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一段群星璀璨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过诸多散文大家，还出现过名家同题作文的有趣现象。俞平伯与朱自清，就同时各写过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描摹六朝古都金陵胜景。同时代的两位大家，因为性情、志趣各异，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对象与环境，竟然写出意境完全不同的两篇大作，一时间传为美谈。
　　原以为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不料，半年前在《焦点》又看到几乎同样的美景。2011年第12期《焦点》，同时发表了郁达夫的《西溪的晴雨》和达舒的《西溪往事》。这两篇散文的标题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毫无疑问都是描述杭州的风景胜地西溪。我猜想，编辑大概仰慕郁达夫的文名，特意找来达夫的旧作重新发表，以期给刊物增光溢彩。我翻看那期《焦点》的目录，初始也认定两篇描写西溪的文章，当然是达夫的好。未曾想，看过这两篇标题相似的散文之后，竟然颠覆了我自己原来的观点，断定达舒比郁达夫写得好！
　　我未及考证郁达夫写作《西溪的晴雨》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达夫又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不过，就文章本身而言，实在了无生气、没精打采。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他家乡的富春江秀色可餐，美不胜收。是故达夫对杭州的西溪没有什么兴趣，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他前后两次陪同友人去西溪，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第一次“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相隔数日，再去西溪，依然是“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那时候的郁达夫，似乎无所事事，优哉游哉。除了文化人的故作呻吟，我实在看不出他的《西溪的晴雨》，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诚然，名家也有走神的时候，其作品也未必统统都是精品。
　　达舒的《西溪往事》全然不同，达舒自幼生长在西溪河畔，西溪河边的一草一花一木，西溪沿河两岸的历史演进变化，都牵动着作者的心灵，都与作者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作者的爱与恨，作者的情与志，尽在西溪胜景之中。读者可以看到“画面里的孩子是上小学二年级时的我，前面学校的上课铃在响着，身在大台风里的我，虽已被风雨吹得七倒八歪似醉酒般，双脚无法踩到地面。但无形中，我仿佛与身边的河流心灵相连，被同一种信念的力量支撑着，为了迈向目的地，硬是顶着台风顽强地往小木桥前的学校走去。”绝妙的是，文中此处还配了一幅小学童过桥的图像，虽然不见昔日小木桥的踪影，但这幅照片仍然会激起读者丰富的想象。此外，还可以听到作者的心声：“那天和西溪河一起，经历了暴风雨的生死考验，在危难面前，自己本能地蓄发出顽强的生存勇气，……江河的这种精神力量，在我人生‘不舍昼夜’的漫长岁月里，在我遇到困境时，竟会自然涌来，给我极强的自信。”聪明的读者在震撼之余，一定同我一样，情不自禁并且会很自然地想起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海明威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并因为《老人与海》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荣获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说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那么，《西溪往事》里学童勇抗台风的光辉形象，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因为心里有话要说，达舒的《西溪往事》，比郁达夫《西溪的晴雨》内容见长，也充实得多。因为有真情实感，所以能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因为有理想与追求，所以内涵丰富、旨趣高远。西溪河“溪流终日梦想着与西湖、大海相见”，当年的达舒“学童理想着走进知识，走遍世界”。从散文写作的角度来看，“学童”正是全篇的“文眼”。因为设置了这个“文眼”，便陡然提升了整篇散文的格调与品位，这也正是达舒写作本篇散文的高明之处。《西溪往事》通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字里行间充溢着难以割舍的故园情和家国梦。纵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岁月无情人有情；纵然有回首往事的沧桑，但是更有与时俱进、奋勇前行的气势。这样的文章，难道不比达夫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