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非现代人发明，古已有之。千古一帝的唐太宗，虽非始作俑者，但也曾是践行者。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严重。李世民想了一个办法，密令侍从向大臣行贿，以此发现贪官。果真有人中招，受绢一匹。李世民遂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来龙去脉后，向李世民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这种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叫“钓鱼执法”。钓鱼执法的危害颇大。首先，执法部门挖空心思钓鱼执法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必然会损害公权力的公信力。其次，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再次，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这意味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必然导致人人自危，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最后，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最终将产生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危害，尽管知道这个馊主意是李世民所出，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皇帝进谏。李世民不愧明君，立刻醒悟，还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钓鱼”。
　　裴矩关于君勿陷臣于法的劝告对李世民的影响很大。这件事后不久，有人上书“请去佞臣”。李世民召问道：“佞臣为谁？”此人回答：“陛下可与群臣言，假装生气以试之。有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李世民不以为然，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去猜忌刻薄就宽仁厚道，李世民浩浩君者之气，千余载后仍直透纸面。
　　说到这里，该说说裴矩。这个人，原是前朝旧臣，为隋炀帝杨广器重，而他也处处逢迎杨广。孰料唐代隋后，特别是到了李世民时期，裴矩仿佛变了一个人，由佞转直。宋代史家司马光评论：“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樂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
　　民族是有性格的，文明自然也有，中华文明的鲜明性格之一就是正气堂堂。不走诡道、不行阴招，是李世民胸襟使然，也是万民景仰所需。他身体力行，带动贞观年间一众贤臣良将励精图治，很快洗尽了隋末以来残破山河的蒙尘，使国计民生走上正轨，使浩然正气充塞天地，从而开启了大一统帝国的黄金时代。就连裴矩这样的前朝佞臣也深受感染，洗心革面、改弦更张，令人不胜感慨。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