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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芳华》是严歌苓201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根据自己当文艺兵的经历创作的，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常被人当作严歌苓自传性的小说看待。整部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有叙述视角和时空复调性、叙述视角陌生化和叙述视角互文性等特点，增强了小说的张力、代入感和批判性，展现了特殊时代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和作者对于人性、时代和命运的深刻反思，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关键词：小说;芳华;叙述视角;审美效果
小说《芳华》主要是利用个人方式全面讲述以往青春变化，其中不存在怀旧意义，同时作者也不会刻意将以往美好生活意义描绘出来，只是对特定时代中的青春年华进行单纯讲述。简而言之，该作品主要创作思路便是回忆，而相关作品内容也激发特定时代的人对于曾经生活的回忆，能够使人们重新追忆遗失的芳华。
一、作者分析
严歌苓出生于1958年，美籍華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她人生经历丰富，当过文艺兵、战地记者、编剧、鲁迅文学院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生、外交官夫人，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以来一直坚持写作，深入思考人性，最终变成一位多产作家，代表作包括《梅兰芳》《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十分擅长中英双语创作，作品普遍立足于国际化视角，收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严歌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人性关系以及历史为核心进行细致描写，拥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她也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多种文学奖、编剧奖。严歌苓所创作的作品主要是以刚柔并济以及简洁形象为主，使整个作品突显一种艺术性，作品拥有众多剧版以及影版作品，同时也有大部分学者对该作品进行系统研究[1]。
严歌苓写作视角更为多变，在作品叙述事件方面拥有一定艺术性，是后代学者学习和研究的典范。其作品拥有十分多样化、丰富的文学形象，帮助文学作品爱好者以及创作者打开了全新视角，她的作品精于人物关系描写，散发着无穷的文学魅力，不断丰富充实了她的文学理论。严歌苓所描写的女性都有某种相同特征，即社会中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同时存在思想落后的现象，而该种内容也是从其他角度入手，叙述现实、揭示人性的重要途径。
二、《芳华》作品简介
《芳华》这部长篇小说在2017年出版，是严歌苓在自身曾经的文艺兵经历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所以作品带有强烈时代特征。小说将文工团作为叙述主线，结合作者自身个人视角针对已经逝去的青春时代进行全面讲述，同时还有自我反省内容。小说所描写的文艺兵主要是在相关思想号召下而组织的节目排演表演者，大部分青年男女在实际排练中除了能够不断提升自身艺术技能之外，还存在某种情感和人物关系变化。为此读者在阅读时会拥有较强代入感，可以准确感受到社会中的人情冷暖，激发读者内心强烈共鸣。该部小说的整体叙述风格具有特殊技巧，优化了小说的艺术性，使小说整个篇章布局更为紧凑，激发读者自身阅读欲望[2]。
小说《芳华》主要是将文工团作为其中的叙述主线，结合个人方式针对曾经的青春芳华实施深刻反思，为此可以把该作品当成过去和现代的对话。文工团中的各个表演者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号召下对各种各样的节目进行彩排，而在节目练习中，表演队伍中的青年男女同样经历着十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变化，能够跟随整个时代主旋律来进行自我表达，传递出个人的情义。作品中的人物之一刘峰是文工团中的主要帮手，能够为团中的表演者实解决各种细微琐事，该人物形象描写也使得整部作品更加跌宕起伏。除了刘峰之外，何小曼在作品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变化。将作品内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全面表达出来，读者在阅读时会有很强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可以帮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人情冷暖，能够激发读者内心最为亲切、真实的回忆。
三、小说《芳华》叙述视角相关审美效果分析
（一）叙述视角和时空复调性
1.立足于全知视角设置时空叙述悬念
小说《芳华》通过叙述视角转换形成某种时空复调性，而回顾时空下处于中年时期的我以及叙述时空里面年少的我互相指涉、互为依托。处于两种不同时空序列下的我同样会和多重视角转换彼此融合。处于叙述时空下依然年少的我会在两种不同叙述视角中进行来回转化，其中第一人称为内视角，即亲身经历者，同时还有第一人称外视角，即旁观者。而中年的我在回顾时空的过程中依然也是在两种不同叙述视角下进行不断转换，分别是第一人称的回顾者、外视角以及作家视角、全知视角。由此共同组成了《芳华》内十分多样、复杂的叙述视角，同时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
小说中的全知视角主要是从回顾时空的我入手，为叙述时空合理设置相关悬念。通常情况下，第一人称视角会对叙述视角形成一定的限制，无法准确预知正在发生的事件，从而形成合理的悬念，但该种悬念普遍是因为各种未知形成的。而《芳华》小说内，严歌苓借助两种不同时空下的我，通过两种叙述视角融合，有效创造悬念[3]。
小说开篇部分，处于中年时期的我和刘峰巧遇，但他却避开了。随后时间回溯到三十多年前，作者通过少年时期的我这一视角为读者构造出一种人格完美同时得到了表彰的英雄形象的刘峰。利用该种时空转换方式，在小说的开篇部分直接塑造出一种横贯始终的悬念。少年阶段的英雄刘峰为何会逐渐发展为当下的落魄刘峰，其又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一境况的，这种悬念同时也是整个小说的叙述核心，严歌苓借这个悬念引导读者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有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在这个总的悬念之下，《芳华》还设置了很多局部悬念，也就是触摸事件。在叙述相关事件的过程中，严歌苓借助时空复调合理创造悬念，从而使整个事件中人物冲突表现更加突出。首先，处于叙述时空阶段的少年不可能在触摸事件出现前便准确预知相关事件发生。只能在事件彻底爆发后才能有所发觉。而本来老实、正直的刘峰在出现该种事件后，会给读者内心带来更多的惊奇效果，而这并非是悬念效果。但严歌苓在《芳华》内却没有按照单一时空顺序进行叙述，并非单纯从少年的我这一叙述视角展开，而是于开始展开触摸事件前，使处于回顾时空视角的中年的我不断登场。因为中年的我处于回顾叙述视角之下，所以拥有一定全知意义，能够针对事件进行预先提示。 刘峰这个人物形象的好过于完美，缺少人性化内容，而他的好也使本人内心变得更加阴暗，想要看他犯下什么错误，并露出某种马脚。尽管当时主人公仅有十六岁，但依然存在内心不光明的时刻，而后期出现触摸事件问题后，才开始将我的焦虑放下。刘峰属于某种反派，最后会被女一号打翻在地。那也是两个人展开恋爱的最佳时机，但在发生触摸事件后，我才了解到当时判断失误。随后爆发触摸事件，使我回想起，刘峰追求林丁丁时间可能远远早于甜饼之夜，甚至发生于林丁丁刚刚到来的期间。
上述文字叙述分别处于小说描绘触摸事件前的不同段落内。通过中年的我，立足于回顾时空视角，在故事正式开始前，持续放出触摸事件的提示，充分激发读者自身阅读兴趣，从而为后续事件的合理叙述创造悬念，丰富作品戏剧性。除此之外，处于回顾时空阶段的我因为处于全知视角，所以和有限视角相比，能够更為完善详细呈现出整个触摸事件的发展，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相关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刘峰命运的荒诞性，实现了历史反思的目标[4]。
2.小说反思主体构成
叙述时空下的我和回顾时空中的我共同组成小说内反思主体，回顾时空的我对叙述时空的我不时进行干预，该种叙述方式十分契合《穗子物语》。《穗子物语》内便是通过成年穗子以及少年时期穗子两种不同视角来展开故事的，《芳华》的这种叙述方式也和《穗子物语》一脉相承。
《穗子物语》内成年穗子和少年穗子两种视角共同介绍了作家对于特定历史反思。《芳华》和《穗子物语》相比，在叙述视角转化上更加复杂，但依然存在中年的我和少年之间对话关系。在讲述文工团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时，小说主要是立足于少年视角进行叙述，但少年的我处于叙述时空下，无法脱离环境限制，反思所发生的事件。因此主要是中年时期的我来承担反思功能，这也是中年的我持续干预时空事件进程的原因。比如针对集体批判刘峰的叙述存在以下一段内容：开始没有太多人发言，都想不出该对刘峰讲哪种坏话，因为刘峰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有恩。但不知道在谁开了头后，直接引发了所有人的坏话。我们青春时代以及孩提时代都是说人坏话的时代。而讲坏话也进一步被正义化，甚至直接荣耀化了。所有的拉下马、背叛反动活动都是从讲坏话入手。我父亲于水坝中干了六七年的扛活，从最开始听其他人讲坏话，发展到自己说自己的坏话，随后再到其获得讲他人坏话的机会，用什么来洗去其用卑鄙置换的纯真。在大半个世纪内，几乎都是说人坏话的时期，公开的和背地的，我们也是在这种世纪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5]。
在该段落中，少年的我处于叙述时空内主要描绘了集体批判刘峰，而中年的我处于回顾时空背景下直接走到台前针对这场批判以及特殊时代环境进行直接评论批判。而少年的我通过第一叙述视角呈现出所有参与集体批判的个人的荒诞行为，中年的我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没有单纯进行批判，而是利用一种悲悯眼光分析特定时代下个体的悲哀和无辜。
整个小说中，相似做法贯穿始终，无处不在。而回顾时空以及叙述时空两种视角下的我于时空复调中形成了反思和叙述、理性和感性、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关系。在展现出七十年代混沌的青春以及思想蒙昧的同时，还针对人性、时代以及自我进行了多重反思，提高了小说内涵复杂性。
严歌苓于《穗子物语》序言内提到了个人的历史并非是纯粹个人的，属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属于个人。尽管小说故事横跨四十多年的时空，但和作者其他小说相同，《芳华》没有描绘历史宏大的影像，而是把反思重点放到了历史以及时代等更为具象个体生命当中，结合少年的我叙述当年的人和事，借助中年的我实施反思和回顾，表现出特殊时代下平凡个体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可奈何，使现实、历史以及时代呈现出某种复杂关系。
（二）叙述视角陌生化
1.人物有限视角叙述
和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相比，通过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事，通常拥有更强的陌生化效果。全知视角在叙事方面主要优势是叙事全面性，但该种全面性普遍是以降低读者主动性为基础代价。因为能够全面把握整个情感、事件，读者处于被动接受条件下。相反，通过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事描写，因为立足于人物视角，而人物主观感受则成为整个叙事过程核心依据，该种主观感受和读者经验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某些较为熟知事物形成陌生感，远远超出读者自身的审美预期，能够促进读者进行主动思考，有效延续读者自身的审美感受。
严歌苓在《芳华》当中便经常通过第一人称我这一有限视角形成某种陌生化效果，比如刘峰追悼会内的各种表现。通常情况下，全知视角在追悼会中常规表现主要突出某种神圣、庄严的感觉，结合场面渲染，突出悲痛氛围，使读者能够充分宣泄出自身情感。但严歌苓在小说中却利用第一人称视角有效化解了场面的悲痛和庄严。原本属于悲剧性场面，但因为各种突发性意外事件，形成了一种戏谑性闹剧，进一步打破追悼会惯常悲剧性场面，没有为读者留下共情机会，使得追悼会陌生化变成某种悲剧性想象画面，形成某种陌生化情感体验，深化读者阅读中的审美感受[6]。
2.陌生化效果塑造意图
作者为何要创造陌生化效果，小曼拦住刘倩，说直接开完追悼会。刘峰谦让了一辈子，也不会介怀的。于是她请那些中年男女退出去，迅速站好队，甚至来不及读小曼准备的追悼词。三个人围绕着遗体转了一圈，鞠了三个躬，一群戴着白花，戴着黑色袖章的人便到了，直接堵住了门口。
文章到此故事完结，读者便能够看到这个谦让了一辈子的真正的好人，默默承受自身命运的人，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甚至无法拥有一场完整的追悼会，仅剩下自己默默拍出的几张照片。整个场面十分荒诞，十分荒谬，而严歌苓也是想利用这场荒诞的追悼会突出刘峰此人物命运的悲哀以及其可悲命运的荒谬性。从某种意义层面分析，严歌苓的特殊之处便是其对于读者和自己笔下所描写的人物都十分无情。作者自己也曾经说过她的写作更多的是想在何种环境状态下人性会发展到哪种极致，而在非极致环境下，人性中的某些内容会永久隐藏。 （三）叙述视角互文性特征
1.互文性体现
《芳华》中所讲述的文工团在七十年代的故事，和作者自身人生经历重合，同时小说主要是利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再加上作者便是我的身份，所以读者不可避免会把小说内的我和严歌苓本人对等，甚至会把《芳华》当成严歌苓自传作品。但严歌苓还通过小说不断提醒自身作者身份，从而使我能够通过作家想象打破第一人称限制，顺利进入全知视角，促进读者于实际阅读中能够持续思考故事内容的虚构性以及真实性，进而创造出某种复杂互文性效果。
该种互文性通常可以从读者对于文本真实性理解的层面中体现出来。因为《芳华》被当成作者某种自传性作品，所以真实性也成为读者阅读中的心理预期，但作者却一直通过我这一叙述者口中提醒读者其所在编造和想象的内容，这一点在小说中对何小曼背景介绍中十分突出，何小曼自身背景也是小说中最为触动人心的部分。但很明显，不管是萧穗子或作者严歌苓这一辈子都无法准确了解何小曼进入文工团之前的故事，也无法像小说那样进行细致描写。严歌苓将作家想象作为理由，提高了细节描写的合理性，并创造出某种想象和真实混淆的错觉。假如作者注重真实性，使读者相信故事属于真实事件，则读者自身审美感受便会全部集中在人物命运真实感层面中。但严歌苓通过持续提醒属于作家的想象，产生复杂的审美感受，使得读者在内心不断提问。
2.故事的真实性
严歌苓在《芳华》中对故事虚构性和真实性进行了重点介绍，并给出详细回答，过去的人和事，重复的笑话、重复地说，说得多了，故事变了。记忆同样也是活的，其自身会不断成长和发展，故事在其中跟着共同成长，导致记忆原本模样发生一定变化，但谁也无法保证事情原本的样子便是真相。这句话也是对该部小說的总结，也是和读者的交流对话。由此能够看出，作者将读者放到了虚构和真实两难的判断境地中，《芳华》形成了读者、作者以及文本三者之间多层面互文性，使读者形成相对复杂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研究过程中，针对严歌苓创作的《芳华》这部小说从叙述视角分析相关审美效果，能够帮助读者立足于全新视角对小说内涵进行准确理解，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个故事结构框架的紧凑性，将读者带入小说中后，可以对作品自身的想象性和真实性进行深入思考，除此之外还可以对个人命运、时代发展以及人性等问题进行深刻领悟，全面思考，从而能够针对当下的青春芳华更加珍惜。
参考文献：
〔1〕李法庭.论《芳华》对当下国产青春片怀旧叙事的反思与可能[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1（04）：35-39.
〔2〕刘新林.“雷锋”为什么要受苦？——评《芳华》叙述的真实与虚假[J].美与时代（下），2019（05）：104-107.
〔3〕陈晨昕.想象与回忆的重置——《芳华》叙事探析[J].新余学院学报，2019，24（01）：100-103.
〔4〕峻冰，杨继芳.历史文化、伦理反思与人性本真的抵牾及救赎——电影《芳华》与《归来》中作者表达的比较[J].电影新作，2018（06）：98-105.
〔5〕戴天然，陈红梅.青春与美好——浅析电影《芳华》的叙事策略[J].戏剧之家，2018（23）：94-95.
〔6〕花靖超.论严歌苓小说《芳华》叙述视角的审美效果[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05）：111+113.
关键词：小说;芳华;叙述视角;审美效果
小说《芳华》主要是利用个人方式全面讲述以往青春变化，其中不存在怀旧意义，同时作者也不会刻意将以往美好生活意义描绘出来，只是对特定时代中的青春年华进行单纯讲述。简而言之，该作品主要创作思路便是回忆，而相关作品内容也激发特定时代的人对于曾经生活的回忆，能够使人们重新追忆遗失的芳华。
一、作者分析
严歌苓出生于1958年，美籍華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她人生经历丰富，当过文艺兵、战地记者、编剧、鲁迅文学院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生、外交官夫人，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以来一直坚持写作，深入思考人性，最终变成一位多产作家，代表作包括《梅兰芳》《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十分擅长中英双语创作，作品普遍立足于国际化视角，收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严歌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人性关系以及历史为核心进行细致描写，拥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她也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多种文学奖、编剧奖。严歌苓所创作的作品主要是以刚柔并济以及简洁形象为主，使整个作品突显一种艺术性，作品拥有众多剧版以及影版作品，同时也有大部分学者对该作品进行系统研究[1]。
严歌苓写作视角更为多变，在作品叙述事件方面拥有一定艺术性，是后代学者学习和研究的典范。其作品拥有十分多样化、丰富的文学形象，帮助文学作品爱好者以及创作者打开了全新视角，她的作品精于人物关系描写，散发着无穷的文学魅力，不断丰富充实了她的文学理论。严歌苓所描写的女性都有某种相同特征，即社会中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同时存在思想落后的现象，而该种内容也是从其他角度入手，叙述现实、揭示人性的重要途径。
二、《芳华》作品简介
《芳华》这部长篇小说在2017年出版，是严歌苓在自身曾经的文艺兵经历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所以作品带有强烈时代特征。小说将文工团作为叙述主线，结合作者自身个人视角针对已经逝去的青春时代进行全面讲述，同时还有自我反省内容。小说所描写的文艺兵主要是在相关思想号召下而组织的节目排演表演者，大部分青年男女在实际排练中除了能够不断提升自身艺术技能之外，还存在某种情感和人物关系变化。为此读者在阅读时会拥有较强代入感，可以准确感受到社会中的人情冷暖，激发读者内心强烈共鸣。该部小说的整体叙述风格具有特殊技巧，优化了小说的艺术性，使小说整个篇章布局更为紧凑，激发读者自身阅读欲望[2]。
小说《芳华》主要是将文工团作为其中的叙述主线，结合个人方式针对曾经的青春芳华实施深刻反思，为此可以把该作品当成过去和现代的对话。文工团中的各个表演者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号召下对各种各样的节目进行彩排，而在节目练习中，表演队伍中的青年男女同样经历着十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变化，能够跟随整个时代主旋律来进行自我表达，传递出个人的情义。作品中的人物之一刘峰是文工团中的主要帮手，能够为团中的表演者实解决各种细微琐事，该人物形象描写也使得整部作品更加跌宕起伏。除了刘峰之外，何小曼在作品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变化。将作品内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全面表达出来，读者在阅读时会有很强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可以帮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人情冷暖，能够激发读者内心最为亲切、真实的回忆。
三、小说《芳华》叙述视角相关审美效果分析
（一）叙述视角和时空复调性
1.立足于全知视角设置时空叙述悬念
小说《芳华》通过叙述视角转换形成某种时空复调性，而回顾时空下处于中年时期的我以及叙述时空里面年少的我互相指涉、互为依托。处于两种不同时空序列下的我同样会和多重视角转换彼此融合。处于叙述时空下依然年少的我会在两种不同叙述视角中进行来回转化，其中第一人称为内视角，即亲身经历者，同时还有第一人称外视角，即旁观者。而中年的我在回顾时空的过程中依然也是在两种不同叙述视角下进行不断转换，分别是第一人称的回顾者、外视角以及作家视角、全知视角。由此共同组成了《芳华》内十分多样、复杂的叙述视角，同时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
小说中的全知视角主要是从回顾时空的我入手，为叙述时空合理设置相关悬念。通常情况下，第一人称视角会对叙述视角形成一定的限制，无法准确预知正在发生的事件，从而形成合理的悬念，但该种悬念普遍是因为各种未知形成的。而《芳华》小说内，严歌苓借助两种不同时空下的我，通过两种叙述视角融合，有效创造悬念[3]。
小说开篇部分，处于中年时期的我和刘峰巧遇，但他却避开了。随后时间回溯到三十多年前，作者通过少年时期的我这一视角为读者构造出一种人格完美同时得到了表彰的英雄形象的刘峰。利用该种时空转换方式，在小说的开篇部分直接塑造出一种横贯始终的悬念。少年阶段的英雄刘峰为何会逐渐发展为当下的落魄刘峰，其又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一境况的，这种悬念同时也是整个小说的叙述核心，严歌苓借这个悬念引导读者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有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在这个总的悬念之下，《芳华》还设置了很多局部悬念，也就是触摸事件。在叙述相关事件的过程中，严歌苓借助时空复调合理创造悬念，从而使整个事件中人物冲突表现更加突出。首先，处于叙述时空阶段的少年不可能在触摸事件出现前便准确预知相关事件发生。只能在事件彻底爆发后才能有所发觉。而本来老实、正直的刘峰在出现该种事件后，会给读者内心带来更多的惊奇效果，而这并非是悬念效果。但严歌苓在《芳华》内却没有按照单一时空顺序进行叙述，并非单纯从少年的我这一叙述视角展开，而是于开始展开触摸事件前，使处于回顾时空视角的中年的我不断登场。因为中年的我处于回顾叙述视角之下，所以拥有一定全知意义，能够针对事件进行预先提示。 刘峰这个人物形象的好过于完美，缺少人性化内容，而他的好也使本人内心变得更加阴暗，想要看他犯下什么错误，并露出某种马脚。尽管当时主人公仅有十六岁，但依然存在内心不光明的时刻，而后期出现触摸事件问题后，才开始将我的焦虑放下。刘峰属于某种反派，最后会被女一号打翻在地。那也是两个人展开恋爱的最佳时机，但在发生触摸事件后，我才了解到当时判断失误。随后爆发触摸事件，使我回想起，刘峰追求林丁丁时间可能远远早于甜饼之夜，甚至发生于林丁丁刚刚到来的期间。
上述文字叙述分别处于小说描绘触摸事件前的不同段落内。通过中年的我，立足于回顾时空视角，在故事正式开始前，持续放出触摸事件的提示，充分激发读者自身阅读兴趣，从而为后续事件的合理叙述创造悬念，丰富作品戏剧性。除此之外，处于回顾时空阶段的我因为处于全知视角，所以和有限视角相比，能够更為完善详细呈现出整个触摸事件的发展，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相关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刘峰命运的荒诞性，实现了历史反思的目标[4]。
2.小说反思主体构成
叙述时空下的我和回顾时空中的我共同组成小说内反思主体，回顾时空的我对叙述时空的我不时进行干预，该种叙述方式十分契合《穗子物语》。《穗子物语》内便是通过成年穗子以及少年时期穗子两种不同视角来展开故事的，《芳华》的这种叙述方式也和《穗子物语》一脉相承。
《穗子物语》内成年穗子和少年穗子两种视角共同介绍了作家对于特定历史反思。《芳华》和《穗子物语》相比，在叙述视角转化上更加复杂，但依然存在中年的我和少年之间对话关系。在讲述文工团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时，小说主要是立足于少年视角进行叙述，但少年的我处于叙述时空下，无法脱离环境限制，反思所发生的事件。因此主要是中年时期的我来承担反思功能，这也是中年的我持续干预时空事件进程的原因。比如针对集体批判刘峰的叙述存在以下一段内容：开始没有太多人发言，都想不出该对刘峰讲哪种坏话，因为刘峰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有恩。但不知道在谁开了头后，直接引发了所有人的坏话。我们青春时代以及孩提时代都是说人坏话的时代。而讲坏话也进一步被正义化，甚至直接荣耀化了。所有的拉下马、背叛反动活动都是从讲坏话入手。我父亲于水坝中干了六七年的扛活，从最开始听其他人讲坏话，发展到自己说自己的坏话，随后再到其获得讲他人坏话的机会，用什么来洗去其用卑鄙置换的纯真。在大半个世纪内，几乎都是说人坏话的时期，公开的和背地的，我们也是在这种世纪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5]。
在该段落中，少年的我处于叙述时空内主要描绘了集体批判刘峰，而中年的我处于回顾时空背景下直接走到台前针对这场批判以及特殊时代环境进行直接评论批判。而少年的我通过第一叙述视角呈现出所有参与集体批判的个人的荒诞行为，中年的我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没有单纯进行批判，而是利用一种悲悯眼光分析特定时代下个体的悲哀和无辜。
整个小说中，相似做法贯穿始终，无处不在。而回顾时空以及叙述时空两种视角下的我于时空复调中形成了反思和叙述、理性和感性、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关系。在展现出七十年代混沌的青春以及思想蒙昧的同时，还针对人性、时代以及自我进行了多重反思，提高了小说内涵复杂性。
严歌苓于《穗子物语》序言内提到了个人的历史并非是纯粹个人的，属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属于个人。尽管小说故事横跨四十多年的时空，但和作者其他小说相同，《芳华》没有描绘历史宏大的影像，而是把反思重点放到了历史以及时代等更为具象个体生命当中，结合少年的我叙述当年的人和事，借助中年的我实施反思和回顾，表现出特殊时代下平凡个体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可奈何，使现实、历史以及时代呈现出某种复杂关系。
（二）叙述视角陌生化
1.人物有限视角叙述
和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相比，通过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事，通常拥有更强的陌生化效果。全知视角在叙事方面主要优势是叙事全面性，但该种全面性普遍是以降低读者主动性为基础代价。因为能够全面把握整个情感、事件，读者处于被动接受条件下。相反，通过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事描写，因为立足于人物视角，而人物主观感受则成为整个叙事过程核心依据，该种主观感受和读者经验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某些较为熟知事物形成陌生感，远远超出读者自身的审美预期，能够促进读者进行主动思考，有效延续读者自身的审美感受。
严歌苓在《芳华》当中便经常通过第一人称我这一有限视角形成某种陌生化效果，比如刘峰追悼会内的各种表现。通常情况下，全知视角在追悼会中常规表现主要突出某种神圣、庄严的感觉，结合场面渲染，突出悲痛氛围，使读者能够充分宣泄出自身情感。但严歌苓在小说中却利用第一人称视角有效化解了场面的悲痛和庄严。原本属于悲剧性场面，但因为各种突发性意外事件，形成了一种戏谑性闹剧，进一步打破追悼会惯常悲剧性场面，没有为读者留下共情机会，使得追悼会陌生化变成某种悲剧性想象画面，形成某种陌生化情感体验，深化读者阅读中的审美感受[6]。
2.陌生化效果塑造意图
作者为何要创造陌生化效果，小曼拦住刘倩，说直接开完追悼会。刘峰谦让了一辈子，也不会介怀的。于是她请那些中年男女退出去，迅速站好队，甚至来不及读小曼准备的追悼词。三个人围绕着遗体转了一圈，鞠了三个躬，一群戴着白花，戴着黑色袖章的人便到了，直接堵住了门口。
文章到此故事完结，读者便能够看到这个谦让了一辈子的真正的好人，默默承受自身命运的人，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甚至无法拥有一场完整的追悼会，仅剩下自己默默拍出的几张照片。整个场面十分荒诞，十分荒谬，而严歌苓也是想利用这场荒诞的追悼会突出刘峰此人物命运的悲哀以及其可悲命运的荒谬性。从某种意义层面分析，严歌苓的特殊之处便是其对于读者和自己笔下所描写的人物都十分无情。作者自己也曾经说过她的写作更多的是想在何种环境状态下人性会发展到哪种极致，而在非极致环境下，人性中的某些内容会永久隐藏。 （三）叙述视角互文性特征
1.互文性体现
《芳华》中所讲述的文工团在七十年代的故事，和作者自身人生经历重合，同时小说主要是利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再加上作者便是我的身份，所以读者不可避免会把小说内的我和严歌苓本人对等，甚至会把《芳华》当成严歌苓自传作品。但严歌苓还通过小说不断提醒自身作者身份，从而使我能够通过作家想象打破第一人称限制，顺利进入全知视角，促进读者于实际阅读中能够持续思考故事内容的虚构性以及真实性，进而创造出某种复杂互文性效果。
该种互文性通常可以从读者对于文本真实性理解的层面中体现出来。因为《芳华》被当成作者某种自传性作品，所以真实性也成为读者阅读中的心理预期，但作者却一直通过我这一叙述者口中提醒读者其所在编造和想象的内容，这一点在小说中对何小曼背景介绍中十分突出，何小曼自身背景也是小说中最为触动人心的部分。但很明显，不管是萧穗子或作者严歌苓这一辈子都无法准确了解何小曼进入文工团之前的故事，也无法像小说那样进行细致描写。严歌苓将作家想象作为理由，提高了细节描写的合理性，并创造出某种想象和真实混淆的错觉。假如作者注重真实性，使读者相信故事属于真实事件，则读者自身审美感受便会全部集中在人物命运真实感层面中。但严歌苓通过持续提醒属于作家的想象，产生复杂的审美感受，使得读者在内心不断提问。
2.故事的真实性
严歌苓在《芳华》中对故事虚构性和真实性进行了重点介绍，并给出详细回答，过去的人和事，重复的笑话、重复地说，说得多了，故事变了。记忆同样也是活的，其自身会不断成长和发展，故事在其中跟着共同成长，导致记忆原本模样发生一定变化，但谁也无法保证事情原本的样子便是真相。这句话也是对该部小說的总结，也是和读者的交流对话。由此能够看出，作者将读者放到了虚构和真实两难的判断境地中，《芳华》形成了读者、作者以及文本三者之间多层面互文性，使读者形成相对复杂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研究过程中，针对严歌苓创作的《芳华》这部小说从叙述视角分析相关审美效果，能够帮助读者立足于全新视角对小说内涵进行准确理解，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个故事结构框架的紧凑性，将读者带入小说中后，可以对作品自身的想象性和真实性进行深入思考，除此之外还可以对个人命运、时代发展以及人性等问题进行深刻领悟，全面思考，从而能够针对当下的青春芳华更加珍惜。
参考文献：
〔1〕李法庭.论《芳华》对当下国产青春片怀旧叙事的反思与可能[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1（04）：35-39.
〔2〕刘新林.“雷锋”为什么要受苦？——评《芳华》叙述的真实与虚假[J].美与时代（下），2019（05）：104-107.
〔3〕陈晨昕.想象与回忆的重置——《芳华》叙事探析[J].新余学院学报，2019，24（01）：100-103.
〔4〕峻冰，杨继芳.历史文化、伦理反思与人性本真的抵牾及救赎——电影《芳华》与《归来》中作者表达的比较[J].电影新作，2018（06）：98-105.
〔5〕戴天然，陈红梅.青春与美好——浅析电影《芳华》的叙事策略[J].戏剧之家，2018（23）：94-95.
〔6〕花靖超.论严歌苓小说《芳华》叙述视角的审美效果[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05）：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