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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商务印书馆近代发展史，它的经营管理是不得不说的。从开办商务的夏瑞芳到“网罗群才”的张元济，到后来救商务于水火的王云五。每一个经营管理者对商务的贡献是巨大的。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人”，“钱”，“政”的问题，每一个方面都处理的非常完美。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管理经营内部关系劳资薪酬在商言商
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出版的重镇，曾经创造过近代出版的辉煌。它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双子星座，它也曾和英国的麦克米伦公司以及美国的麦克劳希尔公司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出版家。在现代出版业中，百年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具近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同时它也是中西近代以来思想的汇焦点。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是近代最大最重要的民营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大型近代企业的一个楷模，它的出版活动是近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商务印书馆1897年—1949年的发展史中的经营管理之道又是他成功以及拥有这样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所以研究这样一个内容对于现代出版企业尤其是现代民营出版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企业中，管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常常被人提及。管理学也在不断的实践发展中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出版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在出版业的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企业的楷模，在很多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现代企业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而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又在众多闪光点中最为闪耀。这里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主要是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近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它同政府的关系。概括起来，可以运用三个关键词即：“人”、“钱”和“政”。
“人”——商务印书馆的人员内部关系管理
内部关系，小而言之是一种人际关系，中而言之是一种群体关系，大而言之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一个企业经济的缩影，也是一个企业生机的体现，也是一个企业风气的写照，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反应。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是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所以内部关系的有效处理与商务印书馆取得成功有很大的关联。
1，员工间的内部关系。商务人员的进入多系亲缘地缘和学缘的作用，也就是亲戚朋友故旧的介绍。高梦旦和张元济就喜欢援引同乡，而介绍来的这些人又不遗余力的积极向出版社引见。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后，又由胡适推荐了不少留学生进来，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商务人员的三缘纽带，既有有力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好的一方面是它成为了一种粘合剂，强化了商务人的社会关系，起到了加强商务企业凝聚力的作用。如编辑部门中的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是苏州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不利的一面即局限了选取人的视野，又不能保证进入的人都是有用的。正是像张元济这样的领导者的网罗“群才”，突破了原有格局组成新的出版群体，促进了“商务人”的自我认同，市商务的发展更进一步走进了新文化的中心。
2，运行机制与部门关系。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建立编译所，逐渐形成了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三所平行的格局。而三所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事权不清、难以集中，缺乏调度的弊端。所以商务不得不进行体制革新，来理顺部门间的工作关系。1915年由陈叔通主持进行了机构体制的创新，这就形成了商务“三所一处”的工作格局,就是将原来的三所统筹起来，通过总务处建立起由总经理、经理和三所负责人参加的三所会议协商制度，来决定公司的大政方针乃至相关的具体事项。这种管理机构的调整和新领导体制的建立，使商务印书馆初具现代管理的雏形，对商务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到30年代王云五任总经理后又建立起总管理处，负责全馆行政工作，总经理主持，下设经理二人辅助，计有生产、营业、供应、主计、核审五部，以及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其中生产部掌管所有编译印刷事务及所有有关生产事务，下置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和各工厂。建立了各部门都对总经理负责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部门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业管理水平的体现，商务在企业发展中始终注意此点，也成为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3，领导层的矛盾与协调。在商务创业的早期，领导层中的一些创业元老与主要任务对于商务的经营等馆内事物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个是高凤池，一个是张元济，他们一个是被推为总经理拥有总经理头衔，一个是总经理之下的握有相当实权的经理。他们在经营方针以及在用人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在经营上，一派偏于守成，一派力主拓展。具体如张元济主张发展海外，建立香港分厂，高凤池持反对意见，以为不如把现有的厂办好就可；在用人上，一派主张用旧人，一派主张用新人。到20年代，张元济更借助外力实现了大量使用新人的主张，实现了对商务编译所用人的内部改革，吸收更多的新文化人士进入，商务开始了新一轮的拓展。商务领导曾长期处在一种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中。多数时间里是平衡的。这为商务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钱”——近代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和薪酬问题
商务是近代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又更多的带有股份合作制的某些特点，因为员工中许多人都有股权。商务员工最多是四五千人，劳工力量也是很大的。一方面，商务在近代企业中劳资关系是处理的好的，因为商务自认“夙抱劳资合作主义，尊重劳工之精神”，对员工较为照顾，加薪晋升的机会也较为公平。另一方面，广大员工由于官方形成了一种劳资关系。这种劳资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既然是劳资关系就不可能避免的存在剥削，又不能不是阶级关系的一种反映，劳资关系不能不带上阶级关系的痕迹，或者说打上阶级的烙印。30年代初期，王云五在商务推行科学管理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调和劳资关系。但是事与初衷有违，这反而激化了劳资关系。“一·二八”事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商务在复兴的过程中，商务同仁同仇敌忾，劳资关系趋于缓和。半年后复业，上午收缩战线，连编译所也取消了，人员也减少到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王云五代表资方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所有员工都要与馆方签订聘约，这就使资方在劳方关系中更为主动。王云五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了曾经是资方和管理者头痛的工潮和冗员问题，使商务走向了新的发展之路。
稿酬的出现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产物。它也成了出版者与作者之间利益的分配。商务主要有四种分配方式：一是版权买断的方式，二是版权抽成的方式，三是千字抽成的方式，四是按月给新的方式。像是在张元记日记中提到的，1919年，经由蔡元培之介，商务以200元之价购印刘半农的《中国文化通论》。值得说明的是第二点，版税抽成的弹性空间很大，主要依作者的名望及书稿易售与否而定。严复是中国最早抽版税的作者，然而到现在依然流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办法。商务在作者的薪酬问题上比其它的出版机构，要公正的多，也守合同，是有口皆碑的。萧干曾在商务出版过《书评研究》，据他回忆说，商务的版税能够追随你走遍世界，不论你到世界的那一个角落，都能将版税如期汇至你手中。只有具有严格要求的企业制度的出版业，才能做到这一点。
三、“政”——商务印书馆与政府的关系
作为近代民营出版业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浓缩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政府的变迁即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不管政局发展到哪一个时期，它都在积极的注意谋求政府的支持，以争取给自己的利益一个有力的生存发展的环境。
商务曾邀请政界人士出任商务的董事。伍廷芳和郑孝胥等要员都曾做过商务董事和董事会主席。有了这种关系，可为商务的业务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如“电各省采用商务之书籍”。另一个是通过股本关系包括股票赠予。1906年商务增资决议中说“现有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本馆生意，由于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拟酌留三万元股份任其附入”。三是向政界人士贈送商务出版的书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以后，张元济向最高当局分别致函赠书，一部送汪精卫，一部送蒋介石，还得到他的复函。四是接受政界人士亲属子女入馆就业。沈雁冰，成仿吾等都是这样进入商务的。这在现在看来是搞贪污腐败的。另外还有为军政要员解难办之事，和与政府人士的直接交往等方式拉近商务与政府的关系，是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商务提供一个相对平稳的出版环境。可能其中有些方式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但是其对待政府的态度在现在看来又是非常值得现代出版企业借鉴的。
“在商言商”的经营方针决定了商务与政府关系的总格局。“在商言商”是充满智慧的双关语，其内涵在于：一方面它作为举世闻名的商业机构是要做商业生意的，要以尽可能丰厚的盈利来回报各位股东，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商业身份民间身份，尽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可能减少麻烦，如前所述商务要尽可能避免将个人的政治见解带入商务的营业活动中。商务在自己艰难的发展历程中，找到了一种既非官方，也非站在政府之外与之对立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是煞费苦心的，也是这个大出版社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商务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只注重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也不只是一个只懂得传统编辑的社会单位。它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经营策略，也许这些具体的经营策略并不是每一条都可以拿来运用到现在出版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其中所折射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生存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利用的。一是顺应时代的“在商言商”，一是紧随时代的“变与不变”。商务总能以最好的状态审时度势，明确自己的目标，才得以“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回报读者，走向世界”。
参考书目： 1，李家驹博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与塑造》
2茅盾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的前后》 商务印书馆
3，萧乾著《我与商务》、《商务印书馆100年》 商务印书馆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管理经营内部关系劳资薪酬在商言商
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出版的重镇，曾经创造过近代出版的辉煌。它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双子星座，它也曾和英国的麦克米伦公司以及美国的麦克劳希尔公司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出版家。在现代出版业中，百年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具近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同时它也是中西近代以来思想的汇焦点。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是近代最大最重要的民营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大型近代企业的一个楷模，它的出版活动是近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商务印书馆1897年—1949年的发展史中的经营管理之道又是他成功以及拥有这样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所以研究这样一个内容对于现代出版企业尤其是现代民营出版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企业中，管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常常被人提及。管理学也在不断的实践发展中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出版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在出版业的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企业的楷模，在很多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现代企业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而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又在众多闪光点中最为闪耀。这里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主要是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近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它同政府的关系。概括起来，可以运用三个关键词即：“人”、“钱”和“政”。
“人”——商务印书馆的人员内部关系管理
内部关系，小而言之是一种人际关系，中而言之是一种群体关系，大而言之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一个企业经济的缩影，也是一个企业生机的体现，也是一个企业风气的写照，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反应。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是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所以内部关系的有效处理与商务印书馆取得成功有很大的关联。
1，员工间的内部关系。商务人员的进入多系亲缘地缘和学缘的作用，也就是亲戚朋友故旧的介绍。高梦旦和张元济就喜欢援引同乡，而介绍来的这些人又不遗余力的积极向出版社引见。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后，又由胡适推荐了不少留学生进来，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商务人员的三缘纽带，既有有力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好的一方面是它成为了一种粘合剂，强化了商务人的社会关系，起到了加强商务企业凝聚力的作用。如编辑部门中的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是苏州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不利的一面即局限了选取人的视野，又不能保证进入的人都是有用的。正是像张元济这样的领导者的网罗“群才”，突破了原有格局组成新的出版群体，促进了“商务人”的自我认同，市商务的发展更进一步走进了新文化的中心。
2，运行机制与部门关系。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建立编译所，逐渐形成了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三所平行的格局。而三所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事权不清、难以集中，缺乏调度的弊端。所以商务不得不进行体制革新，来理顺部门间的工作关系。1915年由陈叔通主持进行了机构体制的创新，这就形成了商务“三所一处”的工作格局,就是将原来的三所统筹起来，通过总务处建立起由总经理、经理和三所负责人参加的三所会议协商制度，来决定公司的大政方针乃至相关的具体事项。这种管理机构的调整和新领导体制的建立，使商务印书馆初具现代管理的雏形，对商务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到30年代王云五任总经理后又建立起总管理处，负责全馆行政工作，总经理主持，下设经理二人辅助，计有生产、营业、供应、主计、核审五部，以及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其中生产部掌管所有编译印刷事务及所有有关生产事务，下置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和各工厂。建立了各部门都对总经理负责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部门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业管理水平的体现，商务在企业发展中始终注意此点，也成为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3，领导层的矛盾与协调。在商务创业的早期，领导层中的一些创业元老与主要任务对于商务的经营等馆内事物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个是高凤池，一个是张元济，他们一个是被推为总经理拥有总经理头衔，一个是总经理之下的握有相当实权的经理。他们在经营方针以及在用人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在经营上，一派偏于守成，一派力主拓展。具体如张元济主张发展海外，建立香港分厂，高凤池持反对意见，以为不如把现有的厂办好就可；在用人上，一派主张用旧人，一派主张用新人。到20年代，张元济更借助外力实现了大量使用新人的主张，实现了对商务编译所用人的内部改革，吸收更多的新文化人士进入，商务开始了新一轮的拓展。商务领导曾长期处在一种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中。多数时间里是平衡的。这为商务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钱”——近代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和薪酬问题
商务是近代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又更多的带有股份合作制的某些特点，因为员工中许多人都有股权。商务员工最多是四五千人，劳工力量也是很大的。一方面，商务在近代企业中劳资关系是处理的好的，因为商务自认“夙抱劳资合作主义，尊重劳工之精神”，对员工较为照顾，加薪晋升的机会也较为公平。另一方面，广大员工由于官方形成了一种劳资关系。这种劳资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既然是劳资关系就不可能避免的存在剥削，又不能不是阶级关系的一种反映，劳资关系不能不带上阶级关系的痕迹，或者说打上阶级的烙印。30年代初期，王云五在商务推行科学管理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调和劳资关系。但是事与初衷有违，这反而激化了劳资关系。“一·二八”事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商务在复兴的过程中，商务同仁同仇敌忾，劳资关系趋于缓和。半年后复业，上午收缩战线，连编译所也取消了，人员也减少到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王云五代表资方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所有员工都要与馆方签订聘约，这就使资方在劳方关系中更为主动。王云五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了曾经是资方和管理者头痛的工潮和冗员问题，使商务走向了新的发展之路。
稿酬的出现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产物。它也成了出版者与作者之间利益的分配。商务主要有四种分配方式：一是版权买断的方式，二是版权抽成的方式，三是千字抽成的方式，四是按月给新的方式。像是在张元记日记中提到的，1919年，经由蔡元培之介，商务以200元之价购印刘半农的《中国文化通论》。值得说明的是第二点，版税抽成的弹性空间很大，主要依作者的名望及书稿易售与否而定。严复是中国最早抽版税的作者，然而到现在依然流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办法。商务在作者的薪酬问题上比其它的出版机构，要公正的多，也守合同，是有口皆碑的。萧干曾在商务出版过《书评研究》，据他回忆说，商务的版税能够追随你走遍世界，不论你到世界的那一个角落，都能将版税如期汇至你手中。只有具有严格要求的企业制度的出版业，才能做到这一点。
三、“政”——商务印书馆与政府的关系
作为近代民营出版业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浓缩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政府的变迁即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不管政局发展到哪一个时期，它都在积极的注意谋求政府的支持，以争取给自己的利益一个有力的生存发展的环境。
商务曾邀请政界人士出任商务的董事。伍廷芳和郑孝胥等要员都曾做过商务董事和董事会主席。有了这种关系，可为商务的业务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如“电各省采用商务之书籍”。另一个是通过股本关系包括股票赠予。1906年商务增资决议中说“现有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本馆生意，由于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拟酌留三万元股份任其附入”。三是向政界人士贈送商务出版的书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以后，张元济向最高当局分别致函赠书，一部送汪精卫，一部送蒋介石，还得到他的复函。四是接受政界人士亲属子女入馆就业。沈雁冰，成仿吾等都是这样进入商务的。这在现在看来是搞贪污腐败的。另外还有为军政要员解难办之事，和与政府人士的直接交往等方式拉近商务与政府的关系，是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商务提供一个相对平稳的出版环境。可能其中有些方式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但是其对待政府的态度在现在看来又是非常值得现代出版企业借鉴的。
“在商言商”的经营方针决定了商务与政府关系的总格局。“在商言商”是充满智慧的双关语，其内涵在于：一方面它作为举世闻名的商业机构是要做商业生意的，要以尽可能丰厚的盈利来回报各位股东，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商业身份民间身份，尽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可能减少麻烦，如前所述商务要尽可能避免将个人的政治见解带入商务的营业活动中。商务在自己艰难的发展历程中，找到了一种既非官方，也非站在政府之外与之对立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是煞费苦心的，也是这个大出版社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商务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只注重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也不只是一个只懂得传统编辑的社会单位。它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经营策略，也许这些具体的经营策略并不是每一条都可以拿来运用到现在出版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其中所折射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生存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利用的。一是顺应时代的“在商言商”，一是紧随时代的“变与不变”。商务总能以最好的状态审时度势，明确自己的目标，才得以“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回报读者，走向世界”。
参考书目： 1，李家驹博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与塑造》
2茅盾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的前后》 商务印书馆
3，萧乾著《我与商务》、《商务印书馆100年》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