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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已经离我们很是遥远,第三代第四代以及第N代诗人亦如匆匆过客让我们无法记住的今天,多少人呼唤诗歌的春天重临,唐诗宋词的繁华再和我们相逢。人们不会忘记,繁荣了诗歌的时代也就是昌运了国脉兴隆了生民的年月,所以人们才这样记住了诗歌,也才如此多情地巴望新的诗歌纪元的拓新。不是这样吗?你我都是这块土地上先民的子孙,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今天永远无法割断。
在榆林,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塞上榆林,一件让诗坛中人以及还有那些不是诗人的我们都不应忽略的事件诞生了——榆林诗词学会成立了。按理说,成立一个学会在今天已不是什么爆炸新闻,很有些和办公司一般一人一马一杆枪的空囊皮包一样的嫌疑。然而我们还是记住了这个日子——2007年6月9日。那正是塞上一年最好的季节,那天的太阳一早起来就格外灿烂,因为自古以来太阳和月亮就是诗人永远仰望的吟咏不尽挖掘不止的“生活矿藏”,太阳的灿烂是为这些依然沉浸在“精神贵族”梦里的诗人们格外亮丽的,感谢上苍。
成立学会的那一刻,一本装帧典雅、诗意昂扬的《榆林诗刊》就像模像样地搁在每一个会员的手上和心上。在人们大声疾呼诗风不古诗人不再的今天,在人们一片嗤夷写诗之人比读诗之人还多的边缘走势状态,在人们被电视被网络恣肆切割的媒体大众化时代,一本诗歌刊物的出笼,尤其是一本地方诗词读本的“顶风冒雪”行动,每个人都会生出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的。
中国的古体诗白话诗,是两个概念,两种形式。它是时间形成的断流,是“运动”和“开放”将这两种形式走成了“王屋”和“太行”两座大山。检视每一辑刊物,古体诗与新体诗从数量到质量几乎都是各分秋色双峰并峙。当下中国诗坛,要么以古体诗专编刊物,要么以白话诗专辑杂志;对于诗人而言,往往有撰古体诗词者不屑新诗的散漫自由无章无法而不伦不类,亦有作新诗者鄙夷古体诗词的自作枷锁以形式替代内容而无病呻吟。《榆林诗刊》却将这两种形式嵌合在一本刊物里,将历史与现代对接,将格律与自由弥合,让我们既发思古之幽叹也感现代之通衢,也让古体诗作者和今体吟诵者互作比照互纳其长互克己短相彰携行而能共创辉煌。我们暂不作内容阐释,仅就此形式的大胆设想,已足够我们深思而后作欣慰状了。
再说内容,我们将点定在了榆林,那么“榆林”自然成了内容的主体。古体诗词时兴“唱和”,唱和者,不外乎即景而生情或即事而兴诗。以此推断,即景即事显然在“榆林”了。榆林的发展有目共睹,榆林的变化也就成了诗家的“诗眼”。榆林能进入诗眼的题材太多了,入眼的首推原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的《榆林礼赞》:“一路艰辛一路情,坡塬沙漠郁青青”;“六楼骑巷展奇容,亮丽巍峨映苍穹”。老先生在任时,因公务之缘幸榆多次,对榆林的熟稔如同手掌手背;公务卸身,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多年后再次来榆,满眼儿物换新景新事新貌兴涌笔端壮了行色也壮了诗情。李涛先生将一生勤劬系于榆林,政声人去后,诗情自然储满了深深的激情,“圪梁绕过再翻沟,箪食壶浆又唤狗。挂镢掮犁牵上牛,信天游,一半儿哼哼一半吼”,融典雅与通俗共一体,杂用典与民言共一曲,雅而不涩,俗而不庸,叙事中夹抒情,抒情中夹细节,乡民耕织悠信恬然自得之情态尽显纸上。诗作到纯粹处,不是艰涩掉书袋让人挖空心思而弗解,而是芙蓉清水窖藏老酒香味四溢且醇清味正不上头昏脑。我们退一步想,倘若诗人没有古典诗词的习课研嚼,没有陕北民歌的从小到大的基因濡养,是无法将尚古之雅粹与亲民之通俗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一首散曲里的。刊物中的许多诗作,或如黄钟大吕,雁行秋空,或如阵云排浪,骤雨初歇;各各不俗而卓荦。新诗亦如此,刘亚丽的诗依然以她女性的视角执拗地注视着榆林,远村的诗将陕北作了不懈的大背景,尚飞鹏的诗将故乡固执地缠绕在诗底……榆林,及至陕北,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是我们诗意的栖居之地,是我们共同的诗性家园。
榆林以至陕北,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下,《榆林诗刊》将陕北古今的诗人历史地串接在一起。这些诗人,我们把他们叫作陕北人或准陕北人。如范仲淹,他虽然不是陕北土著,可在这块土地上,他曾经作过真正的主人,他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千古名篇,还有王维、韦庄、苏轼、陈陶等在中国诗坛上曾经辉煌过一时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块土地对他们诗性的激发和为他们诗歌的成名提供了土壤。真正土著者如裴廷藩、王雪樵诸君,他们是构成这块土地诗性土壤的有机养分,在他们的催生下,现在的中老年一代以及青年一代茁壮成长起来。《榆林诗刊》将这些过往的诗作和新拔的诗作汇聚在一刊里,让我们知往而追踪历史的脚步,让我们证今而催生奋进的号角,这种结果,是编辑们遍查资料钩沉诗海才得到的。
在这个话题下,榆林以至陕北的山川景物几乎被各各地扫描一遍,从具有华夏文化母题的黄河、长城、黄陵,到有一定地域文化价值的扶苏墓、红石峡、榆林古城,都被诗意的文化烛光格外凝照。人杰而地灵,诗人的眼光,无论如何不会被这块土地上的精英人物所遮蔽,从轩辕黄帝到李自成、韩世忠、李子洲、张季鸾、马健翎、柳青、路遥,都作了诗人的素材。榆林以至陕北,是一个可说的话题,它的偏僻,它的苍凉,它的沟壑纵横黄沙芜漫,正是诗词之光洞幽烛微羽翅振翔的后体驱动背景;它的沉睡后的觉醒,它的翻身后的风飙正举,正是诗词之眼豁然开朗的心理张力。唯陕北,唯榆林,才如此让诗人们这般泗泪滂沱。
以当今诗坛的诗性尺度去把握,诗歌的声音始终响彻在古体诗词和现代白话诗的框架里。但在榆林以至陕北,还有一个声音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略的,那就是陕北民歌。这个曾在无文人诗性光顾无印刷技术括定的前大众化时代,是一种真正的高雅性的普及性的诗歌精英化和大众化时代,它曾令多少庙堂诗人汗颜,令无数精英文化者羞赧。《榆林诗刊》牢牢地盯住了这个曾让陕北走向全国的诗歌形式,或录旧的经典民歌于刊面,或登新的民歌创作于页界,这又是相比于全国任何一家诗歌刊物的创新之举。毫不愧色地说,这是一处诗歌百花园,是一本诗歌各种形式竞相展示的大平台,多少家权威诗歌期刊没有做到的,它做到了,多少家国内一流的诗歌刊物不屑于做的限于种种原因无法做到的,它做到了。它立足榆林,辐射周边,放眼国内,前瞻世界;它以一本地方刊物的面目,超越地理局限将眼光荡开去走到了国内诗歌的前沿,它以一本地方刊物的容量,突破物理空间以心理时空囊括了区内国内以及国外的一切可囊括的诗理境界而走成了无穷大。当然,它的走是榆林脚夫“赶牲灵”“走西口”的步伐,它的唱是榆林羊倌“骑白马挎洋枪”迎接喷薄日出的回牛嗓子拦羊声。唯其“土著”才成创作的唯一,唯其“另类”才能在刊物林立的诗词格局中走成 “自己”。
它还区别于各大诗歌刊物的一面,是它的世俗性和本土性。我这里所说的世俗性是一个中性词不带丝毫的贬义,它的世俗在于它对榆林的低眉下目和独有钟情。榆林古城的六楼骑街及明清景色焕然复新后,景观的外衣亟需诗性的文化楹联包装。从诗刊看,一大批诗人投入到了结撰匾额楹联的“运动”之中,这既是青史留名的瞬间永恒,也是诗性目光下嫁的世俗投照,既务虚又务实,既超前又当下。它的世俗还在于对春联的结撰倡导,从文化的视野看,它是对国粹的弘扬,从平民的角度观,它是对草根一族的关注,既利国又利民,既雅俊又俗耐。它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它敢于和世界前沿的诗人目光站立在同一地平线上,它又把目光调低到和草根事务水乳般胶着在同一标的的平民线上。
我们说旧诗多了一些,我们拉回目光看新诗。我们看到了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榆林市一中学生惠诗钦用一颗童心歌唱:“很美的一段旋律,在某一个音符的背面,滑过一缕回忆,晶莹剔透。”没有丝毫杂质的心情对于储满希望的生活渴望,是那么地让我们每个人忆及逝去的神往童年而回眸滑过的每一个瞬间。榆林学院学生王兰的《春之盼》里,“冬日的行装渐渐脱去,雪不敢再来欺侮麦苗了,它躲在西山背后,人们都在说,春要来了。”咏春的诗句汗牛充栋,要在巨人的书袋里拣出新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固有的思维定势牵引着诗人的鼻子老是往旧墙壁上碰,只有这些“一张白纸”的思维才能让我们抬起目光看到希望的曙光。她们都很青春,青春得让人心疼,她们让诗插上了新概念的翅膀,未来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的诗刊是她们练习滑行的跑道,为她们做嫁衣裳是时代的使命和历史的责任。当然,庞大的一族自然依旧是我们诗坛的中坚,他们中除了上述提到的,还有始终坚守在阵地上不下火线的霍竹山、阎秀娟、罗至、李纪元、杨贺等等。他们的存在,是我们诗歌依然能够兴旺火热下去的支撑。
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策划是特别深在的。做好一个刊物,策划是先于刊物而存在的,它是放眼诗界坐视群刊统驭杂志的先行存在。具体一点说,栏目的设计,稿件的配搭,稿源的组织,都是一种眼界的深度体现。《榆林诗刊》不惟上,不惟攀结名刊,不惟趋众哗宠,它想独自走自己的路,它不求普遍性不求“保持一致”,它追求单一性差异性个体性唯一性,是只此一家榆林的路。题材的大小,地域的大小,从来没有成为诗歌创作以至文学创作的障碍,《榆林诗刊》正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规律的前提下,为自己设定了只有榆林才能有才应该有的刊物存在格局,它也是陕北这块土地历史年轮孕育催生的特殊产品。检视它的栏目,“陕北牧歌”、“大漠短章”、“民歌特辑”、“耆旧遗音”,都是我们自己的特产。榆林是一个让全中国全世界文学眼光敬畏的地方,这块地方出过文学巨匠也应该是继续生长文学伟人的所在,我们没有必要鄙薄我们生身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让这块能够生长大师的土地继续荒芜下去。《榆林诗刊》正是做着这种人梯的底层堆积,虽然当下还不能立竿见影,可相信未来会向我们频频招手的。它的作者队伍也很不 “齐楚”,上至八十多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少年学子,有的多趋向于古体诗词的“戴着镣铐跳舞”,有的更愿意无拘无束天马行空驰骋自己的想象。《榆林诗刊》正是这样不以年龄划界限,不以经历作取舍,唯一的尺度就是诗词。在这一共同利益的拉力下,老少咸集,群星拱萃,才有了这种难得的和谐共创的群星灿烂局面。
三期,仅仅三期,它的影响力已经远播区域之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目光。周边之内蒙古、宁夏、山西、青海自不用说,就连上海、北京的眼球都向西北一隅的这个叫作“榆林”的地方倾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枯燥的经济数字占满了左大脑以后,以右脑思考,写下了《榆林行》:“远客立桥头,遥想当年战不休,尸骨沙埋弓箭断,谁收?身影春闺梦里留。新事足销愁,深井前年已出油,清水一湾何处去?南流,榆树丛丛见绿洲。”不愧为经济学家,战略眼光的深邃将历史镜头与现代巨变聚焦在一起,在跨越时空的高屋建瓴中走进了情感世界。以时间测定,《榆林诗刊》的创办还未足一年,还是一个只有六个月诗龄的童年刊物,因其童声,所以才脆生生唱得足音壮气;因其童嗓,才亮晶晶吟得尖锐亢拔。不可小觑也,只此半年光景,已经将一本地方刊物打造得如此亮丽新锐,如此稳健自信,如此卓拔英武,是行里人及行外人都未曾预料到的。
刊物的红火,在于人,人的红火得之于有一个群体——榆林诗词学会,学会的负责人又是群体的凝聚核心。李涛先生在任时就非常喜好并支持诗词创作及文学事业,卸去繁重的行政事务后,他才心不旁骛地真正开始他所喜欢的文学事业。创作,本来是一种个体劳动,可李涛先生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的个体劳作之外,还要营造一种群体共创事业。长期的在位工作,使他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事业心,他把组织诗词学会和诗歌创作当作一种事业去干,不干则已,一干则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催迫着他,既勤勉作诗,又组织领导学会工作,不亦忙乎,不亦乐乎。他的组织领导、身先示范,使学会成为一个和谐有力的群体。这个群体,同心合力,硬是用自己的孜矻之心撑起了一片诗歌的蓝天。宗旨是一个:为了我们共同的诗性家园。
栏目责编/王刚
在榆林,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塞上榆林,一件让诗坛中人以及还有那些不是诗人的我们都不应忽略的事件诞生了——榆林诗词学会成立了。按理说,成立一个学会在今天已不是什么爆炸新闻,很有些和办公司一般一人一马一杆枪的空囊皮包一样的嫌疑。然而我们还是记住了这个日子——2007年6月9日。那正是塞上一年最好的季节,那天的太阳一早起来就格外灿烂,因为自古以来太阳和月亮就是诗人永远仰望的吟咏不尽挖掘不止的“生活矿藏”,太阳的灿烂是为这些依然沉浸在“精神贵族”梦里的诗人们格外亮丽的,感谢上苍。
成立学会的那一刻,一本装帧典雅、诗意昂扬的《榆林诗刊》就像模像样地搁在每一个会员的手上和心上。在人们大声疾呼诗风不古诗人不再的今天,在人们一片嗤夷写诗之人比读诗之人还多的边缘走势状态,在人们被电视被网络恣肆切割的媒体大众化时代,一本诗歌刊物的出笼,尤其是一本地方诗词读本的“顶风冒雪”行动,每个人都会生出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的。
中国的古体诗白话诗,是两个概念,两种形式。它是时间形成的断流,是“运动”和“开放”将这两种形式走成了“王屋”和“太行”两座大山。检视每一辑刊物,古体诗与新体诗从数量到质量几乎都是各分秋色双峰并峙。当下中国诗坛,要么以古体诗专编刊物,要么以白话诗专辑杂志;对于诗人而言,往往有撰古体诗词者不屑新诗的散漫自由无章无法而不伦不类,亦有作新诗者鄙夷古体诗词的自作枷锁以形式替代内容而无病呻吟。《榆林诗刊》却将这两种形式嵌合在一本刊物里,将历史与现代对接,将格律与自由弥合,让我们既发思古之幽叹也感现代之通衢,也让古体诗作者和今体吟诵者互作比照互纳其长互克己短相彰携行而能共创辉煌。我们暂不作内容阐释,仅就此形式的大胆设想,已足够我们深思而后作欣慰状了。
再说内容,我们将点定在了榆林,那么“榆林”自然成了内容的主体。古体诗词时兴“唱和”,唱和者,不外乎即景而生情或即事而兴诗。以此推断,即景即事显然在“榆林”了。榆林的发展有目共睹,榆林的变化也就成了诗家的“诗眼”。榆林能进入诗眼的题材太多了,入眼的首推原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的《榆林礼赞》:“一路艰辛一路情,坡塬沙漠郁青青”;“六楼骑巷展奇容,亮丽巍峨映苍穹”。老先生在任时,因公务之缘幸榆多次,对榆林的熟稔如同手掌手背;公务卸身,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多年后再次来榆,满眼儿物换新景新事新貌兴涌笔端壮了行色也壮了诗情。李涛先生将一生勤劬系于榆林,政声人去后,诗情自然储满了深深的激情,“圪梁绕过再翻沟,箪食壶浆又唤狗。挂镢掮犁牵上牛,信天游,一半儿哼哼一半吼”,融典雅与通俗共一体,杂用典与民言共一曲,雅而不涩,俗而不庸,叙事中夹抒情,抒情中夹细节,乡民耕织悠信恬然自得之情态尽显纸上。诗作到纯粹处,不是艰涩掉书袋让人挖空心思而弗解,而是芙蓉清水窖藏老酒香味四溢且醇清味正不上头昏脑。我们退一步想,倘若诗人没有古典诗词的习课研嚼,没有陕北民歌的从小到大的基因濡养,是无法将尚古之雅粹与亲民之通俗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一首散曲里的。刊物中的许多诗作,或如黄钟大吕,雁行秋空,或如阵云排浪,骤雨初歇;各各不俗而卓荦。新诗亦如此,刘亚丽的诗依然以她女性的视角执拗地注视着榆林,远村的诗将陕北作了不懈的大背景,尚飞鹏的诗将故乡固执地缠绕在诗底……榆林,及至陕北,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是我们诗意的栖居之地,是我们共同的诗性家园。
榆林以至陕北,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下,《榆林诗刊》将陕北古今的诗人历史地串接在一起。这些诗人,我们把他们叫作陕北人或准陕北人。如范仲淹,他虽然不是陕北土著,可在这块土地上,他曾经作过真正的主人,他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千古名篇,还有王维、韦庄、苏轼、陈陶等在中国诗坛上曾经辉煌过一时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块土地对他们诗性的激发和为他们诗歌的成名提供了土壤。真正土著者如裴廷藩、王雪樵诸君,他们是构成这块土地诗性土壤的有机养分,在他们的催生下,现在的中老年一代以及青年一代茁壮成长起来。《榆林诗刊》将这些过往的诗作和新拔的诗作汇聚在一刊里,让我们知往而追踪历史的脚步,让我们证今而催生奋进的号角,这种结果,是编辑们遍查资料钩沉诗海才得到的。
在这个话题下,榆林以至陕北的山川景物几乎被各各地扫描一遍,从具有华夏文化母题的黄河、长城、黄陵,到有一定地域文化价值的扶苏墓、红石峡、榆林古城,都被诗意的文化烛光格外凝照。人杰而地灵,诗人的眼光,无论如何不会被这块土地上的精英人物所遮蔽,从轩辕黄帝到李自成、韩世忠、李子洲、张季鸾、马健翎、柳青、路遥,都作了诗人的素材。榆林以至陕北,是一个可说的话题,它的偏僻,它的苍凉,它的沟壑纵横黄沙芜漫,正是诗词之光洞幽烛微羽翅振翔的后体驱动背景;它的沉睡后的觉醒,它的翻身后的风飙正举,正是诗词之眼豁然开朗的心理张力。唯陕北,唯榆林,才如此让诗人们这般泗泪滂沱。
以当今诗坛的诗性尺度去把握,诗歌的声音始终响彻在古体诗词和现代白话诗的框架里。但在榆林以至陕北,还有一个声音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略的,那就是陕北民歌。这个曾在无文人诗性光顾无印刷技术括定的前大众化时代,是一种真正的高雅性的普及性的诗歌精英化和大众化时代,它曾令多少庙堂诗人汗颜,令无数精英文化者羞赧。《榆林诗刊》牢牢地盯住了这个曾让陕北走向全国的诗歌形式,或录旧的经典民歌于刊面,或登新的民歌创作于页界,这又是相比于全国任何一家诗歌刊物的创新之举。毫不愧色地说,这是一处诗歌百花园,是一本诗歌各种形式竞相展示的大平台,多少家权威诗歌期刊没有做到的,它做到了,多少家国内一流的诗歌刊物不屑于做的限于种种原因无法做到的,它做到了。它立足榆林,辐射周边,放眼国内,前瞻世界;它以一本地方刊物的面目,超越地理局限将眼光荡开去走到了国内诗歌的前沿,它以一本地方刊物的容量,突破物理空间以心理时空囊括了区内国内以及国外的一切可囊括的诗理境界而走成了无穷大。当然,它的走是榆林脚夫“赶牲灵”“走西口”的步伐,它的唱是榆林羊倌“骑白马挎洋枪”迎接喷薄日出的回牛嗓子拦羊声。唯其“土著”才成创作的唯一,唯其“另类”才能在刊物林立的诗词格局中走成 “自己”。
它还区别于各大诗歌刊物的一面,是它的世俗性和本土性。我这里所说的世俗性是一个中性词不带丝毫的贬义,它的世俗在于它对榆林的低眉下目和独有钟情。榆林古城的六楼骑街及明清景色焕然复新后,景观的外衣亟需诗性的文化楹联包装。从诗刊看,一大批诗人投入到了结撰匾额楹联的“运动”之中,这既是青史留名的瞬间永恒,也是诗性目光下嫁的世俗投照,既务虚又务实,既超前又当下。它的世俗还在于对春联的结撰倡导,从文化的视野看,它是对国粹的弘扬,从平民的角度观,它是对草根一族的关注,既利国又利民,既雅俊又俗耐。它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它敢于和世界前沿的诗人目光站立在同一地平线上,它又把目光调低到和草根事务水乳般胶着在同一标的的平民线上。
我们说旧诗多了一些,我们拉回目光看新诗。我们看到了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榆林市一中学生惠诗钦用一颗童心歌唱:“很美的一段旋律,在某一个音符的背面,滑过一缕回忆,晶莹剔透。”没有丝毫杂质的心情对于储满希望的生活渴望,是那么地让我们每个人忆及逝去的神往童年而回眸滑过的每一个瞬间。榆林学院学生王兰的《春之盼》里,“冬日的行装渐渐脱去,雪不敢再来欺侮麦苗了,它躲在西山背后,人们都在说,春要来了。”咏春的诗句汗牛充栋,要在巨人的书袋里拣出新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固有的思维定势牵引着诗人的鼻子老是往旧墙壁上碰,只有这些“一张白纸”的思维才能让我们抬起目光看到希望的曙光。她们都很青春,青春得让人心疼,她们让诗插上了新概念的翅膀,未来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的诗刊是她们练习滑行的跑道,为她们做嫁衣裳是时代的使命和历史的责任。当然,庞大的一族自然依旧是我们诗坛的中坚,他们中除了上述提到的,还有始终坚守在阵地上不下火线的霍竹山、阎秀娟、罗至、李纪元、杨贺等等。他们的存在,是我们诗歌依然能够兴旺火热下去的支撑。
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策划是特别深在的。做好一个刊物,策划是先于刊物而存在的,它是放眼诗界坐视群刊统驭杂志的先行存在。具体一点说,栏目的设计,稿件的配搭,稿源的组织,都是一种眼界的深度体现。《榆林诗刊》不惟上,不惟攀结名刊,不惟趋众哗宠,它想独自走自己的路,它不求普遍性不求“保持一致”,它追求单一性差异性个体性唯一性,是只此一家榆林的路。题材的大小,地域的大小,从来没有成为诗歌创作以至文学创作的障碍,《榆林诗刊》正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规律的前提下,为自己设定了只有榆林才能有才应该有的刊物存在格局,它也是陕北这块土地历史年轮孕育催生的特殊产品。检视它的栏目,“陕北牧歌”、“大漠短章”、“民歌特辑”、“耆旧遗音”,都是我们自己的特产。榆林是一个让全中国全世界文学眼光敬畏的地方,这块地方出过文学巨匠也应该是继续生长文学伟人的所在,我们没有必要鄙薄我们生身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让这块能够生长大师的土地继续荒芜下去。《榆林诗刊》正是做着这种人梯的底层堆积,虽然当下还不能立竿见影,可相信未来会向我们频频招手的。它的作者队伍也很不 “齐楚”,上至八十多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少年学子,有的多趋向于古体诗词的“戴着镣铐跳舞”,有的更愿意无拘无束天马行空驰骋自己的想象。《榆林诗刊》正是这样不以年龄划界限,不以经历作取舍,唯一的尺度就是诗词。在这一共同利益的拉力下,老少咸集,群星拱萃,才有了这种难得的和谐共创的群星灿烂局面。
三期,仅仅三期,它的影响力已经远播区域之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目光。周边之内蒙古、宁夏、山西、青海自不用说,就连上海、北京的眼球都向西北一隅的这个叫作“榆林”的地方倾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枯燥的经济数字占满了左大脑以后,以右脑思考,写下了《榆林行》:“远客立桥头,遥想当年战不休,尸骨沙埋弓箭断,谁收?身影春闺梦里留。新事足销愁,深井前年已出油,清水一湾何处去?南流,榆树丛丛见绿洲。”不愧为经济学家,战略眼光的深邃将历史镜头与现代巨变聚焦在一起,在跨越时空的高屋建瓴中走进了情感世界。以时间测定,《榆林诗刊》的创办还未足一年,还是一个只有六个月诗龄的童年刊物,因其童声,所以才脆生生唱得足音壮气;因其童嗓,才亮晶晶吟得尖锐亢拔。不可小觑也,只此半年光景,已经将一本地方刊物打造得如此亮丽新锐,如此稳健自信,如此卓拔英武,是行里人及行外人都未曾预料到的。
刊物的红火,在于人,人的红火得之于有一个群体——榆林诗词学会,学会的负责人又是群体的凝聚核心。李涛先生在任时就非常喜好并支持诗词创作及文学事业,卸去繁重的行政事务后,他才心不旁骛地真正开始他所喜欢的文学事业。创作,本来是一种个体劳动,可李涛先生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的个体劳作之外,还要营造一种群体共创事业。长期的在位工作,使他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事业心,他把组织诗词学会和诗歌创作当作一种事业去干,不干则已,一干则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催迫着他,既勤勉作诗,又组织领导学会工作,不亦忙乎,不亦乐乎。他的组织领导、身先示范,使学会成为一个和谐有力的群体。这个群体,同心合力,硬是用自己的孜矻之心撑起了一片诗歌的蓝天。宗旨是一个:为了我们共同的诗性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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