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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2008年1月5日晚8点,崔健《时代的晚上》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
来听崔健演唱会的人,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衣冠楚楚,占据了工体的大部分席位。
当崔健唱到《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时,合唱的声音几乎掀开了工体的屋顶,那些中年人,在合唱中热泪盈眶。
一位被朋友强拉来看这场演唱会的香港记者,几乎被这群中年人的疯狂惊掉了下巴。“这种情景,应该发生在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啊。”
那群中年人,正是把他们在一二十岁时被唤醒的热情延续到了40多岁。
一无所有地登台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2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崔健说,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京开始出现零零散散的本土乐队,本来在专业乐队当小号手的崔健也变成其中的一员。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崔健比别人接触到了更多的摇滚,然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从最开始的扒带子,翻唱,慢慢地,崔健觉得也可以自己创作。
虽然那时,国外的摇滚已经开始传人中国,但这些舶来品,始终没能融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灵魂,崔健开始尝试着向外面发出一些属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声音。
在1985年,他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有王昆、李双江。虽然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
崔健依然参加各种比赛,他开始有了一点点名气。而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
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1986年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地点工体。那天晚上,崔健穿了一件大褂,两只裤腿挽得一只高一只低,背着一把破吉他走上了舞台。
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因为,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刚刚从狂乱中醒来的国人,来不及下海,还在讨论“夜生活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崔健,用他的一无所有点燃了、用他的鼓点惊醒了情绪满当当快要爆发出来的一代人。
10分钟后,歌曲结束,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的摇滚乐诞生了。
英雄主义式的歌唱
“英雄”!
谈起崔健的歌,多年的好友、著名演员、导演姜文只用了两个字。在崔健的很多演唱会中,都能看到姜文这位铁杆好友兼粉丝,出现在普通观众席上。他说,崔健的歌曲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是无以言表的。而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姜文每次看崔健的演唱会,都会自掏腰包买门票。
“第一次听他的歌,傻了,怎么有人能这么唱歌!”《体育画报》主编侯飞,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崔健唱歌的震撼。他说,那种内心的战栗,没有理论依据,只是单纯地觉得好。那时,侯飞才是个初中生,当从电视里看到崔健时,他觉得自己的血液被点着了。
侯飞说,在80年代的中期,新旧思潮碰撞最为厉害,空气中飘逸的都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而崔健的摇滚将模糊的真实彻底吼了出来。
“崔健陪伴我走过了青年时代。”侯飞迷上了摇滚,虽然,作为当年的一个穷学生,他没有钱去看崔健的演唱会,但他学会了吉他,开始自己扒崔健的带子,同宿舍的朋友们也成为崔健的拥趸。
在侯飞被《一无所有》迷得神魂颠倒时,四川成都一个高考落榜的小伙子文迦也听到了这首歌,当时,他正处于落榜后的浑浑噩噩里。“好像心中的恶气一下子出尽了。”文迦说,那歌词里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听了几遍后,文迦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他去报了一个复读班,第二件事情,他去买了一把吉他。
青年们的共鸣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除了内地版本叫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外,所有海外版专辑名都改成了“一无所有”。
第一次听到这盘专辑,“一种从内到外的共鸣。”侯飞说,每一个人去听这张专辑,都会在里面听出自己的影子。最终,这张专辑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依托。这盘专辑的磁带,在同学中不停转借,最后磁粉磨光,变成了吱吱吱吱的声音。
连锁效应是,各种摇滚乐队层出不穷,尤其是大学,成了摇滚乐的温床,随处可以看见用长发、皮装、金属链条武装起来的摇滚青年。
也在1989年,文迦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学校里,他留起了一头长发,跟几个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并决心做一辈子的摇滚人。第一次演出,他们乐队唱完了当时崔健的每一首歌。文迦说,那时,玩摇滚的每一个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是中国摇滚的标志,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著名歌手崔健
1995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飞,终于有机会去现场看崔健的演唱会,站在台下,他看着这个已经陪伴他10年光阴的偶像,鼻头一阵阵发酸。此前一年,崔健发售了他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但这张专辑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当时的摇滚正走向式微。
侯飞说,崔健刚刚出现的那会儿,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萌发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动的、迷惘的,在精神上需要一种东西来引导。崔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明确地阐述了出来,于是他变成了人们的精神导师。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思潮和新旧的碰撞逐渐弱了下来,人们开始学会了自己去观察和思索;他们开始更加注重自我。
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17个年头,摇滚乐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进入一个失声期。也是从这时开始,崔健开始由一个时代的旗帜,慢慢型成了大众心中的著名歌手。
对于从神坛上走下的这个转变,崔健是乐意的,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他愿意别人将他看作一个歌手来欣赏、来评判,而不是一面旗帜。他甚至觉得,这是时代多元化的表现,是时代的进步。
而决定把摇滚当终身事业的文迦,两年后逐渐发现靠摇滚已经不能解决温饱。“没有演出,身边的乐队一支支倒掉,最穷的时候,身上只有3毛钱。”现实摧毁生存时,落魄的文迦卖掉了吉他来解决温饱,最终,他解散了乐队,捡起了他大学时的电子专业,变成了一个普通上班族。
此后10多年里,文迦的职位不断上升,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成功生意人。对过去曾经是乐队主唱的角色,他几乎不再提起。现在,他的女儿上着钢琴和芭蕾舞的课程。因为这很优雅。
不过,由于中国摇滚乐的集体失声,崔健变成了八九十年代集体回忆的渡口。
已经步入中年的侯飞,依然是崔健的铁杆歌迷。只要有机会,他依然会出现在崔健演唱会的看台上,只不过,现在的他,缺少了当年的迷恋。听完后,会评判崔健唱得好坏或者新出专辑的优劣。
最近一次,听完崔健的演唱会后,他邀请一群跟他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去簋街喝酒,中途,他拒绝了一个过来企图卖唱的小伙子,却把吉他拿了过来,在饭店里吼了一曲《一无所有》。
“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
他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崔健的出现比崔健本人更有意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2008年1月5日晚8点,崔健《时代的晚上》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
来听崔健演唱会的人,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衣冠楚楚,占据了工体的大部分席位。
当崔健唱到《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时,合唱的声音几乎掀开了工体的屋顶,那些中年人,在合唱中热泪盈眶。
一位被朋友强拉来看这场演唱会的香港记者,几乎被这群中年人的疯狂惊掉了下巴。“这种情景,应该发生在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啊。”
那群中年人,正是把他们在一二十岁时被唤醒的热情延续到了40多岁。
一无所有地登台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2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崔健说,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京开始出现零零散散的本土乐队,本来在专业乐队当小号手的崔健也变成其中的一员。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崔健比别人接触到了更多的摇滚,然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从最开始的扒带子,翻唱,慢慢地,崔健觉得也可以自己创作。
虽然那时,国外的摇滚已经开始传人中国,但这些舶来品,始终没能融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灵魂,崔健开始尝试着向外面发出一些属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声音。
在1985年,他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有王昆、李双江。虽然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
崔健依然参加各种比赛,他开始有了一点点名气。而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
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1986年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地点工体。那天晚上,崔健穿了一件大褂,两只裤腿挽得一只高一只低,背着一把破吉他走上了舞台。
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因为,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刚刚从狂乱中醒来的国人,来不及下海,还在讨论“夜生活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崔健,用他的一无所有点燃了、用他的鼓点惊醒了情绪满当当快要爆发出来的一代人。
10分钟后,歌曲结束,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的摇滚乐诞生了。
英雄主义式的歌唱
“英雄”!
谈起崔健的歌,多年的好友、著名演员、导演姜文只用了两个字。在崔健的很多演唱会中,都能看到姜文这位铁杆好友兼粉丝,出现在普通观众席上。他说,崔健的歌曲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是无以言表的。而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姜文每次看崔健的演唱会,都会自掏腰包买门票。
“第一次听他的歌,傻了,怎么有人能这么唱歌!”《体育画报》主编侯飞,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崔健唱歌的震撼。他说,那种内心的战栗,没有理论依据,只是单纯地觉得好。那时,侯飞才是个初中生,当从电视里看到崔健时,他觉得自己的血液被点着了。
侯飞说,在80年代的中期,新旧思潮碰撞最为厉害,空气中飘逸的都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而崔健的摇滚将模糊的真实彻底吼了出来。
“崔健陪伴我走过了青年时代。”侯飞迷上了摇滚,虽然,作为当年的一个穷学生,他没有钱去看崔健的演唱会,但他学会了吉他,开始自己扒崔健的带子,同宿舍的朋友们也成为崔健的拥趸。
在侯飞被《一无所有》迷得神魂颠倒时,四川成都一个高考落榜的小伙子文迦也听到了这首歌,当时,他正处于落榜后的浑浑噩噩里。“好像心中的恶气一下子出尽了。”文迦说,那歌词里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听了几遍后,文迦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他去报了一个复读班,第二件事情,他去买了一把吉他。
青年们的共鸣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除了内地版本叫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外,所有海外版专辑名都改成了“一无所有”。
第一次听到这盘专辑,“一种从内到外的共鸣。”侯飞说,每一个人去听这张专辑,都会在里面听出自己的影子。最终,这张专辑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依托。这盘专辑的磁带,在同学中不停转借,最后磁粉磨光,变成了吱吱吱吱的声音。
连锁效应是,各种摇滚乐队层出不穷,尤其是大学,成了摇滚乐的温床,随处可以看见用长发、皮装、金属链条武装起来的摇滚青年。
也在1989年,文迦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学校里,他留起了一头长发,跟几个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并决心做一辈子的摇滚人。第一次演出,他们乐队唱完了当时崔健的每一首歌。文迦说,那时,玩摇滚的每一个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是中国摇滚的标志,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著名歌手崔健
1995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飞,终于有机会去现场看崔健的演唱会,站在台下,他看着这个已经陪伴他10年光阴的偶像,鼻头一阵阵发酸。此前一年,崔健发售了他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但这张专辑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当时的摇滚正走向式微。
侯飞说,崔健刚刚出现的那会儿,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萌发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动的、迷惘的,在精神上需要一种东西来引导。崔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明确地阐述了出来,于是他变成了人们的精神导师。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思潮和新旧的碰撞逐渐弱了下来,人们开始学会了自己去观察和思索;他们开始更加注重自我。
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17个年头,摇滚乐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进入一个失声期。也是从这时开始,崔健开始由一个时代的旗帜,慢慢型成了大众心中的著名歌手。
对于从神坛上走下的这个转变,崔健是乐意的,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他愿意别人将他看作一个歌手来欣赏、来评判,而不是一面旗帜。他甚至觉得,这是时代多元化的表现,是时代的进步。
而决定把摇滚当终身事业的文迦,两年后逐渐发现靠摇滚已经不能解决温饱。“没有演出,身边的乐队一支支倒掉,最穷的时候,身上只有3毛钱。”现实摧毁生存时,落魄的文迦卖掉了吉他来解决温饱,最终,他解散了乐队,捡起了他大学时的电子专业,变成了一个普通上班族。
此后10多年里,文迦的职位不断上升,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成功生意人。对过去曾经是乐队主唱的角色,他几乎不再提起。现在,他的女儿上着钢琴和芭蕾舞的课程。因为这很优雅。
不过,由于中国摇滚乐的集体失声,崔健变成了八九十年代集体回忆的渡口。
已经步入中年的侯飞,依然是崔健的铁杆歌迷。只要有机会,他依然会出现在崔健演唱会的看台上,只不过,现在的他,缺少了当年的迷恋。听完后,会评判崔健唱得好坏或者新出专辑的优劣。
最近一次,听完崔健的演唱会后,他邀请一群跟他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去簋街喝酒,中途,他拒绝了一个过来企图卖唱的小伙子,却把吉他拿了过来,在饭店里吼了一曲《一无所有》。
“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
他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崔健的出现比崔健本人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