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房价如脱缰野马，越调控越疯狂。一般认为，目前房价高涨局面的一个重要成因既然在于地方的“土地财政”。
　　不过，如果将土地财政的兴起完全归咎于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将地方政府的行为比附为公司行为，过于简化了2003年以来发展模式转型进程的高度复杂性。土地财政的兴起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几乎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近年来中国在三农、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频频出手，企图缩小社会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调动资源，逆水行舟，对冲优胜劣汰的市场逻辑。但是，会跑的马儿得吃草，在税收没有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政府得有相应的收入渠道来填补日益增多的公共开支。这是土地财政越来越多地被运用的基本背景。
　　在这种土地财政和民生投入互动的进程中，的确有“香港模式”的基本轮廓。香港特区政府维系免费医疗等公共福利以及低税收的一个主要依托，正是政府对高地价的支配。这一模式在支撑了民生改善同时，也会带来房价攀升这一重大的民生难题。房价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它无论跌还是涨都关系到民生的改善。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的关键并不在于房价的涨跌。毕竟，个人拥有住房产权和满足住房需求是两个有区别的事情，致力于让每个人都有房产，和致力于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类似于医疗和受教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是并不完全一样的目标。与这两种需求相应，有两种不同的“双轨制”设计。
　　建经济适用房的举措是一种老套的“双轨制”，无论是按市场规则，还是由政府提供土地资源和财政保障，都着眼于让人们获得房产，满足人们获得个人财产的需求，但这种双轨制创造了寻租空间，因为“走后门”太普遍而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其中的基本教训是，通过公共资源来安排私有产权，必然会诱导出寻租行为。
　　如果以让每个人都获得私有房产为目标，那么政府很难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做太多事情。从目前来看，既不可能只为了保障民生而对投机逐利的资本完全关上大门，也不大可能让政府将调控土地之手让予市场，这关系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变革，何况也未必能真正降低土地价格(毕竟还要保持耕地红线)。
　　但是，如果政府着眼于满足人们居住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获得个人产权的需求)，则可以避开房价涨跌的问题，获得更大的空间。政府提供保障的重点应该在于居住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而非私有产权的获取。而且，只有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才有可能将公共资源真正公共化，缩小寻租空间。那种一边是市场化，一边是比较彻底的公共化的双轨制，才有希望从市场需求中成功“过滤”出真正的民生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目前大建公租房的双轨制是个不错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钱出地，公租房只租不售，并避免搞成贫民窟，保持吸引力，租价为市场价的40％，同时产权仍然是公共的，二是公租房避免权力寻租比经济适用房要相对容易。目前阶段公租房的量可以大幅增加，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需要考虑公租房与个人购房需求之间的平衡。毕竟过犹不及，公租房也可培育一批享受公租便利的“富有阶层”，而一般人也还是希望最好能有自己的产权房。
　　这一道理也可以用来思考如何保持媒体的公共性。媒体的公共性是其保有公正和良知的基础，而媒体自身结构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则是其功能的公共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媒体很难有足够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