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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厅里,在一个疑似精神病人的世界里盘桓,眼前的一幅幅色彩强烈、构图简洁而有力的油画,向我们敞开了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世界,传递出画中人物内心的焦虑、惆怅、哀伤和卑微的渴望,这纤弱而强大的感觉,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奥地利著名画家维尔纳·贝格作品展——从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旋即来到上海,在这个阴冷的寒冬,让我们稍感暖意。这份暖意并非来自画面本身,而是画家的人文情怀。
维尔纳·贝格是奥地利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本期十问栏目里,主持人与舒茨的对话大致交代了他的背景与艺术历程,我们得知,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努力从学院派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不趋时流俗,坚持走自己的路,因而在第三帝国崛起的叫嚣声中被视作异端,希特勒直斥他为“颓废艺术家”。纳粹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却不能摧毁天才的意志,维尔纳我行我素地描绘着自己的世界。
此外,我们有理由再知道更多的细节,比如:
在维也纳求学期间,维尔纳·贝格与大学同学鲁道夫、利奥波德、阿尔宾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成为天主教联盟“新领地”的成员,又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对文明的批判、对真实、简单、意义丰富的生活的追寻集中体现在对市民生活的批判上。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带着家人与朋友库尔特一起搬进了鲁塔农庄,在那里,他与慕尼黑学院所学到的观念与技术决裂。
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瓦罗尔和列支敦士登等艺术家将放大数倍而后异化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发掘为自己的绘画主题。与他们不同,维尔纳用平面、醒目的方式再现了自己周遭的世俗农民文化,并且借此寻觅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漫步乡村的过程中,维尔纳用素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画室里的艺术创作最后都归于油画和木刻的清晰平面。正是凭借木刻这项出色的技术,维尔纳精确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自己笔下对象的清晰推向了极致,达到了如同象形文字一般明晰的地步。
维尔纳最早的作品无一例外是小幅速写,在这些作品上他恪守着自己的主张,在瞬间内表达自己的核心位置与思想,在此基础上再产生后来的油画主题与风格。同时,他还尝试用版画来完成内心的诉求,他只用一种雕版技术,因为这种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与他所处的生活方式相契合。他每天用折纸刀制作手工印刷纸,他给每一张纸做出独一无二的设计。他凭借着清晰的黑白画面,界限分明、安静的画面与漫不经心的木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创了自己的风格和境界,那种极至的简化,使观者获得了最大的想象空间。在历经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感觉一种强大的述事力量。那些异国他乡的农妇与工人,看起来就像我们身边无声无息走过的中国人、新上海人,甚至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
在受到来自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无端指责后,维尔纳成了另类,他在德国陷入了孤立,帝国议会剥夺了他参加大型艺术活动甚至从事绘画的机会,这意味着他连一个自食其力的画家也当不成了。比如在1937年他来到巴黎参加世博会时,随着抵制“变质艺术行动”的推进,维尔纳的作品也被没收了,后来连奥地利也被德国吞并了,再后来,他的作品在带着羞辱性的巡回画展中出现。就这样,在重压之下,他被迫加入了国外的纳粹组织,与魔鬼签了一份生死合同。因为这样才能勉强度日,维持一家的生计。1941年,维尔纳还征召入伍,没过多久又作为战地画家调往挪威,为军队画风景画。不管在军队里他曾经得到作为艺术爱好者的军官的保护,但这种精神伤害是致命的,在战后,他虽然回到了鲁塔农庄,但还是因为抑郁症而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他在医院里创作的油画,对象虽然是病友,但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鲜明镜像。
50年代是欧洲战后各方面着手恢复的阶段,维尔纳也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春。他的每幅画都经过深思熟虑,柯黎希、凡高、夏加尔和高更给了他很大启发,关注农村的民生,追寻内心的感受,还是他作品的总基调。这一时期,创作的妇女题村的油画进一步简化,呈现的并非是个性单独的命运,而是群体的典型特征。
1951年,维尔纳在格兰河畔的一次作家、作曲家会议上与比自己年轻11岁的女诗人克里斯蒂娜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之中,维尔纳还要求妻子容许自己移情别恋。这段突如其来的感情对维尔纳在艺术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全感的再次丧失,使他痛彻心扉,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敏感,力图避免滑向平庸与琐屑的命运。
不久,维尔纳度过了感情危机,还把这段经历作为素材诉诸画面,从而使自己的创作登上一个高峰。接着,官方的购买大大缓解了他的财务困难,地方政府也给他每年一笔类似退休金的资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了。
不过在1970年他的妻子毛奇·贝格因心肌梗死去世后,他与子女们的不和浮出水面,整整一年,他不能恢复正常状态,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边缘化了。
晚年的维尔纳继续创作不辍,有一年甚至创作了100多件版画,占据他所有版画中的五分之一,1981年他获得了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勋章,政府还为维尔纳建立了布莱堡博物馆,以便长期展览他的作品。但画家想的却是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还认真思考了几个月“要不要自杀”的问题,为此他还悄悄准备了毒药。1981年夏天,维尔纳被别人发现在工作室里永远睡着了。他的最后一幅画像一个谜:一名被安放在灵柩里的农妇,这幅画象征着毁灭或永存。
《奥地利著名画家维尔纳·贝格作品展——从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旋即来到上海,在这个阴冷的寒冬,让我们稍感暖意。这份暖意并非来自画面本身,而是画家的人文情怀。
维尔纳·贝格是奥地利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本期十问栏目里,主持人与舒茨的对话大致交代了他的背景与艺术历程,我们得知,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努力从学院派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不趋时流俗,坚持走自己的路,因而在第三帝国崛起的叫嚣声中被视作异端,希特勒直斥他为“颓废艺术家”。纳粹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却不能摧毁天才的意志,维尔纳我行我素地描绘着自己的世界。
此外,我们有理由再知道更多的细节,比如:
在维也纳求学期间,维尔纳·贝格与大学同学鲁道夫、利奥波德、阿尔宾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成为天主教联盟“新领地”的成员,又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对文明的批判、对真实、简单、意义丰富的生活的追寻集中体现在对市民生活的批判上。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带着家人与朋友库尔特一起搬进了鲁塔农庄,在那里,他与慕尼黑学院所学到的观念与技术决裂。
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瓦罗尔和列支敦士登等艺术家将放大数倍而后异化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发掘为自己的绘画主题。与他们不同,维尔纳用平面、醒目的方式再现了自己周遭的世俗农民文化,并且借此寻觅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漫步乡村的过程中,维尔纳用素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画室里的艺术创作最后都归于油画和木刻的清晰平面。正是凭借木刻这项出色的技术,维尔纳精确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自己笔下对象的清晰推向了极致,达到了如同象形文字一般明晰的地步。
维尔纳最早的作品无一例外是小幅速写,在这些作品上他恪守着自己的主张,在瞬间内表达自己的核心位置与思想,在此基础上再产生后来的油画主题与风格。同时,他还尝试用版画来完成内心的诉求,他只用一种雕版技术,因为这种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与他所处的生活方式相契合。他每天用折纸刀制作手工印刷纸,他给每一张纸做出独一无二的设计。他凭借着清晰的黑白画面,界限分明、安静的画面与漫不经心的木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创了自己的风格和境界,那种极至的简化,使观者获得了最大的想象空间。在历经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感觉一种强大的述事力量。那些异国他乡的农妇与工人,看起来就像我们身边无声无息走过的中国人、新上海人,甚至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
在受到来自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无端指责后,维尔纳成了另类,他在德国陷入了孤立,帝国议会剥夺了他参加大型艺术活动甚至从事绘画的机会,这意味着他连一个自食其力的画家也当不成了。比如在1937年他来到巴黎参加世博会时,随着抵制“变质艺术行动”的推进,维尔纳的作品也被没收了,后来连奥地利也被德国吞并了,再后来,他的作品在带着羞辱性的巡回画展中出现。就这样,在重压之下,他被迫加入了国外的纳粹组织,与魔鬼签了一份生死合同。因为这样才能勉强度日,维持一家的生计。1941年,维尔纳还征召入伍,没过多久又作为战地画家调往挪威,为军队画风景画。不管在军队里他曾经得到作为艺术爱好者的军官的保护,但这种精神伤害是致命的,在战后,他虽然回到了鲁塔农庄,但还是因为抑郁症而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他在医院里创作的油画,对象虽然是病友,但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鲜明镜像。
50年代是欧洲战后各方面着手恢复的阶段,维尔纳也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春。他的每幅画都经过深思熟虑,柯黎希、凡高、夏加尔和高更给了他很大启发,关注农村的民生,追寻内心的感受,还是他作品的总基调。这一时期,创作的妇女题村的油画进一步简化,呈现的并非是个性单独的命运,而是群体的典型特征。
1951年,维尔纳在格兰河畔的一次作家、作曲家会议上与比自己年轻11岁的女诗人克里斯蒂娜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之中,维尔纳还要求妻子容许自己移情别恋。这段突如其来的感情对维尔纳在艺术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全感的再次丧失,使他痛彻心扉,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敏感,力图避免滑向平庸与琐屑的命运。
不久,维尔纳度过了感情危机,还把这段经历作为素材诉诸画面,从而使自己的创作登上一个高峰。接着,官方的购买大大缓解了他的财务困难,地方政府也给他每年一笔类似退休金的资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了。
不过在1970年他的妻子毛奇·贝格因心肌梗死去世后,他与子女们的不和浮出水面,整整一年,他不能恢复正常状态,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边缘化了。
晚年的维尔纳继续创作不辍,有一年甚至创作了100多件版画,占据他所有版画中的五分之一,1981年他获得了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勋章,政府还为维尔纳建立了布莱堡博物馆,以便长期展览他的作品。但画家想的却是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还认真思考了几个月“要不要自杀”的问题,为此他还悄悄准备了毒药。1981年夏天,维尔纳被别人发现在工作室里永远睡着了。他的最后一幅画像一个谜:一名被安放在灵柩里的农妇,这幅画象征着毁灭或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