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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祖籍湖北蒲圻，其曾祖马丽文靠苦读考中道光年间进士，在广东高州、广西思恩府做过知府，于瘴烟雾霾之地为官清正，口碑极佳，死后家无余财，亲人流寓桂林。马君武九岁丧父，由寡母辛苦养育，由于别的出路都被堵死了，“拼命读书”和“立志做人”就是他不得不过的两道关口。十二岁时，马君武开始广泛涉猎中国古典名著，文学爱好由此萌蘖（音聂，植物长出新芽，喻事物的开端——编者注）。十五岁时，他寄居于外舅祖陈允庵家，充分利用陈家丰富的藏书，潜心研读。那两年的发愤，抵得过同龄人十年的努力。马君武的母亲以严厉著称，她常说：“铁不打不成好钢，孩子不打不成好人。”夜间，在油灯下，她一面缝补衣服，一面监督儿子做功课，手中所拿的是一根粗重的木棍或一块厚实的竹板子，如果马君武偷懒走神，就会挨打。直到十七歲，马君武才接受完母亲最后一次棍棒教育。多年后，他偶然谈起往昔的体罚过于严酷，母亲诸淑贞笑道：你不挨打，焉有今日？”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男女平权风气初起，马君武力劝母亲入校就读，亲友闻之，莫名其妙：素来只有父母督促子女寒窗苦读的，马君武反其道而行，莫不是中了邪？
鲜活态：大胆求新的诗文家和翻译家
马君武毕生用力甚多而见效甚明者，一为诗文，二为翻译。
马君武好作旧体诗，不泥古，多创新，他爱用洋典故，往往别出心裁。老辈人物墨守成规，对这种古怪的尝试嗤之以鼻，但深知其三昧的人则乐得承认这些内置的洋典故恰到好处，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马君武展谒岳坟，吟成七律《杭州拜武穆王墓》，其颔联为“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苏拉第即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汉尼巴即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苏格拉底无辜，法庭却判处他死刑。汉尼拔善战，世人都称赞他为“战略之父”。马君武选择这两个洋典故，一是诉岳飞之冤情，二是赞岳飞之战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南社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诗歌团体，苏曼殊、马君武和柳亚子三人尤其著名。南社容纳了许多同盟会会员，进步倾向、革命色彩乃是它的一大特质。马君武写诗，“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既以才情取胜，又以新奇见称。除了是著名诗人，马君武还是随笔大家。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期间，《新民丛报》就是他展示屠龙手段的地方，观点之犀利，意态之轩昂，文字之精警，无不令读者过目难忘。
1902年，马君武二十二岁，撰写《〈法兰西今世史〉译序》，即出语惊人，针砭到位：“中国乃初生而殇之婴儿也。唐虞以前之事，不可考矣。尧舜禅让，民政萌芽，夏禹传子而遽斩矣。自时厥后，民贼代兴，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奄奄黄民，脑筋尽断，血液尽冷，生气尽绝，势力尽消。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同年，他撰写《〈俄罗斯大风潮〉序》，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卓见：“人间之最恶者，莫如野蛮时代之圣贤矣。其识见局囿于社会之中，受社会之等等影响而不可脱却，故顺社会之风潮所趋而立说，不能立足社会之外，以指点批评现社会之罪恶，出大力以改造社会，破坏旧恶之社会，另造新美者。其人又稍有知识愈于众，其说现出，则万千庸众奉其言为经典，视为神圣不可干犯，于是旧社会罪恶之根蒂因之愈固。虽然，野蛮时代之圣贤，在如彼之时代固不可无，而在文明之时代，可谓之为大怪物矣，其功罪每每相抵也。予敢决一言于此曰：无改造社会之思想者，其人断不可谓之大豪杰！”这段话简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最佳注脚，给了那些认定只有圣贤才能够挽救世道人心的迷信者一记当头棒喝。他撰写《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笔锋直指病灶，質疑众人习焉不察的固定疗法：不先改革道德，而欲改革政治，则犹之执规以画方，南辕而北辙也。国民之有道德也，犹之身体之有脑筋也。脑筋有病，而欲于区区肢趾间施药石以治疗之，其何能愈？”马君武的随笔文章，以纵谈古今、放议中外的言论最为精彩，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很少有人像马君武那样，长期在国外求学，合计十五年。1903年秋，马君武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选择的专业为工艺化学。他舍弃文学选择化学，目的很单纯：在反清革命事业中，他所学的专业能够派上大用场。马君武的心情相当急切，暑假期间，他就向一些激进的留日学生传授炸药制造术，为狙击和刺杀清廷权贵做好前期准备。1918年夏，他还担任广州石井兵工厂总工程师，亲手研制出新型炸药，化学本行一点也没丢。
1906年，马君武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返回上海，出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以中国公学教职（总教习兼理化教授）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敢言敢行，很快就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警觉，一度遭到指名通缉，幸得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之缓颊，两广学务处提调高凤歧为之出力，以广西公费资遣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攻习冶金，四年后，获得该校工学士学位。1911年11月，马君武回国襄赞革命事业。1913年冬，马君武应邀赴德国深造，一度入柏林农科大学读书，又在波鸿化学工场任工程师。“予自（民国）二年以来，作工于德国工场，以余暇著书，每至夜深始罢。以为输进真实之科学于祖国，为予现在之惟一义务。”“当时之勤苦，德国友人每赞异之。予则以为亡命异域，所以报国者，在输进西欧文明。”马君武在德国编译了《矿物学》《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德华字典》等工具书，历年以来，还翻译了多部世界学术名著，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密尔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卢梭的《民约论》。其中，《自由原理》最得译界好评，梁启超誉之为“继《天演论》之后中国之第二善译本”。马君武觉得，为国家体面之故，固然不可没有这些名著的译本，其宏愿则是“以此震荡国人之脑气”，以开启民智为己任。1915年，马君武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当年，翻译界的头号快枪手非马君武莫属，别人翻译外国诗歌，抓耳挠腮，不得要领，而他左手挟烟，右手执笔，顷刻即可完工，格律之谨严，体式之稳称，才思之敏捷，笔调之娴熟，令人拍案叫绝。他将法国文豪雨果题赠情人的诗作《阿黛尔遗札》翻译成七律，堪称无缝对接，诵之荡气回肠，令人不能自已，试看其译笔：“此是当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将老，青史青山事总虚。两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乐土知何在？人世苍黄一梦如。”马君武稍有余暇则笔不停挥，每天翻译以三千字为率，日久功多，共出版译著二十余种。 马君武精通日、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文字，涉足的专业领域相当广泛，文、史、哲、理、工、农，他拆除了六者之间高大坚厚的隔墙，使之门户畅通。马君武的弟子朱经农感慨道：“凡是校内功课，没有一门他不能教。”
狂热态：好斗的政治家
据郑逸梅的《南社丛谈》记述，马君武好下围棋，而且好下“革命棋”，不长考，不细虑，落子如飞，猛冲猛打。他与南社诗人程善之对弈，两人皆喜欢悔棋，有时竟将枰间所下之棋子悉数悔完，传为趣谈。围棋高手徐润周观棋后有感，化用王安石诗意，调侃道：“余兴枰边两社翁，考工革命未全融。随缘胜败随缘悔，细事真情识见通。”赞中有弹，令人解颐。
1901年，马君武想到日本留学，求助于一位姓刘的县长，后者资助他四十元旅费。于是马君武先抵香港，剪掉辫子，添置了一套薄西装，然后坐三等舱赴日本横滨。时值凛冬，他背个空行囊，直冻得牙齿打架，好不容易找到熟人、大同学校教师汤觉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汤觉顿介绍马君武去见大师兄梁启超，想在其译书公司做事，但由于经营不善，译书公司已经倒闭。然后汤觉顿又介绍马君武认识了热爱中国文化、赞成中国革命的宫崎兄弟，从而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马君武主动拜访孙中山，披沥所见，深蒙器许，其观感是：“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孙中山喜欢阅读战史和哲学，看过的名著，大部分都随手赠送给志趣相投的友人，马君武就有幸获赠过不少图书，将它们运回国内，珍藏在上海，可惜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书籍后来悉数毁于兵燹。孙中山念及马君武初到东瀛，人地生疏，生计拮据，特意介绍他去东京与秦力山合住。当时同盟会尚未成立，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游扬翊赞，完全出于至诚。迨中国同盟会初具雏形，他积极参与章程的草拟工作。1905年8月下旬，马君武被推举为同盟会秘书长、广西主盟和《民报》主笔。
辛亥武昌首义，马君武受命赴鄂，与各省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那时，马君武年方而立，血气方刚，碰上数千载一遇的历史转折关头，整个人都意气风发。1932年，他在《自述》中讲道：忆起二十一年前的我，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代表广西到炮火下的武昌，起草政府组织大纲。又回到南京出席，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别人欠理的提案，一语打消。开了会，又到上海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职。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中华民国万岁’，喊得嗓子都破了。但是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年轻就是本钱，能有幸成为共和国的首批公民，年轻就更是幸运。
民国初肇，革命党领袖的避战心理占据了上风，他们忌惮袁世凯所掌握的强大武力，迷信其旋转乾坤的霸才，甘愿将政权拱手相让，将共和幼婴的摇篮由南京转移到北京。孙中山自觉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和经验上，袁世凯比他强出许多，他乐意去办理自己最感兴趣的铁路交通，以消除南北纷争，促进社会进步。当时，汪精卫的言论最具冲击力和代表性，他说：中山先生应该离开南京，将政权交出。如果不是这样，是谓恋栈，直是无耻！”胡汉民也说让位是不要紧的。唯有实业部次长马君武认为袁世凯心怀叵测，是厚貌深衷的乱世奸雄，其生平劣迹昭彰，偾外交，卖同党，谄附醇亲王，摧残革命者，实为奴隶性最深而富贵心最热之人。革命党领袖今日避战，将来终有一战，只怕到了那时，形势于我方更为不利，他的這个预言真是太准确了。无奈孙中山去意已决。孙中山卸职后，以兴办铁路为职志，马君武也不愿北上附袁，就干脆做了孙中山旗下的铁路公司秘书长。
马君武斗性强，火气大，撩不得，激不得，一撩一激，轻则不欢而散，重则头破血流。有一次，马君武在南社聚会中与苏曼殊斗诗，马君武落于下风，一时恼羞成怒，站起来就要弄死“兵火头陀”，幸亏大家劝住了。马君武骂过大师兄梁启超是“妄人”，他与宋教仁交谊甚笃，也有过肢体冲突。民国之初，在南京开会，各抒己见，宋教仁当众夸赞袁世凯，出语偶有不合，为此细故，马君武暴跳如雷，掌掴好友，伤及一目。宋教仁固知马君武是个狠角色，遂避其锋芒，未与计较。事后，马君武冷静下来，愧悔交加，主动去医院向宋教仁赔罪，两人仍复握手如故。
1916年，国会复活，马君武以参议员身份出席，政府提议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国民党强烈反对，马君武在会场中大声疾呼，态度尤为激烈。在宪法审议会休息室阶下，马君武挥杖怒击赞成参战的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当场将其殴伤。尽管此举犯了众怒，但他毫不气馁，毫不示弱。
国民党元老居正撰文称赞马君武：“生平去恶，如农夫之去草，尝一怒而恶人敛迹。秉刚守正，不附不阿，其忠勇有如此者。”这段话字字可信。马君武固然是大诗文家、大翻译家，但从本质而言，他是个彪悍的广西佬，一言不合就开打。倘若给民国知识分子弄个好勇斗狠排行榜，马君武绝对名列前茅。
1921年7月，马君武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此前的各省省长，多为官僚和军人，甚至连接受招安的绿林盗魁都有机会染指分羹。马君武是在西洋得过工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当省长，可谓是中国现代政坛上破天荒第一人，创下了新纪元。
马省长果然有个性，有特点，他对人说：“余作省长，有权在握，则何事不可为？昔人谓‘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今作省长，财政不愁无办法，政治和地方建设，亦可望卓然有成！”他拟定治桂的大政方针，要点是六个字——“要致富，先修路”，将公路建设放在首位，第二步才是全省实业总动员。莅任之始，他责令财政厅牵头筹集修筑公路的专款，财政厅长以战后民穷财尽、无款可筹为由，挂印而去，马君武为之怒狂。但修筑公路是马君武的心愿，也是他的心魔，即便军阀刘震寰多方阻遏，也拦不住这匹“癫马”。有一次，刘震寰向马君武索取军饷一百万元，还说：“不给钱，地方安全难以保障，真要是敌军杀过来，你们文官可别抱怨爹妈生的腿短！”对于此种难堪，马君武夷然处之。在军政会议上，刘震寰报告须以军饷为急，馬君武却大唱反调，报告要以筑路为先。刘震寰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就不怕打起仗来，地方糜烂？”马君武从容作答：“余虽书生，但向来不畏战争；何况战争在中国，已属司空见惯，若云战争即不筑路，则百政皆可停滞矣。更须知者，战争为军官之责任，而筑路亦为文官之责任也！”嗣后，敌军入侵，马省长仍拨付经费去宾阳修路。刘震寰急得六神无主，致电大元帅孙中山：“癫马发癫，兵临城下，款移筑路，亡在旦夕！”从此，癫马”一名遂成马君武的专利。 马君武最受人诟病的是，好以外国政治方略治理粤西，胶柱鼓瑟，不得要领，粤西官场还给他取了个“神经省长”的绰号。马君武是单纯的书生，明显缺乏官场阅历和灵活手腕，但他服务桑梓的信念甚是坚牢，刷新粤西政治局面，变革更张过于偏激，乱世民不聊生，官不聊生，谁会把修筑公路看得比身家性命更要紧？结果可想而知。
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马君武主持广西省政务，通共不过八个月。马君武想改变时弊，但他的同志太少，就好比演戏没有合适的配角，众人离心离德，老想着拆台散伙。有些官员当面答应要振作精神建设广西，转过背去就是拉帮结派，舞弊贪污。对此情形，马君武感叹道：“这真的无异于举起手发誓，双脚便在地上画‘不’字。”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叶举炮轰总统府，将孙中山逐出广东。从此以后，马君武对时局日益失望，多年不再过问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急剧上升，马君武又开始关心政治，他多次通电詈骂张学良、汪精卫和蒋介石，对于汪、蒋两位党政军头目更是毫不客气。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仓皇迁都洛阳，马君武通电痛斥道：国事败坏至此……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对内狰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1940年，汪精卫接受日本军人内阁的扶植，在沦陷区南京建立傀儡政权。马君武憎恶汪精卫认仇作父的丑陋表演，赋诗予以讽刺：“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仍旧是铮铮铁骨的爱国者，另一位则堕落为摇尾乞怜的卖国贼。
陶醉态：十足的多情种子
二十岁刚出头时，马君武追求过广东的著名女医师张竹君，却无疾而终。张竹君志不在小，她不仅创办医院，还“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创办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她将《岭海报》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与胡汉民、謝英伯结盟，周旋于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游刃有余。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城中报界及新闻界进步人士皆为之倾倒。
张竹君张扬个性，男人踞坐四抬敞篷椅轿，她也踞坐，还在轿上看洋书，不怕别人骂她为“招摇过市的男人婆”。张竹君做过一件大事，1911年秋武昌起义期间，黄兴要去武汉密晤黎元洪，商讨军事方略，途中为了避开各路奸细的耳目，掩护工作就交由张竹君负责，她将黄兴化装为医生的助手，与她领导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同乘江轮，履险如夷，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述了张竹君与马君武的交集：有马君武者，桂林人，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1901年至1902年）事也。”冯自由的记述与事实略有出入，马君武附赠张竹君的七绝共计两首，第一首诗中有“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的表白，已把自家心思和盘托出。那时候，可惜他还只是无名小卒，虽与张竹君有相识之缘，却并不匹配。
马君武一生最爱的女人是彭文蟾。民国初年，彭氏树艳帜于羊城，赋诗颇有捷才。大约在1918年，马君武慕名寻访，一见倾心。翌年，马君武译完一部西洋巨著，获得稿酬二千元，便和盘托出，为彭文蟾赎身脱籍，纳为簉室，两人从此鳒鳒蝶蝶，恩爱无比。1921年7月，马君武任广西省长，携彭文蟾履新。可惜好景不长，仅过九个月，广西内乱，马君武率领卫队乘轮船撤离省垣，拟将省府迁往梧州。途经贵县时，遭遇李宗仁部属李可栋、俞作柏部袭击，彭文蟾护夫心切，被流弹击中，不幸遇难。马君武被拘禁于县署三日，获李宗仁开释，只身前往梧州，一个月后，即通电辞去省长职务。十年后，马君武重掌广西大学校政，因公干复经贵县彭文蟾遇难处，抚今思昔，潸然泪下，于是停车谒墓，即兴赋诗一首：“蓦地枪声四面来，一朝玉骨委尘埃。十年始洒坟前泪，万事无如死别哀。海不能填唯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雄心渐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汝埋。”凭吊之时，老马哥热泪频挥，一痛几绝，身边众人深受感染，莫不黯然神伤。
非常态：敢唱反调的大学校长
马君武创办过中国公学，主掌过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广西大学的校政，可以说，他不在官场的时候，就在大学校园，办学的时间比从政的时间更长。
1927年，马君武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创办广西大学。“最后在梧州创立广西大学。一木一石，一瓦一椽，一几一席，悉心擘划，手胼足胝，虽在疾中，未尝少息。又尝兼任梧州硫酸厂厂长，改良出品，比德国产品更好。还曾办过农场。人皆笑先生，不但为工程师、工学博士、大学校长，直是一杂碎工头、劳动苦力。先生亦笑而颔之。”居正如是说。
广西大学校址选定在梧州桂江对岸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教授亦可溯江而直达”。上任头一天，马君武告诉全体师生：“我向来不找事做，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我也不辞，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人人应该尽力救国。我休息了三年，精神业已恢复，不妨再来主西（主持广西大学）。”1928年，马君武对外表态：“但愿西大学生读七年（预科三年，本科四年）后，在我手里拿文凭。尽一己能力把西大弄成一个雏形，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一间著名的大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弄得好的。”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办学经费奇绌，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1929年，广西大学校务宣告暂时停顿。
1931年，马君武返回桂林，重掌广西大学校政。有一次，教育部派来督学某公视察广西大学，此公不知天高地厚，将党国元老马君武视为过气人物，缺乏应有的尊重。他训话时，强调学生要注意衣着、仪容、礼貌，不可不顾体面，听其弦外之音，颇有讥讽马校长不修边幅的意思。马君武见过大世面、大场面，岂肯在莘莘学子面前囫囵吞下这颗窝心枣？随后他登台致辞，针锋相对：“有些留学生，专门在外国学打扮，装门面，学跳舞，讲交际，而不讲求实学和救国之道。拿一个学位回来，腹内仍然一空如洗……”这位督学曾经留洋，恰恰就是那种“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他当众挨骂，又尴尬又难堪，脸皮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935年，胡适南下，前往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应广州中山大学邀约，打算顺便作一个星期的学术讲演。其时，南天王陈济棠主粤，极力提倡学生读经，胡适撰文不表赞同，两人因此结下梁子。读经派不乐意看见胡适踩着南天王的地皮大唱对台戏，于是怂恿陈济棠出面阻挠。胡适受困于羊城，讲演搁浅，僵局难破。所幸广西军政大佬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皆具开放心态，立即派专机将胡适接至桂林，观景散心。胡适早年就读上海公学，马君武与他有师生之谊，得悉胡适在羊城被陈济棠和读经派欺负，心下为之抱不平，也不怕触犯南天王的忌讳，决定将胡适的讲演安排在广西大学进行，遂使广西各界人士领受了一次“自由民主之学术思想”的熏陶和洗礼，桂系的开明作风至此又上升几级台阶，马君武功不可没。
當年，中国教育界有个“北蔡南马”的说法，北方蔡元培，南方马君武，俨然双峰并峙。马君武主持广西大学，同样赞成学术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学生很欢迎，像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等一班思想激进的教师也都在广西大学如鱼得水。1939年，广西大学改为国立，此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开始伸出长手干预校政，千家驹等人被迫辞职。学生误以为马君武与陈立夫沆瀣一气，打压进步人士，遂对他产生反感，险些酿成学潮。后来，大家弄清了真相，重庆方面给校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马君武卧病在床，徒唤奈何。翌年8月初，他就因病辞世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鲜活态：大胆求新的诗文家和翻译家
马君武毕生用力甚多而见效甚明者，一为诗文，二为翻译。
马君武好作旧体诗，不泥古，多创新，他爱用洋典故，往往别出心裁。老辈人物墨守成规，对这种古怪的尝试嗤之以鼻，但深知其三昧的人则乐得承认这些内置的洋典故恰到好处，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马君武展谒岳坟，吟成七律《杭州拜武穆王墓》，其颔联为“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苏拉第即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汉尼巴即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苏格拉底无辜，法庭却判处他死刑。汉尼拔善战，世人都称赞他为“战略之父”。马君武选择这两个洋典故，一是诉岳飞之冤情，二是赞岳飞之战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南社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诗歌团体，苏曼殊、马君武和柳亚子三人尤其著名。南社容纳了许多同盟会会员，进步倾向、革命色彩乃是它的一大特质。马君武写诗，“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既以才情取胜，又以新奇见称。除了是著名诗人，马君武还是随笔大家。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期间，《新民丛报》就是他展示屠龙手段的地方，观点之犀利，意态之轩昂，文字之精警，无不令读者过目难忘。
1902年，马君武二十二岁，撰写《〈法兰西今世史〉译序》，即出语惊人，针砭到位：“中国乃初生而殇之婴儿也。唐虞以前之事，不可考矣。尧舜禅让，民政萌芽，夏禹传子而遽斩矣。自时厥后，民贼代兴，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奄奄黄民，脑筋尽断，血液尽冷，生气尽绝，势力尽消。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同年，他撰写《〈俄罗斯大风潮〉序》，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卓见：“人间之最恶者，莫如野蛮时代之圣贤矣。其识见局囿于社会之中，受社会之等等影响而不可脱却，故顺社会之风潮所趋而立说，不能立足社会之外，以指点批评现社会之罪恶，出大力以改造社会，破坏旧恶之社会，另造新美者。其人又稍有知识愈于众，其说现出，则万千庸众奉其言为经典，视为神圣不可干犯，于是旧社会罪恶之根蒂因之愈固。虽然，野蛮时代之圣贤，在如彼之时代固不可无，而在文明之时代，可谓之为大怪物矣，其功罪每每相抵也。予敢决一言于此曰：无改造社会之思想者，其人断不可谓之大豪杰！”这段话简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最佳注脚，给了那些认定只有圣贤才能够挽救世道人心的迷信者一记当头棒喝。他撰写《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笔锋直指病灶，質疑众人习焉不察的固定疗法：不先改革道德，而欲改革政治，则犹之执规以画方，南辕而北辙也。国民之有道德也，犹之身体之有脑筋也。脑筋有病，而欲于区区肢趾间施药石以治疗之，其何能愈？”马君武的随笔文章，以纵谈古今、放议中外的言论最为精彩，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很少有人像马君武那样，长期在国外求学，合计十五年。1903年秋，马君武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选择的专业为工艺化学。他舍弃文学选择化学，目的很单纯：在反清革命事业中，他所学的专业能够派上大用场。马君武的心情相当急切，暑假期间，他就向一些激进的留日学生传授炸药制造术，为狙击和刺杀清廷权贵做好前期准备。1918年夏，他还担任广州石井兵工厂总工程师，亲手研制出新型炸药，化学本行一点也没丢。
1906年，马君武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返回上海，出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以中国公学教职（总教习兼理化教授）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敢言敢行，很快就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警觉，一度遭到指名通缉，幸得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之缓颊，两广学务处提调高凤歧为之出力，以广西公费资遣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攻习冶金，四年后，获得该校工学士学位。1911年11月，马君武回国襄赞革命事业。1913年冬，马君武应邀赴德国深造，一度入柏林农科大学读书，又在波鸿化学工场任工程师。“予自（民国）二年以来，作工于德国工场，以余暇著书，每至夜深始罢。以为输进真实之科学于祖国，为予现在之惟一义务。”“当时之勤苦，德国友人每赞异之。予则以为亡命异域，所以报国者，在输进西欧文明。”马君武在德国编译了《矿物学》《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德华字典》等工具书，历年以来，还翻译了多部世界学术名著，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密尔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卢梭的《民约论》。其中，《自由原理》最得译界好评，梁启超誉之为“继《天演论》之后中国之第二善译本”。马君武觉得，为国家体面之故，固然不可没有这些名著的译本，其宏愿则是“以此震荡国人之脑气”，以开启民智为己任。1915年，马君武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当年，翻译界的头号快枪手非马君武莫属，别人翻译外国诗歌，抓耳挠腮，不得要领，而他左手挟烟，右手执笔，顷刻即可完工，格律之谨严，体式之稳称，才思之敏捷，笔调之娴熟，令人拍案叫绝。他将法国文豪雨果题赠情人的诗作《阿黛尔遗札》翻译成七律，堪称无缝对接，诵之荡气回肠，令人不能自已，试看其译笔：“此是当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将老，青史青山事总虚。两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乐土知何在？人世苍黄一梦如。”马君武稍有余暇则笔不停挥，每天翻译以三千字为率，日久功多，共出版译著二十余种。 马君武精通日、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文字，涉足的专业领域相当广泛，文、史、哲、理、工、农，他拆除了六者之间高大坚厚的隔墙，使之门户畅通。马君武的弟子朱经农感慨道：“凡是校内功课，没有一门他不能教。”
狂热态：好斗的政治家
据郑逸梅的《南社丛谈》记述，马君武好下围棋，而且好下“革命棋”，不长考，不细虑，落子如飞，猛冲猛打。他与南社诗人程善之对弈，两人皆喜欢悔棋，有时竟将枰间所下之棋子悉数悔完，传为趣谈。围棋高手徐润周观棋后有感，化用王安石诗意，调侃道：“余兴枰边两社翁，考工革命未全融。随缘胜败随缘悔，细事真情识见通。”赞中有弹，令人解颐。
1901年，马君武想到日本留学，求助于一位姓刘的县长，后者资助他四十元旅费。于是马君武先抵香港，剪掉辫子，添置了一套薄西装，然后坐三等舱赴日本横滨。时值凛冬，他背个空行囊，直冻得牙齿打架，好不容易找到熟人、大同学校教师汤觉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汤觉顿介绍马君武去见大师兄梁启超，想在其译书公司做事，但由于经营不善，译书公司已经倒闭。然后汤觉顿又介绍马君武认识了热爱中国文化、赞成中国革命的宫崎兄弟，从而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马君武主动拜访孙中山，披沥所见，深蒙器许，其观感是：“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孙中山喜欢阅读战史和哲学，看过的名著，大部分都随手赠送给志趣相投的友人，马君武就有幸获赠过不少图书，将它们运回国内，珍藏在上海，可惜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书籍后来悉数毁于兵燹。孙中山念及马君武初到东瀛，人地生疏，生计拮据，特意介绍他去东京与秦力山合住。当时同盟会尚未成立，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游扬翊赞，完全出于至诚。迨中国同盟会初具雏形，他积极参与章程的草拟工作。1905年8月下旬，马君武被推举为同盟会秘书长、广西主盟和《民报》主笔。
辛亥武昌首义，马君武受命赴鄂，与各省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那时，马君武年方而立，血气方刚，碰上数千载一遇的历史转折关头，整个人都意气风发。1932年，他在《自述》中讲道：忆起二十一年前的我，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代表广西到炮火下的武昌，起草政府组织大纲。又回到南京出席，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别人欠理的提案，一语打消。开了会，又到上海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职。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中华民国万岁’，喊得嗓子都破了。但是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年轻就是本钱，能有幸成为共和国的首批公民，年轻就更是幸运。
民国初肇，革命党领袖的避战心理占据了上风，他们忌惮袁世凯所掌握的强大武力，迷信其旋转乾坤的霸才，甘愿将政权拱手相让，将共和幼婴的摇篮由南京转移到北京。孙中山自觉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和经验上，袁世凯比他强出许多，他乐意去办理自己最感兴趣的铁路交通，以消除南北纷争，促进社会进步。当时，汪精卫的言论最具冲击力和代表性，他说：中山先生应该离开南京，将政权交出。如果不是这样，是谓恋栈，直是无耻！”胡汉民也说让位是不要紧的。唯有实业部次长马君武认为袁世凯心怀叵测，是厚貌深衷的乱世奸雄，其生平劣迹昭彰，偾外交，卖同党，谄附醇亲王，摧残革命者，实为奴隶性最深而富贵心最热之人。革命党领袖今日避战，将来终有一战，只怕到了那时，形势于我方更为不利，他的這个预言真是太准确了。无奈孙中山去意已决。孙中山卸职后，以兴办铁路为职志，马君武也不愿北上附袁，就干脆做了孙中山旗下的铁路公司秘书长。
马君武斗性强，火气大，撩不得，激不得，一撩一激，轻则不欢而散，重则头破血流。有一次，马君武在南社聚会中与苏曼殊斗诗，马君武落于下风，一时恼羞成怒，站起来就要弄死“兵火头陀”，幸亏大家劝住了。马君武骂过大师兄梁启超是“妄人”，他与宋教仁交谊甚笃，也有过肢体冲突。民国之初，在南京开会，各抒己见，宋教仁当众夸赞袁世凯，出语偶有不合，为此细故，马君武暴跳如雷，掌掴好友，伤及一目。宋教仁固知马君武是个狠角色，遂避其锋芒，未与计较。事后，马君武冷静下来，愧悔交加，主动去医院向宋教仁赔罪，两人仍复握手如故。
1916年，国会复活，马君武以参议员身份出席，政府提议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国民党强烈反对，马君武在会场中大声疾呼，态度尤为激烈。在宪法审议会休息室阶下，马君武挥杖怒击赞成参战的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当场将其殴伤。尽管此举犯了众怒，但他毫不气馁，毫不示弱。
国民党元老居正撰文称赞马君武：“生平去恶，如农夫之去草，尝一怒而恶人敛迹。秉刚守正，不附不阿，其忠勇有如此者。”这段话字字可信。马君武固然是大诗文家、大翻译家，但从本质而言，他是个彪悍的广西佬，一言不合就开打。倘若给民国知识分子弄个好勇斗狠排行榜，马君武绝对名列前茅。
1921年7月，马君武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此前的各省省长，多为官僚和军人，甚至连接受招安的绿林盗魁都有机会染指分羹。马君武是在西洋得过工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当省长，可谓是中国现代政坛上破天荒第一人，创下了新纪元。
马省长果然有个性，有特点，他对人说：“余作省长，有权在握，则何事不可为？昔人谓‘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今作省长，财政不愁无办法，政治和地方建设，亦可望卓然有成！”他拟定治桂的大政方针，要点是六个字——“要致富，先修路”，将公路建设放在首位，第二步才是全省实业总动员。莅任之始，他责令财政厅牵头筹集修筑公路的专款，财政厅长以战后民穷财尽、无款可筹为由，挂印而去，马君武为之怒狂。但修筑公路是马君武的心愿，也是他的心魔，即便军阀刘震寰多方阻遏，也拦不住这匹“癫马”。有一次，刘震寰向马君武索取军饷一百万元，还说：“不给钱，地方安全难以保障，真要是敌军杀过来，你们文官可别抱怨爹妈生的腿短！”对于此种难堪，马君武夷然处之。在军政会议上，刘震寰报告须以军饷为急，馬君武却大唱反调，报告要以筑路为先。刘震寰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就不怕打起仗来，地方糜烂？”马君武从容作答：“余虽书生，但向来不畏战争；何况战争在中国，已属司空见惯，若云战争即不筑路，则百政皆可停滞矣。更须知者，战争为军官之责任，而筑路亦为文官之责任也！”嗣后，敌军入侵，马省长仍拨付经费去宾阳修路。刘震寰急得六神无主，致电大元帅孙中山：“癫马发癫，兵临城下，款移筑路，亡在旦夕！”从此，癫马”一名遂成马君武的专利。 马君武最受人诟病的是，好以外国政治方略治理粤西，胶柱鼓瑟，不得要领，粤西官场还给他取了个“神经省长”的绰号。马君武是单纯的书生，明显缺乏官场阅历和灵活手腕，但他服务桑梓的信念甚是坚牢，刷新粤西政治局面，变革更张过于偏激，乱世民不聊生，官不聊生，谁会把修筑公路看得比身家性命更要紧？结果可想而知。
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马君武主持广西省政务，通共不过八个月。马君武想改变时弊，但他的同志太少，就好比演戏没有合适的配角，众人离心离德，老想着拆台散伙。有些官员当面答应要振作精神建设广西，转过背去就是拉帮结派，舞弊贪污。对此情形，马君武感叹道：“这真的无异于举起手发誓，双脚便在地上画‘不’字。”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叶举炮轰总统府，将孙中山逐出广东。从此以后，马君武对时局日益失望，多年不再过问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急剧上升，马君武又开始关心政治，他多次通电詈骂张学良、汪精卫和蒋介石，对于汪、蒋两位党政军头目更是毫不客气。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仓皇迁都洛阳，马君武通电痛斥道：国事败坏至此……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对内狰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1940年，汪精卫接受日本军人内阁的扶植，在沦陷区南京建立傀儡政权。马君武憎恶汪精卫认仇作父的丑陋表演，赋诗予以讽刺：“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仍旧是铮铮铁骨的爱国者，另一位则堕落为摇尾乞怜的卖国贼。
陶醉态：十足的多情种子
二十岁刚出头时，马君武追求过广东的著名女医师张竹君，却无疾而终。张竹君志不在小，她不仅创办医院，还“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创办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她将《岭海报》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与胡汉民、謝英伯结盟，周旋于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游刃有余。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城中报界及新闻界进步人士皆为之倾倒。
张竹君张扬个性，男人踞坐四抬敞篷椅轿，她也踞坐，还在轿上看洋书，不怕别人骂她为“招摇过市的男人婆”。张竹君做过一件大事，1911年秋武昌起义期间，黄兴要去武汉密晤黎元洪，商讨军事方略，途中为了避开各路奸细的耳目，掩护工作就交由张竹君负责，她将黄兴化装为医生的助手，与她领导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同乘江轮，履险如夷，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述了张竹君与马君武的交集：有马君武者，桂林人，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1901年至1902年）事也。”冯自由的记述与事实略有出入，马君武附赠张竹君的七绝共计两首，第一首诗中有“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的表白，已把自家心思和盘托出。那时候，可惜他还只是无名小卒，虽与张竹君有相识之缘，却并不匹配。
马君武一生最爱的女人是彭文蟾。民国初年，彭氏树艳帜于羊城，赋诗颇有捷才。大约在1918年，马君武慕名寻访，一见倾心。翌年，马君武译完一部西洋巨著，获得稿酬二千元，便和盘托出，为彭文蟾赎身脱籍，纳为簉室，两人从此鳒鳒蝶蝶，恩爱无比。1921年7月，马君武任广西省长，携彭文蟾履新。可惜好景不长，仅过九个月，广西内乱，马君武率领卫队乘轮船撤离省垣，拟将省府迁往梧州。途经贵县时，遭遇李宗仁部属李可栋、俞作柏部袭击，彭文蟾护夫心切，被流弹击中，不幸遇难。马君武被拘禁于县署三日，获李宗仁开释，只身前往梧州，一个月后，即通电辞去省长职务。十年后，马君武重掌广西大学校政，因公干复经贵县彭文蟾遇难处，抚今思昔，潸然泪下，于是停车谒墓，即兴赋诗一首：“蓦地枪声四面来，一朝玉骨委尘埃。十年始洒坟前泪，万事无如死别哀。海不能填唯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雄心渐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汝埋。”凭吊之时，老马哥热泪频挥，一痛几绝，身边众人深受感染，莫不黯然神伤。
非常态：敢唱反调的大学校长
马君武创办过中国公学，主掌过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广西大学的校政，可以说，他不在官场的时候，就在大学校园，办学的时间比从政的时间更长。
1927年，马君武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创办广西大学。“最后在梧州创立广西大学。一木一石，一瓦一椽，一几一席，悉心擘划，手胼足胝，虽在疾中，未尝少息。又尝兼任梧州硫酸厂厂长，改良出品，比德国产品更好。还曾办过农场。人皆笑先生，不但为工程师、工学博士、大学校长，直是一杂碎工头、劳动苦力。先生亦笑而颔之。”居正如是说。
广西大学校址选定在梧州桂江对岸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教授亦可溯江而直达”。上任头一天，马君武告诉全体师生：“我向来不找事做，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我也不辞，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人人应该尽力救国。我休息了三年，精神业已恢复，不妨再来主西（主持广西大学）。”1928年，马君武对外表态：“但愿西大学生读七年（预科三年，本科四年）后，在我手里拿文凭。尽一己能力把西大弄成一个雏形，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一间著名的大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弄得好的。”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办学经费奇绌，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1929年，广西大学校务宣告暂时停顿。
1931年，马君武返回桂林，重掌广西大学校政。有一次，教育部派来督学某公视察广西大学，此公不知天高地厚，将党国元老马君武视为过气人物，缺乏应有的尊重。他训话时，强调学生要注意衣着、仪容、礼貌，不可不顾体面，听其弦外之音，颇有讥讽马校长不修边幅的意思。马君武见过大世面、大场面，岂肯在莘莘学子面前囫囵吞下这颗窝心枣？随后他登台致辞，针锋相对：“有些留学生，专门在外国学打扮，装门面，学跳舞，讲交际，而不讲求实学和救国之道。拿一个学位回来，腹内仍然一空如洗……”这位督学曾经留洋，恰恰就是那种“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他当众挨骂，又尴尬又难堪，脸皮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935年，胡适南下，前往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应广州中山大学邀约，打算顺便作一个星期的学术讲演。其时，南天王陈济棠主粤，极力提倡学生读经，胡适撰文不表赞同，两人因此结下梁子。读经派不乐意看见胡适踩着南天王的地皮大唱对台戏，于是怂恿陈济棠出面阻挠。胡适受困于羊城，讲演搁浅，僵局难破。所幸广西军政大佬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皆具开放心态，立即派专机将胡适接至桂林，观景散心。胡适早年就读上海公学，马君武与他有师生之谊，得悉胡适在羊城被陈济棠和读经派欺负，心下为之抱不平，也不怕触犯南天王的忌讳，决定将胡适的讲演安排在广西大学进行，遂使广西各界人士领受了一次“自由民主之学术思想”的熏陶和洗礼，桂系的开明作风至此又上升几级台阶，马君武功不可没。
當年，中国教育界有个“北蔡南马”的说法，北方蔡元培，南方马君武，俨然双峰并峙。马君武主持广西大学，同样赞成学术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学生很欢迎，像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等一班思想激进的教师也都在广西大学如鱼得水。1939年，广西大学改为国立，此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开始伸出长手干预校政，千家驹等人被迫辞职。学生误以为马君武与陈立夫沆瀣一气，打压进步人士，遂对他产生反感，险些酿成学潮。后来，大家弄清了真相，重庆方面给校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马君武卧病在床，徒唤奈何。翌年8月初，他就因病辞世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