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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偶像”，必定要有风格。作品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形象塑造了其在世人眼中的样子。论起时装史，从Dior的New Look到摇摆的伦敦，我们印象中的那些经典的时尚时刻都是通过照片记载、诠释的，服饰的历史其实更多是时装摄影的故事。同样，当我们想到某位“偶像”时，脑海里闪过的往往是舞台上的一个神情、银幕中的某个画面或是红毯上的一个经典的亮相。多少人把梦露、凯利、赫本等“女神”挂在嘴边，但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看作品而了解她们的？优雅的风格、时髦的造型成为她们永恒魅力的基础，显然偶像地位有一大半是形象造就的。而在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香港为发端，逐渐融入国际时尚，出现了不同时代的时装偶像。
穿Kenzo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里我怎么可能会碰到南美石油大王带我去Tiffany买珠宝？Tiffany我有经过，但不敢进去，不过我总算去saks FifthAvenue及Bloomingdale’s添置了些服装及丝巾。”早在“穿Prada的恶魔”之前，上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邓小宇的男性作家化名为“钱玛莉”在香港著名的《号外》杂志开设了“穿Kenzo的女人”的专栏，并因讽刺性地捕捉到当时女人们的心态而大受欢迎。他笔下的女孩对时尚事物的深度了解与向往绝不低于《欲望都市》，反映着那个年代的香港已与国际时尚接触得多么紧凑。从60年代起，邦德电影、甲壳虫乐队的音乐等西方流行文化的华丽代表开始流传到了香港，传递着青春与欲望。彼时“高级成衣”这个概念刚刚在欧洲时装界兴起，前卫的日本设计师Kenzo Takada在巴黎开设名为“Jungle lap”的首家店铺才是1970年的事情，而在短短几年内，品牌的名字在香港就已成为时髦女郎的代名词。
而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今日被视为时尚零售教母的马郭志清（Joyce Ma）。其祖父当年是上海滩著名的永安百货的创办人之一，而她从澳洲留学回到香港后便受邀在家族的百货店中开设一个时装精品区。当时是1969年，香港几乎没有什么国外品牌，马郭志清却从正处于摇摆时期的伦敦，将Biba等当时最束手可热的年轻潮牌引进到她所管辖的区域，获得极大的成功。1971年，她独自在香港文华酒店创办了享誉至今的Joyce精品店。处于“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体现在居民时装消费能力的提升上，在随后的那些年，马郭志清一手引进了Versace、Prada、川久保玲、三宅一生，还有当时默默无闻的Armani，成为香港（和随后的内地）接触西方设计品牌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也因此她获得著名“毒舌”女作家亦舒的好评，“可以说是loyce Ma教会了香港人什么是‘fashion’，如何穿得好看又有个性。”
在几乎同一时期，称霸香港电影业的邵氏也一心想效仿好莱坞明星风格，开始栽培一批“偶像明星”。当时活跃的女星有一派走的是传统婉约路线，呈现中国古典女性形象。但与此同时邵氏大胆地捧红了一批更西式的女星，以何莉莉为代表，她们展现着自己迷人的身材，在银幕上演绎什么是性感。从15岁入行到25岁结婚息影，何莉莉从《文素臣》（1966年）中的半裸出镜到出演尺度更大的《爱奴》（1972年），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成为年轻性感的代表。虽说当时的她称不上邵氏的影后，却有个更时髦的外号“影先”——因为在着装、发型上都遥遥领先于影后们。“莉莉的服装当真非同小可，”亦舒当时记录到，“青天花板高得入墙壁柜，挂满了好几柜，但她还在衣服上动脑筋。”她当时看上了一件新皮草，向亦舒解释那是去年加拿大皮草比赛的获奖设讥显然时尚信息相当灵通。“我就是喜欢穿，唉，”她感叹道，“要是衣裳有知就好了，晓得我这么喜爱它们，也许会自动走过来也说不定，这就不用我花钱去买了！”亦舒对这个为时装疯狂的态度做出的唯一评论便是“这就是莉莉”。
“冲”向国际
“8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Vogue服饰与美容》首期中，影星陈冲回顾那个年代的时尚经历时谈道，“我们大学生中最时尚的是读‘朦胧诗’。我们没有用服饰、发型，而是用文字的新生表达与记录了我们的时代。”不过她随后承认“女孩子都天生爱美，光有诗是不够的”。她回忆当时在美国的母亲给她寄了一条喇叭牛仔裤，她高兴坏了，但因国外尺寸偏长无法穿，“我就请鞋匠把我的鞋跟钉上两层车胎，又在鞋子里面垫上毡子。当时我多么希望有—双高跟鞋呵。”17岁时因出演电影《小花》（1979年）而家喻户晓的陈冲，两年后就跟随父母去美国留学了。
虽然“时尚”本是个极其西式的概念，出国并不意味着对时尚的认知有多大进步。龚雪、张瑜、刘晓庆等女演员成名后也纷纷出国甚至移民，但形象上却称不上“时髦”，在穿着方面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陈冲就不一样了，资深娱乐记者黄佟佟回顾道，80年代通过畅销杂志《大众电影》能看到陈冲在国外的样子。“她会穿短裤、T恤拍很多照片回来，我们拿着那本书传来传去，大家都觉得好新奇！感觉很大胆，那个时候连膝盖上面的裙子就觉得很性感了，居然她还可以穿热裤。原来女明星出国以后就是这样打扮！”
最初陈冲在美国的事业发展并不顺利，在国内大红大紫的她，在国外却依旧是个无名小卒，一直都是在上学、打工、试镜中徘徊。然后有一天因为在洛城停车场的一次偶遇，她被选为美国影片《大班》（1986年）的女主角，对于一个中国女演员来说能在外国电影中出演主角，这算是个大突破，但那部电影并没有给她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帮助，直到第二年她被意大利知名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看中，扮演电影《末代皇帝》（1987年）中的婉容。影片当年赢了九项奥斯卡奖，陈冲也因此在国外成名了。随后她出演了美国流行电视剧《双峰镇》（TwinPeaks），稳固了她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散发出一种西方人欣赏的性感魅力的她，成为了首位真正国际化的中国女星。“忽然很多人开始对我有兴趣，”她回顾道，“时装杂志《名利场》、《Vogue》都报道了我。”
红在红毯
中国电影的发展成为下一代中国女星走上国际舞台的重要助推力量。当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开始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后，他们镜头下的演员们也随之迈上了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不过这个过程一开始还是有些曲折。1988年，巩俐与张艺谋首次合作的《红高粱》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但我们没有人去参加！”巩俐在近期的采访中回顾道，“中国刚开始开放，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懂电影节是怎么回事，不懂那个机会。”还好她之后去到了戛纳，并身穿红色泳衣为《大众电影》拍摄1989年10月刊的封面，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风波。 随后凭借《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活着》（1994年）等影片，巩俐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外电影节的红毯上，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星。她曾在采访中回顾刚开始去戛纳电影节的感受，就是“啊！要穿晚礼服呀？”但在1993年，当《霸王别姬》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赢得戛纳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的中国电影时，身着超大号白衬衫与修身曳地黑色长裙和张国荣亮相的她，俨然已是时尚先锋（五年后美国影星莎朗·斯通才以同样男士白衬衫与礼服裙的搭配出席奥斯卡）。1996年，巩俐更成为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明星。“她是亚洲最大的影星，但在西方有戏吗？”美国版《Vogue》在同年报道她时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摄影大师Helmut Newton的镜头下，身着短款旗袍和酷酷的黑色平底鞋靴的她展现出妩媚的一面。作为时装杂志，《Vogue》更是不忘在文中提到巩俐的时尚倾向，据报道她当年经由巴黎去戛纳的路上，跑到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前卫设计师Claude Montana的店铺购买了一件闪闪面料的夹克。
明星需与时装接轨
巩俐开始在国际上亮相的90年代，正好也是西方世界中明星与时尚结合得越发紧密的时期。1989年，青春偶像麦当娜登上了美国版《Vogue》的封面，打破了以往以名模、名媛为主的趋势。随后的90年代初期，在Anna Wintour的引领下，好莱坞新星薇诺娜·瑞德、莎朗·斯通、朱莉娅罗伯茨、黛米·摩尔等都陆续在《Vogue》的封面出现。就如纪录片《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2009年）里《Vogue》当时的编辑评论的，“《Vogue》训练了一代明星去梦想成为超模，女演员开始觉得时尚是生活，是成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乎同时，Giorgio Armani也成为从80年代末起第一批进军好莱坞的设计师，为明星们参加奥斯卡等重要红毯典礼打造造型。在这之前，西方明星出席活动也多数穿着自己买的衣服，时尚品位层次不齐——《Vogue》与Armani可谓改变了这一切。
1992年，当Louis Vuitton在中国内地开设第一家店铺时，其他的在中国比较有名的西方牌子仅有肯德基。但随后，Versace（1994年）、Prada（1995年）、GiorgioArmani（1998年）等纷纷开始进军这一市场。在西方明星开始有更多时尚概念的时候，世界顶级品牌都来到了中国。2002年《北京青年报》写道：“一旦成为明星，时尚的品位就是必修课了。”随着服装、化妆品、珠宝腕表、豪车等进口产品迅速在国内普及，明星代言也多了起来，自身形象也就变得越发重要。“用服装无言地去表达，这是对偶像最有利的表达方式，”黄佟佟评论道，“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商品，商品包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
“这是自己第一次代表中国电影参赛，无论怎样也不能太寒碜。”2000年正准备其处女作《我的父亲母亲》的宣传去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章子怡曾对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不过真正让她享誉国际的会是随后出演的李安的作品《卧虎藏龙》（2000年）。这部获得10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让章子怡在2001年接连出现在奥斯卡、金球奖、MTV颁奖典礼等国际大奖的红毯上。《2046》（2004年）与《艺伎回忆录》（2005年）稳固了她在国际影坛中的地位，而无论是身着Armani走奥斯卡红毯，或是一袭Marchesa礼服现身著名的MetBall，都证明她早已是国际时装界的新宠。
然而明星与时尚接轨也并非一路畅通无阻。因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主题曲提名的歌星李玟，2001年成为Chanel亚太区宣传大使时，却遭到品牌客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高端时装品牌面对的仍是明星的时尚品位和大众吸引力之间的取舍问题，李玟只是第一个案例而已。之后虽然流行文化与时装的重叠同样引发很多争议，如台剧《流星花园》（2001年）因倡导奢靡的消费观而备受指责，赵薇在某杂志中的着装也轰动了一时，但国内娱乐圈与时尚的接轨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2000年代，各大时装品牌相继来到中国举办大型活动，一个比一个盛大。先是2004年，Armani在黄浦江上搭建场地举办时装秀；接着2008年，Fendi不顾一切困难选在长城举办时装秀；而2009年，Chanel也将其年度“Metiers d’Art”高级手工坊系列选在上海展示。
当下的中国面孔
千禧年后，《花样年华》、《2046》先后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国内外都掀起了“旗袍热”。但彼时中国影星早就抛弃90年代红毯上常常出现的旗袍式礼服。在她们眼中，这样的风格已不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面貌。2002年，开创“旗袍热”的张曼玉本人就在报纸的采访中说道：“旗袍漂亮归漂亮，毕竟不是这个时代的流行服装，如果平时有人穿着旗袍经过我身边，我一定会对她大叫‘鬼’啊！”之前早期中国明星在国外亮相时偏爱的富有中国元素的设计：旗袍立领、华丽织锦缎面料、纯正的“中国红”色，开始失势。
当周迅因出演的《巴尔扎卡与小裁缝》（2002年）而亮相戛纳红毯时，选择的并非大品牌的设讥而是曾在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穿过的“马面裙”，并颇有新意地将其与现代感的上衣搭配。她在当年的采访中说道，此举是想表达“中国的年轻人并不再只穿盘扣衣服和旗袍，他们的着装和外国的同龄人一样时尚新潮，他们的观念也是和世界同步的。”摒弃任何中国元素，她后来就以完全符合国际时尚审美标准的小鸡尾酒裙、抹胸礼服出现。2006年更是与“谋”女郎董洁在Miu Miu品牌全球广告中出镜，成为自1997年金城武出演Prada广告后，首个代表国际品牌形象的中国女星。那时该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选择两个中国新锐面孔也可谓前卫之举。2007年，法国版《Vogue》报道周迅时，便称其为“中国版Kate Moss”。
《Vogue服饰与美容》首期在2005年面市，杜鹃登上封面，开启了她成为首位中国超模之路，随后上了法国版《Vogue》的封面以及Louis Vuitton，Roberto Cavalli等的广告片。而李安的电影《色·戒》（2007年）则一举捧红了汤唯，在电影中她美艳古典的形象赢得了国际上的关注，但在平日里的她多以低调优雅的造型示人，与周迅一样代表着越发清新的中国女性着装风格。“简约些，轻松些，”也是近年来章子怡出席戛纳红毯时所向往的服饰，因为“说实在的，那些华丽的红毯礼服我穿过太多次了”。2009年，来上海做秀的KarlLagerfeld解释说，在他眼中中国女性“姿态优雅、骨架优美……只需坚持简单的风格，她们看上去就很棒了”。 能够让世界看到更属于当下的中国容貌，更是超模刘雯在00年代末开创的辉煌成绩：成为首位走捧红无数性感女神的维秘秀的中国人，更是在美容品牌Estee Lauder全球广告中出现的首个亚洲面孔。难怪英国《每日电讯》当时报道她时，将其称为“未来之脸”。
中国偶像，中国元素
“你觉得我们要冲击力、话题、好看，还是很传统、很美、很保守？”当时担任造型师的卜柯文如此问范冰冰。2010年，范冰冰因电影《日照重庆》入围电影奖而首次来到戛纳，卜柯文记得当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肯定要冲击力！”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有任何一套服装一举改变了中国明星的形象，那必定是后来他们找许建树（LawrenceXu）设计的那件“龙袍”。中国媒体指责她“是把野心穿在身上”，而范冰冰当时简单地反击：“我跟造型师商量，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让别人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因体现西方人眼中最“中国”的东西让大家主意到了她，其他女星也纷纷效仿起来。事后《南方都市报》采访了英国著名点评明星红毯装扮的博主Catherine Kallon，她以西方人的角度则分析道：“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日常听见的，我们日常见的是小黑裙加高跟鞋，那才是被用滥了的。”
自香港80年代女星梅艳芳与造型师、设计师刘培基的合作之后，卜柯文与范冰冰长达近十年的合作也成为了国内时装、娱乐行业中的一个典范。紧接着第二年，卜柯文在范冰冰的建议下亲手为她设计“战袍”，随后的“仙鹤”、“彩色瓷”等礼服设计也已被纳入经典的红毯造型之列。“有一点紧张、忐忑，”卜柯文说起当时范冰冰身着其“仙鹤”设计走红毯前自己的心情，“平时做成衣这股劲儿会收着，忽然—放出去，担心有点过。”恰好就是这股“过”的劲儿令范冰冰在那么多国际影星中被人铭记并迅速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冰冰感觉有那么—点老气，”美国版《Vogue》报道她时写道，“就像她在饰演一种过时的典范，那个神秘、充满诱惑力的亚洲女郎。”而不论好坏，这些年因多个抢进头条的造型尝试，范冰冰所塑造的这个固定的时尚风格，也是中国女星中少见的。在今年Met Ball的红毯上，她依然是少数身着中国设计的明星，卜柯文以紫禁城庭院建筑设计为灵感，为她打造了一件取自斗拱彩画的斗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用新的方法去演绎中国元素，”他解释说，“你真的想把它变得时髦、流行，才能让年轻人想去表达。”
时代的光芒
近期时装界发生的一大事件，就是李宇春拍摄了Givenchy本季全球广告。自2006年，周迅、董洁拍摄Miu Miu广告后，这是国际时装品牌第二次邀请中国明星担任全球广告代言人。在品牌创意总监Riccardo Tisci看来，李宇春就是“中国女王”，“她是真正属于当下的偶像，”Tisci赞叹道，“她代表着年轻一代、中国的未来！”
几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最大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们对于不断翻新的渴望，在讲究速度与变化的文化里，没有什么能长久地吸引目光。真的能与那些早期尊定了自己时尚品位的明星并列的新人，恐怕只有李宇春了。如今，亮相戛纳红毯、坐到时装周大秀的前排不再能证明什么。完美无瑕的女神气场，范冰冰做过了；清秀的文艺少女，那不就是以前的周迅吗？但李宇春沉默、中性的气质，如同当年张曼玉一样展现着非传统、更新颖的中国女人形象。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也是时尚界最看中的——“酷”。
一位明星的成名多半讲究时机，第一批与西方媒体、西方设计接轨的女星的优势就在于她们是那个年代的唯一。陈冲、巩俐、章子怡都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女星，同样以“出口转内销”的观念看，她们在国内也被认为是“唯一”的国际影星，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但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越发重要，范冰冰、李冰冰、汤唯等都开始在国际影坛大展拳脚，人们也早已对“奢侈品”、“时装周”、“戛纳”这些过去充满诱惑力的字眼习以为常。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想要独占鳌头还需要为自己塑造一个独特的形象，创造“唯一”。在当代偶像的诞生中，则注定是时尚为王。
穿Kenzo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里我怎么可能会碰到南美石油大王带我去Tiffany买珠宝？Tiffany我有经过，但不敢进去，不过我总算去saks FifthAvenue及Bloomingdale’s添置了些服装及丝巾。”早在“穿Prada的恶魔”之前，上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邓小宇的男性作家化名为“钱玛莉”在香港著名的《号外》杂志开设了“穿Kenzo的女人”的专栏，并因讽刺性地捕捉到当时女人们的心态而大受欢迎。他笔下的女孩对时尚事物的深度了解与向往绝不低于《欲望都市》，反映着那个年代的香港已与国际时尚接触得多么紧凑。从60年代起，邦德电影、甲壳虫乐队的音乐等西方流行文化的华丽代表开始流传到了香港，传递着青春与欲望。彼时“高级成衣”这个概念刚刚在欧洲时装界兴起，前卫的日本设计师Kenzo Takada在巴黎开设名为“Jungle lap”的首家店铺才是1970年的事情，而在短短几年内，品牌的名字在香港就已成为时髦女郎的代名词。
而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今日被视为时尚零售教母的马郭志清（Joyce Ma）。其祖父当年是上海滩著名的永安百货的创办人之一，而她从澳洲留学回到香港后便受邀在家族的百货店中开设一个时装精品区。当时是1969年，香港几乎没有什么国外品牌，马郭志清却从正处于摇摆时期的伦敦，将Biba等当时最束手可热的年轻潮牌引进到她所管辖的区域，获得极大的成功。1971年，她独自在香港文华酒店创办了享誉至今的Joyce精品店。处于“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体现在居民时装消费能力的提升上，在随后的那些年，马郭志清一手引进了Versace、Prada、川久保玲、三宅一生，还有当时默默无闻的Armani，成为香港（和随后的内地）接触西方设计品牌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也因此她获得著名“毒舌”女作家亦舒的好评，“可以说是loyce Ma教会了香港人什么是‘fashion’，如何穿得好看又有个性。”
在几乎同一时期，称霸香港电影业的邵氏也一心想效仿好莱坞明星风格，开始栽培一批“偶像明星”。当时活跃的女星有一派走的是传统婉约路线，呈现中国古典女性形象。但与此同时邵氏大胆地捧红了一批更西式的女星，以何莉莉为代表，她们展现着自己迷人的身材，在银幕上演绎什么是性感。从15岁入行到25岁结婚息影，何莉莉从《文素臣》（1966年）中的半裸出镜到出演尺度更大的《爱奴》（1972年），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成为年轻性感的代表。虽说当时的她称不上邵氏的影后，却有个更时髦的外号“影先”——因为在着装、发型上都遥遥领先于影后们。“莉莉的服装当真非同小可，”亦舒当时记录到，“青天花板高得入墙壁柜，挂满了好几柜，但她还在衣服上动脑筋。”她当时看上了一件新皮草，向亦舒解释那是去年加拿大皮草比赛的获奖设讥显然时尚信息相当灵通。“我就是喜欢穿，唉，”她感叹道，“要是衣裳有知就好了，晓得我这么喜爱它们，也许会自动走过来也说不定，这就不用我花钱去买了！”亦舒对这个为时装疯狂的态度做出的唯一评论便是“这就是莉莉”。
“冲”向国际
“8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Vogue服饰与美容》首期中，影星陈冲回顾那个年代的时尚经历时谈道，“我们大学生中最时尚的是读‘朦胧诗’。我们没有用服饰、发型，而是用文字的新生表达与记录了我们的时代。”不过她随后承认“女孩子都天生爱美，光有诗是不够的”。她回忆当时在美国的母亲给她寄了一条喇叭牛仔裤，她高兴坏了，但因国外尺寸偏长无法穿，“我就请鞋匠把我的鞋跟钉上两层车胎，又在鞋子里面垫上毡子。当时我多么希望有—双高跟鞋呵。”17岁时因出演电影《小花》（1979年）而家喻户晓的陈冲，两年后就跟随父母去美国留学了。
虽然“时尚”本是个极其西式的概念，出国并不意味着对时尚的认知有多大进步。龚雪、张瑜、刘晓庆等女演员成名后也纷纷出国甚至移民，但形象上却称不上“时髦”，在穿着方面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陈冲就不一样了，资深娱乐记者黄佟佟回顾道，80年代通过畅销杂志《大众电影》能看到陈冲在国外的样子。“她会穿短裤、T恤拍很多照片回来，我们拿着那本书传来传去，大家都觉得好新奇！感觉很大胆，那个时候连膝盖上面的裙子就觉得很性感了，居然她还可以穿热裤。原来女明星出国以后就是这样打扮！”
最初陈冲在美国的事业发展并不顺利，在国内大红大紫的她，在国外却依旧是个无名小卒，一直都是在上学、打工、试镜中徘徊。然后有一天因为在洛城停车场的一次偶遇，她被选为美国影片《大班》（1986年）的女主角，对于一个中国女演员来说能在外国电影中出演主角，这算是个大突破，但那部电影并没有给她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帮助，直到第二年她被意大利知名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看中，扮演电影《末代皇帝》（1987年）中的婉容。影片当年赢了九项奥斯卡奖，陈冲也因此在国外成名了。随后她出演了美国流行电视剧《双峰镇》（TwinPeaks），稳固了她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散发出一种西方人欣赏的性感魅力的她，成为了首位真正国际化的中国女星。“忽然很多人开始对我有兴趣，”她回顾道，“时装杂志《名利场》、《Vogue》都报道了我。”
红在红毯
中国电影的发展成为下一代中国女星走上国际舞台的重要助推力量。当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开始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后，他们镜头下的演员们也随之迈上了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不过这个过程一开始还是有些曲折。1988年，巩俐与张艺谋首次合作的《红高粱》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但我们没有人去参加！”巩俐在近期的采访中回顾道，“中国刚开始开放，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懂电影节是怎么回事，不懂那个机会。”还好她之后去到了戛纳，并身穿红色泳衣为《大众电影》拍摄1989年10月刊的封面，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风波。 随后凭借《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活着》（1994年）等影片，巩俐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外电影节的红毯上，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星。她曾在采访中回顾刚开始去戛纳电影节的感受，就是“啊！要穿晚礼服呀？”但在1993年，当《霸王别姬》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赢得戛纳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的中国电影时，身着超大号白衬衫与修身曳地黑色长裙和张国荣亮相的她，俨然已是时尚先锋（五年后美国影星莎朗·斯通才以同样男士白衬衫与礼服裙的搭配出席奥斯卡）。1996年，巩俐更成为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明星。“她是亚洲最大的影星，但在西方有戏吗？”美国版《Vogue》在同年报道她时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摄影大师Helmut Newton的镜头下，身着短款旗袍和酷酷的黑色平底鞋靴的她展现出妩媚的一面。作为时装杂志，《Vogue》更是不忘在文中提到巩俐的时尚倾向，据报道她当年经由巴黎去戛纳的路上，跑到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前卫设计师Claude Montana的店铺购买了一件闪闪面料的夹克。
明星需与时装接轨
巩俐开始在国际上亮相的90年代，正好也是西方世界中明星与时尚结合得越发紧密的时期。1989年，青春偶像麦当娜登上了美国版《Vogue》的封面，打破了以往以名模、名媛为主的趋势。随后的90年代初期，在Anna Wintour的引领下，好莱坞新星薇诺娜·瑞德、莎朗·斯通、朱莉娅罗伯茨、黛米·摩尔等都陆续在《Vogue》的封面出现。就如纪录片《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2009年）里《Vogue》当时的编辑评论的，“《Vogue》训练了一代明星去梦想成为超模，女演员开始觉得时尚是生活，是成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乎同时，Giorgio Armani也成为从80年代末起第一批进军好莱坞的设计师，为明星们参加奥斯卡等重要红毯典礼打造造型。在这之前，西方明星出席活动也多数穿着自己买的衣服，时尚品位层次不齐——《Vogue》与Armani可谓改变了这一切。
1992年，当Louis Vuitton在中国内地开设第一家店铺时，其他的在中国比较有名的西方牌子仅有肯德基。但随后，Versace（1994年）、Prada（1995年）、GiorgioArmani（1998年）等纷纷开始进军这一市场。在西方明星开始有更多时尚概念的时候，世界顶级品牌都来到了中国。2002年《北京青年报》写道：“一旦成为明星，时尚的品位就是必修课了。”随着服装、化妆品、珠宝腕表、豪车等进口产品迅速在国内普及，明星代言也多了起来，自身形象也就变得越发重要。“用服装无言地去表达，这是对偶像最有利的表达方式，”黄佟佟评论道，“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商品，商品包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
“这是自己第一次代表中国电影参赛，无论怎样也不能太寒碜。”2000年正准备其处女作《我的父亲母亲》的宣传去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章子怡曾对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不过真正让她享誉国际的会是随后出演的李安的作品《卧虎藏龙》（2000年）。这部获得10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让章子怡在2001年接连出现在奥斯卡、金球奖、MTV颁奖典礼等国际大奖的红毯上。《2046》（2004年）与《艺伎回忆录》（2005年）稳固了她在国际影坛中的地位，而无论是身着Armani走奥斯卡红毯，或是一袭Marchesa礼服现身著名的MetBall，都证明她早已是国际时装界的新宠。
然而明星与时尚接轨也并非一路畅通无阻。因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主题曲提名的歌星李玟，2001年成为Chanel亚太区宣传大使时，却遭到品牌客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高端时装品牌面对的仍是明星的时尚品位和大众吸引力之间的取舍问题，李玟只是第一个案例而已。之后虽然流行文化与时装的重叠同样引发很多争议，如台剧《流星花园》（2001年）因倡导奢靡的消费观而备受指责，赵薇在某杂志中的着装也轰动了一时，但国内娱乐圈与时尚的接轨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2000年代，各大时装品牌相继来到中国举办大型活动，一个比一个盛大。先是2004年，Armani在黄浦江上搭建场地举办时装秀；接着2008年，Fendi不顾一切困难选在长城举办时装秀；而2009年，Chanel也将其年度“Metiers d’Art”高级手工坊系列选在上海展示。
当下的中国面孔
千禧年后，《花样年华》、《2046》先后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国内外都掀起了“旗袍热”。但彼时中国影星早就抛弃90年代红毯上常常出现的旗袍式礼服。在她们眼中，这样的风格已不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面貌。2002年，开创“旗袍热”的张曼玉本人就在报纸的采访中说道：“旗袍漂亮归漂亮，毕竟不是这个时代的流行服装，如果平时有人穿着旗袍经过我身边，我一定会对她大叫‘鬼’啊！”之前早期中国明星在国外亮相时偏爱的富有中国元素的设计：旗袍立领、华丽织锦缎面料、纯正的“中国红”色，开始失势。
当周迅因出演的《巴尔扎卡与小裁缝》（2002年）而亮相戛纳红毯时，选择的并非大品牌的设讥而是曾在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穿过的“马面裙”，并颇有新意地将其与现代感的上衣搭配。她在当年的采访中说道，此举是想表达“中国的年轻人并不再只穿盘扣衣服和旗袍，他们的着装和外国的同龄人一样时尚新潮，他们的观念也是和世界同步的。”摒弃任何中国元素，她后来就以完全符合国际时尚审美标准的小鸡尾酒裙、抹胸礼服出现。2006年更是与“谋”女郎董洁在Miu Miu品牌全球广告中出镜，成为自1997年金城武出演Prada广告后，首个代表国际品牌形象的中国女星。那时该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选择两个中国新锐面孔也可谓前卫之举。2007年，法国版《Vogue》报道周迅时，便称其为“中国版Kate Moss”。
《Vogue服饰与美容》首期在2005年面市，杜鹃登上封面，开启了她成为首位中国超模之路，随后上了法国版《Vogue》的封面以及Louis Vuitton，Roberto Cavalli等的广告片。而李安的电影《色·戒》（2007年）则一举捧红了汤唯，在电影中她美艳古典的形象赢得了国际上的关注，但在平日里的她多以低调优雅的造型示人，与周迅一样代表着越发清新的中国女性着装风格。“简约些，轻松些，”也是近年来章子怡出席戛纳红毯时所向往的服饰，因为“说实在的，那些华丽的红毯礼服我穿过太多次了”。2009年，来上海做秀的KarlLagerfeld解释说，在他眼中中国女性“姿态优雅、骨架优美……只需坚持简单的风格，她们看上去就很棒了”。 能够让世界看到更属于当下的中国容貌，更是超模刘雯在00年代末开创的辉煌成绩：成为首位走捧红无数性感女神的维秘秀的中国人，更是在美容品牌Estee Lauder全球广告中出现的首个亚洲面孔。难怪英国《每日电讯》当时报道她时，将其称为“未来之脸”。
中国偶像，中国元素
“你觉得我们要冲击力、话题、好看，还是很传统、很美、很保守？”当时担任造型师的卜柯文如此问范冰冰。2010年，范冰冰因电影《日照重庆》入围电影奖而首次来到戛纳，卜柯文记得当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肯定要冲击力！”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有任何一套服装一举改变了中国明星的形象，那必定是后来他们找许建树（LawrenceXu）设计的那件“龙袍”。中国媒体指责她“是把野心穿在身上”，而范冰冰当时简单地反击：“我跟造型师商量，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让别人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因体现西方人眼中最“中国”的东西让大家主意到了她，其他女星也纷纷效仿起来。事后《南方都市报》采访了英国著名点评明星红毯装扮的博主Catherine Kallon，她以西方人的角度则分析道：“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日常听见的，我们日常见的是小黑裙加高跟鞋，那才是被用滥了的。”
自香港80年代女星梅艳芳与造型师、设计师刘培基的合作之后，卜柯文与范冰冰长达近十年的合作也成为了国内时装、娱乐行业中的一个典范。紧接着第二年，卜柯文在范冰冰的建议下亲手为她设计“战袍”，随后的“仙鹤”、“彩色瓷”等礼服设计也已被纳入经典的红毯造型之列。“有一点紧张、忐忑，”卜柯文说起当时范冰冰身着其“仙鹤”设计走红毯前自己的心情，“平时做成衣这股劲儿会收着，忽然—放出去，担心有点过。”恰好就是这股“过”的劲儿令范冰冰在那么多国际影星中被人铭记并迅速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冰冰感觉有那么—点老气，”美国版《Vogue》报道她时写道，“就像她在饰演一种过时的典范，那个神秘、充满诱惑力的亚洲女郎。”而不论好坏，这些年因多个抢进头条的造型尝试，范冰冰所塑造的这个固定的时尚风格，也是中国女星中少见的。在今年Met Ball的红毯上，她依然是少数身着中国设计的明星，卜柯文以紫禁城庭院建筑设计为灵感，为她打造了一件取自斗拱彩画的斗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用新的方法去演绎中国元素，”他解释说，“你真的想把它变得时髦、流行，才能让年轻人想去表达。”
时代的光芒
近期时装界发生的一大事件，就是李宇春拍摄了Givenchy本季全球广告。自2006年，周迅、董洁拍摄Miu Miu广告后，这是国际时装品牌第二次邀请中国明星担任全球广告代言人。在品牌创意总监Riccardo Tisci看来，李宇春就是“中国女王”，“她是真正属于当下的偶像，”Tisci赞叹道，“她代表着年轻一代、中国的未来！”
几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最大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们对于不断翻新的渴望，在讲究速度与变化的文化里，没有什么能长久地吸引目光。真的能与那些早期尊定了自己时尚品位的明星并列的新人，恐怕只有李宇春了。如今，亮相戛纳红毯、坐到时装周大秀的前排不再能证明什么。完美无瑕的女神气场，范冰冰做过了；清秀的文艺少女，那不就是以前的周迅吗？但李宇春沉默、中性的气质，如同当年张曼玉一样展现着非传统、更新颖的中国女人形象。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也是时尚界最看中的——“酷”。
一位明星的成名多半讲究时机，第一批与西方媒体、西方设计接轨的女星的优势就在于她们是那个年代的唯一。陈冲、巩俐、章子怡都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女星，同样以“出口转内销”的观念看，她们在国内也被认为是“唯一”的国际影星，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但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越发重要，范冰冰、李冰冰、汤唯等都开始在国际影坛大展拳脚，人们也早已对“奢侈品”、“时装周”、“戛纳”这些过去充满诱惑力的字眼习以为常。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想要独占鳌头还需要为自己塑造一个独特的形象，创造“唯一”。在当代偶像的诞生中，则注定是时尚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