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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能赚钱嘛
今年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事件的30周年。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我做总编辑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也是我从事出版的最后一件工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后来说这本书出得好，是个亮点，就亮点来说，这也是小事一桩，我的亮点比这个要多。
1980年，我右派改正后，本来应该回到湖南日报去，但当时出版社想要我。为什么出版社想要我呢？我在当右派劳动的时候写了两本书稿，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我请冯雪峰、孙用看过，他们肯定这本书稿；还有一本《鲁迅手稿管窥》，请叶圣陶看过，他也肯定我这个书稿。当时出版局的领导胡真知道我这个书稿后让我拿去给他看，还说让我去出版局工作。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我是右派，还没改正。他说：“我不介意报社有没有给你改正，要是他们老拖着不给你改正，那就由我们宣布给你改正。”
他这句话是不符合政策的，改正只能由原单位改正，不过这说明他要人的决心很大。后来报社给我改正后，给我开了个介绍信介绍我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我一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就给我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我就是这个编辑室的负责人。一下子，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了好几本鲁迅研究的书。当时就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鲁迅著作编辑室，编《鲁迅全集》的。别的一些出版社有出鲁迅的书，但没有打出鲁迅旗号的编辑室。1981年，鲁迅100周年要出新版本的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借调过去工作了一年。
钟叔河进出版社，是我推荐的。我比钟叔河先从牢里出来。他从牢里放出来后，我和他女儿钟婷婷去车站接他，在车站出站口我告诉他我已经到出版社了。后来我向胡真推荐钟叔河，简单介绍了钟叔河的一些情况。胡真同意了。过了两天，我问胡真。胡真说他和一些同志谈了，他们对老钟的一些看法和你不一样，说他骄傲，不好领导。我说他们说的部是对的，我向你推荐的，是个能干的编辑，不是一个修养的完人，哪个有才能的人没有一点骄傲？至于不好领导，在你胡真同志的领导下，还有谁不好领导？胡真就没做声了，钟叔河就也到出版社。当时，胡真用的右派还挺多，光湖南日报的右派就有好几个到了他手下。他當时是湖南出版局的局长。
今年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事件的30周年。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我做总编辑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也是我从事出版的最后一件工作，这以后，我就不算出版界的人了，没做出版界的实事了，安心写我自己的书。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不算什么大事。后来说这本书出得好，是个亮点，就亮点来说，这也是小事一桩，我的亮点比这个要多。
《骆驼丛书》现在网上炒得很贵，但很多人（收藏得）不全。其中一本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现在炒到3000（元一本）了。《玉尹残集》的定价不到两块钱，但我犯了个错误，我把印数印到版权页上了，那本书只印了700本。书商知道全世界只有700本，所以卖得很贵。
郑超麟这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他和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较早管出版的。《玉尹残集》是他解放后坐牢时写的诗。他这一辈子活了将近100岁，坐了34年的牢，其中被国民党抓了坐了7年，当托派坐了27年。中国的托派，是1952年12月22号，全国统一行动全部抓起来的。胡耀邦执政时候的1979年，说托派关了这么久了，让他们认个错，放了算了。这个精神下来，就有人找郑超麟谈。他说他不检讨，他没有错误。找他谈话的人向上面汇报，说有个人不检讨。上面就说让他写个认识吧。他说认识可以写。他就写了。第一句就是“我没有改造好，我是以托派的问题抓起来的，我现在还坚持我的观点”。
托派的书其实是可以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说托派是间谍什么的，怎么怎么不好。第二版的注释，说之前说托派是间谍、匪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错误估计（判断的）。
郑超麟放出来后，已经70多了，安排他进了上海的政协。他的诗集，本来叫《玉尹集》，叫《玉尹残集》是指诗集不完全了——他坐牢的时候，诗集被搜走过，发还给他的时候，有些诗稿就没看到了。
做总编辑有个好处，可以出版自己想出的书。我不做总编辑，有些书就出不来。
《骆驼丛书》里有很多作者很有个性。例如曾彦修，划右派的时候，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单位上报的右派名单，他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一个交上去了——他的右派是他自己划的，他觉得他符合右派的条件。
《骆驼丛书》这套书名字的来由，是因为李锐家里壁上有一幅国画，吴作人画的几只骆驼，我觉得画得很好。后来编辑这套丛书，就想起了那几只骆驼。
《骆驼丛书》的出版很偶然，我去黎澍家里组稿，本来是找他组近代史方面的稿子。他说他有几篇散文没出过集子，你看可以出不，就把几篇散文拿给我了。我说当然可以出啊，不过要是有几本跟你同样性质的，出个丛书就最好了。他也很赞成。他说杨绛给他们近代史研究所写了两篇文章，回忆她的父亲和姑母，你可以去找她。那时我不认识杨绛。黎澍就打电话帮我联系了杨绎。杨绛的姑母就是鼎鼎大名的杨荫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鲁迅曾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抗战后，杨荫榆拒绝出任伪职，被日军杀害）。写翻案文章写得最好的就是杨绛，那个文章没一句话是翻案的。联系上杨绛后，杨绛说她还有一篇文章，《记钱钟书与<围城>》。她说父亲和姑母都是去世了的人，钱钟书是活着的人，把他们编一块不好，只有一万六千字你看可以单独出一本不。我说行。我觉得毛泽东的一些声明，只有几千字就可以出一本，一万六千字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骆驼丛书》最早的3本书黎澍的《早岁》、杨绛的《回忆两篇》和《记钱钟书与<围城>》一稿的由来。丛书中后来有些作者，就自己找上门了。
有些书的印数很低，这个印数，不是我决定的，当时是计划经济，要出一本书，先弄个征订目录，简单介绍我们要出些什么书了，发到各地的新华书店去征订，各书店根据他们的预测订购，然后反馈回来，我们就在反馈回来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一些去付印。
有个作者叫李永明，他是湘潭大学的老师，他写了本《衡阳方言》。他的书稿，是我的前任或者我的前任的前任接的。他的书，我们看了后，觉得学术水平够了，给他写了封信，说稿子我们要了，准备出版。征订目录发下去，这个书店要几本，那个书店说不要，总数不到300本，无法开印。就拖着没印。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早点出版。有一天就来社里找我了，问我是不是总编辑，说有一本《衡阳方言》的书你们说出版但又还没出版。我说我不知道这本书，我本来就不知道这本书。我就去问了发行科，回答说征订数字只有300本，没法开印。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说那你的前任说要印。我说那个时候社里经济压力很小，可以以赢补亏，补贴你这本书，现在不同了，经济压力很大。他没听我解释，就在我面前发牢骚骂我。他骂我的时候我一边辩解，一边心里面开始同情他，想还是要怎么想办法给他出版了。后来，我跟他说这本书征订数就这么多，我让我们邮购部多留一些，你也用你的稿费购买一些，凑成1000本就可以开印了。他想了下，同意了。这本书就印出来了。
印数1000和不到1000的书不多，这是其中之一。虽然有几本订数不到1000的，我利用总编辑的特权也印了，但我是出版界的从业人员，我知道必须从利润考虑。现在还有韬奋奖、五个一工程奖，有奖金可以领，我们以前是没有什么奖的，我们发工资是我们自己赚的钱，国家没有什么补贴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它能赚钱。虽然它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地位，但我也知道它的风险很大。不只是在中国，在它的本国英国，都曾经被认为是淫秽读物。世界上可以出的好的文学作品很多，我为什么要出它？能赚钱嘛。
今年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事件的30周年。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我做总编辑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也是我从事出版的最后一件工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后来说这本书出得好，是个亮点，就亮点来说，这也是小事一桩，我的亮点比这个要多。
1980年，我右派改正后，本来应该回到湖南日报去，但当时出版社想要我。为什么出版社想要我呢？我在当右派劳动的时候写了两本书稿，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我请冯雪峰、孙用看过，他们肯定这本书稿；还有一本《鲁迅手稿管窥》，请叶圣陶看过，他也肯定我这个书稿。当时出版局的领导胡真知道我这个书稿后让我拿去给他看，还说让我去出版局工作。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我是右派，还没改正。他说：“我不介意报社有没有给你改正，要是他们老拖着不给你改正，那就由我们宣布给你改正。”
他这句话是不符合政策的，改正只能由原单位改正，不过这说明他要人的决心很大。后来报社给我改正后，给我开了个介绍信介绍我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我一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就给我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我就是这个编辑室的负责人。一下子，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了好几本鲁迅研究的书。当时就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鲁迅著作编辑室，编《鲁迅全集》的。别的一些出版社有出鲁迅的书，但没有打出鲁迅旗号的编辑室。1981年，鲁迅100周年要出新版本的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借调过去工作了一年。
钟叔河进出版社，是我推荐的。我比钟叔河先从牢里出来。他从牢里放出来后，我和他女儿钟婷婷去车站接他，在车站出站口我告诉他我已经到出版社了。后来我向胡真推荐钟叔河，简单介绍了钟叔河的一些情况。胡真同意了。过了两天，我问胡真。胡真说他和一些同志谈了，他们对老钟的一些看法和你不一样，说他骄傲，不好领导。我说他们说的部是对的，我向你推荐的，是个能干的编辑，不是一个修养的完人，哪个有才能的人没有一点骄傲？至于不好领导，在你胡真同志的领导下，还有谁不好领导？胡真就没做声了，钟叔河就也到出版社。当时，胡真用的右派还挺多，光湖南日报的右派就有好几个到了他手下。他當时是湖南出版局的局长。
今年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事件的30周年。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我做总编辑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也是我从事出版的最后一件工作，这以后，我就不算出版界的人了，没做出版界的实事了，安心写我自己的书。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不算什么大事。后来说这本书出得好，是个亮点，就亮点来说，这也是小事一桩，我的亮点比这个要多。
《骆驼丛书》现在网上炒得很贵，但很多人（收藏得）不全。其中一本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现在炒到3000（元一本）了。《玉尹残集》的定价不到两块钱，但我犯了个错误，我把印数印到版权页上了，那本书只印了700本。书商知道全世界只有700本，所以卖得很贵。
郑超麟这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他和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较早管出版的。《玉尹残集》是他解放后坐牢时写的诗。他这一辈子活了将近100岁，坐了34年的牢，其中被国民党抓了坐了7年，当托派坐了27年。中国的托派，是1952年12月22号，全国统一行动全部抓起来的。胡耀邦执政时候的1979年，说托派关了这么久了，让他们认个错，放了算了。这个精神下来，就有人找郑超麟谈。他说他不检讨，他没有错误。找他谈话的人向上面汇报，说有个人不检讨。上面就说让他写个认识吧。他说认识可以写。他就写了。第一句就是“我没有改造好，我是以托派的问题抓起来的，我现在还坚持我的观点”。
托派的书其实是可以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说托派是间谍什么的，怎么怎么不好。第二版的注释，说之前说托派是间谍、匪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错误估计（判断的）。
郑超麟放出来后，已经70多了，安排他进了上海的政协。他的诗集，本来叫《玉尹集》，叫《玉尹残集》是指诗集不完全了——他坐牢的时候，诗集被搜走过，发还给他的时候，有些诗稿就没看到了。
做总编辑有个好处，可以出版自己想出的书。我不做总编辑，有些书就出不来。
《骆驼丛书》里有很多作者很有个性。例如曾彦修，划右派的时候，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单位上报的右派名单，他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一个交上去了——他的右派是他自己划的，他觉得他符合右派的条件。
《骆驼丛书》这套书名字的来由，是因为李锐家里壁上有一幅国画，吴作人画的几只骆驼，我觉得画得很好。后来编辑这套丛书，就想起了那几只骆驼。
《骆驼丛书》的出版很偶然，我去黎澍家里组稿，本来是找他组近代史方面的稿子。他说他有几篇散文没出过集子，你看可以出不，就把几篇散文拿给我了。我说当然可以出啊，不过要是有几本跟你同样性质的，出个丛书就最好了。他也很赞成。他说杨绛给他们近代史研究所写了两篇文章，回忆她的父亲和姑母，你可以去找她。那时我不认识杨绛。黎澍就打电话帮我联系了杨绎。杨绛的姑母就是鼎鼎大名的杨荫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鲁迅曾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抗战后，杨荫榆拒绝出任伪职，被日军杀害）。写翻案文章写得最好的就是杨绛，那个文章没一句话是翻案的。联系上杨绛后，杨绛说她还有一篇文章，《记钱钟书与<围城>》。她说父亲和姑母都是去世了的人，钱钟书是活着的人，把他们编一块不好，只有一万六千字你看可以单独出一本不。我说行。我觉得毛泽东的一些声明，只有几千字就可以出一本，一万六千字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骆驼丛书》最早的3本书黎澍的《早岁》、杨绛的《回忆两篇》和《记钱钟书与<围城>》一稿的由来。丛书中后来有些作者，就自己找上门了。
有些书的印数很低，这个印数，不是我决定的，当时是计划经济，要出一本书，先弄个征订目录，简单介绍我们要出些什么书了，发到各地的新华书店去征订，各书店根据他们的预测订购，然后反馈回来，我们就在反馈回来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一些去付印。
有个作者叫李永明，他是湘潭大学的老师，他写了本《衡阳方言》。他的书稿，是我的前任或者我的前任的前任接的。他的书，我们看了后，觉得学术水平够了，给他写了封信，说稿子我们要了，准备出版。征订目录发下去，这个书店要几本，那个书店说不要，总数不到300本，无法开印。就拖着没印。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早点出版。有一天就来社里找我了，问我是不是总编辑，说有一本《衡阳方言》的书你们说出版但又还没出版。我说我不知道这本书，我本来就不知道这本书。我就去问了发行科，回答说征订数字只有300本，没法开印。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说那你的前任说要印。我说那个时候社里经济压力很小，可以以赢补亏，补贴你这本书，现在不同了，经济压力很大。他没听我解释，就在我面前发牢骚骂我。他骂我的时候我一边辩解，一边心里面开始同情他，想还是要怎么想办法给他出版了。后来，我跟他说这本书征订数就这么多，我让我们邮购部多留一些，你也用你的稿费购买一些，凑成1000本就可以开印了。他想了下，同意了。这本书就印出来了。
印数1000和不到1000的书不多，这是其中之一。虽然有几本订数不到1000的，我利用总编辑的特权也印了，但我是出版界的从业人员，我知道必须从利润考虑。现在还有韬奋奖、五个一工程奖，有奖金可以领，我们以前是没有什么奖的，我们发工资是我们自己赚的钱，国家没有什么补贴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它能赚钱。虽然它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地位，但我也知道它的风险很大。不只是在中国，在它的本国英国，都曾经被认为是淫秽读物。世界上可以出的好的文学作品很多，我为什么要出它？能赚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