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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
说到落寞,能配上这两个字的人,要具备一个条件:他出身富裕家庭或书香门第,奢华过尽穷困潦倒,才能晚景凄凉独对孤灯,才有繁华如梦似的落寞。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常玉,恰恰就符合了这两个高贵美丽的汉字。
2020年7月8日晚,香港苏富比春拍,常玉画于1950年的作品《绿色背景四裸女》,以两亿两千万港币落槌,创造了7月以来香港拍卖会的最高纪录。
1966年8月2日,住在法国廉价公寓里的常玉因瓦斯中毒,一个人在寓所中孤独死去,后被埋在巴黎市郊的潘桐墓地里的一块水泥板下,没有墓碑,也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大约三十年后,因所租的墓地已到期,一个好心的法国人花钱为他续了约,又把常玉遗骸重新安葬,并立了一块刻有中法两种文字的墓碑。
据传常玉去世后,他的画在巴黎街头被成捆出售。当时收藏常玉画作最多的法国收藏家侯谢也已去世,他的夫人丹尼斯将丈夫收藏的三千五百多幅画全部打包卖给一个画商。她认为常玉的画很像儿童画,水平很低,所以当有人愿意买时,她特别高兴并暗自庆幸:“终于把这堆破烂打发掉了。”
我的眼前浮现出早年常玉初到巴黎时一身纨绔子弟气派的场景。那是在蒙巴纳斯街区的穹顶咖啡厅,一个风流倜傥的东方男子挽着一位打扮时尚的法国少女走了进来,他身着三件套的蓝色西装,背心上垂着时髦的金表链,黑色的绅士帽下是一张傲气的面孔。而他身边那位情人此刻正一手轻托香腮,一手端着咖啡杯,含情脉脉地望着眼前的中国情郎。这情郎就是来自中国的富家子弟常玉。他顺手抽出一张咖啡店的餐纸,利用随身携带的铅笔,迅速勾画出这位头戴半圆贴头小帽的法系贵族小姐的端庄肖像。
而在圆厅的另一边,杜尚正夹着雪茄喝着咖啡与曼雷及其情人开着玩笑,藤田嗣治正和他的娇妻热烈拥抱,苏丁也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咖啡厅门口,他似乎已经发了财,摆脱了一贯的穷酸相。他们几十年之后都将是改变世界美術进程的大人物,他们,代表了当代艺术。
1926年底,常玉回过一次老家探亲。再回法国时,他给他新结识的女友带回了许多华贵的珠宝、翡翠手镯、戒指和一件豹皮斗篷,此外还有他二哥工厂生产的牙刷。他把牙刷分给了很多朋友。那时候,常玉从未为金钱操过心,每月一收到家中汇款,便立刻挥霍一空,偶尔卖掉一两张画时,也是立刻宴请朋友们狂饮一场,或买礼物送给他的那些点数不清的情人。不久,他结婚又离婚,在巴黎那“艳丽的肉”面前,他彻底沦陷了。
美术家邵洵美在《金屋月刊》中这样描述:
我们的世界是要求肉的,我们跃动的线条、活的线条……幸好,我们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常玉在巴黎,他的每一根线条都灵活,都能使人们的心跟着激跳起来。尤其是淡描的几笔简单的粉白,使我们看到后顿觉得触到了肉的热气,并知道这里面有生命,有力量,是活的罗丹的雕刻。
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一文,更使我们领略到了常玉在巴黎的美妙过往:
他照例不近天亮不上床,不过正午不起床……在上灯时候他才脱下外套,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首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他的书桌上什么宝贝都有:画册、稿本、黑炭、烂袜子、领结、各色药瓶、油彩瓶、脏手绢、断头的笔杆,还有没有盖的墨水瓶、一柄手枪、照相的镜子等等。
这就是粉色时期的常玉。但好景不长,这一切似乎只是一场香艳的梦。1932年,曾收藏过布朗·库西、杜尚的他的经纪人侯谢断绝了与常玉的合作,常玉很快没有了经济来源。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家庭遭到了变故,家道中落,再也无法按月给他寄钱了。1950年底,还是在蒙巴纳斯的圆形咖啡馆,一个孤独的人默默坐在窗前,欣赏着街上那些装扮入时的美女,而他自己却再也无钱雇佣她们了——他一直喜欢丰满的女模。他进入了他的黑色哀歌时期。
说起来,常玉的穷困与他的性情和家庭背景有关,他身上有中国古代文人固有的清高和金钱观。他甚至认为卖画和与画商合作是低贱的,因而经常拒绝卖画挣钱。据美术家庞薰琹回忆,常玉经常把画胡乱送人,而拒绝人们送给他的订画定金。而当有的画商看好他的画决定要捧红他时,策展人预定为他开画展的时间到了,他却拿不出画来,甚至连画展开幕那天服装的定钱也被他花天酒地挥霍了……
常玉所画的花卉裸女,完全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金石书法线条,糅合进超现实主义的造型隐喻,给巴黎画坛带入了一股强劲的东方风范。无论是他笔下细细的双马,椅子上舔食的猫狗,还是懒躺着的豹或独自伤神的裸女,都散发着一丝淡淡的东方式的诗情与忧伤,都被笼罩在一层粉红色的梦境之中。而到了黑色哀歌时期,他对中国民间笔墨技法在西方油画上的实践更进一步,开拓出漆艺中粗线勾勒人体轮廓手法,又以精细色彩润染细部细节,造型简练却古朴生动,极大地提升出其独特的个人艺术品位和见识眼光。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圆润厚重,在看似天真又世故老成中寄意深远,这是与八大山人和黄宾虹暗暗契合的大家风度。
我见过一幅常玉画于1963年的木板油画《枯枝》:暗红色的背景中,一张柠檬黄色的桌子之上是一捧插在褐色瓶子里的纵横交错的枯枝——这是老来的常玉的自我写照吗?连死去的树的枯萎枝条也这般美丽这般抒情。
是的,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说,故国素白的宣纸和水墨哺育过的少年人生,始终有家乡精魂的陪伴。而故国民间那乌黑漆器叫魂般的召唤,就更是他长夜难眠时的如影随形了。这也就不难从他晚年作品中看到那乌黑如铁的勾线的沉痛和孤傲了。
遗偈
说到遗偈,总让我想起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四个谜一样的汉字。而日本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井上有一的遗偈(据日本美术评论家海上雅臣记载),应该是以下五幅:
一、最后一次住院前所书的《华长山的熊》;
二、墨字作品《世纪末》;
三、绝技大作《上》;
四、最后铺展在其寓所——狼屋敷的工作台上,而最终未着一字的“白纸绝笔”; 五、仿禅僧遗偈,作于1982年的《遗偈》。
其实,井上有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主张创作要“日日绝笔”。也就是说,他每写一幅,都当作是自己在人世的最后一次挥毫书写。这是一种多么决绝而又淡然的心态。因为早已看穿生死,所以才能从容地写下“刎”这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大字吧。
在自己的日记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六十有余年,回首如梦幻。
日日是绝笔,一春学鲁公。
鲁公,是对颜真卿的敬称。
遗偈即僧人临死前留下表达彻悟之情的汉诗。据说死期将至时,高僧会起身握笔,手书遗偈,书毕辄掷笔气绝。
井上有一屡次临习日本镰仓时代东福寺的开山圆尔辨圆的遗偈,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写下著名的《南瓜遗偈》:
守貧挥毫,六十七霜。
欲知端的,本来无法。
据观者说,此作澄怀静虑,已到了让人心悦诚服之地。1982年11月9日开始,井上有一又开始临习他一生推崇备至的奉为至宝的《颜氏家庙碑》。
颜真卿是唐代四大书家之一,身为官宦,因正直笃实的性格为当世所不容,后又被叛军所杀。他的书法雄健宽博,气势恢宏,一直影响至今。而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晚年所立,亦是井上有一最喜欢和敬畏若神明的名碑。所以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在病重后身体极为虚弱的状态下,以身饲虎般原寸临习。临习期间,家人极其为他担心,每天都捏着一把汗,害怕他在全力拼搏下扑身而倒。他夫人侍立在一旁,他每临完一纸,立刻就会奉上新的一张。有时稍有延迟就会听到丈夫的吼叫。那时候,已经完全癫狂的井上有一的精神高度集中,手中握着的仿佛不是笔,而是一把沉重锋利的刀。
观看着颜真卿的最高杰作,井上有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海上雅臣写道:
那天晚上我守在井上有一床边,大雨滂沱,突然黑暗中有老鸹嘎地叫了一声,飞过屋顶,叫声甚至压住了猛烈的雨声。我心中一惊,第二日上午九时许,井上有一停止了呼吸。
我手中有一套编纂水平极高的《世界名画家全集》,其中就有一本井上有一的专册。在西方,井上有一是被当作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看待的,而对于我来说,井上有一则是一位浑身充溢着愚彻精神的水墨大师。
我的眼前总浮动着一个赤裸着上身、光头跣足的井上有一的形象,他戴副黑框眼镜,龇牙咧嘴,拼尽全力手握如椽大笔,在巨幅白纸上狂乱书写。日本《周刊朝日》1956年2月5日的凹版彩页专辑“前卫书”即刊登了这样一帧照片,他笔下的墨线一团团一条条,仿佛胡乱涂鸦的戏作,到处都狼藉一片。
随心所欲地写吧,泼出去,把它泼到那些书法家先生的脸上去!把那些充斥在狭窄的日本土地上的欺诈和体面横扫出去!我要干我自己的事。什么书法不书法的,折断它。我要用一切断绝——那创造的意识,随心所欲地干!
这是井上有一写在自己作品上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代表他创作中不顾一切的心迹。
我在那幅被后人称为杰作的《啊,横川国民学校》中,似乎看到了他的创作态度。那的确是一幅使观者震颤的作品。满纸墨迹如秋风之下的落叶一般,冲突、狂啸,像极了1942年4月18日东京大空袭中井上有一工作的小学校遭遇大火毁灭的情景。据说,那一天在熊熊大火中,井上有一差一点就在浓烟中窒息而死。从那之后,幸存的井上有一开始每日手拿着一册《老子》和用烧焦的米做的盒饭,行走在尸骨累累的学校操场上。
当我们读到他用十年时间写下的六十四幅巨大的“贫”字时,就可以理解这位一生追求悠游自在的艺术家的素直了。
也许日本人的艺术观念与中国人迥然不同吧,中国人一般追求的是幸福圆满,所以许多书法家写下的往往是“福禄财寿”这样的喜庆汉字,而日本艺术家却偏偏喜欢人人嫌弃、个个避之唯恐不及的“贫”。
其实,“贫”在这里并不是物质上的意思,而是更多的指向精神层面。据批评家海上雅臣考证,井上有一所写的“贫”字,是从《论语》《老子》及宫泽贤治的《不怕雨》中得来的,是追求简朴生活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规箴,也是艺术家修持自我的至高境界。“贫”是抱朴守缺,就是无我。难怪海上雅臣在1972年的日本第六届现代书展上,一见到井上有一参展的大作,立刻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当即斥巨资买下了这幅让他怦然心动的杰作。由于家里当时没有适合挂这幅作品的地方,海上竟然又花钱在轻井泽新建了一处山居,专门辟出约十四个京都榻榻米大的客厅,专门在壁龛上悬挂此作。后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访问海上氏的山居时,站在这面墙壁前凝视良久,末了,这位以廉洁著称的老政治家只说了一句话:“非这样不可吗?”就再也不发一言了。
我也曾反复观摩这些形态各异的“贫”字,看久了,只是觉得有些气短,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心悸。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丹东与宽甸交界的一座小学校读书时,看到清明时节上山扫墓的人群,看到那座埋葬了诸多烈士的大坟,我惶惶然垂首默立,听见血液在体内流转的声音,以及雷鸣似的静寂。
责任编辑:沙 爽
实习编辑:李可欣
说到落寞,能配上这两个字的人,要具备一个条件:他出身富裕家庭或书香门第,奢华过尽穷困潦倒,才能晚景凄凉独对孤灯,才有繁华如梦似的落寞。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常玉,恰恰就符合了这两个高贵美丽的汉字。
2020年7月8日晚,香港苏富比春拍,常玉画于1950年的作品《绿色背景四裸女》,以两亿两千万港币落槌,创造了7月以来香港拍卖会的最高纪录。
1966年8月2日,住在法国廉价公寓里的常玉因瓦斯中毒,一个人在寓所中孤独死去,后被埋在巴黎市郊的潘桐墓地里的一块水泥板下,没有墓碑,也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大约三十年后,因所租的墓地已到期,一个好心的法国人花钱为他续了约,又把常玉遗骸重新安葬,并立了一块刻有中法两种文字的墓碑。
据传常玉去世后,他的画在巴黎街头被成捆出售。当时收藏常玉画作最多的法国收藏家侯谢也已去世,他的夫人丹尼斯将丈夫收藏的三千五百多幅画全部打包卖给一个画商。她认为常玉的画很像儿童画,水平很低,所以当有人愿意买时,她特别高兴并暗自庆幸:“终于把这堆破烂打发掉了。”
我的眼前浮现出早年常玉初到巴黎时一身纨绔子弟气派的场景。那是在蒙巴纳斯街区的穹顶咖啡厅,一个风流倜傥的东方男子挽着一位打扮时尚的法国少女走了进来,他身着三件套的蓝色西装,背心上垂着时髦的金表链,黑色的绅士帽下是一张傲气的面孔。而他身边那位情人此刻正一手轻托香腮,一手端着咖啡杯,含情脉脉地望着眼前的中国情郎。这情郎就是来自中国的富家子弟常玉。他顺手抽出一张咖啡店的餐纸,利用随身携带的铅笔,迅速勾画出这位头戴半圆贴头小帽的法系贵族小姐的端庄肖像。
而在圆厅的另一边,杜尚正夹着雪茄喝着咖啡与曼雷及其情人开着玩笑,藤田嗣治正和他的娇妻热烈拥抱,苏丁也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咖啡厅门口,他似乎已经发了财,摆脱了一贯的穷酸相。他们几十年之后都将是改变世界美術进程的大人物,他们,代表了当代艺术。
1926年底,常玉回过一次老家探亲。再回法国时,他给他新结识的女友带回了许多华贵的珠宝、翡翠手镯、戒指和一件豹皮斗篷,此外还有他二哥工厂生产的牙刷。他把牙刷分给了很多朋友。那时候,常玉从未为金钱操过心,每月一收到家中汇款,便立刻挥霍一空,偶尔卖掉一两张画时,也是立刻宴请朋友们狂饮一场,或买礼物送给他的那些点数不清的情人。不久,他结婚又离婚,在巴黎那“艳丽的肉”面前,他彻底沦陷了。
美术家邵洵美在《金屋月刊》中这样描述:
我们的世界是要求肉的,我们跃动的线条、活的线条……幸好,我们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常玉在巴黎,他的每一根线条都灵活,都能使人们的心跟着激跳起来。尤其是淡描的几笔简单的粉白,使我们看到后顿觉得触到了肉的热气,并知道这里面有生命,有力量,是活的罗丹的雕刻。
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一文,更使我们领略到了常玉在巴黎的美妙过往:
他照例不近天亮不上床,不过正午不起床……在上灯时候他才脱下外套,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首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他的书桌上什么宝贝都有:画册、稿本、黑炭、烂袜子、领结、各色药瓶、油彩瓶、脏手绢、断头的笔杆,还有没有盖的墨水瓶、一柄手枪、照相的镜子等等。
这就是粉色时期的常玉。但好景不长,这一切似乎只是一场香艳的梦。1932年,曾收藏过布朗·库西、杜尚的他的经纪人侯谢断绝了与常玉的合作,常玉很快没有了经济来源。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家庭遭到了变故,家道中落,再也无法按月给他寄钱了。1950年底,还是在蒙巴纳斯的圆形咖啡馆,一个孤独的人默默坐在窗前,欣赏着街上那些装扮入时的美女,而他自己却再也无钱雇佣她们了——他一直喜欢丰满的女模。他进入了他的黑色哀歌时期。
说起来,常玉的穷困与他的性情和家庭背景有关,他身上有中国古代文人固有的清高和金钱观。他甚至认为卖画和与画商合作是低贱的,因而经常拒绝卖画挣钱。据美术家庞薰琹回忆,常玉经常把画胡乱送人,而拒绝人们送给他的订画定金。而当有的画商看好他的画决定要捧红他时,策展人预定为他开画展的时间到了,他却拿不出画来,甚至连画展开幕那天服装的定钱也被他花天酒地挥霍了……
常玉所画的花卉裸女,完全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金石书法线条,糅合进超现实主义的造型隐喻,给巴黎画坛带入了一股强劲的东方风范。无论是他笔下细细的双马,椅子上舔食的猫狗,还是懒躺着的豹或独自伤神的裸女,都散发着一丝淡淡的东方式的诗情与忧伤,都被笼罩在一层粉红色的梦境之中。而到了黑色哀歌时期,他对中国民间笔墨技法在西方油画上的实践更进一步,开拓出漆艺中粗线勾勒人体轮廓手法,又以精细色彩润染细部细节,造型简练却古朴生动,极大地提升出其独特的个人艺术品位和见识眼光。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圆润厚重,在看似天真又世故老成中寄意深远,这是与八大山人和黄宾虹暗暗契合的大家风度。
我见过一幅常玉画于1963年的木板油画《枯枝》:暗红色的背景中,一张柠檬黄色的桌子之上是一捧插在褐色瓶子里的纵横交错的枯枝——这是老来的常玉的自我写照吗?连死去的树的枯萎枝条也这般美丽这般抒情。
是的,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说,故国素白的宣纸和水墨哺育过的少年人生,始终有家乡精魂的陪伴。而故国民间那乌黑漆器叫魂般的召唤,就更是他长夜难眠时的如影随形了。这也就不难从他晚年作品中看到那乌黑如铁的勾线的沉痛和孤傲了。
遗偈
说到遗偈,总让我想起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四个谜一样的汉字。而日本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井上有一的遗偈(据日本美术评论家海上雅臣记载),应该是以下五幅:
一、最后一次住院前所书的《华长山的熊》;
二、墨字作品《世纪末》;
三、绝技大作《上》;
四、最后铺展在其寓所——狼屋敷的工作台上,而最终未着一字的“白纸绝笔”; 五、仿禅僧遗偈,作于1982年的《遗偈》。
其实,井上有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主张创作要“日日绝笔”。也就是说,他每写一幅,都当作是自己在人世的最后一次挥毫书写。这是一种多么决绝而又淡然的心态。因为早已看穿生死,所以才能从容地写下“刎”这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大字吧。
在自己的日记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六十有余年,回首如梦幻。
日日是绝笔,一春学鲁公。
鲁公,是对颜真卿的敬称。
遗偈即僧人临死前留下表达彻悟之情的汉诗。据说死期将至时,高僧会起身握笔,手书遗偈,书毕辄掷笔气绝。
井上有一屡次临习日本镰仓时代东福寺的开山圆尔辨圆的遗偈,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写下著名的《南瓜遗偈》:
守貧挥毫,六十七霜。
欲知端的,本来无法。
据观者说,此作澄怀静虑,已到了让人心悦诚服之地。1982年11月9日开始,井上有一又开始临习他一生推崇备至的奉为至宝的《颜氏家庙碑》。
颜真卿是唐代四大书家之一,身为官宦,因正直笃实的性格为当世所不容,后又被叛军所杀。他的书法雄健宽博,气势恢宏,一直影响至今。而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晚年所立,亦是井上有一最喜欢和敬畏若神明的名碑。所以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在病重后身体极为虚弱的状态下,以身饲虎般原寸临习。临习期间,家人极其为他担心,每天都捏着一把汗,害怕他在全力拼搏下扑身而倒。他夫人侍立在一旁,他每临完一纸,立刻就会奉上新的一张。有时稍有延迟就会听到丈夫的吼叫。那时候,已经完全癫狂的井上有一的精神高度集中,手中握着的仿佛不是笔,而是一把沉重锋利的刀。
观看着颜真卿的最高杰作,井上有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海上雅臣写道:
那天晚上我守在井上有一床边,大雨滂沱,突然黑暗中有老鸹嘎地叫了一声,飞过屋顶,叫声甚至压住了猛烈的雨声。我心中一惊,第二日上午九时许,井上有一停止了呼吸。
我手中有一套编纂水平极高的《世界名画家全集》,其中就有一本井上有一的专册。在西方,井上有一是被当作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看待的,而对于我来说,井上有一则是一位浑身充溢着愚彻精神的水墨大师。
我的眼前总浮动着一个赤裸着上身、光头跣足的井上有一的形象,他戴副黑框眼镜,龇牙咧嘴,拼尽全力手握如椽大笔,在巨幅白纸上狂乱书写。日本《周刊朝日》1956年2月5日的凹版彩页专辑“前卫书”即刊登了这样一帧照片,他笔下的墨线一团团一条条,仿佛胡乱涂鸦的戏作,到处都狼藉一片。
随心所欲地写吧,泼出去,把它泼到那些书法家先生的脸上去!把那些充斥在狭窄的日本土地上的欺诈和体面横扫出去!我要干我自己的事。什么书法不书法的,折断它。我要用一切断绝——那创造的意识,随心所欲地干!
这是井上有一写在自己作品上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代表他创作中不顾一切的心迹。
我在那幅被后人称为杰作的《啊,横川国民学校》中,似乎看到了他的创作态度。那的确是一幅使观者震颤的作品。满纸墨迹如秋风之下的落叶一般,冲突、狂啸,像极了1942年4月18日东京大空袭中井上有一工作的小学校遭遇大火毁灭的情景。据说,那一天在熊熊大火中,井上有一差一点就在浓烟中窒息而死。从那之后,幸存的井上有一开始每日手拿着一册《老子》和用烧焦的米做的盒饭,行走在尸骨累累的学校操场上。
当我们读到他用十年时间写下的六十四幅巨大的“贫”字时,就可以理解这位一生追求悠游自在的艺术家的素直了。
也许日本人的艺术观念与中国人迥然不同吧,中国人一般追求的是幸福圆满,所以许多书法家写下的往往是“福禄财寿”这样的喜庆汉字,而日本艺术家却偏偏喜欢人人嫌弃、个个避之唯恐不及的“贫”。
其实,“贫”在这里并不是物质上的意思,而是更多的指向精神层面。据批评家海上雅臣考证,井上有一所写的“贫”字,是从《论语》《老子》及宫泽贤治的《不怕雨》中得来的,是追求简朴生活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规箴,也是艺术家修持自我的至高境界。“贫”是抱朴守缺,就是无我。难怪海上雅臣在1972年的日本第六届现代书展上,一见到井上有一参展的大作,立刻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当即斥巨资买下了这幅让他怦然心动的杰作。由于家里当时没有适合挂这幅作品的地方,海上竟然又花钱在轻井泽新建了一处山居,专门辟出约十四个京都榻榻米大的客厅,专门在壁龛上悬挂此作。后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访问海上氏的山居时,站在这面墙壁前凝视良久,末了,这位以廉洁著称的老政治家只说了一句话:“非这样不可吗?”就再也不发一言了。
我也曾反复观摩这些形态各异的“贫”字,看久了,只是觉得有些气短,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心悸。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丹东与宽甸交界的一座小学校读书时,看到清明时节上山扫墓的人群,看到那座埋葬了诸多烈士的大坟,我惶惶然垂首默立,听见血液在体内流转的声音,以及雷鸣似的静寂。
责任编辑: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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