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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我参加“时尚先生”盛典，获得了年度艺人奖。当时我在台上说，希望下一次拿公益方面的奖。相比于明星的娱乐价值，我更希望自己体现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
作为艺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作为演员，很快地获得了名誉和金钱，那么，就该做些回报社会的事。我感激老天赏了我一碗饭吃，让我赚到很多钱，也很自然地希望用这些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要说社会救助，最初影响我的还是身边人。我母亲就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我很小时她就告诉我，多帮助别人就会快乐。进入演艺圈后，经纪公司的同事也鼓励我工作之外多做事情去帮助他人。慢慢地，我开始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担任一些项目或组织机构的慈善大使，为汶川大地震等各种突发事件捐款。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娱乐圈里具有的明星价值转换成了社会价值，这让我很愉快。
也有很多人问我，艺人做慈善、做公益会不会被认为是作秀，我觉得帮助他人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就不怕人知道，就算是作秀又何妨。我是个演员，人们通过关注我，开始关注我参加的一些活动，进一步关注到公益和慈善活动，没什么不好，我很高兴自己能发挥好媒介和桥梁的作用。当然，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一些社会救助和慈善组织，运营上确实存在不足，导致真假慈善、善款不透明等负面消息不断出现。这给了我们教训，但不会影响我做慈善的态度。
随着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想做的、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个理想的社会救助模式，除了为需要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要提供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实际上，不只是被救助的人需要，我们自身也需要。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社会转型中，人们每天要面对各种诱惑，但内心的承受力远不够强大。我们是浮躁的，面对许多社会现象，好的坏的，我们应接不暇；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有时会犹豫，不知所措，有时甚至会冷漠，这其实都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2010年，我有了策划“行走的力量”这个活动的想法。我自己信佛，希望通过这个行走活动，让大家跟自己的心灵对话，让自己先强大起来，再去发挥作用，帮助别人。行走，并不是简单的徒步，有很多东西蕴含其中。像不久前的“行走西藏”活动，跟我同行的几个大学生都觉得这次活动跟他们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走到西藏的盲童学校，给孩子们带去了盲文书、盲文打字机、盲杖和日常用品，盲童们为我们唱起《你是我的眼》，在场许多人都哭了，那种心灵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又如在羊湖行走时，我们看到湖边有垃圾，就会沿路去捡，也算为环保做点事。在行走过程中，所有有利于别人的事情我们都去做，这可以激发大家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让自己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真实，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要说社会救助的将来，国家的相关机制肯定会更加完善，慈善和救助会有更好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慈善机构也会在财务和运营上更加公开透明，让民众更加信任。而我更多思考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能做什么。“行走的力量”开展了一年，这一年中，我更多地想帮大家树立一个自我心灵建设的概念。今后，环保、支教这些内容都会填充进来，人群也可以更广泛。这些事我希望儿子能看到，帮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小培养社会责任感，将来可以超越我。我希望每一代人都超越上一代人，这样，社会才会真正进步。
另外，我觉得，应该更多地宣传那些参与社会救助的普通人。我们捐出去的钱，可能只是自己全部财富的一小部分，而我看到更多的志愿者，他们自己也才20来岁，刚刚开始工作，领着普通的薪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财产，但他们真的愿意到那些贫困地区，到那些需要他们救助的人身边，陪他们聊天，送他们各种生活用品。他们是真正用自己的时间，花了自己的心血在做这些事。每次在现场，我都很惭愧，感觉自己算不了什么，也真心佩服他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救助才会找到真正的支撑。
“慈善”两个字，如果分开理解，就是要用慈悲的心去善良地帮助别人。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行善，感受到慈善和公益带给自己的快乐。
延伸阅读
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依照政策和法律规定，向那些因各种原因导致基本物质生活陷入困境、自己无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提供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传统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基本确立。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问题，当时的社会救助制度也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农村，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内容限于生活救助，形式基本上以现金发放和实物补助为主，而且以临时性救助为主。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在城镇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历了多年改革，社会救助对象已从原来的民政对象扩大到城镇全体贫困居民。
现行社会救助体系下，受助对象仍十分有限，水平偏低。业界普遍认为，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势在必行，重点应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以实物救助为基础，以服务救助、发展救助为重要内容的公正、全面、高效的体系。当前，最主要的是完善社会救助立法，同时实现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作为艺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作为演员，很快地获得了名誉和金钱，那么，就该做些回报社会的事。我感激老天赏了我一碗饭吃，让我赚到很多钱，也很自然地希望用这些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要说社会救助，最初影响我的还是身边人。我母亲就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我很小时她就告诉我，多帮助别人就会快乐。进入演艺圈后，经纪公司的同事也鼓励我工作之外多做事情去帮助他人。慢慢地，我开始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担任一些项目或组织机构的慈善大使，为汶川大地震等各种突发事件捐款。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娱乐圈里具有的明星价值转换成了社会价值，这让我很愉快。
也有很多人问我，艺人做慈善、做公益会不会被认为是作秀，我觉得帮助他人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就不怕人知道，就算是作秀又何妨。我是个演员，人们通过关注我，开始关注我参加的一些活动，进一步关注到公益和慈善活动，没什么不好，我很高兴自己能发挥好媒介和桥梁的作用。当然，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一些社会救助和慈善组织，运营上确实存在不足，导致真假慈善、善款不透明等负面消息不断出现。这给了我们教训，但不会影响我做慈善的态度。
随着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想做的、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个理想的社会救助模式，除了为需要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要提供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实际上，不只是被救助的人需要，我们自身也需要。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社会转型中，人们每天要面对各种诱惑，但内心的承受力远不够强大。我们是浮躁的，面对许多社会现象，好的坏的，我们应接不暇；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有时会犹豫，不知所措，有时甚至会冷漠，这其实都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2010年，我有了策划“行走的力量”这个活动的想法。我自己信佛，希望通过这个行走活动，让大家跟自己的心灵对话，让自己先强大起来，再去发挥作用，帮助别人。行走，并不是简单的徒步，有很多东西蕴含其中。像不久前的“行走西藏”活动，跟我同行的几个大学生都觉得这次活动跟他们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走到西藏的盲童学校，给孩子们带去了盲文书、盲文打字机、盲杖和日常用品，盲童们为我们唱起《你是我的眼》，在场许多人都哭了，那种心灵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又如在羊湖行走时，我们看到湖边有垃圾，就会沿路去捡，也算为环保做点事。在行走过程中，所有有利于别人的事情我们都去做，这可以激发大家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让自己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真实，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要说社会救助的将来，国家的相关机制肯定会更加完善，慈善和救助会有更好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慈善机构也会在财务和运营上更加公开透明，让民众更加信任。而我更多思考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能做什么。“行走的力量”开展了一年，这一年中，我更多地想帮大家树立一个自我心灵建设的概念。今后，环保、支教这些内容都会填充进来，人群也可以更广泛。这些事我希望儿子能看到，帮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小培养社会责任感，将来可以超越我。我希望每一代人都超越上一代人，这样，社会才会真正进步。
另外，我觉得，应该更多地宣传那些参与社会救助的普通人。我们捐出去的钱，可能只是自己全部财富的一小部分，而我看到更多的志愿者，他们自己也才20来岁，刚刚开始工作，领着普通的薪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财产，但他们真的愿意到那些贫困地区，到那些需要他们救助的人身边，陪他们聊天，送他们各种生活用品。他们是真正用自己的时间，花了自己的心血在做这些事。每次在现场，我都很惭愧，感觉自己算不了什么，也真心佩服他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救助才会找到真正的支撑。
“慈善”两个字，如果分开理解，就是要用慈悲的心去善良地帮助别人。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行善，感受到慈善和公益带给自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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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依照政策和法律规定，向那些因各种原因导致基本物质生活陷入困境、自己无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提供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传统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基本确立。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问题，当时的社会救助制度也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农村，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内容限于生活救助，形式基本上以现金发放和实物补助为主，而且以临时性救助为主。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在城镇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历了多年改革，社会救助对象已从原来的民政对象扩大到城镇全体贫困居民。
现行社会救助体系下，受助对象仍十分有限，水平偏低。业界普遍认为，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势在必行，重点应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以实物救助为基础，以服务救助、发展救助为重要内容的公正、全面、高效的体系。当前，最主要的是完善社会救助立法，同时实现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