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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东汉“清议”之风盛行以来，人物品评、识鉴的风气到三国魏晋时期便流行开来。《世说新语》中有“识鉴”“品藻”“赏誉”三门，都是关于人物的品评，本文以第九门“品藻”为内容，结合《晋书》及其他典籍中的记载，进行对照，探析《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客观性，并找出影响其客观性的因素，探索背后人的个性层面与文学发展层面的原因。
【关键词】 《世说新语》;人物品藻;客观性;文学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16-02
《世说新语》是反映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轶事的重要著作，其中“识鉴”“品藻”“赏誉”三门，都与当时的人物品评有关，评价语正负面兼有，人物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才能、文学素养、德行风骨等许多方面。通过“品藻”中八十八则故事与《晋书》中同一人物评价的对比，可以发现《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评并非全部客观，而影响人物品评客观性的因素，也可以分为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这种不客观的背后，同时也体现了从东汉至魏晋人物品评标准的变化，以及“魏晋风度”中人的个性觉醒与文学自觉的发展。
一、人物品藻的不客观表现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共有八十八则故事，涉及人物评价的很多方面，比如功业、德行、文学素养等，并不是每一则评价都与正史中的评价相同，这些与正史相悖的评价，暂定其为不客观的人物品评。如第三十四则：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裴頠是西晋著名的玄学家，他提出“崇有论”来反对王弼和何晏的“贵无论”，对当时玄学上兴起的虚浮旷达之风有一定的纠正作用，也间接影响了其后郭象玄学体系的建立。当时的御史中丞周弼评论裴頠：“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裴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晋书》中关于殷浩的记载则提到他：“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殷浩好《老》 《庄》，擅长口头辩论，《世说新语·文学》中对于殷浩的玄谈能力也大加赞赏，通过对比和侧面描写来衬托殷浩玄谈的出神入化，但就玄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来说，殷浩未必能勝过裴頠。西晋当时的清谈领袖乐广与裴頠清谈，想要用道理去说服他，裴頠“辞论广博”，而乐广则“笑而不言”，当时的人都说裴頠是“言谈之林薮”。这场辩论同样也出现在《晋书》中关于乐广的记载中，二人从彻夜畅谈后，“雅相钦挹”，即互相谦让敬佩，而关于殷浩的具体玄学成就，未见于史书记载。因此，上文所引的故事中殷浩对于二人比较的评价应该是不客观的。
再比如第六十六则说道：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立，然亦肤立。”
《晋书·列传》中对韩伯的记载是：“清和有理思，留心文艺。”他的舅舅殷浩也称赞他：“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东晋名士庾亮之子庾龢“名重当时”，以文谈著称于世，很少有他推重和佩服的人，但他经常赞美韩伯，敬佩他的思辨能力和为人公允。而蔡系对他的评价却不高，说他只是外表形象尚能树立，没有风骨可言，这与《晋书》中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可见，人物品评的客观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人物品藻的因素
（一）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相对动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的士人心态、文学、人物品评标准都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大方面，表现为人物审美上更加重视才能而非德行修养，曹操在建安十五年颁布了《求贤令》之后这种风气更盛;这种影响体现在小的方面，就表现为个体的人物评价的客观性，受到政治形势、政治立场的影响。如，“品藻”中的第八十八则：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桓玄执政之时，殷仲文是桓玄的亲信，深受重用，还顺势劝说野心勃勃的桓玄篡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互相利用，才使得桓玄对殷仲文大肆夸赞，根据《晋安帝纪》中的记载：“仲文有器貌才思”“少有才藻，美容貌”，但他对桓玄极尽阿谀奉承之事，自己的堂兄弟殷仲堪死于桓玄迫害，但他仍能毫不在意地替桓玄办事。桓玄的堂兄弟桓谦，史书载其“详正有器望”，虽然才名方面不及殷仲文，但为人方面却胜过殷仲文。桓玄对殷仲文的大力称赞，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而他对殷仲文这种有才无德之人的重用，也体现了东汉末以来人物品评标准的演变。
再看第四十一则：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当时，桓温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皇帝司马奕谨小慎微，桓温找不出废帝的理由，便污蔑皇帝有痿疾，三个孩子都是后妃与外人私通所生，以图废掉皇帝，夺取帝位。上面这则对话发生在司马奕尚未被废的时候，桓温不称赞敢于直谏的仁人箕子、比干，而是说自己宁愿成为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管仲，其妄图把持朝政的野心已经流露。从这则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东汉末之前的一些所谓“仁人”“忠臣”的人才评价规范，在魏晋时期已经受到了冲击，个人的才干和能力在人物品评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
（二）个人因素
随着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连绵，跟汉室王朝一起逐步走向崩溃的，还有一直被汉王朝奉为圭臬的儒家伦理体系，“同维护皇权统治相联系的汉代名教之治的诱育下培养出来的对纲常道德的讲求，不得不一时让位于智慧、力量的角逐。”人的个性从天命和神意中挣脱出来，表现到文学创作中去。同样，《世说新语》在记录当时名士言行的时候，也体现出了不同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人物的个性同样也影响了人物品藻的客观性，可以分为三个小部分，个人性情、个人识人能力的影响与评价主客体间亲疏关系的影响。 如第七则：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忧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刘孝标的注中提到：“乔字国彦，爽朗有远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贵识。并为后出之俊，为裴頠、乐广所重。”我们可以看一下《晋书》中对裴頠的评价：“弘雅有远识。”所以性格弘方的裴頠更看重“爽朗有远意”“有高韵”的杨乔;而“性冲约，有远识”的乐广，则更推崇“清平有贵识”的杨髦。裴頠更看重于高雅的气质，而乐广更喜欢高洁的精神操守，他们二人都是当时名士，但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对杨氏兄弟二人的优劣评价也略有不同。
再比如第五十则：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这则故事非常短，却生动勾勒出刘惔狂妄自大的形象，他将谢尚、许询比为颜回、子路，已经有高看二人的嫌疑，而言谈之间以圣人孔子自居，用弟子门人来与自己的同辈的人物相比较，更能看出其为人狂妄，不知自谦。而《晋书》中关于刘惔的记载也有“性简贵”，“高自标置”等词语，桓温询问他当世清谈第一流人物是谁，他倨傲地回答：“故在吾辈。”评价主体的性情不同，在人物品评上侧重的方面也会不同，而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将个人好恶带入人物品评之中，而不再僵硬地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做法，也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个性的觉醒，刘惔虽然狂妄，却不失率真，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体现。
除了性情，个人识鉴水平的高低，同样影响着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比如第十六则 ：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蘖。”
王导认为，周觊不如和峤出众。然而，结合史书记载，就能发现并非如此。周觊性格宽仁友爱，为人谦虚谨慎，时人将他比作乐广，他却认为这是“刻画无盐，唐突西施”;王敦举兵谋反之时，司空王导入朝请罪，请周觊代为求情，周觊暗中求情却不宣扬，王导不知真相反而对他怀恨在心。周觊为人清廉，素有声望，他死后王敦派人去家中抄查，仅找出几竹箱的旧棉絮，五瓮酒，数石米而已。反观和峤，固然“有盛名于世”，却为人贪财吝啬，“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二人的高下通过对比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而王导之赞美和峤而贬低周觊，可以看出他闭目塞听，没有识人之明。
再比如第四十七则：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这则故事很简单，王胡之与王濛分别夸自家的堂兄弟，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世说新语》之中亲疏关系影响人物品评客观性的典型例子，王羲之与王述的优劣，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但是从这两人简短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直率坦荡的一面。
三、小结
从《世说新语·品藻》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之间的人物品评概况：他们由单一的重德走向德才并举，甚至以才为先;他们并不掩饰自己在人物评价时的私心和偏袒;他们甚至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但这种率真，在严苛礼法拘束之下的汉儒身上，是找不到的，正如上文所说，天命神权的思想倒下了，人的意识才能够站起来，而正是这种改变，催生了令后世向往的魏晋风流。
参考文献：[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晋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崔念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藻的分析[J].青年文学家，2013，（13）：12.
[4]杨洋.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命审美意识[D].贵州大学，2018.
[5]梁恬.《世说新语》人物审美观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7.
[6]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旭莹，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关键词】 《世说新语》;人物品藻;客观性;文学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16-02
《世说新语》是反映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轶事的重要著作，其中“识鉴”“品藻”“赏誉”三门，都与当时的人物品评有关，评价语正负面兼有，人物评价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才能、文学素养、德行风骨等许多方面。通过“品藻”中八十八则故事与《晋书》中同一人物评价的对比，可以发现《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评并非全部客观，而影响人物品评客观性的因素，也可以分为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这种不客观的背后，同时也体现了从东汉至魏晋人物品评标准的变化，以及“魏晋风度”中人的个性觉醒与文学自觉的发展。
一、人物品藻的不客观表现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共有八十八则故事，涉及人物评价的很多方面，比如功业、德行、文学素养等，并不是每一则评价都与正史中的评价相同，这些与正史相悖的评价，暂定其为不客观的人物品评。如第三十四则：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裴頠是西晋著名的玄学家，他提出“崇有论”来反对王弼和何晏的“贵无论”，对当时玄学上兴起的虚浮旷达之风有一定的纠正作用，也间接影响了其后郭象玄学体系的建立。当时的御史中丞周弼评论裴頠：“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裴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晋书》中关于殷浩的记载则提到他：“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殷浩好《老》 《庄》，擅长口头辩论，《世说新语·文学》中对于殷浩的玄谈能力也大加赞赏，通过对比和侧面描写来衬托殷浩玄谈的出神入化，但就玄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来说，殷浩未必能勝过裴頠。西晋当时的清谈领袖乐广与裴頠清谈，想要用道理去说服他，裴頠“辞论广博”，而乐广则“笑而不言”，当时的人都说裴頠是“言谈之林薮”。这场辩论同样也出现在《晋书》中关于乐广的记载中，二人从彻夜畅谈后，“雅相钦挹”，即互相谦让敬佩，而关于殷浩的具体玄学成就，未见于史书记载。因此，上文所引的故事中殷浩对于二人比较的评价应该是不客观的。
再比如第六十六则说道：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立，然亦肤立。”
《晋书·列传》中对韩伯的记载是：“清和有理思，留心文艺。”他的舅舅殷浩也称赞他：“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东晋名士庾亮之子庾龢“名重当时”，以文谈著称于世，很少有他推重和佩服的人，但他经常赞美韩伯，敬佩他的思辨能力和为人公允。而蔡系对他的评价却不高，说他只是外表形象尚能树立，没有风骨可言，这与《晋书》中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可见，人物品评的客观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人物品藻的因素
（一）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相对动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的士人心态、文学、人物品评标准都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大方面，表现为人物审美上更加重视才能而非德行修养，曹操在建安十五年颁布了《求贤令》之后这种风气更盛;这种影响体现在小的方面，就表现为个体的人物评价的客观性，受到政治形势、政治立场的影响。如，“品藻”中的第八十八则：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桓玄执政之时，殷仲文是桓玄的亲信，深受重用，还顺势劝说野心勃勃的桓玄篡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互相利用，才使得桓玄对殷仲文大肆夸赞，根据《晋安帝纪》中的记载：“仲文有器貌才思”“少有才藻，美容貌”，但他对桓玄极尽阿谀奉承之事，自己的堂兄弟殷仲堪死于桓玄迫害，但他仍能毫不在意地替桓玄办事。桓玄的堂兄弟桓谦，史书载其“详正有器望”，虽然才名方面不及殷仲文，但为人方面却胜过殷仲文。桓玄对殷仲文的大力称赞，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而他对殷仲文这种有才无德之人的重用，也体现了东汉末以来人物品评标准的演变。
再看第四十一则：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当时，桓温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皇帝司马奕谨小慎微，桓温找不出废帝的理由，便污蔑皇帝有痿疾，三个孩子都是后妃与外人私通所生，以图废掉皇帝，夺取帝位。上面这则对话发生在司马奕尚未被废的时候，桓温不称赞敢于直谏的仁人箕子、比干，而是说自己宁愿成为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管仲，其妄图把持朝政的野心已经流露。从这则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东汉末之前的一些所谓“仁人”“忠臣”的人才评价规范，在魏晋时期已经受到了冲击，个人的才干和能力在人物品评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
（二）个人因素
随着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连绵，跟汉室王朝一起逐步走向崩溃的，还有一直被汉王朝奉为圭臬的儒家伦理体系，“同维护皇权统治相联系的汉代名教之治的诱育下培养出来的对纲常道德的讲求，不得不一时让位于智慧、力量的角逐。”人的个性从天命和神意中挣脱出来，表现到文学创作中去。同样，《世说新语》在记录当时名士言行的时候，也体现出了不同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人物的个性同样也影响了人物品藻的客观性，可以分为三个小部分，个人性情、个人识人能力的影响与评价主客体间亲疏关系的影响。 如第七则：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忧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刘孝标的注中提到：“乔字国彦，爽朗有远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贵识。并为后出之俊，为裴頠、乐广所重。”我们可以看一下《晋书》中对裴頠的评价：“弘雅有远识。”所以性格弘方的裴頠更看重“爽朗有远意”“有高韵”的杨乔;而“性冲约，有远识”的乐广，则更推崇“清平有贵识”的杨髦。裴頠更看重于高雅的气质，而乐广更喜欢高洁的精神操守，他们二人都是当时名士，但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对杨氏兄弟二人的优劣评价也略有不同。
再比如第五十则：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这则故事非常短，却生动勾勒出刘惔狂妄自大的形象，他将谢尚、许询比为颜回、子路，已经有高看二人的嫌疑，而言谈之间以圣人孔子自居，用弟子门人来与自己的同辈的人物相比较，更能看出其为人狂妄，不知自谦。而《晋书》中关于刘惔的记载也有“性简贵”，“高自标置”等词语，桓温询问他当世清谈第一流人物是谁，他倨傲地回答：“故在吾辈。”评价主体的性情不同，在人物品评上侧重的方面也会不同，而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将个人好恶带入人物品评之中，而不再僵硬地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做法，也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个性的觉醒，刘惔虽然狂妄，却不失率真，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体现。
除了性情，个人识鉴水平的高低，同样影响着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比如第十六则 ：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蘖。”
王导认为，周觊不如和峤出众。然而，结合史书记载，就能发现并非如此。周觊性格宽仁友爱，为人谦虚谨慎，时人将他比作乐广，他却认为这是“刻画无盐，唐突西施”;王敦举兵谋反之时，司空王导入朝请罪，请周觊代为求情，周觊暗中求情却不宣扬，王导不知真相反而对他怀恨在心。周觊为人清廉，素有声望，他死后王敦派人去家中抄查，仅找出几竹箱的旧棉絮，五瓮酒，数石米而已。反观和峤，固然“有盛名于世”，却为人贪财吝啬，“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二人的高下通过对比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而王导之赞美和峤而贬低周觊，可以看出他闭目塞听，没有识人之明。
再比如第四十七则：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这则故事很简单，王胡之与王濛分别夸自家的堂兄弟，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世说新语》之中亲疏关系影响人物品评客观性的典型例子，王羲之与王述的优劣，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但是从这两人简短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直率坦荡的一面。
三、小结
从《世说新语·品藻》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之间的人物品评概况：他们由单一的重德走向德才并举，甚至以才为先;他们并不掩饰自己在人物评价时的私心和偏袒;他们甚至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但这种率真，在严苛礼法拘束之下的汉儒身上，是找不到的，正如上文所说，天命神权的思想倒下了，人的意识才能够站起来，而正是这种改变，催生了令后世向往的魏晋风流。
参考文献：[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晋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崔念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藻的分析[J].青年文学家，2013，（13）：12.
[4]杨洋.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命审美意识[D].贵州大学，2018.
[5]梁恬.《世说新语》人物审美观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7.
[6]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旭莹，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