心灵状态的澄明境界。这种超越，体现了刘再复“自然的人化”的美学观由外向内、由身向心不断深化的趋向。
文學心灵本体论问世，并不直接否定其他文学理论，它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其目的是通过对文学的心灵原则和内在规律的阐发，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文学回归文学，重新竖立我们对于文学的信仰。让文学回归，基本的前提是说真话，是真诚，是真诚前提下对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客观规律的深刻阐发，真诚和深刻是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基本生命，是复杂社会形态下文学复归和繁荣的理由，真诚和深刻赋予文学心灵本体论强大的拒绝的力量。面对后现代派反本质主义思潮对文学的消解和冲击，它赋予文学理论以生命的温度，让文学从现代科技主宰的世界夺回大地和天空。在种种意识形态仍然雄心勃勃试图渗透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数码科技正用各种资讯狂暴地覆盖窒息每一个心灵的天际下，文学心灵本体论像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在八面来风中摇曳、挺立。相对于强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文学是脆弱的，但它能在极端异化的土壤中撒下现代人文美学理想的种子，种子有倔强的生命力，幼芽破土而出，便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建设力量。
四
高行健曾和刘再复相约，要“把中国禅变为世界禅，即把佛家慧能视为普世思想家。把禅的思想看作世界的一种精神出路和新的思维方式”。文学心灵本体论以禅宗心学、阳明心学为基础构成一个现代文艺美学体系，这是刘再复在学理上打通中西、把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推向世界的一个尝试。不过，他并未刻意提出一个概念或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他受禅宗慧能不立语言、明心见性的启示，认识到“概念是人的终结地狱”。他说：“这一认识，使我不再迷信体系，并对体系有所警惕。这就是觉察到体系固然能使逻辑严密，但也能使构筑者走火入魔，以为自己是‘绝对精神’的掌握者，把生命體验窒息于体系之中……基于这一看法，我的学术思考便不再被体系所牵制，也不再被构筑体系的概念所覆盖，而是直接地进入真问题。”
老子说“大制无割”（《道德经》），不把完整的思想分解成具体的概念术语，就是无割。刘再复倾向于搁置概念，避免建构理论体系，以免人们只关注理论概念术语而忽略文学本身丰富自由的生命形态，但他的文学心灵本体思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厚而体系开放的文艺美学论纲。这个论纲没有对创作、批评和鉴赏做出严密而具体的理论界定，它只是试图揭示文学的本义，阐释一些基本命题，揭示文学与人性、与心灵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为文学提供的无比宏阔的自由天地。说它的内涵深厚，是因为其中每个理论阐述都直击要害，扣住争议焦点，进入问题深处，提出独到见解;说它具有开放性，因为它避免设置限定性概念与理论框架，但却可以在批评和审美鉴赏过程中验证相关命题，不断充实和丰富其思想内涵。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以学术方式阐明其精神创造的价值，是一件应该立即着手的工作。
这项研究尊重刘再复“大制无割”的初衷，既不生造概念，也不编制理论体系，避免把他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思想转化成冷冰冰的理论面孔。笔者的工作，是把他近二十年来著述中的文学心灵本体思想的脉络，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为学界进一步研究、阐发、丰富这个理论提供初步的学术探讨。这项研究包括两项基本内容：第二章叙述文学心灵本体论的纲要，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层次综合阐释心灵内宇宙的精神内涵和悟证方法，结合作品分析，分别介绍文学心灵本体论在现实层面、形而上层面以及悟证方法运用层面上的实践成果。采用这样的体式，是想避免“理论概念相”，同时呈现文学心灵本体论的完整思想脉络及其形成过程的本真状态。
刘再复的心学思想，近几年来开始受到学界的注意。2019年1月，澳门《艺文杂志》把刘再复列为2018年度“艺文致敬”人物，主笔陈志明先生在介绍文章中说，刘再复历时十年完成四大名著文化研究工程，“这也是当代学者首次独力完成对四大名著的系统解读。尤其他在书中所倡导的‘悟证’、‘心证’，为当下文学批评指出了新的方向”。他的文学心灵，晶莹圆润，和三十年前一样，仍然未见岁月风尘的浸染，叶嘉莹的诗“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正好送给他。
刘再复对于文学问题的思考，已经彻底放下概念约束之“执”和荣辱得失之“执”，在叩问生命存在意义的维度上，自由地表述出他对文学的精辟见识和成熟的思想。正如他的好友与合作伙伴林岗所说的那样，“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