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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和池莉都以表现市民世界闻名于文坛，两个人在创作伊始都把自己归入市民行列，坚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为背景，展现市民世界，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舍和池莉在创作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二人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如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待享乐的态度、商业活动的描写等方面，展现二人受地域文化的影响造成的作品创作上的差异。
关键词：地域文化；市民世界；老舍；池莉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117-04
老舍和池莉分别是生活于不同时代的文坛名家，他们二人在创作伊始，就把自己表现的对象定位在市民世界上。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市民世界最强有力的表现者。这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始终怀着世俗关怀的情愫，孜孜不倦的耕耘于市民世界，先后在文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极为有趣的是，二人都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老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池莉的作品几乎都在表现武汉的市民生活。虽然二人在创作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地域的差异，二人的市民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审美效应。
一、地域差异形成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地域差异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各个诸侯国各据一方，地域的割据影响了文化的统一。伴随着诸侯割据，学术上也诸家并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也因地域的影响，有了地域文化色彩。
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一个满族家庭，直到1924年经伊万斯教授的推荐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为止，一直生活在北京。北京对老舍的影响极深。老舍对北京太熟悉了。
北京自元代以来便成了京都。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北京文化充满了贵族气。满清建立之后，在北京形成贵族消费群体。大量的满族旗人进驻北京。按清制，居住北京的旗人不准开戏院。不准开旅店，不准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准经商，更无迁移自由。旗人只准吃粮当兵，每月领取俸禄。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一批纯消费群体。吃皇粮食俸禄的旗人不再奋斗，原来的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逐渐退化。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养花、玩鸟、喝茶、溜弯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备内容。他们优雅、闲适，从从容容舒舒服服地享受着生活，浓厚的消费空气和享乐要求，刺激着文化艺术的繁荣，由此形成北京带有贵族气的舒适、优雅、享乐、颓靡的文化氛围。
池莉生于武汉，长于武汉，她的小说几乎都是取材于武汉。所以池莉成为武汉文化的代言人。
武汉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武汉地处国中，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京广线、京九线纵贯南北，长江水运横贯东西，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很快发展为现代城市。武汉虽古属楚文化，但由于交通发达，人口多迁移，因而形成五方杂处的局面，形成现代市民文化。武汉是绝没有北京的贵族气的。
常言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主要说的是武汉人的精明，主要是由江浙一带带来的风气。武汉是有名的商埠，所以武汉人是非常重商的。这就形成他们讲求实际的文化。同时夏日酷热，冬日寒冷，严酷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武汉人泼辣、暴躁的脾气。
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形成了武汉人“杂揉”的特色，形成了既精明又粗鄙，既泼辣又琐碎的多重性格。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配角和主角
地域不同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同样是致力于表现市民世界的老舍和池莉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
生活在京都的老舍在营构作品时，不管是揭露也好，批判也罢，着眼点更多的放在了家庭伦理关系上。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的儒家道德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以及“君臣如父子”的家国共构观念。使家庭伦理上升到社会政治高度。为了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儒家还摆出孝悌观念。在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男子、长子被赋予了无限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受到无限的束缚。这就使得《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有了特别耐人寻味的意义。祁瑞宣知书达礼，受过良好的教育。孝敬爷爷，尊重父母，携妻带子。尽其所能。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是难得的长房长孙。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却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美梦。长房长孙成了他的桎梏。他恨透了日本人。他深知只有起来反抗参加抗战才能使民族新生。但他又不能离开家庭，只得因家而苟且偷生。他痛恨那些被征服者缺乏民族意识和气节，自己却又不得不陪在祁老人身边强颜欢笑。在“父为子纲”的束缚下。祁瑞宣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淡泊的武汉的池莉。她作品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夫妻关系。夫妻的聚合关系代替了家庭的伦理，展现了现代人现实的生活。《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一天的奔波与偶然的外遇之后，又回到自己破乱不堪的家。眼前出现的是有着鸡窝般头发的女人。虽然她不漂亮，不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妻子。但她使印家厚感到的是温暖，这里没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有的是家庭的温暖，这里是男人们的避风港，是劳累奔波后的栖息地。池莉作品中的夫妻没有“夫为妻纲”的束缚，他们是平等的，是生活中相互扶持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在家庭伦理的影响下，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总是放在配角的地位。“老舍使你看到，这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为了家族生命的延续。必然以其成员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所以在老舍的笔下出现了传统观念影响下的相夫教子型女性。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和天佑太太就是作者塑造的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人物的代表。她们都是传统道德衡量下的贤妻良母。韵梅“没有受过教育。但从治家与教养小孩来说，她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作贤妻良母，又不幸作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齐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了。她不准小孩子有坏的习惯，从来不溺爱他们”。她孝敬老人。体贴丈夫，善待兄弟，关心孩子。在战争中千方百计维持家里的生活。她用自己的勤劳支撑着祁家。她是祁家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她始终是作为祁家儿媳妇、孙媳妇、“小顺儿的妈”出现的，她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始终处于配角地位，始终是依附于别人而出现的。《正红旗下》的大姐，也是一个温柔贤淑、善良敦厚的传统女性。嫁到婆家后就像林黛玉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整天小心谨慎，毕恭毕敬。起床后头还没梳好，就赶紧去给婆婆请安。这样的辛勤劳作并没有换来她应得的地位，她始终是“大姐婆婆的儿媳妇”被呼来唤去，像奴仆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在武汉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池莉，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的束缚，她更多的是看到女性的强悍与泼辣。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总是把女性放在主角 地位。在池莉的作品中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还是没有受过教育出身于市民阶层的女性，她们共同的性格就是勇敢、泼辣。在琐屑、平庸的生活中追求个性。追求个人存在的权利，靠个人的努力为自己赢得幸福。
出身于花楼街的吉玲，仅受过不多的教育。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咱是地道的汉口小市民”。虽然吉玲的出身使她无法改变，她却没有因此而沉沦，而自暴自弃，降低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为了走出自己粗俗破落的家，为了找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她把自己打扮成纯朴而又优雅的女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她的小包给撞掉了，里面的一本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跌在地上。同时跌在书上的还有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海’香水”。她以朴实可爱，温顺柔情，赢得了为自己选定的男人。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冲出了粗卑的花楼街，进入了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婚后她却惊奇的发现，不仅公婆瞧不起自己，就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拿自己当回事。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和丈夫大吵后回到了娘家并提出离婚。她认为“她嫁给了庄家，第一：庄家必须认可她，把她当回事。第二。庄建非必须把她当回事”。“不把她当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亲国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在这里尊重之于吉玲超过了任何现实的利益。吉玲的自尊和坚决使她再一次为自己赢回做人的权利。迫使庄建非和他知识分子的父母重新评价吉玲。吉玲和韵梅、大姐相比有了更为成熟的女性主体位置的自觉。
三、对待享乐的态度：追求享乐和讲求实际
满清王朝统治北京后，旗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旗人的特权地位使他们不用为生活所奔波，他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吃喝玩乐等享受方面。北京的小吃之精细、名目之繁多，玩的技艺的特别，是任何地方所不能比的。
清朝灭亡后，大量的旗人流向民间与汉人杂居，他们把“吃”的艺术也带到民间。《正红旗下》写到大姐的婆婆“她爱吃”，但她没钱。她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将。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为了能够达到吃的目的：“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当实在没钱买，又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他们对吃的讲究深入骨髓。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除了“吃”，北平人的“玩”更是花样百出。“‘玩’。本是人们处理闲暇的一种方式，但北平人的玩，却与上海人、香港人绝不相同。他们似乎是用整个生命去玩，甚至不考虑什么闲暇不闲暇。”
对于北平人“玩”的艺术。老舍是有着复杂的心态的。北平“玩”的文化是由旗人创造的。300年前，满清旗人以武力征服中原，定都北京。旗人因其作为征服者民族的优越感和不作谋食之虑的优厚待遇。使旗人的英勇善战迅速消失。而追求享乐的心态则迅速膨胀。把享乐作为了人生的全部内容。他们种花、玩鸟、养狗，把有意义的人生都消磨在无意义的享乐中。对此老舍是又沉痛又怜惜。北京文化豢养了一群废物，除了吃和玩，他们一无是处。虽然老舍本身就是北平文化的产物，比如他的爱花木、爱清洁、爱溜弯和对曲艺艺术的精通等等。老舍毕竟是一位拥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传统的生活趣味并没有使他沉溺于北平艺术生活中不能自拔。他超越了北平文化。并站在全新的角度反观自身，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五方杂处。商业味浓的武汉市民更注重实际。他们对享乐没有过多的奢望，这是池莉笔下武汉市民和老舍笔下赊债也要“吃”和“玩”的北平市民完全不同的地方。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经过一天的奔波和偶然的外遇之后又回到了他那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破烂不堪的家。等待他的是“烫了鸡窝般”头发的老婆“递过的一杯温开水”。这里没有甜言，没有蜜语。有的却是温暖和幸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份实在只有生活其中的人才能参透其中之味，别人是理解不了的。正如印家厚所说：
“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
池莉作品中的人物都很现实，为了生活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在生存底线上挣扎。三十多岁就守寡的辣辣为了养活七个孩子，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们活下去甚至出卖肉体换取粮食。辣辣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够活下去。
《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为了养育弟妹，十六岁就在吉庆街用小煤炉子炸臭干子卖。为了能够继承祖上的房产。她低声下气去求不顾她们弟兄三人死活而再婚的父亲，主动和继母和好。为了解救中毒太深的弟弟来双久，她违背法律往戒毒所偷送毒品。为了替不争气的哥抚养侄子，她拼命的在吉庆街卖鸭颈。她聪明，她狡猾，她精于算计，她敢于抗争。她也想放松自己，她也想过享乐的生活。她也不喜欢那种长期黑白颠倒、孤军奋战的生活。但她比老舍笔下的大姐公公，大姐夫之流现实的多。
老舍笔下的北平市民在吃喝玩乐追求享受中迷失自己，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在艰难困苦不断挣扎中走向觉醒。老舍带着悲悯的情怀揭示了北平走向衰微的原因。池莉则带着赞赏的口吻展示了武汉市民生的毅力和坚决。池莉笔下的市民没有老舍笔下市民对生活的讲究，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幻想。但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生活，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开辟新的生之环境。
四、商业活动的隐与显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商业活动不太繁荣。北京的商业一直处于隐逸状态。再加上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北京的商业更注重商业文化的展示而忽略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在老舍的作品中长于写旧北京“老字号”的商人。他不大关心这些商业活动的结果。即是否营利，商业的规模。他更多的是把目光注视在商业活动过程中由人物及商业所传达的文化风貌，由这些“老字号”所体现的特有的老北京商业文化。
老舍作品中涉及商业活动的作品很多。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吸引人的自然不是那些店铺招牌。而是满载着北平文化的经营方式。老北京商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礼仪文明与十足的人情味。所以老北京的商业对金钱利润的追求是隐的，而商业所显现的文化才是更吸引人的。
首先和气生财是老北京人深信不疑的。
《离婚》中的老李在安排好妻子和孩子后，到市场上买烧饼：“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和’名‘气’，老李痛快得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有看到末日!拿出一块钱惟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地找回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包好，还说：‘两搀儿，花着方便。’使因安排妻子孩子非常劳累的老李心里顿时舒坦了许多，“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和气的商人，是足增人间暖意的。“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祁天佑，有一张典型的商人面孔：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茶馆》老板王利发一生信奉的准则就是“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和气和耐心是一种经营艺术，也是北京市民的修养。即使是买卖不成，凭着“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们会“把失望都严严的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直强调义利之辨，贵义贱利。从而形成国人羞于谈利的心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老北京的商人们拼命用和气、信义、人情、格调等手段来包装自己的铺面，以此掩盖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
与老舍笔下的商业不同，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毫不掩饰他们对金钱的向往与追求。武汉交通四通八达。封建思想在此被四处而来的移民冲击得荡然无存。武汉市民都非常现实，他们知道只有经济发达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很现实，也很会抓住机遇，他们运用智慧不失时机地去抓住每一张钞票。《有了快感你就喊》中的女主人黄新蕾当发现自己所在的新华书店效益不好，她“不等别人分流她，她主动请缨承包了一个图书批销中心”。她刻苦肯干，并且运用优惠和打折的手段。使自己的收入成倍的增长。
老北京的礼仪人情在池莉的武汉市民世界是不存在的。他们追求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武汉的吉庆街“只要五元钱，阶级关系就可以调整。戴足金项链的漂亮小姐，可以很乐意地为一个脸色黢黑的民工演唱。二十元钱就可以买哭，漂亮小姐开腔就哭”。生活在此的人每夜都在努力的“挣一把油腻腻的钞票”。和老舍相比，池莉对商人没有更多的描述，她更长于写工薪阶层。她的工薪阶层的人际交往也是以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老舍笔下商业的隐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被历史所淘汰，但那种文化韵味实在令人回味。池莉笔下的显却过于直露。让人读了不禁毛骨悚然。老舍和池莉虽然都是表现市民世界，老舍用的是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商业，而池莉用平民的视角演绎商业，这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照视角。
(责任编辑 陈 京)
关键词：地域文化；市民世界；老舍；池莉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117-04
老舍和池莉分别是生活于不同时代的文坛名家，他们二人在创作伊始，就把自己表现的对象定位在市民世界上。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市民世界最强有力的表现者。这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始终怀着世俗关怀的情愫，孜孜不倦的耕耘于市民世界，先后在文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极为有趣的是，二人都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老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池莉的作品几乎都在表现武汉的市民生活。虽然二人在创作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地域的差异，二人的市民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审美效应。
一、地域差异形成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地域差异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各个诸侯国各据一方，地域的割据影响了文化的统一。伴随着诸侯割据，学术上也诸家并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也因地域的影响，有了地域文化色彩。
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一个满族家庭，直到1924年经伊万斯教授的推荐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为止，一直生活在北京。北京对老舍的影响极深。老舍对北京太熟悉了。
北京自元代以来便成了京都。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北京文化充满了贵族气。满清建立之后，在北京形成贵族消费群体。大量的满族旗人进驻北京。按清制，居住北京的旗人不准开戏院。不准开旅店，不准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准经商，更无迁移自由。旗人只准吃粮当兵，每月领取俸禄。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一批纯消费群体。吃皇粮食俸禄的旗人不再奋斗，原来的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逐渐退化。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养花、玩鸟、喝茶、溜弯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备内容。他们优雅、闲适，从从容容舒舒服服地享受着生活，浓厚的消费空气和享乐要求，刺激着文化艺术的繁荣，由此形成北京带有贵族气的舒适、优雅、享乐、颓靡的文化氛围。
池莉生于武汉，长于武汉，她的小说几乎都是取材于武汉。所以池莉成为武汉文化的代言人。
武汉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武汉地处国中，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京广线、京九线纵贯南北，长江水运横贯东西，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很快发展为现代城市。武汉虽古属楚文化，但由于交通发达，人口多迁移，因而形成五方杂处的局面，形成现代市民文化。武汉是绝没有北京的贵族气的。
常言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主要说的是武汉人的精明，主要是由江浙一带带来的风气。武汉是有名的商埠，所以武汉人是非常重商的。这就形成他们讲求实际的文化。同时夏日酷热，冬日寒冷，严酷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武汉人泼辣、暴躁的脾气。
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形成了武汉人“杂揉”的特色，形成了既精明又粗鄙，既泼辣又琐碎的多重性格。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配角和主角
地域不同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同样是致力于表现市民世界的老舍和池莉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
生活在京都的老舍在营构作品时，不管是揭露也好，批判也罢，着眼点更多的放在了家庭伦理关系上。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的儒家道德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以及“君臣如父子”的家国共构观念。使家庭伦理上升到社会政治高度。为了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儒家还摆出孝悌观念。在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男子、长子被赋予了无限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受到无限的束缚。这就使得《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有了特别耐人寻味的意义。祁瑞宣知书达礼，受过良好的教育。孝敬爷爷，尊重父母，携妻带子。尽其所能。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是难得的长房长孙。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却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美梦。长房长孙成了他的桎梏。他恨透了日本人。他深知只有起来反抗参加抗战才能使民族新生。但他又不能离开家庭，只得因家而苟且偷生。他痛恨那些被征服者缺乏民族意识和气节，自己却又不得不陪在祁老人身边强颜欢笑。在“父为子纲”的束缚下。祁瑞宣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淡泊的武汉的池莉。她作品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夫妻关系。夫妻的聚合关系代替了家庭的伦理，展现了现代人现实的生活。《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一天的奔波与偶然的外遇之后，又回到自己破乱不堪的家。眼前出现的是有着鸡窝般头发的女人。虽然她不漂亮，不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妻子。但她使印家厚感到的是温暖，这里没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有的是家庭的温暖，这里是男人们的避风港，是劳累奔波后的栖息地。池莉作品中的夫妻没有“夫为妻纲”的束缚，他们是平等的，是生活中相互扶持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在家庭伦理的影响下，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总是放在配角的地位。“老舍使你看到，这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为了家族生命的延续。必然以其成员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所以在老舍的笔下出现了传统观念影响下的相夫教子型女性。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和天佑太太就是作者塑造的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人物的代表。她们都是传统道德衡量下的贤妻良母。韵梅“没有受过教育。但从治家与教养小孩来说，她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作贤妻良母，又不幸作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齐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了。她不准小孩子有坏的习惯，从来不溺爱他们”。她孝敬老人。体贴丈夫，善待兄弟，关心孩子。在战争中千方百计维持家里的生活。她用自己的勤劳支撑着祁家。她是祁家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她始终是作为祁家儿媳妇、孙媳妇、“小顺儿的妈”出现的，她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始终处于配角地位，始终是依附于别人而出现的。《正红旗下》的大姐，也是一个温柔贤淑、善良敦厚的传统女性。嫁到婆家后就像林黛玉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整天小心谨慎，毕恭毕敬。起床后头还没梳好，就赶紧去给婆婆请安。这样的辛勤劳作并没有换来她应得的地位，她始终是“大姐婆婆的儿媳妇”被呼来唤去，像奴仆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在武汉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池莉，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的束缚，她更多的是看到女性的强悍与泼辣。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总是把女性放在主角 地位。在池莉的作品中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还是没有受过教育出身于市民阶层的女性，她们共同的性格就是勇敢、泼辣。在琐屑、平庸的生活中追求个性。追求个人存在的权利，靠个人的努力为自己赢得幸福。
出身于花楼街的吉玲，仅受过不多的教育。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咱是地道的汉口小市民”。虽然吉玲的出身使她无法改变，她却没有因此而沉沦，而自暴自弃，降低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为了走出自己粗俗破落的家，为了找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她把自己打扮成纯朴而又优雅的女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她的小包给撞掉了，里面的一本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跌在地上。同时跌在书上的还有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海’香水”。她以朴实可爱，温顺柔情，赢得了为自己选定的男人。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冲出了粗卑的花楼街，进入了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婚后她却惊奇的发现，不仅公婆瞧不起自己，就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拿自己当回事。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和丈夫大吵后回到了娘家并提出离婚。她认为“她嫁给了庄家，第一：庄家必须认可她，把她当回事。第二。庄建非必须把她当回事”。“不把她当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亲国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在这里尊重之于吉玲超过了任何现实的利益。吉玲的自尊和坚决使她再一次为自己赢回做人的权利。迫使庄建非和他知识分子的父母重新评价吉玲。吉玲和韵梅、大姐相比有了更为成熟的女性主体位置的自觉。
三、对待享乐的态度：追求享乐和讲求实际
满清王朝统治北京后，旗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旗人的特权地位使他们不用为生活所奔波，他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吃喝玩乐等享受方面。北京的小吃之精细、名目之繁多，玩的技艺的特别，是任何地方所不能比的。
清朝灭亡后，大量的旗人流向民间与汉人杂居，他们把“吃”的艺术也带到民间。《正红旗下》写到大姐的婆婆“她爱吃”，但她没钱。她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将。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为了能够达到吃的目的：“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当实在没钱买，又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他们对吃的讲究深入骨髓。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除了“吃”，北平人的“玩”更是花样百出。“‘玩’。本是人们处理闲暇的一种方式，但北平人的玩，却与上海人、香港人绝不相同。他们似乎是用整个生命去玩，甚至不考虑什么闲暇不闲暇。”
对于北平人“玩”的艺术。老舍是有着复杂的心态的。北平“玩”的文化是由旗人创造的。300年前，满清旗人以武力征服中原，定都北京。旗人因其作为征服者民族的优越感和不作谋食之虑的优厚待遇。使旗人的英勇善战迅速消失。而追求享乐的心态则迅速膨胀。把享乐作为了人生的全部内容。他们种花、玩鸟、养狗，把有意义的人生都消磨在无意义的享乐中。对此老舍是又沉痛又怜惜。北京文化豢养了一群废物，除了吃和玩，他们一无是处。虽然老舍本身就是北平文化的产物，比如他的爱花木、爱清洁、爱溜弯和对曲艺艺术的精通等等。老舍毕竟是一位拥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传统的生活趣味并没有使他沉溺于北平艺术生活中不能自拔。他超越了北平文化。并站在全新的角度反观自身，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五方杂处。商业味浓的武汉市民更注重实际。他们对享乐没有过多的奢望，这是池莉笔下武汉市民和老舍笔下赊债也要“吃”和“玩”的北平市民完全不同的地方。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经过一天的奔波和偶然的外遇之后又回到了他那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破烂不堪的家。等待他的是“烫了鸡窝般”头发的老婆“递过的一杯温开水”。这里没有甜言，没有蜜语。有的却是温暖和幸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份实在只有生活其中的人才能参透其中之味，别人是理解不了的。正如印家厚所说：
“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
池莉作品中的人物都很现实，为了生活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在生存底线上挣扎。三十多岁就守寡的辣辣为了养活七个孩子，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们活下去甚至出卖肉体换取粮食。辣辣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够活下去。
《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为了养育弟妹，十六岁就在吉庆街用小煤炉子炸臭干子卖。为了能够继承祖上的房产。她低声下气去求不顾她们弟兄三人死活而再婚的父亲，主动和继母和好。为了解救中毒太深的弟弟来双久，她违背法律往戒毒所偷送毒品。为了替不争气的哥抚养侄子，她拼命的在吉庆街卖鸭颈。她聪明，她狡猾，她精于算计，她敢于抗争。她也想放松自己，她也想过享乐的生活。她也不喜欢那种长期黑白颠倒、孤军奋战的生活。但她比老舍笔下的大姐公公，大姐夫之流现实的多。
老舍笔下的北平市民在吃喝玩乐追求享受中迷失自己，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在艰难困苦不断挣扎中走向觉醒。老舍带着悲悯的情怀揭示了北平走向衰微的原因。池莉则带着赞赏的口吻展示了武汉市民生的毅力和坚决。池莉笔下的市民没有老舍笔下市民对生活的讲究，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幻想。但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生活，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开辟新的生之环境。
四、商业活动的隐与显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商业活动不太繁荣。北京的商业一直处于隐逸状态。再加上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北京的商业更注重商业文化的展示而忽略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在老舍的作品中长于写旧北京“老字号”的商人。他不大关心这些商业活动的结果。即是否营利，商业的规模。他更多的是把目光注视在商业活动过程中由人物及商业所传达的文化风貌，由这些“老字号”所体现的特有的老北京商业文化。
老舍作品中涉及商业活动的作品很多。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吸引人的自然不是那些店铺招牌。而是满载着北平文化的经营方式。老北京商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礼仪文明与十足的人情味。所以老北京的商业对金钱利润的追求是隐的，而商业所显现的文化才是更吸引人的。
首先和气生财是老北京人深信不疑的。
《离婚》中的老李在安排好妻子和孩子后，到市场上买烧饼：“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和’名‘气’，老李痛快得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有看到末日!拿出一块钱惟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地找回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包好，还说：‘两搀儿，花着方便。’使因安排妻子孩子非常劳累的老李心里顿时舒坦了许多，“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和气的商人，是足增人间暖意的。“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祁天佑，有一张典型的商人面孔：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茶馆》老板王利发一生信奉的准则就是“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和气和耐心是一种经营艺术，也是北京市民的修养。即使是买卖不成，凭着“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们会“把失望都严严的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直强调义利之辨，贵义贱利。从而形成国人羞于谈利的心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老北京的商人们拼命用和气、信义、人情、格调等手段来包装自己的铺面，以此掩盖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
与老舍笔下的商业不同，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毫不掩饰他们对金钱的向往与追求。武汉交通四通八达。封建思想在此被四处而来的移民冲击得荡然无存。武汉市民都非常现实，他们知道只有经济发达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池莉笔下的武汉市民很现实，也很会抓住机遇，他们运用智慧不失时机地去抓住每一张钞票。《有了快感你就喊》中的女主人黄新蕾当发现自己所在的新华书店效益不好，她“不等别人分流她，她主动请缨承包了一个图书批销中心”。她刻苦肯干，并且运用优惠和打折的手段。使自己的收入成倍的增长。
老北京的礼仪人情在池莉的武汉市民世界是不存在的。他们追求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武汉的吉庆街“只要五元钱，阶级关系就可以调整。戴足金项链的漂亮小姐，可以很乐意地为一个脸色黢黑的民工演唱。二十元钱就可以买哭，漂亮小姐开腔就哭”。生活在此的人每夜都在努力的“挣一把油腻腻的钞票”。和老舍相比，池莉对商人没有更多的描述，她更长于写工薪阶层。她的工薪阶层的人际交往也是以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老舍笔下商业的隐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被历史所淘汰，但那种文化韵味实在令人回味。池莉笔下的显却过于直露。让人读了不禁毛骨悚然。老舍和池莉虽然都是表现市民世界，老舍用的是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商业，而池莉用平民的视角演绎商业，这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照视角。
(责任编辑 陈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