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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不是用来说的，可“说音乐”却是爱乐人乐此不疲的享受。这些年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乐聊，来自以《孩子王》《棋王》《树王》著称文坛的阿城老师。作为酷爱古典音乐的“发烧作家”，阿城在其工作室打造了一间专业级别的影音视听室。他经常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用一句“音乐是种生活方式”定位，将音乐欣赏讨论导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生生让我这个自认为对西方古典音乐略晓一二的爱乐人醍醐灌顶。
西方的室内乐就是中国的“堂会”
室内乐是西方重要的生活方式。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朋友聚会，夹着几把琴来了，一起合几段；或者说听堂会，叫一个名角儿唱上几嗓子，也可以来两三个折子。
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唱片，这种唱片应该叫“堂会”唱片。
一般来说，有教养的人总是受过音乐教育或者乐器训练的，聚在一起的理由常常是为了合奏一个东西，尤其是贵族和高级僧侣。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就为这些“堂会”创作了很多室内乐作品。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如K.13、K.20的，钢琴部分的技巧就是初学者水平，应该是某贵族金主买给自己孩子的生日礼物吧。我们这样去听，倒能听出喜欢来。
在贝多芬的的三重奏、四重奏，甚至钢琴五重奏中，有时你会听到其中某一种乐器的演奏技巧非常简单，就是到它那儿了“咣咣”来两下。这个声部的演奏者一定是个贵族初学者，你给他写复杂了他倒不过来。“乐圣”的本事也恰巧在这里——我让你倒那两下听起来效果真好。我作这个曲子不是为了羞辱你，反而让你加进这两下真给劲儿，真到位，让别人觉得演出是成功的！
肖邦的曲子有强烈的“沙龙感”
听听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真是好。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没有结婚，侄子又老惹麻烦，非常痛苦。很多人回忆贝多芬时说，这个人病很重，但是不吃药，医生给他药常常被他拒绝。为什么？他会因为疼而High。疼到一定时候，反而乐如泉涌，最后竟然形成这样的创作规律。
因此，从他的晚期四重奏里，你甚至可以“听”到那种生理疼痛。非常微妙的长轻音让你感觉作曲者疼得不敢挪动，但是“疼”得非常有质量。接下来的愤怒你同样可以从音乐中感觉到。
这就好比现代的流行歌曲或者摇滚音乐，我们是靠歌词说出来的，贝多芬不作词，就是活生生地用音乐性来表现。很多听古典音乐的人都被专家学者吓住了，不敢去听，觉得不可能听懂。放心，坐下来，听一个叫贝多芬的老外跟你掏心窝子说说心里的事，这些心事你也有。
肖邦的曲子有强烈的“沙龙感”。
“沙龙感”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睛闪闪发光。
肖邦是肺病晚期，一到下午三四点就开始低烧。一低烧，眼压就升高，眼睛就绷得倍儿亮。在蜡烛光下，那眼神跟钉子一样，被盯的那个贵夫人心里就一阵狂跳。
这种演奏就像生活暗号一样，演奏者弹着弹着会看某个人一眼。那意思说，这是给你的。
肖邦的乐曲，里面有暧昧的关系。然后在沙龙里面传为美谈，传为笑谈，传为某某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连续听二十多个小时的歌剧是“找死”
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我们的《群英会》《失空斩》。这就是过大节呢，连着演，你要去听，那剧场一定要提供从食品开始的各种服务。只有在这样的服务中，你才能把《失空斩》全部都听下来。听一出，然后回家该抱孩子抱孩子，该办事办事，办完了回来，如果能还赶上最后的《斩马谡》就再听一耳朵。
听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你不把饭吃好，不来点牛肉，弄点奶酪，真坚持不下来，到最后你会觉得音感都糊涂了。那是生活方式造成的，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你连续听二十多个小时的歌剧，这不是找死吗？不是毁坏自己的听觉吗？这样的歌剧，我看还是听唱片，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想暂停的时候，只管按遥控器！
生活方式改变了剧场效果
在音乐史上，除了和声、调性的发展变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
《莫扎特传》那部电影中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多传达了一些。莫扎特这样的人，在写伟大的音乐之余，还会干些什么？去下等剧院。剧场最下面那层有稍微富裕一点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等等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要什么样的歌剧？《魔笛》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还要讲剧场效果，上面唱一句，下面就能跟。不像我们现在听音乐会，鸦雀无声，手机都得关了，那就完了，没有剧场效果了。我们现在的剧场效果是演变过来的，把音乐欣赏专门化，变成一种教养了。
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小丑或者一些角色为什么常讲黄段子？因为有剧场效果！
《哈姆雷特》里面那句著名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人生哲学呀！我是活下去还是死？上面话音未落，底下马上雷鸣般地喊起来：“死——！”恶搞！现在不是了，全场静悄悄的，听着台上深邃的哲学对话，心里感慨：深刻，太深刻了！
那是因为生活方式变了。
伦敦恢复了当年的玫瑰剧场。清理的时候，发现堆积下来的瓜子皮竟然有两英尺厚。这就是当年看戏留下的“痕迹”。手机不让响？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有楼座、专座呢？就是把真喜欢戏剧的贵族与下层隔开。下层的座位要么是长条凳，要么就是站着。还有约架约到那儿的：“《王子复仇记》，下午五点那场，谁不去谁是孙子！”
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感觉就消失了。我不是古代欧洲人，怎么敢胡说？这些是他们的学者专家考证研究出来的。我一看，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戏院子的情况，就是这样，才过去不到五十年。
几个小时在侃聊中飞逝。临别前，阿城老师领我走进他刚竣工的听音室。
四壁、天花板上的吸音材料装饰，高品质丹麦音箱、专业扩音器以及长木案上小山一般的黑胶唱片，构成极为讲究的赏乐空间。
待我在屋子中心的沙发上坐定，阿城老师将一张马勒的交响曲唱片轻轻放入CD机，关掉大灯，点亮了音响前那盏光线微弱的小灯。
黑暗中，音乐如潮似涌，马勒来了……
西方的室内乐就是中国的“堂会”
室内乐是西方重要的生活方式。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朋友聚会，夹着几把琴来了，一起合几段；或者说听堂会，叫一个名角儿唱上几嗓子，也可以来两三个折子。
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唱片，这种唱片应该叫“堂会”唱片。
一般来说，有教养的人总是受过音乐教育或者乐器训练的，聚在一起的理由常常是为了合奏一个东西，尤其是贵族和高级僧侣。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就为这些“堂会”创作了很多室内乐作品。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如K.13、K.20的，钢琴部分的技巧就是初学者水平，应该是某贵族金主买给自己孩子的生日礼物吧。我们这样去听，倒能听出喜欢来。
在贝多芬的的三重奏、四重奏，甚至钢琴五重奏中，有时你会听到其中某一种乐器的演奏技巧非常简单，就是到它那儿了“咣咣”来两下。这个声部的演奏者一定是个贵族初学者，你给他写复杂了他倒不过来。“乐圣”的本事也恰巧在这里——我让你倒那两下听起来效果真好。我作这个曲子不是为了羞辱你，反而让你加进这两下真给劲儿，真到位，让别人觉得演出是成功的！
肖邦的曲子有强烈的“沙龙感”
听听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真是好。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没有结婚，侄子又老惹麻烦，非常痛苦。很多人回忆贝多芬时说，这个人病很重，但是不吃药，医生给他药常常被他拒绝。为什么？他会因为疼而High。疼到一定时候，反而乐如泉涌，最后竟然形成这样的创作规律。
因此，从他的晚期四重奏里，你甚至可以“听”到那种生理疼痛。非常微妙的长轻音让你感觉作曲者疼得不敢挪动，但是“疼”得非常有质量。接下来的愤怒你同样可以从音乐中感觉到。
这就好比现代的流行歌曲或者摇滚音乐，我们是靠歌词说出来的，贝多芬不作词，就是活生生地用音乐性来表现。很多听古典音乐的人都被专家学者吓住了，不敢去听，觉得不可能听懂。放心，坐下来，听一个叫贝多芬的老外跟你掏心窝子说说心里的事，这些心事你也有。
肖邦的曲子有强烈的“沙龙感”。
“沙龙感”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睛闪闪发光。
肖邦是肺病晚期，一到下午三四点就开始低烧。一低烧，眼压就升高，眼睛就绷得倍儿亮。在蜡烛光下，那眼神跟钉子一样，被盯的那个贵夫人心里就一阵狂跳。
这种演奏就像生活暗号一样，演奏者弹着弹着会看某个人一眼。那意思说，这是给你的。
肖邦的乐曲，里面有暧昧的关系。然后在沙龙里面传为美谈，传为笑谈，传为某某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连续听二十多个小时的歌剧是“找死”
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我们的《群英会》《失空斩》。这就是过大节呢，连着演，你要去听，那剧场一定要提供从食品开始的各种服务。只有在这样的服务中，你才能把《失空斩》全部都听下来。听一出，然后回家该抱孩子抱孩子，该办事办事，办完了回来，如果能还赶上最后的《斩马谡》就再听一耳朵。
听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你不把饭吃好，不来点牛肉，弄点奶酪，真坚持不下来，到最后你会觉得音感都糊涂了。那是生活方式造成的，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你连续听二十多个小时的歌剧，这不是找死吗？不是毁坏自己的听觉吗？这样的歌剧，我看还是听唱片，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想暂停的时候，只管按遥控器！
生活方式改变了剧场效果
在音乐史上，除了和声、调性的发展变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
《莫扎特传》那部电影中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多传达了一些。莫扎特这样的人，在写伟大的音乐之余，还会干些什么？去下等剧院。剧场最下面那层有稍微富裕一点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等等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要什么样的歌剧？《魔笛》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还要讲剧场效果，上面唱一句，下面就能跟。不像我们现在听音乐会，鸦雀无声，手机都得关了，那就完了，没有剧场效果了。我们现在的剧场效果是演变过来的，把音乐欣赏专门化，变成一种教养了。
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小丑或者一些角色为什么常讲黄段子？因为有剧场效果！
《哈姆雷特》里面那句著名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人生哲学呀！我是活下去还是死？上面话音未落，底下马上雷鸣般地喊起来：“死——！”恶搞！现在不是了，全场静悄悄的，听着台上深邃的哲学对话，心里感慨：深刻，太深刻了！
那是因为生活方式变了。
伦敦恢复了当年的玫瑰剧场。清理的时候，发现堆积下来的瓜子皮竟然有两英尺厚。这就是当年看戏留下的“痕迹”。手机不让响？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有楼座、专座呢？就是把真喜欢戏剧的贵族与下层隔开。下层的座位要么是长条凳，要么就是站着。还有约架约到那儿的：“《王子复仇记》，下午五点那场，谁不去谁是孙子！”
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感觉就消失了。我不是古代欧洲人，怎么敢胡说？这些是他们的学者专家考证研究出来的。我一看，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戏院子的情况，就是这样，才过去不到五十年。
几个小时在侃聊中飞逝。临别前，阿城老师领我走进他刚竣工的听音室。
四壁、天花板上的吸音材料装饰，高品质丹麦音箱、专业扩音器以及长木案上小山一般的黑胶唱片，构成极为讲究的赏乐空间。
待我在屋子中心的沙发上坐定，阿城老师将一张马勒的交响曲唱片轻轻放入CD机，关掉大灯，点亮了音响前那盏光线微弱的小灯。
黑暗中，音乐如潮似涌，马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