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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生子》是黑人作家里查德·赖特的成名作。本文从《土生子》隐喻的角度进行分析，透视黑人的生存境况，深入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旨在揭示主人公犯罪活动与社会制度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种族歧视；隐喻；社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1)06-0212-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2.058
1. 引言
里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黑人作家，他以深刻的笔触和充满激情的描述再现了挣扎在贫苦、恐惧、耻辱和仇恨中的黑人生活情景，愤怒声讨了种族歧视现象和种族隔离政策。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赢得大批白人读者的黑人小说家，也是继兰斯顿·休斯之后又一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黑人作家。他的成名作《土生子》不仅在思想上开黑人“抗议小说”的先河，而且被认为是黑人文学中的里程碑。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家境贫寒的黑人青年别格·托马斯因无意中杀死富有的白人小姐玛丽·道尔顿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别格这一黑人形象的出现震撼了白人读者。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或称“黑人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否定过去文学创作中那种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型的形象，要求在文艺创作中树立新黑人形象。里查德·赖特代表作《土生子》别格的形象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董衡撰，1988：234）。别格以暴力反抗的形式而非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在大众和读者面前。尽管他的暴力行为引起了白人社会的注意，但换来的不是承认而是死亡。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是黑人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结局。那么黑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犯罪看似偶然，却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的必然性。黑人的暴力反抗无疑使得白人对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忧心忡忡，进而深刻反省种族歧视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2. 作品的隐喻分析
“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人类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雷·韦勒克、奥·沃论，1984：209）在《土生子》这部小说中，老鼠与白猫两个意象形成互为隐喻的关系。
别格生活在黑人区非常肮脏狭窄的环境中。黑人区穿梭的老鼠隐喻着黑人的生存环境。在小说开始，别格就在家中打老鼠。读者从中可看到别格的聚精会神、急中生智以及天生的指挥才能，并最终战胜了狡猾的大老鼠。在他生存的环境中，老鼠与他争夺着生存空间。对于别格来说，他必须与其发生正面的冲突，用实际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从生存的层面上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具有确定目标的作战中，别格是聪明的、智慧的，甚至比大老鼠更为狡猾。然而在他所生存的社会中，种族歧视的普遍存在，使他自己成为这场无形网下的大老鼠，没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没有政治权利，又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接受与白人同等的教育，他们成为白人眼中天性野蛮，动辄杀人强奸的人群。他就像穿梭在黑人区的大老鼠，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的生存空间与大老鼠的生存空间是一样的，除了反抗、暴力，剩下的只有死亡。自由自在的生存、生活是人的生命体与生俱有的感情。别格渴望自由与平等，他说：“上帝，我真想在那边天上飞（开飞机）”。他渴望自己飞翔，享受生活，在没有压抑的空间中自由自在穿梭，但同时，憎恶与仇恨、平等与自由、压抑与反抗等矛盾心理造成了别格内心的敏感。他的母亲并不能理解别格，只是用咒骂来训斥他：“他疯啦，疯得像个傻子，像个黑鬼，简直不像人”。在母亲的意识中，已经把黑人等同为傻子、疯子。这种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已经成为母亲心中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她在潜意识中已被白人文化所同化。母亲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她没有反抗意识，没有身份意识，在痛苦中煎熬，对现实又无能为力，只能用白人的《圣经》奴役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别格与母亲是不同的，他是反抗的。因为没有机会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不明白更深的道理，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答案，但是别格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身份差别——白人与黑人、有钱与没钱、有机会与没机会、有选择与没有选择的差别。而往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愿望的追求会加剧个人走向绝望，走向末路，走向极端。在他的意识与行为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绝望的心态：“他是有一天要发泄的或是崩溃的”。
作品中的另一个隐喻是紧随道尔顿太太身边的白猫，它象征着道尔顿这样百万富翁的白人家庭。黑人在白人家干活，无时无刻不受着白人的监视控制。这种种族矛盾与自然界老鼠与白猫这样的天敌形成隐喻的关系，生发出象征性意义：人与物具有神秘的宿命一样的关系，难以摆脱。
美国对黑人就像一座监狱，片刻不停地监视着别格以及其他黑人。招贴画上呈现出面貌严峻、形象高大的伯克利形象，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直指街上每一个过往行人。招贴画上是那种常见的脸，只要你去看她，他就直勾勾看着你，你一路走着，只要回过头去看它，它仍目不转睛盯着你。招贴画上的上方写着几个红色大字：“你要是犯了法，就绝对跑不了。”白人的法律注定监视着每个人。当别格进入道尔顿家，道尔顿先生也在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他（别格）放下帽子，注意到道尔顿先生正在仔细地观察他”。
物质的贫乏、渴望自由与平等的心态与种族歧视的盛行，这些情感在别格的生命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他憎恨自己家庭的肮脏、贫穷，讨厌救济署的工作。别格深深地体会到黑人的存在是没有尊严的，他对白人充满了敌意与冷漠，对自己的种族又怀有一种厌恶感。没有尊严的存在让他感到世界的荒诞与荒谬。去给白人家当奴仆是他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就像宿命，他必须直面白人与白人世界。在他第一天在道尔顿家里工作的时候，道尔顿的女儿玛丽和男友简就邀请别格和他们共进午餐。可是在当时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下，黑人在教育方面、公共交通、剧院、旅馆等一系列服务性行业方面都遭受非人的待遇。所以别格感到恐惧，天然地把白人对他的友好视作一种耻辱，一种对黑人的玩弄与嘲笑。恐惧使他对玛丽与简产生了恨意。在他看来，“简是共党，是个杀人放火一类的人”。当别格扶着醉酒的玛丽轻轻进入卧室时惊动了丧失视觉的道尔顿夫人。一个黑人男子被发现在白人小姐的卧室里，使得别格感到深深的恐惧。别格的恐惧与穿着白衣的道尔顿太太就像猫鼠的正面碰撞。正是道尔顿查看玛丽时，紧张的别格在那白色的刺激下闷死了玛丽小姐，不使她发出任何声响。看似意外的杀人事件，却是别格为了生存而作出的突然反抗与奋力一搏。他因恐惧而杀死了白人小姐，感觉像卸掉了包袱，像干了一件别人不能干的事，由恐惧而生出“白人又能怎样”的自豪，并由此获得了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认识到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主人，不再是白人的奴隶。
他似乎打破了天生的宿命，让他在荒谬的世界中找到了某种意义。毁灭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却也生发出一种新生的力量，让别格倍感压力，重重压迫、无处不在的对立与隔膜似乎就这样让他捅破、冲破了。那种不可蔑视的强大的力量，似乎是这样不堪一击。他用斧头割下玛丽的头颅时，同时也劈开了白人种族主人者束缚他灵魂的那块无形的枷锁。“想到有朝一日他有可能公开宣布这事是他干的，一种可怕的自豪感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杀了人，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生活完全属于他自己，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别人无法从他这儿取走的东西。他的恐惧化为征服。而在社会中，这种行为却意味着犯罪与终结。别格与老鼠在同一个方向上走向终结。老鼠生存的状态与别格忧郁、紧张、恐惧的状态处于同一状态。而老鼠的死亡，隐喻种族意识的鸿沟日益的加深。由此小说产生了这样的意义：对人类精神、种族状态改变的悲剧性的焦虑。
美国自矜为梦想的天堂、民主的国度，并允诺各种民族平等权利和共同富裕。而实际上，黑人被认为种族低劣，只能在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民主平等和富裕对黑人来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白人至上的思想却深深扎根黑人的意识中，使后者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沦为寂寞无声的大众。黑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权利，更没有话语权，他们是以白人为主流文化社会下的二等公民。白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秩序的监督者与维护者。黑人在权利所编织的大网下艰难地生存，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挣扎。这种美国白人机制统治的社会不会给他们留下反抗的机会，他们用经济、舆论、宗教、教育、法律、权力、话语、媒体，将黑人置于不可翻身的境地。所以别格为生存而暴力反抗的悲剧性结局根本无法震动强大的权力网络机制。这是作者对别格的无奈与悲悯。
3. 结束语
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比如恐惧、惋惜、憎恨。作家通过艺术创造能使读者得到某种刺激而使“灵魂升华”的效果（转引自刘俐俐，2004：6）。从理论上说，人能体验到的各种痛苦感觉，比如神经过分紧张、恐怖的折磨、身心交瘁、害怕丧失生命等。这些感受虽然是个体的，但实际上都是渗透了社会性内涵的。所谓的社会性内涵，是指这些感受是所有人都能体验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传递、交流的。正如文中所论述的别格杀死玛丽小姐之后的惶恐让社会感到不安，而白人道尔顿一家更是因为他的行为而笼罩着不可言说的愤恨与恐惧。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激起了恐惧的体验。“白人”既是恐惧的受害者，又是恐惧的制造者。恐惧“传染”给了白人与黑人。作者对于别格心理恐惧的描写表明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很在意。作者似乎意识到人类精神存在着的恐惧最终会在顷刻间如洪水一样迸发，而种族意识所造成的危害远远不止这些。
现今，重新品味黑人青年别格的内心恐惧与痛苦，并发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时，必然追溯到别格所属的民族、国度和他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土生子》也是对人的痛苦寓于历史的重新反思。
参考文献
董衡撰. 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4.
雷·韦勒克、奥·沃论. 文学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1984：209.
里查德·怀特. 土生子[M]. 施咸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刘俐俐.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关键词：种族歧视；隐喻；社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1)06-0212-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2.058
1. 引言
里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黑人作家，他以深刻的笔触和充满激情的描述再现了挣扎在贫苦、恐惧、耻辱和仇恨中的黑人生活情景，愤怒声讨了种族歧视现象和种族隔离政策。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赢得大批白人读者的黑人小说家，也是继兰斯顿·休斯之后又一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黑人作家。他的成名作《土生子》不仅在思想上开黑人“抗议小说”的先河，而且被认为是黑人文学中的里程碑。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家境贫寒的黑人青年别格·托马斯因无意中杀死富有的白人小姐玛丽·道尔顿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别格这一黑人形象的出现震撼了白人读者。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或称“黑人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否定过去文学创作中那种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型的形象，要求在文艺创作中树立新黑人形象。里查德·赖特代表作《土生子》别格的形象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董衡撰，1988：234）。别格以暴力反抗的形式而非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在大众和读者面前。尽管他的暴力行为引起了白人社会的注意，但换来的不是承认而是死亡。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是黑人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结局。那么黑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犯罪看似偶然，却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的必然性。黑人的暴力反抗无疑使得白人对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忧心忡忡，进而深刻反省种族歧视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2. 作品的隐喻分析
“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人类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雷·韦勒克、奥·沃论，1984：209）在《土生子》这部小说中，老鼠与白猫两个意象形成互为隐喻的关系。
别格生活在黑人区非常肮脏狭窄的环境中。黑人区穿梭的老鼠隐喻着黑人的生存环境。在小说开始，别格就在家中打老鼠。读者从中可看到别格的聚精会神、急中生智以及天生的指挥才能，并最终战胜了狡猾的大老鼠。在他生存的环境中，老鼠与他争夺着生存空间。对于别格来说，他必须与其发生正面的冲突，用实际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从生存的层面上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具有确定目标的作战中，别格是聪明的、智慧的，甚至比大老鼠更为狡猾。然而在他所生存的社会中，种族歧视的普遍存在，使他自己成为这场无形网下的大老鼠，没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没有政治权利，又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接受与白人同等的教育，他们成为白人眼中天性野蛮，动辄杀人强奸的人群。他就像穿梭在黑人区的大老鼠，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的生存空间与大老鼠的生存空间是一样的，除了反抗、暴力，剩下的只有死亡。自由自在的生存、生活是人的生命体与生俱有的感情。别格渴望自由与平等，他说：“上帝，我真想在那边天上飞（开飞机）”。他渴望自己飞翔，享受生活，在没有压抑的空间中自由自在穿梭，但同时，憎恶与仇恨、平等与自由、压抑与反抗等矛盾心理造成了别格内心的敏感。他的母亲并不能理解别格，只是用咒骂来训斥他：“他疯啦，疯得像个傻子，像个黑鬼，简直不像人”。在母亲的意识中，已经把黑人等同为傻子、疯子。这种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已经成为母亲心中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她在潜意识中已被白人文化所同化。母亲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她没有反抗意识，没有身份意识，在痛苦中煎熬，对现实又无能为力，只能用白人的《圣经》奴役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别格与母亲是不同的，他是反抗的。因为没有机会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不明白更深的道理，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答案，但是别格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身份差别——白人与黑人、有钱与没钱、有机会与没机会、有选择与没有选择的差别。而往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愿望的追求会加剧个人走向绝望，走向末路，走向极端。在他的意识与行为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绝望的心态：“他是有一天要发泄的或是崩溃的”。
作品中的另一个隐喻是紧随道尔顿太太身边的白猫，它象征着道尔顿这样百万富翁的白人家庭。黑人在白人家干活，无时无刻不受着白人的监视控制。这种种族矛盾与自然界老鼠与白猫这样的天敌形成隐喻的关系，生发出象征性意义：人与物具有神秘的宿命一样的关系，难以摆脱。
美国对黑人就像一座监狱，片刻不停地监视着别格以及其他黑人。招贴画上呈现出面貌严峻、形象高大的伯克利形象，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直指街上每一个过往行人。招贴画上是那种常见的脸，只要你去看她，他就直勾勾看着你，你一路走着，只要回过头去看它，它仍目不转睛盯着你。招贴画上的上方写着几个红色大字：“你要是犯了法，就绝对跑不了。”白人的法律注定监视着每个人。当别格进入道尔顿家，道尔顿先生也在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他（别格）放下帽子，注意到道尔顿先生正在仔细地观察他”。
物质的贫乏、渴望自由与平等的心态与种族歧视的盛行，这些情感在别格的生命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他憎恨自己家庭的肮脏、贫穷，讨厌救济署的工作。别格深深地体会到黑人的存在是没有尊严的，他对白人充满了敌意与冷漠，对自己的种族又怀有一种厌恶感。没有尊严的存在让他感到世界的荒诞与荒谬。去给白人家当奴仆是他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就像宿命，他必须直面白人与白人世界。在他第一天在道尔顿家里工作的时候，道尔顿的女儿玛丽和男友简就邀请别格和他们共进午餐。可是在当时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下，黑人在教育方面、公共交通、剧院、旅馆等一系列服务性行业方面都遭受非人的待遇。所以别格感到恐惧，天然地把白人对他的友好视作一种耻辱，一种对黑人的玩弄与嘲笑。恐惧使他对玛丽与简产生了恨意。在他看来，“简是共党，是个杀人放火一类的人”。当别格扶着醉酒的玛丽轻轻进入卧室时惊动了丧失视觉的道尔顿夫人。一个黑人男子被发现在白人小姐的卧室里，使得别格感到深深的恐惧。别格的恐惧与穿着白衣的道尔顿太太就像猫鼠的正面碰撞。正是道尔顿查看玛丽时，紧张的别格在那白色的刺激下闷死了玛丽小姐，不使她发出任何声响。看似意外的杀人事件，却是别格为了生存而作出的突然反抗与奋力一搏。他因恐惧而杀死了白人小姐，感觉像卸掉了包袱，像干了一件别人不能干的事，由恐惧而生出“白人又能怎样”的自豪，并由此获得了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认识到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主人，不再是白人的奴隶。
他似乎打破了天生的宿命，让他在荒谬的世界中找到了某种意义。毁灭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却也生发出一种新生的力量，让别格倍感压力，重重压迫、无处不在的对立与隔膜似乎就这样让他捅破、冲破了。那种不可蔑视的强大的力量，似乎是这样不堪一击。他用斧头割下玛丽的头颅时，同时也劈开了白人种族主人者束缚他灵魂的那块无形的枷锁。“想到有朝一日他有可能公开宣布这事是他干的，一种可怕的自豪感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杀了人，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生活完全属于他自己，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别人无法从他这儿取走的东西。他的恐惧化为征服。而在社会中，这种行为却意味着犯罪与终结。别格与老鼠在同一个方向上走向终结。老鼠生存的状态与别格忧郁、紧张、恐惧的状态处于同一状态。而老鼠的死亡，隐喻种族意识的鸿沟日益的加深。由此小说产生了这样的意义：对人类精神、种族状态改变的悲剧性的焦虑。
美国自矜为梦想的天堂、民主的国度，并允诺各种民族平等权利和共同富裕。而实际上，黑人被认为种族低劣，只能在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民主平等和富裕对黑人来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白人至上的思想却深深扎根黑人的意识中，使后者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沦为寂寞无声的大众。黑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权利，更没有话语权，他们是以白人为主流文化社会下的二等公民。白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秩序的监督者与维护者。黑人在权利所编织的大网下艰难地生存，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挣扎。这种美国白人机制统治的社会不会给他们留下反抗的机会，他们用经济、舆论、宗教、教育、法律、权力、话语、媒体，将黑人置于不可翻身的境地。所以别格为生存而暴力反抗的悲剧性结局根本无法震动强大的权力网络机制。这是作者对别格的无奈与悲悯。
3. 结束语
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比如恐惧、惋惜、憎恨。作家通过艺术创造能使读者得到某种刺激而使“灵魂升华”的效果（转引自刘俐俐，2004：6）。从理论上说，人能体验到的各种痛苦感觉，比如神经过分紧张、恐怖的折磨、身心交瘁、害怕丧失生命等。这些感受虽然是个体的，但实际上都是渗透了社会性内涵的。所谓的社会性内涵，是指这些感受是所有人都能体验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传递、交流的。正如文中所论述的别格杀死玛丽小姐之后的惶恐让社会感到不安，而白人道尔顿一家更是因为他的行为而笼罩着不可言说的愤恨与恐惧。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激起了恐惧的体验。“白人”既是恐惧的受害者，又是恐惧的制造者。恐惧“传染”给了白人与黑人。作者对于别格心理恐惧的描写表明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很在意。作者似乎意识到人类精神存在着的恐惧最终会在顷刻间如洪水一样迸发，而种族意识所造成的危害远远不止这些。
现今，重新品味黑人青年别格的内心恐惧与痛苦，并发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时，必然追溯到别格所属的民族、国度和他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土生子》也是对人的痛苦寓于历史的重新反思。
参考文献
董衡撰. 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4.
雷·韦勒克、奥·沃论. 文学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1984：209.
里查德·怀特. 土生子[M]. 施咸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刘俐俐.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