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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等工作，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反映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艺术无所不包。但从出土文物的主要种类、用途及数量等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文物具有显著的农耕和战争两种文化特性，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社会变革、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状况。
关键词：六安；出土文物；耕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3）-12-0144-01
六安地处江淮之间，位于安徽省西部，俗称皖西。在古代，优越的自然条件、富庶的物产资源，使得皖西成为交流沟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在皖西这块沃土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古代文化。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等工作，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反映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艺术无所不包。但从出土文物的主要种类、用途及数量等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文物具有显著的农耕和战争两种文化特性，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社会变革、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状况。
一、六安出土文物蕴涵的农耕文化特性
皖西历史上曾经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华夏重要的农耕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原因在于：农耕必然趋于定居，由于生活的定居化，从而促进村落、邻里等初级社会形态的形成，使得帝王、君主便可依土地划分和管理国民，依土地修建城池，依土地进行分封，依土地建邦立国，依土地划分州、郡、县、乡、亭、里，依土地征税纳赋等，进而使社会、文明等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同时，只有农业生产（主要是食物生产）丰饶以后，才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生产与活动，包括畜牧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促进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乃至公共权利产生，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因而，农耕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础。皖西文明进程同样如此。考古发现，早在10万年前，皖西先民就在皖西的土地上开拓，大约6000年前开始形成了村落，从事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唐代字书《广韵》说：“皖，明星也”，即蕴涵着文明曙光之意。同时，据考古资料证明，我国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就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下游出现较为发达的农业，形成了以小麦和水稻两种作物为主的农耕中心。皖西亦处于这个中心。后来在长期农业生产中，皖西先民发展了经济，逐渐创造和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的农耕文化，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如皖西的先民用木耜耕田，磨蚌壳除草，种植水稻等作物。相传禹除在皖西治水外，还让他的助手益和稷教当地百姓“农殖百谷”。“从考古发现和史籍（甲骨卜辞与《史记》）可以知道，商代皖西不仅向中原进贡占卜用的大龟，还有‘六’地妇女在商宫廷专司巫卜。商人崇巫喜卜之风为楚所继承，楚统治皖西后，这种风气又在它的故土流传，成为原始道教的温床。” 又如“楚声在西汉还很流行，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江淮之间，无论老幼，皆能楚声。”“西汉哀帝的皇家乐队编制中，规定有‘淮南鼓员四人。’” 而从语言角度来说皖西地属江淮方言区，一直没有受到北方语言的侵扰，而保持自己的特色。“可以推测，在秦始皇没有统一六国之前或更早，江淮官话区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而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即使后来历次的战争或外来的侵略，因为人口的基数太大，因而有可能保持自己的语言特色。” 而且江淮方言的这种地域特点与江淮的地理原因是有联系的，它“在自然地理分布上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处在南方语系和北方语系的交汇与对角线。这里襟江带淮，地分南北，水化两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江淮地区独特的方言特色。” 从文学艺术角度，皖西是商周时期“南音”流行的地区之一。南音既是歌，也是诗，可用乐器伴奏。《诗经》中《周南》、《召南》就有江淮间民歌。皖西自古还是三苗后裔“九江蛮”、“庐江蛮”的活动地区，他们与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同源。在南北朝时期，山外的“蛮”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但却把“蛮”族文化的精粹保留到现在。如男女对唱、声调激越高亢的“挣颈红”、戴上面具演唱的“傩戏”等。
另一方面，从秦汉时期重视水利兴修的角度来看，皖西农耕生产也较为发达，为农耕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皖西境内主要流淌着淠河、史河和杭埠河三大河流，分属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围绕三大河流形成的冲击平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便利，也是皖西开发最早的地区。最早在新石器时期已开始了原始农业。春秋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纳川吐流，灌田万顷”，开始奠定了皖西北部2000多年农业发展的基础，形成了以芍陂为中心的农业区。西汉初年，刘邦侄子刘信被封地龙舒。当时龙舒还未开发，低洼而多涝，刘信组织百姓开凿了七门堰（今杭埠河下游）。以后经东汉末刘馥、明代刘显组织维修，逐渐发展为皖西的高产农业区。东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担任庐江太守，又大规模维修了芍陂，还大力推广牛耕，督促百姓种桑养蚕，学习丝织技术。王景的一番经营，使皖西北部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但东汉末至三国期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皖西的经济。241年，吴将全琮甚至扒开了芍陂。東晋初年，晋元帝下诏，督促淮河以南的农民在水稻收割以后，放干田水，播种三麦。皖西长期沿用的稻麦两熟制大概就是从这时逐渐形成的。
同时，从出土文物的主要种类、用途等来看，六安出土文物大多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当时六安农耕文化的特性，是农业生产的体现。如从遗址和墓葬发掘中，我们经常发现包括陶仓、陶井、斧、镰、铲、刀、鼎、鬲、盏、盆、豆以及碾磨粮食的原始工具砺石等生产生活器物，家禽、家畜等木佣，以及出土的水稻、种类丰富的植物种子和果实等，这些都集中反映农耕文化的特性，对了解当时的农业生产、饮食习惯、社会习俗等，提供了重要信息。即便出土器物中大多是冥器，不具有实际生产生活等用途，但也体现出对这些实用器物的崇拜，至少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一样东西的出现，从总的方面来说，都反映人们的某种需求，都是为了生存发展，都具有一种实际功能，是一种植根于农耕经济的礼俗。 二、六安出土文物蕴涵的战争文化特性
皖西由于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这块土地在历史长河中不能平静的命运，成为各时期兵家必争之地。如公元前6世纪初，皖西的英六等已被楚控制。这时长江下游的吴强大起来，与楚在皖西展开了长期的战争。从吴国在公元前493年挟制蔡迁都州来，到公元前473年吴亡于越为止，吴控制皖西30余年。后来楚汉相争，皖西也成为重要的争夺地。到刘长、刘安两代淮南王因谋反罪失国，都给皖西带来沉痛的灾难。其外，西汉时期因战争两次迁徙外来人口政策，也造成动乱不安的局面。如“汉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东瓯附汉，汉乃徙其众于江淮间。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汉讨平之，置九郡。前111年，闽越反，汉又讨平之，徙民于江淮间。从而致使‘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尤其南北朝的大部分时期，皖西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给皖西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战火纷飞的时代，在留下各种创伤的背后，也遗留了战争的物证，使我们得以对那个时代有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据统计，建国以来在皖西境内已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达300多处，发掘古墓葬近两千座，出土文物万余件，其中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往往伴随着生产生活器物还陪葬着大量的兵器，包括剑、戈、戟、弩、镞等，这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战火纷飞的特点。特别是在2007年发掘的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在墓主主棺的盖板上摆放了弓箭等兵器，不能不说那是一个崇兵尚武的年代。因为，在刘长、刘安两代淮南王因谋反罪失国后，作为第一個分封的汉代六安王，为了取信汉朝中央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敢“示兵”的。也是希望六安国能够国泰民安，汉武帝才在公元前121年，封刘庆为六安王，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设六安国。但从陪葬兵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也许说明刘庆生前喜欢弄武，另一方面，也能说明在当时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大一统的情况下，面对内外交困，战争仍时时存在。事实也证明，在维持短暂的安宁之后，与北方匈奴、南方越族等战争便时时不断，六安国在保持130余年的相对稳定之后，战火再次烧起。
《农战》说：“国待农而安，主待农而尊。”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包括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以农为本的思想始终占着统治地位，自然经济的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实力，自然农耕文化的发展也就比较兴盛，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许多民族精粹的东西，包括众多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诸如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各类祭祀活动及各种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等各种文物。同时，在从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形成直至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战争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发生，这是历史规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战争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姚治中著，《皖西古代史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2]姚治中著，《皖西古代史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3]李芳，《浅谈江淮方言的地域特点与地理归因》，《皖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
[4]曾贻芬编著，《文史英华（典志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关键词：六安；出土文物；耕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3）-12-0144-01
六安地处江淮之间，位于安徽省西部，俗称皖西。在古代，优越的自然条件、富庶的物产资源，使得皖西成为交流沟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在皖西这块沃土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古代文化。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等工作，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反映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艺术无所不包。但从出土文物的主要种类、用途及数量等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文物具有显著的农耕和战争两种文化特性，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社会变革、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状况。
一、六安出土文物蕴涵的农耕文化特性
皖西历史上曾经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华夏重要的农耕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原因在于：农耕必然趋于定居，由于生活的定居化，从而促进村落、邻里等初级社会形态的形成，使得帝王、君主便可依土地划分和管理国民，依土地修建城池，依土地进行分封，依土地建邦立国，依土地划分州、郡、县、乡、亭、里，依土地征税纳赋等，进而使社会、文明等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同时，只有农业生产（主要是食物生产）丰饶以后，才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生产与活动，包括畜牧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促进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乃至公共权利产生，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因而，农耕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础。皖西文明进程同样如此。考古发现，早在10万年前，皖西先民就在皖西的土地上开拓，大约6000年前开始形成了村落，从事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唐代字书《广韵》说：“皖，明星也”，即蕴涵着文明曙光之意。同时，据考古资料证明，我国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就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下游出现较为发达的农业，形成了以小麦和水稻两种作物为主的农耕中心。皖西亦处于这个中心。后来在长期农业生产中，皖西先民发展了经济，逐渐创造和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的农耕文化，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如皖西的先民用木耜耕田，磨蚌壳除草，种植水稻等作物。相传禹除在皖西治水外，还让他的助手益和稷教当地百姓“农殖百谷”。“从考古发现和史籍（甲骨卜辞与《史记》）可以知道，商代皖西不仅向中原进贡占卜用的大龟，还有‘六’地妇女在商宫廷专司巫卜。商人崇巫喜卜之风为楚所继承，楚统治皖西后，这种风气又在它的故土流传，成为原始道教的温床。” 又如“楚声在西汉还很流行，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江淮之间，无论老幼，皆能楚声。”“西汉哀帝的皇家乐队编制中，规定有‘淮南鼓员四人。’” 而从语言角度来说皖西地属江淮方言区，一直没有受到北方语言的侵扰，而保持自己的特色。“可以推测，在秦始皇没有统一六国之前或更早，江淮官话区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而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即使后来历次的战争或外来的侵略，因为人口的基数太大，因而有可能保持自己的语言特色。” 而且江淮方言的这种地域特点与江淮的地理原因是有联系的，它“在自然地理分布上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处在南方语系和北方语系的交汇与对角线。这里襟江带淮，地分南北，水化两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江淮地区独特的方言特色。” 从文学艺术角度，皖西是商周时期“南音”流行的地区之一。南音既是歌，也是诗，可用乐器伴奏。《诗经》中《周南》、《召南》就有江淮间民歌。皖西自古还是三苗后裔“九江蛮”、“庐江蛮”的活动地区，他们与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同源。在南北朝时期，山外的“蛮”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但却把“蛮”族文化的精粹保留到现在。如男女对唱、声调激越高亢的“挣颈红”、戴上面具演唱的“傩戏”等。
另一方面，从秦汉时期重视水利兴修的角度来看，皖西农耕生产也较为发达，为农耕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皖西境内主要流淌着淠河、史河和杭埠河三大河流，分属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围绕三大河流形成的冲击平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便利，也是皖西开发最早的地区。最早在新石器时期已开始了原始农业。春秋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纳川吐流，灌田万顷”，开始奠定了皖西北部2000多年农业发展的基础，形成了以芍陂为中心的农业区。西汉初年，刘邦侄子刘信被封地龙舒。当时龙舒还未开发，低洼而多涝，刘信组织百姓开凿了七门堰（今杭埠河下游）。以后经东汉末刘馥、明代刘显组织维修，逐渐发展为皖西的高产农业区。东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担任庐江太守，又大规模维修了芍陂，还大力推广牛耕，督促百姓种桑养蚕，学习丝织技术。王景的一番经营，使皖西北部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但东汉末至三国期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皖西的经济。241年，吴将全琮甚至扒开了芍陂。東晋初年，晋元帝下诏，督促淮河以南的农民在水稻收割以后，放干田水，播种三麦。皖西长期沿用的稻麦两熟制大概就是从这时逐渐形成的。
同时，从出土文物的主要种类、用途等来看，六安出土文物大多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当时六安农耕文化的特性，是农业生产的体现。如从遗址和墓葬发掘中，我们经常发现包括陶仓、陶井、斧、镰、铲、刀、鼎、鬲、盏、盆、豆以及碾磨粮食的原始工具砺石等生产生活器物，家禽、家畜等木佣，以及出土的水稻、种类丰富的植物种子和果实等，这些都集中反映农耕文化的特性，对了解当时的农业生产、饮食习惯、社会习俗等，提供了重要信息。即便出土器物中大多是冥器，不具有实际生产生活等用途，但也体现出对这些实用器物的崇拜，至少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一样东西的出现，从总的方面来说，都反映人们的某种需求，都是为了生存发展，都具有一种实际功能，是一种植根于农耕经济的礼俗。 二、六安出土文物蕴涵的战争文化特性
皖西由于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这块土地在历史长河中不能平静的命运，成为各时期兵家必争之地。如公元前6世纪初，皖西的英六等已被楚控制。这时长江下游的吴强大起来，与楚在皖西展开了长期的战争。从吴国在公元前493年挟制蔡迁都州来，到公元前473年吴亡于越为止，吴控制皖西30余年。后来楚汉相争，皖西也成为重要的争夺地。到刘长、刘安两代淮南王因谋反罪失国，都给皖西带来沉痛的灾难。其外，西汉时期因战争两次迁徙外来人口政策，也造成动乱不安的局面。如“汉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东瓯附汉，汉乃徙其众于江淮间。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汉讨平之，置九郡。前111年，闽越反，汉又讨平之，徙民于江淮间。从而致使‘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尤其南北朝的大部分时期，皖西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给皖西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战火纷飞的时代，在留下各种创伤的背后，也遗留了战争的物证，使我们得以对那个时代有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据统计，建国以来在皖西境内已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达300多处，发掘古墓葬近两千座，出土文物万余件，其中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往往伴随着生产生活器物还陪葬着大量的兵器，包括剑、戈、戟、弩、镞等，这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战火纷飞的特点。特别是在2007年发掘的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在墓主主棺的盖板上摆放了弓箭等兵器，不能不说那是一个崇兵尚武的年代。因为，在刘长、刘安两代淮南王因谋反罪失国后，作为第一個分封的汉代六安王，为了取信汉朝中央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敢“示兵”的。也是希望六安国能够国泰民安，汉武帝才在公元前121年，封刘庆为六安王，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设六安国。但从陪葬兵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也许说明刘庆生前喜欢弄武，另一方面，也能说明在当时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大一统的情况下，面对内外交困，战争仍时时存在。事实也证明，在维持短暂的安宁之后，与北方匈奴、南方越族等战争便时时不断，六安国在保持130余年的相对稳定之后，战火再次烧起。
《农战》说：“国待农而安，主待农而尊。”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包括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以农为本的思想始终占着统治地位，自然经济的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实力，自然农耕文化的发展也就比较兴盛，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许多民族精粹的东西，包括众多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诸如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各类祭祀活动及各种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等各种文物。同时，在从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形成直至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战争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发生，这是历史规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战争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姚治中著，《皖西古代史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2]姚治中著，《皖西古代史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3]李芳，《浅谈江淮方言的地域特点与地理归因》，《皖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
[4]曾贻芬编著，《文史英华（典志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