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收藏丰富,但其中也有“假货”。有些作品,真迹早已失传,而摹本的高水平又基本保留了原作的神韵,使后人有幸目睹这些绝世之作。
　　
　　万千宠爱于一身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朝摹本)
　　在台北故宫名品中,最受瞩目的当是《快雪时晴帖》,在专家和民众票选的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中,《快雪时晴帖》是唯一相同的选择。不少人认为《快雪时晴帖》是仅次于王羲之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
　　《快雪时晴帖》纵23厘米,横14.8厘米,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友人的问候。此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侯”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一致的流利秀美。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乾隆把此帖和《伯远帖》、《中秋帖》等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刻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为后世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典范。
　　然而就是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快雪时晴帖》,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并非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代摹本。
　　相传,唐太宗尤其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曾经给王羲之写过传,是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的关键人物。他曾收罗了三千余幅二王的真迹,临终时还难以割舍,大多数都用以殉葬,《兰亭序》真迹便是一例,相信《快雪时晴帖》也不能幸免,传世所谓王羲之的墨宝皆为后世临摹,包括乾隆所藏也应不例外。
　　王羲之的墨迹流传到今天的大都为双勾填墨摹本。同样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帖》和《远宦帖》也是唐人双勾填墨摹本。所谓双勾填墨摹本,是指在照相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为了保护书画艺术品原迹,采用臨摹的方法制作副本和复本。所谓“摹”,就是对原作真迹摹写,力求丝毫不差。这一风气在唐宋时最盛,在唐朝,就有官方设置的许多专门摹拓书法名迹的“御府”,下有专门摹拓书法的人员,不少人都是此中高手。如今,东晋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真迹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唐朝的摹本就显得尤其珍贵。唐代因摹刻技术很高,笔意俱存,宛如手写,也可窥见王羲之行书的面貌。
　　中国书法到了东晋时,书家致力于锻炼书法技艺,探究笔法中自然妙有的美感,追求“功夫”与“天然”并美,尤以王羲之最具典型。《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分别是王羲之行楷、行、草的三种典型代表作,对于全面理解王羲之的书风至为难得,极有价值。
　　
　　假作真时真亦假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明朝摹本)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巨作,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成于1347年。元代画家开始以纸为画本,元画灵动松秀的笔墨已然初具,而黄公望享年85岁,至其晚年则纸本水墨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其《富春山居图》,可以说是代表其晚年风格的经典之作。据说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曾花费了七八年功夫。他一生游尽名山大川,长期身居深山丛林之间,观察树木的千姿百态,细看激流浪涛,甚至在风雨交加之际也外出观看体会,日出日落的雄伟景观,四时的阴雾之气象对画家更是可贵的体会。黄公望晚年定居富春江畔,虽年逾八旬,但由于对富春江的山水树木怀有深厚感情,还经常扶杖出游,所到之处,只要发现秀美的山林树木、奇峰怪石,总要当场记录下来,绝不放过。画家爱富春江,画富春江,对富春江有极为深切的体会,才能把富春江景色表现得出神入化。令观者犹如置身于绮丽山光水色之中。这幅6米多的长卷,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当时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富春山居图》在其后六百多年的岁月里实在是“命运坎坷”。
　　明代沈周获得此图,请朋友题跋,却被这人的儿子藏匿而失。无奈之下的沈周只好凭记忆自己画了一幅,聊慰相思之苦。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之手,董其昌晚年把它卖给了江南的官宦人家吴正志。吴老爷子临终前嘱咐将此画烧了陪葬,虽然被从火中抢出,但画卷中间已烧出几个连珠洞,从此,《富春山居图》便分了家。
　　吴家后人得到后,将烧成两半的画卷分别精心装裱,前半段比较小的部分称做《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是“镇馆之宝”。后半段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便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近年来也有人认为此图不止两段,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能看见它的全貌。
　　乾隆得到第一幅《富春山居图》是在1745年,皇帝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还逢人就邀诗题词,将留白处题得满满五十六则赞叹诗、盖满各式钤印。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也进了宫。
　　乾隆帝是个喜欢“文物收藏”的人,他坚持说第一卷是真迹,朝中的大臣们不知道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要顾及皇帝的面子,也都同意乾隆的判断。但乾隆同时也把第二幅“假画”收了,据说皇帝认为,“虽然是假的,但画得还不错”。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
　　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才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值得庆幸的是,因乾隆看走眼,没在上面涂涂写写,真迹的原貌得以完整保存。
　　而今,这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奇谈。
　　
　　刻意求古更胜古
　　清王时敏《仿王维江山雪霁图》
　　王维,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擅画山水,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其诗、画成就都很高。王维的水墨山水画的深刻的意境及其“墨”即“五色”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与李思训、李昭道的金碧青绿山水正好成为对照,因而他被尊崇为文人画家的开山祖师。
　　《江山雪霁图》原作已不存世,而台北故宫收藏的王时敏《仿王维江山雪霁图》有它独特的珍贵性。王时敏,明末清初书画家,清初宫廷画风的主要代表。王时敏曾借观邻舍程季白所藏王维《江山雪霁图》,大约崇祯五年(1632)董其昌收藏王维《雪溪图》亦归其所有。此图系依其所见及自家收藏名迹,再自由运用宋、元各家的构图、笔墨、设色方法,来重建唐人王维古雅清秀的气韵。王时敏刻意师古,反对创新,主张“画不在形似,而在笔墨之妙”,认为历代有所成就的大画家,皆为“刻意求古”的结果。他一生以临元画为主,并得董其昌亲自指点,受董影响极深。其临古水平之高,令人生叹。
　　这幅《仿江山雪霁图》上山岩有着倾斜的走向,构成奇特宏伟的山形,充满动势。全画多勾染少皴纹,画树以细笔勾勒,设色以石绿、赭石、白粉为主,正是画雪景之古法表现。此幅画笔墨清润,设色皴擦秀雅,有追法唐代青绿没骨山水画的抒情特质。《仿王维江山雪霁图》为王时敏诸多摹仿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摹本也是艺术瑰宝
　　在台北故宫,类似的摹本、仿作不在少数,如王鉴的《仿王蒙秋山图轴》、王原祁的《仿王蒙夏日山居图轴》、韩干的《牧马图》摹本等等,且有些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不过虽是仿作,却仍是珍贵的文物,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实只要我们翻开中国书画史册,就不难发现,一些具有极高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书画“传世名作”,就是靠“摹本”形式一直流传至今的。
　　其实不难理解,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一些书画名家的作品相继失传,于是就出现了以“摹本”来替代真迹的方法,来填补书画史上某一时段或是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再者,有些国家级博物馆常将古代名作同被“克隆”出来的名作仿制品放在一起展出,供观者比较揣摩,达到很好的展览效果。若遇到阴雨季节,一些博物馆也多采取以名作摹本替代原作陈列的习惯做法。民间个别有实力的收藏家,也有过以高水准的仿品来布置自己居室的举动,这样主人外出时便可以多几分安心和坦然,凡此种种,目的都是很明确的。让摹本为“弘扬”和“保护”艺术真品服务。这确确实实是书画收藏界长期以来形成的默契,不因摹本的“不真”而否认其客观存在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如此看来,书画的摹本未必就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作赝品。赝品是假的、伪造的,当然也是不值钱的。而许多摹本,甚至直截了当地承认是摹作,却一直被后代视同珍宝,赏爱不已。从某种程度上说,广义的赝品艺术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因为它同样凝聚了作者的智慧。从中国画的保存寿命来讲,不过数百年至上千年,如果没有复制品、仿制品,那中国古画就会消失殆尽。真正好的赝品付出了复制者多年的心血,其代价不亚于原创,因此,高仿的艺术价值是公认的。张大千先生仿制的敦煌壁画,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艺术瑰宝。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义的“赝品”是传承文明的功臣,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