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小传
　　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厉以宁先后出版50余部著作，代表作为《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股份制改革构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推行奋斗了整整18年。
　　1980年，为了应对2000多万城市待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会议期间厉以宁还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充分表达了他对尽快解放思想，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期望。
　　当时，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的初级实践（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但股份制一提出来，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 “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厉以宁积极参与论战，经常写了检讨再回去上课。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1986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文章中把厉以宁称为“股份先生”。消息传到国内，“厉股份”的绰号不胫而走。
　　在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论战和政策支持下，股份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中国改革又一次在理论结果之前摸着石头过河。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赠送给范尔霖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国轰轰烈烈，然而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混合所有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一，他对股份制的坚持，使得中国改革方向进入所有制改革阶段，释放了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力；其二，他推动了对股份制的认识进步，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促进了思想解放；其三，他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亿万股民，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是站在改革浪潮前沿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也照例充满争鸣和论战。除了股份制这个“中国改革的最重要发明”之外，厉以宁还有很多著名言论，如两套房理论、穷人仇富论以及靓女先嫁论等，导致他成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