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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5月中旬，美国亚特兰大市高等艺术博物馆与安大略省美术馆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弗里达和迭戈：激情、政治与绘画”大型展览。
弗里达我们已经很熟了，可是我们在谈论弗里达的时候，对于她的丈夫，前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里维拉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借由这些展出的作品，进入他们的婚姻——他们惊世骇俗的爱情和相互伤害。
弗里达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她和迭戈·里维拉分分合合，几度欢喜几度愁。里维拉这位花花肚肠的大画家很有女人缘，这给弗里达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弗里达虽然表面上非常坚强，其实内心极度脆弱，她害怕失败，害怕里维拉弃她而去，这会让她歇斯底里。
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壁画家
1922年，迭戈·里维拉开始创作在国立预科学校的壁画，当时他已经36岁了，肥胖就是他的身份标签，人们都知道这位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壁画家，并且也因为他的政治倾向而喜欢上了他的作品。
平心而论，里维拉的作品本身也很有吸引力。这得归功于他早年所受到的严格的传统艺术教育。1898年，他进入圣卡洛斯学院学习绘画，经过了7年学院式魔鬼训练，练就了一手绝技。1906年，里维拉得到政府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先是西班牙，继而是法国巴黎，这两地都是当时先锋艺术在欧洲的重要根据地，前卫画风此起彼伏，各领风骚几个月，在壮怀激烈的20世纪初期，里维拉也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中，这使他的壁画作品在现实之中又透露出一种不守规矩的坏孩子气。
其中对里维拉影响最大的是立体主义，从他1915年的油画《萨巴斯塔风景》中可以明显看到毕加索和勃洛克的影子。原本是墨西哥萨巴斯塔地区的风景，如今却被里维拉拆解得面目全非，火山、天空、帽子和羊毛毯混合在了一起，没有清楚的边界，也没有完整的形体，只有一支猎枪指向天空，可以让人看得很清楚。
但很快，里维拉就厌倦了这种拼贴式的立体主义游戏，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他的斗志，使他迫切希望自己用一种更能为观众所接受的方式输送自己的革命观念。一个大众化的、社会化的艺术样式必然将取代立体主义这种舶来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革命需要一个传声筒，在里维拉看来，传声筒并不意味着单调乏味，它也可以是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世态万象，并使大众轻易地投入他们的怀抱。
初识弗里达：她是个尤物
1928年，弗里达遇到了出生于意大利的美国摄影师蒂娜·莫多蒂。通过她的引荐，弗里达进入了一个由艺术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生机勃勃的新世界。迭戈·里维拉是莫多蒂的前男友。弗里达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当时，她还是个在里维拉画壁画时戏弄他的女学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弗里达写道：“和他的相识发生在一个人人携带手枪、在马德罗大街上射击路灯、无所顾忌地调皮捣蛋的时代。一到晚上，他们就把路灯全给打碎了，在暗中用喷雾器偷袭行人，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一次在蒂娜家的派对上，里维拉带来了一台留声机，从那时开始，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戏弄他的事还不无担忧。”
还有一次，弗里达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初次相逢时的故事：“他们一允许我走动，我就跑到大街上，背上背着我的画，去看迭戈·里维拉，那时他正在教育部的走廊上绘制壁画。除了见到过他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我却非常崇拜他。我壮着胆子叫他，想要他从脚手架上下来，看看我的画，真诚地告诉我，这些画是否有价值……”我喊道：“迭戈，快下来。”他是这样谦逊、这样和蔼地走下了脚手架。我对他说：“你瞧，我可不是个卖弄风情或者怎么样的女人，即使你以‘女性猎人’著称。我是来给你看我的画的。如果你对它们感兴趣，就告诉我，如果觉得不行，一样告诉我，以便我下决心改行去为我的父母多做点事。”于是他对我说：“你看，首先我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你的第一幅画是最有原创性的，其他的三幅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你所表现的内容。回家去，再画一张，下星期天我再来看，并且告诉你我的感受。”他还说：“你很有天分。”
他们之间的初次相遇表明：弗里达是个很有攻击性的女人。从一开始，她就希望能得到里维拉的夸奖，所以她才毫无顾虑地走到里维拉的跟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没有迹象表明里维拉当时就爱上了弗里达，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她很有好感，如果抛开了感情的因素，这在里维拉身上是很罕见的。
步入危险的婚姻
里维拉像赞美绘画一样赞美弗里达，然后，他开始在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家中度过星期日下午的时光。不久之后，弗里达的形象出现在里维拉的壁画系列作品《无产阶级的革命叙事诗》之中：弗里达上身穿一件红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一颗颜色更为深红的红星，和蒂娜·莫多蒂以及其他好战的共产主义者站在一块儿，手里紧握着步枪和刺刀。
就在不久之前，弗里达参加了共青团，显然，她很适合做共产党领导人里维拉的助手，直到里维拉1929年被开除出党。和里维拉其他的作品差不多，在这幅壁画中，弗里达也不仅仅是她自己，而且还是里维拉历史全景画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反之，当弗里达画里维拉的时候，她总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描绘他——她的丈夫和她所崇拜的男人。在里维拉图解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巨幅壁画中，里维拉采取了一种宏大抽象的视角。
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叙事策略有着本质的区别。里维拉可以算是一个政治倾向非常明确的画家，除了早期受到立体主义影响的纯艺术风格，回国之后他创作的目的都是要表达他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只有在他的晚年，也许是受到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影响，他的作品中才开始涉及到一些私人情绪。1943年的《卖百合花的人》中，里维拉的笔触忽然变得温情脉脉，洁白的百合花装在一个巨大的箩筐里，仿佛要从画面上一直开到天边，卖百合花的小姑娘跪在筐前，就像是守护着她们心中所信奉的神灵。1947至1948年的壁画《阿拉梅达公园星期日下午之梦》有着弗里达的主题。一个骨架穿着一身华丽的女士服装，站在人群中，这让人想起死神，她在炫耀自己的威力？还是在诱惑着这里所有的人走向她那危险之地？ 就是两个分歧如此明显的人（至少在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这样）最终走到了一起，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弗里达的父亲一开始就看到这种危险，他曾经暗示这段婚姻并不牢靠。在里维拉的自传中，他回忆起，一次他造访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家时，弗里达的父亲吉尔莫·卡洛把他叫到一边，警告他说：“请注意我的女儿是个病人，这一辈子，她都要与病魔相依为命。她很聪明，但算不上漂亮。如果你愿意的话，重新考虑一下这桩婚事；倘若你下定了决心要与她结为夫妻，那么我不会阻拦。”
吉尔莫一定意识到，他自己已不能再为18岁就遭遇车祸的未婚女儿弗里达变幻莫测的身体状况支付大笔的医疗费用了。弗里达的母亲对女儿的这桩婚事更是不太满意。在她看来，42岁的里维拉岁数太大也太胖了。弗里达的朋友们一开始很为她的选择感到吃惊，但也有人认为嫁给里维拉对于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来说有很多好处。
这次婚姻更像是一次为了巨额医疗费而做出的妥协（当时弗里达已经遭遇了车祸）。但那时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弗里达和里维拉的结合了。事实上，弗里达当时已别无选择，因为在这段婚姻开始的最初几天里，她就已经怀孕了。弗里达后来回忆说：“为了我们能在1929年的8月21日顺利成婚，我在科伊奥坎家的庭院里准备好了一切。我向女仆借来裙子，上衣和披肩也是问她借来的。我用器械给我的脚做了修饰，以便它们不太引人注目，而我们就能够顺利地结为夫妇了。”她的双亲对这场婚礼有一个绝妙的比喻：“这就像是大象和鸽子的婚礼。”
恬不知耻的登徒子
里维拉有时候他对她关怀备至，有时候他又对她若即若离，甚至大吵大闹，他们之间的关系几度沉浮，大多和里维拉私生活上的不检点有关，在绝望之中，弗里达也以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方式刺激里维拉的神经，但她的这种报复方式往往并不奏效，反而给她自己的身心造成了新的伤害。
丈夫在外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令弗里达伤心不已，也使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条好的缰绳，难以驯服这匹本性难移的野马。“我忍受着人生中两次严重的事故。”弗里达说，“一次是路上的电车将我撞倒……另一次是迭戈。”
他俩的结合既是身体意义上的，又是同志式的；既相互信赖，又令人吃惊的宽松和自由。他们之间最有力的黏合剂就是彼此的钦慕。对弗里达来说，里维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生活的建筑师”。对于里维拉，弗里达则是“许多劣等宝石中的一颗钻石，是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画家”。
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是模范夫妻，恩恩爱爱，让人羡慕不已。在私下里，他们都有昵称，弗里达叫他“米·尼诺，迪格托”，他则称呼她“妮娜·彻姬塔”，这些昵称掩盖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里维拉是个恬不知耻的登徒子，他曾经为自己辩解说，医生已经断定，他天生就是这么喜欢拈花惹草：影星波莱特·戈达德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就是他愚蠢事件中的两位第三者，他盛情款待美国的旅行者，使她们觉得，里维拉的家和金字塔一样，都是他们“不可不去的”。对此弗里达恨之入骨。
弗里达的嫉妒心随着里维拉的胡作非为而水涨船高。她开始以牙还牙，希望以此让里维拉学会吃醋。但结果却让人扫兴。里维拉并不介意她对女人的兴趣——通常来说，那些女人和他也保持着暧昧关系。但他很介意她和男性之间的越轨行为。有一个朋友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不想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牙刷。”相对于里维拉，弗里达需要更大的忍耐力。虽然她常常受到丈夫婚外恋的伤害，但她表现得很轻松，她说：“我相信，河岸不会因为河水流动而感到痛苦。”
绝大多数的外遇，特别是那些和男性的婚外恋，弗里达都瞒着她的丈夫。里维拉“有能力杀了你”，她警告雕塑家野口勇说，这绝不是耸人听闻。1935年，野口勇爬上一棵橘子树窜上屋顶，才从里维拉的手枪底下死里逃生。当弗里达和托洛茨基发觉他们间的私情有可能被里维拉知晓的时候，他们都躲进了朋友们安全的住所里以防万一。
在与里维拉离婚之后，弗里达甚至公开与托洛茨基调情，那位戴着一副眼镜，总是西装革履、风纪扣扣得很紧的俄罗斯老男人对弗里达的爱不置可否，但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心动。托洛茨基温文尔雅，他从不主动，喜欢顺水推舟，以免落下把柄，这段感情似乎成了弗里达一个人的表演。很难说弗里达喜欢托洛茨基什么，这个男人太老了，虽然是革命领袖，却已走投无路，只能寄人篱下。
为作品所见证的纠缠关系
弗里达的婚姻悲剧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从完成于大约结婚两年之后的婚礼肖像画《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1931年）开始，弗里达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了两人之间的婚姻兴衰史。和照片上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温馨样子相比，画中的弗里达夫妇则显得生疏了不少。到底孰真孰假？在《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中，弗里达采用了一种生硬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正面形象。
在这段婚姻的最初几个月里，弗里达逐渐认识到，对她来说，使他们之间的结合牢固起来的方法或许是不存在的。就在她结婚的那一天，她小产了。在一幅她和里维拉手牵手的画中（标明的日期是1930年12月），她通过先在胃部画一个婴儿，然后又擦掉它来表现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们不会有孩子了。我没有固执的哭泣，而是以烹饪、打扫房间、画画和每天都去脚手架旁陪伴里维拉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我带来一篮子被鲜花覆盖的午餐，这会使他非常高兴。”
1939年年末，他们的婚姻迅速崩溃，他们选择了离婚，但这一对命中注定要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一年之后又选择了复婚，那一天是里维拉的生日：1940年12月8日。可惜，婚后的生活重蹈覆辙。
1941年3月，弗里达写信给爱默舍尔医生：“你一定知道他需要怎样的照顾，他平时是如何安排时间的；因为和往常一样，他一到墨西哥就会大发脾气，直到他再度适应了这个疯狂国度的生活节奏。这次发作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后来有人从纳亚里特给他带来了几个不同寻常的玩偶，看到这些东西，他才重新开始像个墨西哥人。同样的，几天前，他品尝了一块极度美味的鸭肉，这也对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很有帮助。”
里维拉的私生活依然放荡不羁，弗里达并不想使他为自己独有，这种想法在《作为一个特旺纳人的自画像》中也有所表现。弗里达的脸被包围在僵硬的特旺纳头巾之中，看上去就像是一朵贪婪的吃人花。从头巾上长出的藤蔓分黑白两色，像一根根操纵杆，推动或阻碍着她与世界的沟通。然而，这些连接物又一次是断裂之物：连根拔起的树叶装饰着她的头发，作为叶脉的延伸，黑色的枝条在空中摇摆。
1954年，弗里达去世，只过了一年，里维拉就和他的经纪人艾玛·乌尔塔多（自1946年起她就是他的经纪人）结婚，在弗里达去世三年之后，即1957年，里维拉也因患癌症去世，享年71岁。
弗里达我们已经很熟了，可是我们在谈论弗里达的时候，对于她的丈夫，前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里维拉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借由这些展出的作品，进入他们的婚姻——他们惊世骇俗的爱情和相互伤害。
弗里达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她和迭戈·里维拉分分合合，几度欢喜几度愁。里维拉这位花花肚肠的大画家很有女人缘，这给弗里达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弗里达虽然表面上非常坚强，其实内心极度脆弱，她害怕失败，害怕里维拉弃她而去，这会让她歇斯底里。
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壁画家
1922年，迭戈·里维拉开始创作在国立预科学校的壁画，当时他已经36岁了，肥胖就是他的身份标签，人们都知道这位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壁画家，并且也因为他的政治倾向而喜欢上了他的作品。
平心而论，里维拉的作品本身也很有吸引力。这得归功于他早年所受到的严格的传统艺术教育。1898年，他进入圣卡洛斯学院学习绘画，经过了7年学院式魔鬼训练，练就了一手绝技。1906年，里维拉得到政府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先是西班牙，继而是法国巴黎，这两地都是当时先锋艺术在欧洲的重要根据地，前卫画风此起彼伏，各领风骚几个月，在壮怀激烈的20世纪初期，里维拉也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中，这使他的壁画作品在现实之中又透露出一种不守规矩的坏孩子气。
其中对里维拉影响最大的是立体主义，从他1915年的油画《萨巴斯塔风景》中可以明显看到毕加索和勃洛克的影子。原本是墨西哥萨巴斯塔地区的风景，如今却被里维拉拆解得面目全非，火山、天空、帽子和羊毛毯混合在了一起，没有清楚的边界，也没有完整的形体，只有一支猎枪指向天空，可以让人看得很清楚。
但很快，里维拉就厌倦了这种拼贴式的立体主义游戏，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他的斗志，使他迫切希望自己用一种更能为观众所接受的方式输送自己的革命观念。一个大众化的、社会化的艺术样式必然将取代立体主义这种舶来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革命需要一个传声筒，在里维拉看来，传声筒并不意味着单调乏味，它也可以是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世态万象，并使大众轻易地投入他们的怀抱。
初识弗里达：她是个尤物
1928年，弗里达遇到了出生于意大利的美国摄影师蒂娜·莫多蒂。通过她的引荐，弗里达进入了一个由艺术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生机勃勃的新世界。迭戈·里维拉是莫多蒂的前男友。弗里达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当时，她还是个在里维拉画壁画时戏弄他的女学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弗里达写道：“和他的相识发生在一个人人携带手枪、在马德罗大街上射击路灯、无所顾忌地调皮捣蛋的时代。一到晚上，他们就把路灯全给打碎了，在暗中用喷雾器偷袭行人，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一次在蒂娜家的派对上，里维拉带来了一台留声机，从那时开始，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戏弄他的事还不无担忧。”
还有一次，弗里达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初次相逢时的故事：“他们一允许我走动，我就跑到大街上，背上背着我的画，去看迭戈·里维拉，那时他正在教育部的走廊上绘制壁画。除了见到过他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我却非常崇拜他。我壮着胆子叫他，想要他从脚手架上下来，看看我的画，真诚地告诉我，这些画是否有价值……”我喊道：“迭戈，快下来。”他是这样谦逊、这样和蔼地走下了脚手架。我对他说：“你瞧，我可不是个卖弄风情或者怎么样的女人，即使你以‘女性猎人’著称。我是来给你看我的画的。如果你对它们感兴趣，就告诉我，如果觉得不行，一样告诉我，以便我下决心改行去为我的父母多做点事。”于是他对我说：“你看，首先我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你的第一幅画是最有原创性的，其他的三幅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你所表现的内容。回家去，再画一张，下星期天我再来看，并且告诉你我的感受。”他还说：“你很有天分。”
他们之间的初次相遇表明：弗里达是个很有攻击性的女人。从一开始，她就希望能得到里维拉的夸奖，所以她才毫无顾虑地走到里维拉的跟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没有迹象表明里维拉当时就爱上了弗里达，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她很有好感，如果抛开了感情的因素，这在里维拉身上是很罕见的。
步入危险的婚姻
里维拉像赞美绘画一样赞美弗里达，然后，他开始在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家中度过星期日下午的时光。不久之后，弗里达的形象出现在里维拉的壁画系列作品《无产阶级的革命叙事诗》之中：弗里达上身穿一件红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一颗颜色更为深红的红星，和蒂娜·莫多蒂以及其他好战的共产主义者站在一块儿，手里紧握着步枪和刺刀。
就在不久之前，弗里达参加了共青团，显然，她很适合做共产党领导人里维拉的助手，直到里维拉1929年被开除出党。和里维拉其他的作品差不多，在这幅壁画中，弗里达也不仅仅是她自己，而且还是里维拉历史全景画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反之，当弗里达画里维拉的时候，她总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描绘他——她的丈夫和她所崇拜的男人。在里维拉图解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巨幅壁画中，里维拉采取了一种宏大抽象的视角。
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叙事策略有着本质的区别。里维拉可以算是一个政治倾向非常明确的画家，除了早期受到立体主义影响的纯艺术风格，回国之后他创作的目的都是要表达他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只有在他的晚年，也许是受到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影响，他的作品中才开始涉及到一些私人情绪。1943年的《卖百合花的人》中，里维拉的笔触忽然变得温情脉脉，洁白的百合花装在一个巨大的箩筐里，仿佛要从画面上一直开到天边，卖百合花的小姑娘跪在筐前，就像是守护着她们心中所信奉的神灵。1947至1948年的壁画《阿拉梅达公园星期日下午之梦》有着弗里达的主题。一个骨架穿着一身华丽的女士服装，站在人群中，这让人想起死神，她在炫耀自己的威力？还是在诱惑着这里所有的人走向她那危险之地？ 就是两个分歧如此明显的人（至少在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这样）最终走到了一起，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弗里达的父亲一开始就看到这种危险，他曾经暗示这段婚姻并不牢靠。在里维拉的自传中，他回忆起，一次他造访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家时，弗里达的父亲吉尔莫·卡洛把他叫到一边，警告他说：“请注意我的女儿是个病人，这一辈子，她都要与病魔相依为命。她很聪明，但算不上漂亮。如果你愿意的话，重新考虑一下这桩婚事；倘若你下定了决心要与她结为夫妻，那么我不会阻拦。”
吉尔莫一定意识到，他自己已不能再为18岁就遭遇车祸的未婚女儿弗里达变幻莫测的身体状况支付大笔的医疗费用了。弗里达的母亲对女儿的这桩婚事更是不太满意。在她看来，42岁的里维拉岁数太大也太胖了。弗里达的朋友们一开始很为她的选择感到吃惊，但也有人认为嫁给里维拉对于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来说有很多好处。
这次婚姻更像是一次为了巨额医疗费而做出的妥协（当时弗里达已经遭遇了车祸）。但那时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弗里达和里维拉的结合了。事实上，弗里达当时已别无选择，因为在这段婚姻开始的最初几天里，她就已经怀孕了。弗里达后来回忆说：“为了我们能在1929年的8月21日顺利成婚，我在科伊奥坎家的庭院里准备好了一切。我向女仆借来裙子，上衣和披肩也是问她借来的。我用器械给我的脚做了修饰，以便它们不太引人注目，而我们就能够顺利地结为夫妇了。”她的双亲对这场婚礼有一个绝妙的比喻：“这就像是大象和鸽子的婚礼。”
恬不知耻的登徒子
里维拉有时候他对她关怀备至，有时候他又对她若即若离，甚至大吵大闹，他们之间的关系几度沉浮，大多和里维拉私生活上的不检点有关，在绝望之中，弗里达也以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方式刺激里维拉的神经，但她的这种报复方式往往并不奏效，反而给她自己的身心造成了新的伤害。
丈夫在外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令弗里达伤心不已，也使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条好的缰绳，难以驯服这匹本性难移的野马。“我忍受着人生中两次严重的事故。”弗里达说，“一次是路上的电车将我撞倒……另一次是迭戈。”
他俩的结合既是身体意义上的，又是同志式的；既相互信赖，又令人吃惊的宽松和自由。他们之间最有力的黏合剂就是彼此的钦慕。对弗里达来说，里维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生活的建筑师”。对于里维拉，弗里达则是“许多劣等宝石中的一颗钻石，是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画家”。
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是模范夫妻，恩恩爱爱，让人羡慕不已。在私下里，他们都有昵称，弗里达叫他“米·尼诺，迪格托”，他则称呼她“妮娜·彻姬塔”，这些昵称掩盖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里维拉是个恬不知耻的登徒子，他曾经为自己辩解说，医生已经断定，他天生就是这么喜欢拈花惹草：影星波莱特·戈达德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就是他愚蠢事件中的两位第三者，他盛情款待美国的旅行者，使她们觉得，里维拉的家和金字塔一样，都是他们“不可不去的”。对此弗里达恨之入骨。
弗里达的嫉妒心随着里维拉的胡作非为而水涨船高。她开始以牙还牙，希望以此让里维拉学会吃醋。但结果却让人扫兴。里维拉并不介意她对女人的兴趣——通常来说，那些女人和他也保持着暧昧关系。但他很介意她和男性之间的越轨行为。有一个朋友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不想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牙刷。”相对于里维拉，弗里达需要更大的忍耐力。虽然她常常受到丈夫婚外恋的伤害，但她表现得很轻松，她说：“我相信，河岸不会因为河水流动而感到痛苦。”
绝大多数的外遇，特别是那些和男性的婚外恋，弗里达都瞒着她的丈夫。里维拉“有能力杀了你”，她警告雕塑家野口勇说，这绝不是耸人听闻。1935年，野口勇爬上一棵橘子树窜上屋顶，才从里维拉的手枪底下死里逃生。当弗里达和托洛茨基发觉他们间的私情有可能被里维拉知晓的时候，他们都躲进了朋友们安全的住所里以防万一。
在与里维拉离婚之后，弗里达甚至公开与托洛茨基调情，那位戴着一副眼镜，总是西装革履、风纪扣扣得很紧的俄罗斯老男人对弗里达的爱不置可否，但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心动。托洛茨基温文尔雅，他从不主动，喜欢顺水推舟，以免落下把柄，这段感情似乎成了弗里达一个人的表演。很难说弗里达喜欢托洛茨基什么，这个男人太老了，虽然是革命领袖，却已走投无路，只能寄人篱下。
为作品所见证的纠缠关系
弗里达的婚姻悲剧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从完成于大约结婚两年之后的婚礼肖像画《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1931年）开始，弗里达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了两人之间的婚姻兴衰史。和照片上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温馨样子相比，画中的弗里达夫妇则显得生疏了不少。到底孰真孰假？在《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中，弗里达采用了一种生硬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正面形象。
在这段婚姻的最初几个月里，弗里达逐渐认识到，对她来说，使他们之间的结合牢固起来的方法或许是不存在的。就在她结婚的那一天，她小产了。在一幅她和里维拉手牵手的画中（标明的日期是1930年12月），她通过先在胃部画一个婴儿，然后又擦掉它来表现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们不会有孩子了。我没有固执的哭泣，而是以烹饪、打扫房间、画画和每天都去脚手架旁陪伴里维拉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我带来一篮子被鲜花覆盖的午餐，这会使他非常高兴。”
1939年年末，他们的婚姻迅速崩溃，他们选择了离婚，但这一对命中注定要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一年之后又选择了复婚，那一天是里维拉的生日：1940年12月8日。可惜，婚后的生活重蹈覆辙。
1941年3月，弗里达写信给爱默舍尔医生：“你一定知道他需要怎样的照顾，他平时是如何安排时间的；因为和往常一样，他一到墨西哥就会大发脾气，直到他再度适应了这个疯狂国度的生活节奏。这次发作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后来有人从纳亚里特给他带来了几个不同寻常的玩偶，看到这些东西，他才重新开始像个墨西哥人。同样的，几天前，他品尝了一块极度美味的鸭肉，这也对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很有帮助。”
里维拉的私生活依然放荡不羁，弗里达并不想使他为自己独有，这种想法在《作为一个特旺纳人的自画像》中也有所表现。弗里达的脸被包围在僵硬的特旺纳头巾之中，看上去就像是一朵贪婪的吃人花。从头巾上长出的藤蔓分黑白两色，像一根根操纵杆，推动或阻碍着她与世界的沟通。然而，这些连接物又一次是断裂之物：连根拔起的树叶装饰着她的头发，作为叶脉的延伸，黑色的枝条在空中摇摆。
1954年，弗里达去世，只过了一年，里维拉就和他的经纪人艾玛·乌尔塔多（自1946年起她就是他的经纪人）结婚，在弗里达去世三年之后，即1957年，里维拉也因患癌症去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