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西文姓名中译虽然只是翻译实践中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但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却应用极广。许渊冲先生针对诗歌翻译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同样适用于指导西名中译，只是在具体内容上要做一些变更。结合实际论述“三美论”在西名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并佐以若干优秀的译例，从“意美”、“音美”、“形美”的角度进行赏析。
关键词： “三美论”；西文；姓名翻译；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6.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3-0064-06
一、引言
伟人也好，凡人也罢，姓名不过区区几个字词，姓名翻译貌似微不足道，但要译得得体出彩，则需要高超的翻译技巧、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深厚的知识底蕴。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在准确翻译全文的同时，恰当地翻译主人公的姓名犹如画龙点睛，可为译文增色，同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姓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所处的环境即文本语境的制约。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人员流动也更加普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汉语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渗透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对于越来越多与中国社会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西方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汉字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乃至必要。但现实生活中的西方（欧美）国家姓名（以下称“西文姓名”）中译与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有较大的不同。抛开重要政治人物（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负责人等）的译名不论——这些人物的译名通常采用官方机构的所谓“标准译法”，其他出于工作或生活需要主动使用中文译名的西方人士中大多数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简单音译（如将Mike译为“迈克”，John译为“约翰”，Maria译为“玛莉亚”或“玛丽娅”等），而是希望自己的译名更加本土化，即有中华文化的韵味。本文尝试使用许渊冲先生谈论文学（诗歌）翻译时提出的“三美论”（音美、意美、形美）探讨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主要包括使用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为母语的国家中人名中译的问题。在简要分析西方（欧美）姓名特点之后，运用“三美论”分析西文姓名中译标准的三个视角，然后对包括英、法、德、意和荷兰语等西方（欧美）语言在内的姓名中译文本实例给予评价。
二、西文姓名中译的两个基本特征
西文姓名基本由两部分组成，其排列次序为名在前、姓在后，与中国姓名的排列顺序正好相反。有些人只有一个名，有些则有二至三个甚至更多的名。比较常见的组成形式为：
首名+中名+姓
首名通常又称“教名”，即婴孩接受洗礼入教时从教会获得的名字，中名一般不用，只在正式场合或签署文件时使用，如Peter Joachim Opitz， 为了方便，常写成Peter J. Opitz或P. J. Opitz。倘若将中文姓名转换为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形式（如张三转换为Zhang San，王小莉转换为Wang Xiaoli）并将其与西文姓名比较，很容易发现无论字母还是音节，中文姓名总体说来明显少于西文姓名。而西文姓名译为中文一般以音译为基础，这就导致译文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顾及源文所有内容，而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以西方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姓名翻译为例，长期以来翻译实践中基本上只使用“姓”的译文而忽略“名”的译文（“名”通常只用于首次介绍该人物时）。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马克思”，其德文原文全名为Karl Heinrich Marx，完整音译应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但这一译名只在极少数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中出现，而且只出现一次。又如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法文原文为Nicolas Sark·zy de Nagy-Bocsa，其中的“尼古拉”和“德纳吉-博乔”几乎不为中国人所知晓。观察现任欧美各国领导人姓名的官方标准译文会发现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依然适用。
众所周知，翻译中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省译法”，即根据需要有意识地不译源文中的某些文字和信息。从源文体裁的角度审视，没有任何一种西文体裁的源文像西文姓名一样，译成中文时需要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省译法”——上述两个关于姓名的译例中，省译部分占源文的比例分别为近70%和近80%。至少在非政治人物西名中译的过程中译者在省译哪些部分、保留哪些部分这一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西名中译的这一特性保证了译者在进行翻译的第一步——音译时可以灵活处理，在多种组合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从而也为作为辅助的意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中文姓名相比，西文姓名的另一个特点是名本身以及姓的组合通常不具有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时代烙印，因为取名时可供选择的词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事先规定的，公民个人一般没有自行选词的权利，更不可能自己创造专用于自己名字的单词。正因如此，西文名的重复率远高于中文的名，比如英文中的Mark、德文中的Markus、法文中的Marc、西班牙文中的Marcos等均来自《圣经》，同宗同源，只是辅音稍有不同，元音别无二致，古往今来为无数男性所使用。译成中文时，除了由官方统一标准的历史人物及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的译名通常采取中立的纯音译外，其他大部分译文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人文色彩。从这个意思上理解，西名中译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这为译者提供了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和时代环境特点来增加译文人文色彩的翻译空间。
字数减少，人文色彩增加——这一增一减构成了西文姓名中译的两个基本特征。掌握这两个特征，也就把握了制定西文姓名翻译策略的出发点。
三、“三美论”在西文姓名中译中的运用方法
（一）西名中译之“意美”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论述汉文学及文字起源时提出了“三美”的美学观点：“……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许渊冲先生将这一美学标准用于评价诗歌翻译，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美论”，即“音美、意美、形美”，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奉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有相似之处而侧重点不同：“三美的基础是三似：意似、音似、形似。意似就是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2]笔者认为，就西文姓名中译的特点而言，“三美论”总体说来是比较恰当的标准。虽说“三美论”主要是针对诗歌翻译而言，但这一翻译理念贯穿许渊冲的整个翻译实践，而且是其翻译理论的基础：“西方议论重视对等，我的议论却强调优化，这是发挥译语优势，充分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具有意美、音美、形美，而不一定是对等的方式），这个理论可以解决西方译论所不能解决的中西互译问题。”[3]西文姓名中译具有很大的增加人文色彩的空间这一特点，恰好为“发挥译语优势，充分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提供了舞台。所以姓名翻译虽然远不如诗歌翻译复杂多变，但同样是典型的适合运用“三美论”的文体。以“三美论”为基础有助于快速、准确地制定姓名中译的策略。 “三美论”中“音美”是基础，“意美”是主体，“形美”是辅助。“三美”之中，“意美”居于首位，凸显其核心地位。[4]由于西文姓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其符号意味远重于中文姓名，所以就姓名中译而言，“意美”无法像诗歌及文学翻译那样对应源文语句的意思，而只能是通过获取姓名拥有者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资料，在音译可选字（词）的范围内选择具有一定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意译加工。换而言之，在音译的基础上选择的汉字要尽可能映射、使人联想或者符合姓名拥有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方面，汉语中大量同音字和近音字的存在为此提供了便利。对“意美”又可以从性别（自然）属性、译名中单个汉字的意思（包括本义和引申义）以及各汉字的组合效果等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西文的名一般本身即有性别属性，男女婴孩的命名不可以混淆性别。比如Adam、Alexander、Bill、Peter等只用于男性，Eva、Alice、Jessica、Elisabeth等只用于女性。中文中虽然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但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起名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男女有别的用字。比如男性名字中常见刚、锋、杰、力、威等凸显阳刚之气的字眼，女性则偏爱秀、惠、美、佳、婷等阴柔的表达。[5]译名的这种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性别属性，决定了在对西名进行音译时要考虑如何在众多的同音或近音字中做出取舍。比如Maria这一名字可以音译为玛莉亚、玛丽娅、玛利亚、马里亚等，选用的汉字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字眼所赋予名字的意义有所不同：玛莉亚和玛丽娅二者由于含有“玛”、“莉”、“丽”和“娅”等字眼，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而西文姓名中Maria是女性名字，因此，前两个译名较后两个更适合。又如男性名字Francis可以音译为弗兰西斯、弗兰西丝或弗朗西施，但“丝”字有阴柔之嫌，而“西施”在中国文化中是美女的代名词，不宜用作男性名字。
当然，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总有一些例外情况：有极少数西文名字的常规中译，严格地说，并不符合上述关于性别属性的论述，但早已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典型的例子如Philip这一男性名字的中译为“菲利普”，其中的“菲”字在中国极少用作男性的名字。
西名中译要力求单个汉字具有美感——或阳刚，或阴柔，或露书卷之气，或显人文气息。比如梁思成先生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所起的中文名字堪称经典：姓Fairbank译为“费”，是中规中矩的中国姓氏；John译为“正”，King译为“清”，两字发音皆与原文相符，而且发音响亮，在中文里又都是褒义。二者结合形成“正清”一词，很容易教人联想到“正本清源”——极其符合姓名所有者历史学家的身份。
（二）西名中译之“音美”
“由于意美的主体性，所以音美和形美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次要并不是说不重要。首先说音美，也就是节调、押韵、顺口，听起来好听。”[6]而许渊冲本人认为，“一般来说，要求译文和原文形似或音似，是很难做到的”，[7]这一论断适用于诗歌翻译，但姓名翻译的情况比较特殊：西文姓名中译原则上必须以音译为基础，因此实现“音似”并不困难，难的是使译文“顺口，听起来好听”，然后在同音的基础上再选择兼具“意美”和“形美”的译文。因为中文译名只有一个单词寥寥数字，所以不存在节调和押韵问题，但严格说来，西名翻译和中文起名一样讲究音节响亮与否以及平仄的搭配。[8]
从完整的西文姓名原文出发，译者考虑的姓名组成部分的顺序通常是：
姓+首名+若干中名
尽管“省译法”是西名中译时允许甚至必须使用的方法，但从忠于原文的角度出发，译文理应尽可能全面地顾及姓名源文的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要保证涵盖姓以及姓名所有者在母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首名。译者的自由度体现在可以选择姓名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较短的部分，也可以选择各部分中的某个音节组合成符合中文两个字、三个字甚至四个字（复姓）的姓名。以荷兰汉学家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的名字为例，即存在如下几种音译组合的可能性（其中的“van”作为姓中表示贵族血统的符号对于中国读者并无意义，因此可以不视为必须翻译的姓的组成部分）：
Robert+Gulik
Robert+van Gulik
Robert+Hans+Gulik
Robert+Hans+van+Gulik
需要指出的是，“省译法”不仅适用于省略西文姓名源文中的某个组成部分，也适用于省略某个组成部分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音节，如可以只译Robert+Gulik中的Ro+Gu部分。在可以选择近似发音的时候，通常优先考虑发音响亮的字眼。比如Ro+Gu中，作为姓，Gu可以音译为“古”，但由于与“古”发音类似的“高”发音明显更加响亮，因此选择“高”作为姓更为合适。另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高”作为姓氏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古”，因此更具有文化亲和力。
（三）西名中译之“形美”
就诗歌翻译而言，“形美”指的是源文和译文在句子长短与对仗方面是否基本一致，比如中文的律诗译成西文仍然保留八行，而西文中的十四行诗译成中文仍然是十四行。飞白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保留了“阶梯体”，是典型的译文保持“形美”的例子。[9]而对于姓名翻译来说，对“形美”的定义应当稍有不同。因为通常不存在长得需要分行的姓名，但对于中文译名的字数应有所控制，同时要关注译文中单个汉字的字形之美，以及各个汉字并列组合之后的形态之美。
从音译角度出发，一般来说，原文单词有几个音节，中文便对应地音译几个汉字。这样一来，姓名音节普遍较多的语言（如斯拉夫语族的语言和意大利语等）译成中文就普遍比其他国家人名的译文长。以二战后苏联及俄罗斯部分国家元首的姓名中译（完整的官方译文）为例：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
具有政治色彩的官方姓名翻译通常较少考虑译文的美感。比如上述苏联及俄罗斯部分国家元首的姓名中译都谈不上有多少美感，只是中规中矩的音译，避免使用不雅和让人产生贬义联想的汉字。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远甚于国家层面的政治交往，前者对姓名译文的要求显然与后者不同——假设现任俄罗斯总统以企业家身份参与对话民间经贸活动，想必不会在私人名片上印上共计16个汉字的中文姓名。
“形美”是在实现“意美”和“音美”之后的更高境界，它涉及对汉字字形和结构的审美问题，涉及书法和音律，对译者语言水平之外的文化素养要求甚高。举例而言，如果译名包含三个汉字，其中头尾两字笔画极少而中间一字笔画繁多，这样单从字形审美角度来看，译文可能给人失重的感觉，缺乏美感。此外，鉴于西方人热衷于以繁体字印制名片，有时还需考虑采用同一汉字时简体和繁体字的不同形态，倘能兼顾这两种条件下的字形之美，则难能可贵。
四、“三美论”在西文姓名中译中的运用例举
从理论上说，兼具“意美”、“音美”和“形美”的翻译自然是最完美的。但在翻译实践中，不论文学作品还是本文论述的西文姓名，三者兼具并重的总在少数，经常会出现无法兼顾而需要侧重某一方面的情况。下面选取若干成功的西名中译实例加以说明：
高罗佩：荷兰语源语姓名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著名的荷兰汉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和小说家，高罗佩为本人自取的中文译名。此人曾任驻中国及日本职业外交官，通晓包括中文、梵文、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在内的15种东西方语言，学术涉猎极其广泛，尤其钟爱中国文化，其妻水世芳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中国早期的公案侦探小说即是经由他的努力而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今天家喻户晓的《狄仁杰断案传奇》原文就是他用英文撰写的。
“音美”：“van Gulik”这一姓氏中的“van”是欧洲国家贵族世袭姓氏的标志，荷兰画家Vincent Willem van Gogh（文森特·威廉·梵高）以及祖籍荷兰的德国音乐家Ludwig van Beethoven（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姓氏中也保留了这一贵族标志。“高”是常见的中国姓氏，在《百家姓》中位列第15，发音上与“Gulik”的第一个音节“Gu”接近。“Robert”一词在汉语中历来通常直接音译为“罗伯特”。相比之下，“罗佩”这一翻译脱出窠臼，字音听起来却又不走样，显然比“罗伯特”高明得多。另外，名字中的“Hans”并没有译出。“罗佩”二字的发音一平一仄，抑扬有致，符合“音美”之要求。
“形美”：“高罗佩”二字以繁体书写笔画都比较多，从字形上考察，“高”中“”字以上部分、“罗”中“夕”字以上部分以及“佩”字右半部分或并列多横，或并列多竖，相互呼应，是汉字“形美”的代表。
卫礼贤：德文源语姓名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不务正业”的传教士。十九世纪末，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青岛，深深陶醉于中国文化，为自己取中文名卫希圣，字礼贤，中国日耳曼学界习惯称其“卫礼贤”。
“音美”：Richard Wilhelm的常规音译为“理查德·威廉”。但这位名垂青史的汉学家改Wilhelm的音译“威廉”为符合中国姓名习惯的单字“卫”，省略了该词的第二个音节“helm”；“礼贤”二字作为“Richard”的音译亦可辨识。
“意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礼贤”二字显然取自我国春秋时代齐桓公礼贤下士的典故，极具人文色彩，易读易记，使人联想到姓名的所有者应该有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形象，而这也正符合这位翻译了《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学家的身份与个性，堪称西名汉译“意美”之经典！
费正清：英文源语姓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以编撰《剑桥中国史》而为中国人熟知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译名“费正清”出自其好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手，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翻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音美”：John King Fairbank这一名字由三个单词组成，中文译文亦采用最常见的三字姓名，只是省略了Fairbank的第二个音节，只取“Fair”译为“费”，音形皆当。“正清”二字一仄一平，发音响亮。
“意美”：“正”字有刚正、正直之意，“清”字则表示有“清明”、“清爽”之意，二者结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本清源”。这一成语本义是“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多作政治性用语。名字的主人以研究东亚及中国历史见长，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历史的脉络，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此而言，“正清”二字既体现了其职业特点，又符合其个性特征。
“形美”：“费正清”三字以繁体书写，头尾笔画繁多，中间“正”字虽然笔画较少，但结构方正，四平八稳，所以总体看来三字译文颇具美感。
顾彬：德文源语姓名Wolfgang Kubin（1945-），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家、作家，是公认的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曾翻译六卷本鲁迅小说散文选，至今仍活跃在德中文化交流的舞台上。
“音美”：从“顾彬”这一译名中显然找不到原文中“Wolfgang”的痕迹，也就是说译者（很有可能是顾彬先生本人）只保留姓，省略了名。译名“顾彬”与“Kubin”一样都是两个音节，发音相似度也很高，一仄一平，发音响亮，令人过耳难忘。
“意美”：“彬”字自然让人联想到“彬彬有礼”、“文质彬彬”，想到名字的主人温文尔雅有书卷之气，这也符合译名拥有者作为学者的身份特征。 司马涛：这是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的Thomas Zimmer教授的中文姓名。
“音美”：Zimmer是常见的德国姓氏，可以将其音译为“齐默”或略去第二个音节，只保留“Zi”的发音而译作“齐”。但这位汉学教授变“Zi”之浊音为“Si（司）”之清音，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司马”这一复姓，可谓匠心独具。对“Thomas”这一名字的音译处理同样不落俗套，没有采用常见的“托马斯”，而是只取第一个音节“Tho”的音译“涛”，这样与复姓“司马”结合为三字，平仄错落，是极成功的“音美”译文。
“意美”：“司马”这一起源于军事长官官职的复姓常见于武侠文学作品，容易令人联想到江湖恩怨、豪侠之气，又颇具几分神秘色彩，“涛”字予人波涛汹涌、恢弘大气的感觉，整个译名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也符合姓名拥有者的身份特征。
其他值得一提的汉学家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欧美人士的汉译姓名有：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汉学家）
戴德华（George E. Taylor，1905-2000，美国汉学家）
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法国汉学家）
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1908-1997，美国汉学家）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美国汉学家）
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德国汉学家）
施明贤（Michael Friedrich Wilhelm Sch·fer，1949-，2007年8月起任德国驻华大使）
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奥地利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五、结语
综合上文对“三美论”的分析和列举的外名中译的实例可以看出，优美的西文中译名都是“音美”、“意美”、“形美”三者或其中至少两者的完美结合。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希望拥有一个令中国人过目（耳）不忘的中文姓名，因为这将有益于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为以后的交流与沟通奠定基础。“三美论”恰好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西名的中译，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西名中译时所采用的单纯音译（即由一串俗套拗口的汉字组成）的格局，从而间接地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以“三美论”为基础进行西名中译之前，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姓名主人的基本信息，比如性别、职业、教育背景、个性、爱好、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联系等。然后从“音”入手，即力求“音美”。在音译时应对原文有所取舍，不必拘泥于姓名和音节的完全对等；换言之，译文可以与原文的姓名对应，可以姓对名或名对姓，也可以省略姓名中的某个或某几个音节（尤其在遇到多个名字的外文原文时）。如果要使译名有较强的文化亲和力，则译文的姓一般应选择中文中常见的单姓或复姓，少用生僻姓氏或通常不作姓氏使用的汉字。名的译文力求音节与原文接近，发音响亮不拗口，并讲究平仄的搭配。
其次，要考虑译名的“意”，力求“意美”，使普通中国读者一得知中文译名便产生美好联想，而且以这种联想符合姓名所有者的职业和个性特征为最好。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以及名言警句，也可以从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宝库中汲取精华，避免流于庸俗、牵强附会或无中生有，尤其要避免使用令人产生不悦联想的字词。
最后，要考虑的是译名的字形，力求“形美”。西名中译后的所有者通常要印成名片用于交际。所以，译者考虑好译名方案后可以将其写在纸上（必要时包括简体、繁体两种版本），比较笔画的数量、字形的美感以及组合的效果，最终敲定符合“三美”的姓名译文。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
[2][3][4][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74；308；80；79.
[5]闫培瑜.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探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6）：48-50.
[6]杨荫浒.现代实用起名艺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5-7.
[8]袁义达，杜若甫编.中华姓氏大辞典[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
[9]飞白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上中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7.
关键词： “三美论”；西文；姓名翻译；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6.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3-0064-06
一、引言
伟人也好，凡人也罢，姓名不过区区几个字词，姓名翻译貌似微不足道，但要译得得体出彩，则需要高超的翻译技巧、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深厚的知识底蕴。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在准确翻译全文的同时，恰当地翻译主人公的姓名犹如画龙点睛，可为译文增色，同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姓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所处的环境即文本语境的制约。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人员流动也更加普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汉语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渗透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对于越来越多与中国社会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西方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汉字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乃至必要。但现实生活中的西方（欧美）国家姓名（以下称“西文姓名”）中译与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有较大的不同。抛开重要政治人物（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负责人等）的译名不论——这些人物的译名通常采用官方机构的所谓“标准译法”，其他出于工作或生活需要主动使用中文译名的西方人士中大多数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简单音译（如将Mike译为“迈克”，John译为“约翰”，Maria译为“玛莉亚”或“玛丽娅”等），而是希望自己的译名更加本土化，即有中华文化的韵味。本文尝试使用许渊冲先生谈论文学（诗歌）翻译时提出的“三美论”（音美、意美、形美）探讨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主要包括使用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为母语的国家中人名中译的问题。在简要分析西方（欧美）姓名特点之后，运用“三美论”分析西文姓名中译标准的三个视角，然后对包括英、法、德、意和荷兰语等西方（欧美）语言在内的姓名中译文本实例给予评价。
二、西文姓名中译的两个基本特征
西文姓名基本由两部分组成，其排列次序为名在前、姓在后，与中国姓名的排列顺序正好相反。有些人只有一个名，有些则有二至三个甚至更多的名。比较常见的组成形式为：
首名+中名+姓
首名通常又称“教名”，即婴孩接受洗礼入教时从教会获得的名字，中名一般不用，只在正式场合或签署文件时使用，如Peter Joachim Opitz， 为了方便，常写成Peter J. Opitz或P. J. Opitz。倘若将中文姓名转换为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形式（如张三转换为Zhang San，王小莉转换为Wang Xiaoli）并将其与西文姓名比较，很容易发现无论字母还是音节，中文姓名总体说来明显少于西文姓名。而西文姓名译为中文一般以音译为基础，这就导致译文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顾及源文所有内容，而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以西方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姓名翻译为例，长期以来翻译实践中基本上只使用“姓”的译文而忽略“名”的译文（“名”通常只用于首次介绍该人物时）。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马克思”，其德文原文全名为Karl Heinrich Marx，完整音译应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但这一译名只在极少数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中出现，而且只出现一次。又如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法文原文为Nicolas Sark·zy de Nagy-Bocsa，其中的“尼古拉”和“德纳吉-博乔”几乎不为中国人所知晓。观察现任欧美各国领导人姓名的官方标准译文会发现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依然适用。
众所周知，翻译中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省译法”，即根据需要有意识地不译源文中的某些文字和信息。从源文体裁的角度审视，没有任何一种西文体裁的源文像西文姓名一样，译成中文时需要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省译法”——上述两个关于姓名的译例中，省译部分占源文的比例分别为近70%和近80%。至少在非政治人物西名中译的过程中译者在省译哪些部分、保留哪些部分这一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西名中译的这一特性保证了译者在进行翻译的第一步——音译时可以灵活处理，在多种组合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从而也为作为辅助的意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中文姓名相比，西文姓名的另一个特点是名本身以及姓的组合通常不具有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时代烙印，因为取名时可供选择的词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事先规定的，公民个人一般没有自行选词的权利，更不可能自己创造专用于自己名字的单词。正因如此，西文名的重复率远高于中文的名，比如英文中的Mark、德文中的Markus、法文中的Marc、西班牙文中的Marcos等均来自《圣经》，同宗同源，只是辅音稍有不同，元音别无二致，古往今来为无数男性所使用。译成中文时，除了由官方统一标准的历史人物及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的译名通常采取中立的纯音译外，其他大部分译文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人文色彩。从这个意思上理解，西名中译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这为译者提供了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和时代环境特点来增加译文人文色彩的翻译空间。
字数减少，人文色彩增加——这一增一减构成了西文姓名中译的两个基本特征。掌握这两个特征，也就把握了制定西文姓名翻译策略的出发点。
三、“三美论”在西文姓名中译中的运用方法
（一）西名中译之“意美”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论述汉文学及文字起源时提出了“三美”的美学观点：“……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许渊冲先生将这一美学标准用于评价诗歌翻译，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美论”，即“音美、意美、形美”，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奉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有相似之处而侧重点不同：“三美的基础是三似：意似、音似、形似。意似就是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2]笔者认为，就西文姓名中译的特点而言，“三美论”总体说来是比较恰当的标准。虽说“三美论”主要是针对诗歌翻译而言，但这一翻译理念贯穿许渊冲的整个翻译实践，而且是其翻译理论的基础：“西方议论重视对等，我的议论却强调优化，这是发挥译语优势，充分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具有意美、音美、形美，而不一定是对等的方式），这个理论可以解决西方译论所不能解决的中西互译问题。”[3]西文姓名中译具有很大的增加人文色彩的空间这一特点，恰好为“发挥译语优势，充分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提供了舞台。所以姓名翻译虽然远不如诗歌翻译复杂多变，但同样是典型的适合运用“三美论”的文体。以“三美论”为基础有助于快速、准确地制定姓名中译的策略。 “三美论”中“音美”是基础，“意美”是主体，“形美”是辅助。“三美”之中，“意美”居于首位，凸显其核心地位。[4]由于西文姓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其符号意味远重于中文姓名，所以就姓名中译而言，“意美”无法像诗歌及文学翻译那样对应源文语句的意思，而只能是通过获取姓名拥有者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资料，在音译可选字（词）的范围内选择具有一定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意译加工。换而言之，在音译的基础上选择的汉字要尽可能映射、使人联想或者符合姓名拥有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方面，汉语中大量同音字和近音字的存在为此提供了便利。对“意美”又可以从性别（自然）属性、译名中单个汉字的意思（包括本义和引申义）以及各汉字的组合效果等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西文的名一般本身即有性别属性，男女婴孩的命名不可以混淆性别。比如Adam、Alexander、Bill、Peter等只用于男性，Eva、Alice、Jessica、Elisabeth等只用于女性。中文中虽然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但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起名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男女有别的用字。比如男性名字中常见刚、锋、杰、力、威等凸显阳刚之气的字眼，女性则偏爱秀、惠、美、佳、婷等阴柔的表达。[5]译名的这种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性别属性，决定了在对西名进行音译时要考虑如何在众多的同音或近音字中做出取舍。比如Maria这一名字可以音译为玛莉亚、玛丽娅、玛利亚、马里亚等，选用的汉字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字眼所赋予名字的意义有所不同：玛莉亚和玛丽娅二者由于含有“玛”、“莉”、“丽”和“娅”等字眼，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而西文姓名中Maria是女性名字，因此，前两个译名较后两个更适合。又如男性名字Francis可以音译为弗兰西斯、弗兰西丝或弗朗西施，但“丝”字有阴柔之嫌，而“西施”在中国文化中是美女的代名词，不宜用作男性名字。
当然，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总有一些例外情况：有极少数西文名字的常规中译，严格地说，并不符合上述关于性别属性的论述，但早已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典型的例子如Philip这一男性名字的中译为“菲利普”，其中的“菲”字在中国极少用作男性的名字。
西名中译要力求单个汉字具有美感——或阳刚，或阴柔，或露书卷之气，或显人文气息。比如梁思成先生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所起的中文名字堪称经典：姓Fairbank译为“费”，是中规中矩的中国姓氏；John译为“正”，King译为“清”，两字发音皆与原文相符，而且发音响亮，在中文里又都是褒义。二者结合形成“正清”一词，很容易教人联想到“正本清源”——极其符合姓名所有者历史学家的身份。
（二）西名中译之“音美”
“由于意美的主体性，所以音美和形美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次要并不是说不重要。首先说音美，也就是节调、押韵、顺口，听起来好听。”[6]而许渊冲本人认为，“一般来说，要求译文和原文形似或音似，是很难做到的”，[7]这一论断适用于诗歌翻译，但姓名翻译的情况比较特殊：西文姓名中译原则上必须以音译为基础，因此实现“音似”并不困难，难的是使译文“顺口，听起来好听”，然后在同音的基础上再选择兼具“意美”和“形美”的译文。因为中文译名只有一个单词寥寥数字，所以不存在节调和押韵问题，但严格说来，西名翻译和中文起名一样讲究音节响亮与否以及平仄的搭配。[8]
从完整的西文姓名原文出发，译者考虑的姓名组成部分的顺序通常是：
姓+首名+若干中名
尽管“省译法”是西名中译时允许甚至必须使用的方法，但从忠于原文的角度出发，译文理应尽可能全面地顾及姓名源文的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要保证涵盖姓以及姓名所有者在母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首名。译者的自由度体现在可以选择姓名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较短的部分，也可以选择各部分中的某个音节组合成符合中文两个字、三个字甚至四个字（复姓）的姓名。以荷兰汉学家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的名字为例，即存在如下几种音译组合的可能性（其中的“van”作为姓中表示贵族血统的符号对于中国读者并无意义，因此可以不视为必须翻译的姓的组成部分）：
Robert+Gulik
Robert+van Gulik
Robert+Hans+Gulik
Robert+Hans+van+Gulik
需要指出的是，“省译法”不仅适用于省略西文姓名源文中的某个组成部分，也适用于省略某个组成部分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音节，如可以只译Robert+Gulik中的Ro+Gu部分。在可以选择近似发音的时候，通常优先考虑发音响亮的字眼。比如Ro+Gu中，作为姓，Gu可以音译为“古”，但由于与“古”发音类似的“高”发音明显更加响亮，因此选择“高”作为姓更为合适。另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高”作为姓氏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古”，因此更具有文化亲和力。
（三）西名中译之“形美”
就诗歌翻译而言，“形美”指的是源文和译文在句子长短与对仗方面是否基本一致，比如中文的律诗译成西文仍然保留八行，而西文中的十四行诗译成中文仍然是十四行。飞白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保留了“阶梯体”，是典型的译文保持“形美”的例子。[9]而对于姓名翻译来说，对“形美”的定义应当稍有不同。因为通常不存在长得需要分行的姓名，但对于中文译名的字数应有所控制，同时要关注译文中单个汉字的字形之美，以及各个汉字并列组合之后的形态之美。
从音译角度出发，一般来说，原文单词有几个音节，中文便对应地音译几个汉字。这样一来，姓名音节普遍较多的语言（如斯拉夫语族的语言和意大利语等）译成中文就普遍比其他国家人名的译文长。以二战后苏联及俄罗斯部分国家元首的姓名中译（完整的官方译文）为例：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
具有政治色彩的官方姓名翻译通常较少考虑译文的美感。比如上述苏联及俄罗斯部分国家元首的姓名中译都谈不上有多少美感，只是中规中矩的音译，避免使用不雅和让人产生贬义联想的汉字。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远甚于国家层面的政治交往，前者对姓名译文的要求显然与后者不同——假设现任俄罗斯总统以企业家身份参与对话民间经贸活动，想必不会在私人名片上印上共计16个汉字的中文姓名。
“形美”是在实现“意美”和“音美”之后的更高境界，它涉及对汉字字形和结构的审美问题，涉及书法和音律，对译者语言水平之外的文化素养要求甚高。举例而言，如果译名包含三个汉字，其中头尾两字笔画极少而中间一字笔画繁多，这样单从字形审美角度来看，译文可能给人失重的感觉，缺乏美感。此外，鉴于西方人热衷于以繁体字印制名片，有时还需考虑采用同一汉字时简体和繁体字的不同形态，倘能兼顾这两种条件下的字形之美，则难能可贵。
四、“三美论”在西文姓名中译中的运用例举
从理论上说，兼具“意美”、“音美”和“形美”的翻译自然是最完美的。但在翻译实践中，不论文学作品还是本文论述的西文姓名，三者兼具并重的总在少数，经常会出现无法兼顾而需要侧重某一方面的情况。下面选取若干成功的西名中译实例加以说明：
高罗佩：荷兰语源语姓名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著名的荷兰汉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和小说家，高罗佩为本人自取的中文译名。此人曾任驻中国及日本职业外交官，通晓包括中文、梵文、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在内的15种东西方语言，学术涉猎极其广泛，尤其钟爱中国文化，其妻水世芳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中国早期的公案侦探小说即是经由他的努力而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今天家喻户晓的《狄仁杰断案传奇》原文就是他用英文撰写的。
“音美”：“van Gulik”这一姓氏中的“van”是欧洲国家贵族世袭姓氏的标志，荷兰画家Vincent Willem van Gogh（文森特·威廉·梵高）以及祖籍荷兰的德国音乐家Ludwig van Beethoven（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姓氏中也保留了这一贵族标志。“高”是常见的中国姓氏，在《百家姓》中位列第15，发音上与“Gulik”的第一个音节“Gu”接近。“Robert”一词在汉语中历来通常直接音译为“罗伯特”。相比之下，“罗佩”这一翻译脱出窠臼，字音听起来却又不走样，显然比“罗伯特”高明得多。另外，名字中的“Hans”并没有译出。“罗佩”二字的发音一平一仄，抑扬有致，符合“音美”之要求。
“形美”：“高罗佩”二字以繁体书写笔画都比较多，从字形上考察，“高”中“”字以上部分、“罗”中“夕”字以上部分以及“佩”字右半部分或并列多横，或并列多竖，相互呼应，是汉字“形美”的代表。
卫礼贤：德文源语姓名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不务正业”的传教士。十九世纪末，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青岛，深深陶醉于中国文化，为自己取中文名卫希圣，字礼贤，中国日耳曼学界习惯称其“卫礼贤”。
“音美”：Richard Wilhelm的常规音译为“理查德·威廉”。但这位名垂青史的汉学家改Wilhelm的音译“威廉”为符合中国姓名习惯的单字“卫”，省略了该词的第二个音节“helm”；“礼贤”二字作为“Richard”的音译亦可辨识。
“意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礼贤”二字显然取自我国春秋时代齐桓公礼贤下士的典故，极具人文色彩，易读易记，使人联想到姓名的所有者应该有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形象，而这也正符合这位翻译了《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学家的身份与个性，堪称西名汉译“意美”之经典！
费正清：英文源语姓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以编撰《剑桥中国史》而为中国人熟知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译名“费正清”出自其好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手，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翻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音美”：John King Fairbank这一名字由三个单词组成，中文译文亦采用最常见的三字姓名，只是省略了Fairbank的第二个音节，只取“Fair”译为“费”，音形皆当。“正清”二字一仄一平，发音响亮。
“意美”：“正”字有刚正、正直之意，“清”字则表示有“清明”、“清爽”之意，二者结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本清源”。这一成语本义是“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多作政治性用语。名字的主人以研究东亚及中国历史见长，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历史的脉络，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此而言，“正清”二字既体现了其职业特点，又符合其个性特征。
“形美”：“费正清”三字以繁体书写，头尾笔画繁多，中间“正”字虽然笔画较少，但结构方正，四平八稳，所以总体看来三字译文颇具美感。
顾彬：德文源语姓名Wolfgang Kubin（1945-），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家、作家，是公认的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曾翻译六卷本鲁迅小说散文选，至今仍活跃在德中文化交流的舞台上。
“音美”：从“顾彬”这一译名中显然找不到原文中“Wolfgang”的痕迹，也就是说译者（很有可能是顾彬先生本人）只保留姓，省略了名。译名“顾彬”与“Kubin”一样都是两个音节，发音相似度也很高，一仄一平，发音响亮，令人过耳难忘。
“意美”：“彬”字自然让人联想到“彬彬有礼”、“文质彬彬”，想到名字的主人温文尔雅有书卷之气，这也符合译名拥有者作为学者的身份特征。 司马涛：这是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的Thomas Zimmer教授的中文姓名。
“音美”：Zimmer是常见的德国姓氏，可以将其音译为“齐默”或略去第二个音节，只保留“Zi”的发音而译作“齐”。但这位汉学教授变“Zi”之浊音为“Si（司）”之清音，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司马”这一复姓，可谓匠心独具。对“Thomas”这一名字的音译处理同样不落俗套，没有采用常见的“托马斯”，而是只取第一个音节“Tho”的音译“涛”，这样与复姓“司马”结合为三字，平仄错落，是极成功的“音美”译文。
“意美”：“司马”这一起源于军事长官官职的复姓常见于武侠文学作品，容易令人联想到江湖恩怨、豪侠之气，又颇具几分神秘色彩，“涛”字予人波涛汹涌、恢弘大气的感觉，整个译名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也符合姓名拥有者的身份特征。
其他值得一提的汉学家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欧美人士的汉译姓名有：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汉学家）
戴德华（George E. Taylor，1905-2000，美国汉学家）
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法国汉学家）
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1908-1997，美国汉学家）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美国汉学家）
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德国汉学家）
施明贤（Michael Friedrich Wilhelm Sch·fer，1949-，2007年8月起任德国驻华大使）
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奥地利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五、结语
综合上文对“三美论”的分析和列举的外名中译的实例可以看出，优美的西文中译名都是“音美”、“意美”、“形美”三者或其中至少两者的完美结合。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希望拥有一个令中国人过目（耳）不忘的中文姓名，因为这将有益于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为以后的交流与沟通奠定基础。“三美论”恰好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西名的中译，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西名中译时所采用的单纯音译（即由一串俗套拗口的汉字组成）的格局，从而间接地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以“三美论”为基础进行西名中译之前，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姓名主人的基本信息，比如性别、职业、教育背景、个性、爱好、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联系等。然后从“音”入手，即力求“音美”。在音译时应对原文有所取舍，不必拘泥于姓名和音节的完全对等；换言之，译文可以与原文的姓名对应，可以姓对名或名对姓，也可以省略姓名中的某个或某几个音节（尤其在遇到多个名字的外文原文时）。如果要使译名有较强的文化亲和力，则译文的姓一般应选择中文中常见的单姓或复姓，少用生僻姓氏或通常不作姓氏使用的汉字。名的译文力求音节与原文接近，发音响亮不拗口，并讲究平仄的搭配。
其次，要考虑译名的“意”，力求“意美”，使普通中国读者一得知中文译名便产生美好联想，而且以这种联想符合姓名所有者的职业和个性特征为最好。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以及名言警句，也可以从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宝库中汲取精华，避免流于庸俗、牵强附会或无中生有，尤其要避免使用令人产生不悦联想的字词。
最后，要考虑的是译名的字形，力求“形美”。西名中译后的所有者通常要印成名片用于交际。所以，译者考虑好译名方案后可以将其写在纸上（必要时包括简体、繁体两种版本），比较笔画的数量、字形的美感以及组合的效果，最终敲定符合“三美”的姓名译文。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
[2][3][4][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74；308；80；79.
[5]闫培瑜.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探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6）：48-50.
[6]杨荫浒.现代实用起名艺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5-7.
[8]袁义达，杜若甫编.中华姓氏大辞典[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
[9]飞白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上中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