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剑龙：著名作家史铁生于2010年12月31日因脑溢血不幸逝世，他的去世在中国文坛包括中国社会所引起的感动和反响是空前的，很多人自发地组织追思活动。在北京的追思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追忆史铁生时说：“铁生在我心里的份量是非常重的，他的写作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的30多年，是真正坚持了精神的高度和难度。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作家，他和他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也常让我不断想，诚实与善思对活着的人是多么的重要。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更多游走四方的人有着更辽阔的心。史铁生是一个‘伟大’作家，他担得起‘伟大’这个词。”{1} 对史铁生的创作成就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史铁生于1969年去延安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此后只能在轮椅上生活，后来患肾病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每周几次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疾病和残疾给史铁生带来了痛苦，导致了他对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前几天重读《我与地坛》，我又被感动了一次。史铁生特别真诚，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他写他的孤独、困境、追求，写他对生与死的思索，写母亲对他的关爱，很多人类共通的问题在他这样一个作家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史铁生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灵魂的事》、《病隙碎笔》等。从整体上看，史铁生的创作量并不算多，为什么他的在世和去世引起许多人的崇敬和思索？有人说，史铁生是用生命和灵魂写作。今天我们来探讨史铁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史铁生的创作对当下和今后文学创作的启示，甚至可以拓展开去，探讨史铁生的人生和创作对我们人生道路的启示。
一、困境与追求
杨剑龙：史铁生这位作家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他的创作有某些机缘，因为残疾了，站立不起来，回到北京后又找不到工作，他将思考自我命运逐渐放大到思索人类命运，他的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用心灵写作。王安忆是这样评价史铁生的：“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命运就是以疾病、先天、遭际、偶然性和必然性种种手法，选定人担任各种角色……” {2}史铁生的残疾限制了他的行动，他从自己的命运出发，展开宿命性的追问，逐渐扩展到了人类的问题，甚至是终极关怀。他也曾一度厌倦人生，后来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归入平静，他甚至说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徐志摩的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这时他已经看轻了生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觉得生与死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创作中，他常常关注人的命运带给人的磨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作家，他少年家庭变故时就开始接触社会感受痛苦，后来将之扩展到了关注民族的痛苦，忧愤深广渴望民族自省，史铁生也是从自身痛苦出发，来思考人类痛苦。作家的痛苦是构成其创作的内在的动力和张力，形成作家创作的真诚叙写和精神向度，这也是感染读者的基础。现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背景中，很多作家的创作缺少痛苦，有痛苦也常常是伪痛苦，不是从内心深处写作，写作成为文字游戏和文学把玩，不能感动自己，更无法感动别人。缺少痛苦和游戏人生的写作，可能也是当今商品大潮中文学的某种沦落。史铁生的感动文坛、感动读者，正在于他痛苦着、思考着，从内心深处的写作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真实感，就像鲁迅说的“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3}，史铁生的创作也是将他自己烧在里面的。
满建：史铁生创作中最具有价值的，还是他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追问，也就是终极关怀的精神。史铁生的写作是出于对人的困境的思索，他的写作和他的残疾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同样的残疾，在人们的生命过程中起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史铁生经过思索发现，他的不能走和正常人不能飞一样，都是一种限制，人生下来就面临着种种限制。因此，他提出：走出残疾人，再去看人的残疾；走出个人的孤独，再去看所有人的孤独。他的意义在于把个体的残疾提升到了人类的残缺。他的创作中充满了人类终极问题的追问，如“人为什么活着”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史铁生在其创作中一再表示，文学是要在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寻找不变的终极意义，是要面对人的生存困境，为生存找一万个精神的理由，以便活着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史铁生的创作，正是把自己的残疾和疾病等真诚的生命体验，用文字转化为艺术，成为一种精神的历练过程和美的欣赏对象。
李彦姝：史铁生的残疾对他而言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创作生命而言又是一大幸事。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写作又是化解这种痛苦的良药，不至于使人走向绝望和自杀，史铁生说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杀。史铁生遭遇残疾和肾病后，数次想过自杀，也就是说他数次陷入了绝境，而写作使他从痛苦边缘走了回来，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他的文字中间几乎看不到绝望、阴霾和恐惧的情绪。
杨剑龙：刚刚谈到了疾病。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都患过疾病。比如福楼拜患羊癫疯，果戈理患精神病，莫泊桑和海涅患有由梅毒引起的麻痹狂症，凡高精神不正常，庞德患有精神病，海明威在生活中也变态，戏剧家奥尼尔也是个精神失常者，托尔斯泰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症，莱蒙托夫患有精神分裂症，陀斯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一些艺术家的精神有问题，所以他们的自杀比率是比其他人群高得多的。外国作家自杀身亡的有克莱斯特、克魏格、海明威、凡高、芥川、太宰、三岛、川端、伍尔夫、杰克·伦敦、普拉斯、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茨威格……真是数不胜数。 跟这些作家相比，史铁生的肉体残疾，但精神是健康的，他从挣扎中走了出来。在《我与地坛》中，他有这样一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4} 这是他长久思考的结果，死亡必然会来，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节日。先天残疾者往往能够适应人生，后天残疾者往往难以走出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是一个肉体残疾、精神健康的作家。他在很多作品中体现了这种思考，比如《山顶上的传说》，写的是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一颗流星砸在身上，导致了残疾，这和他自己的遭遇类似。《原罪·宿命》里，一个人在马路上骑车，突然轧到了一个茄子，摔倒在地上的一刹那被飞驰而来的车撞到了，这其实也是作家自己不幸命运的某种写照。史铁生在自己走出困境后，在作品里写人在遭遇困境后，怎么坚强、怎么执著、怎么追求。读史铁生的作品使人容易联系到许地山的小说，许地山的很多作品写主人公的困境，受尽磨难但仍然不放弃追求，而是向善精进。他们在作品里都通过对不幸遭遇的描写，突出表现人在困境和不幸中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满建：史铁生即使在创作后期也一直在关注人的困境的永恒性。《两个故事》中的老人付出一生的代价去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老刘，当他找到时却发现老刘已经是植物人了；而当复仇者历尽艰辛终于杀死了仇人老三的时候，却发现老三早已经想自杀，自己却被警察抓去，这两个人的遭遇都在终极意义上指向了虚无和荒诞。《往事》中的“我”处在婚姻即将破裂的困境里痛苦不堪，而吴夜热恋着冬雨，他等了几十年、走了几万里路，他费尽周折就要和冬雨走到一起的时候，竟然一脚踏空电梯而死去。《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与娥尽情体验了自由和性爱的欢愉，但娥最后回到了现实中，丁一却情灭而死。史铁生在小说中将这些悖论性的情境展示得惊心动魄，他正是在对人的困境的冷静审视而不是简单的回避中，窥探着生命的奥秘，从而揭示出人只有在困境中不断赋予生命以意义，才能获得存在的尊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提倡天人合一，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却很少关注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于物欲的过度追逐使得人们在浮躁和喧嚣中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在这种语境下，史铁生的基于个人遭遇和生命体验而对于人的根本困境的探索显得意义尤为重要。
二、信仰与超越
李彦姝：杨老师提出“困境”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史铁生常用的一个词“苦难”，那么史铁生如何看待生命中那些难以预测、摆脱不掉的困境和苦难呢？他在不少小说、散文中都提到《圣经》中约伯的故事：上帝并未如凡人所愿去赏善惩恶，而是一再给约伯制造试探和苦难，同时上帝也给约伯以希望和信心。史铁生大概也是以约伯自况，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他依然能一路前行，靠的正是希望和信心。
杨剑龙：史铁生的宗教观念可能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史铁生的宗教是他的人生遭遇和宗教的某些契合。他的不幸的遭遇使他去思考命运，思考上帝对他的不公。从这个角度，他去思考宗教、思考人生问题。当然，他在作品中，也写到了不少宗教如基督教。《钟声》、《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都是写牧师的人生，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语境中离开宗教、皈依马列，在某个角度可被看作是“反思文学”，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宗教政策某些方面的不妥甚至是偏颇。史铁生的上帝和神学的上帝可能有些不一样，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像基督徒那样虔诚地皈依上帝，他不过把人的不幸命运、终极关怀，以及期望被拯救的愿望在宗教文化中找到了契合点。他谈到死亡的时候常常用“上帝”这个词语：“一个人出生了，这就是一个不再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5}这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造人。史铁生与基督教有某些关系，但与冰心、许地山和北村与基督教的关系还是不一样。北村成为基督教徒后非常迷恋基督教，创作中常常运用简单的救赎模式，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恶贯满盈，受洗入教后脱胎换骨，成为基督徒后拯救世人。史铁生没有那么简单化地去写宗教，他是站在自己的人生困境中思考宗教以及终极关怀问题的。
满建：和受洗入教相比，史铁生更为重视的是宗教精神。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他写道：“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6}他很反对向神去索取许诺，这样会把人引向世俗的功利追求。因此，约伯的信心之所以是真正的信心，就在于前面并没有福乐的引诱，而只是接连不断的苦难。史铁生强调神是永远也不可能企及的目标，而更强调那种皈依的过程，在皈依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创造感和生命的欢愉感。史铁生一直很重视过程的作用，强调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能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人们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杨剑龙：史铁生有篇小说叫《命若琴弦》，内容是一个小瞎子跟随师傅老瞎子走村串巷弹琴唱歌。老瞎子的师傅告诉老瞎子要弹断一千根琴弦，老瞎子就坚持不懈地弹，但弹断一千根并没能复明，他就告诉小瞎子得弹断一千二百根才行。这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的理想和向往，使他不沉沦、执著追求，有一种始终在路上的感觉。这也是史铁生的人生追求，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身处困境而不困顿，不颓唐，不沉沦，始终要有理想和追求，就像希腊神话中身处困境推石上山的西绪佛斯，就像鲁迅《过客》里不管前面是坟还是花执拗前行的过客，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原罪·宿命》的小说标题就和基督教相关。原罪篇里的主人公生下来就全身瘫痪，他说：“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7}这个神话就是他的信念、他的追求，这是他的人生支柱，如同在《命若琴弦》中不断地弹琴、不断地唱歌、不断地追求。有人谈到史铁生时说：“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8} 意思说人生是一种境界，困境是一种光彩、一种风景，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困境也就是存在的魅力。他把自我的困境放在小说中，其中的人物总是身处困境，但都有一个神话、一个信念，都充满理想、不断追求。
李彦姝：史铁生创作中有一个关键词——“道路”。《命如琴弦》中有这样一段话：“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可。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9} 再比如《我的丁一之旅》中所言：“宝藏在哪儿，宝藏不是别的，正是寻宝的这一路恒途。” {10}的确，人生的最终归宿只有一个，难以更改，但是人生的道路却可以走得绚烂多彩，人生的道路如何去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死亡和救赎
杨剑龙：史铁生59岁离开人世，离他60岁生日只差4天， 2011年1月4日这天下午，在北京798艺术区，他的朋友和读者们依然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在这场特殊的“人生最后的聚会——史铁生追思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朗诵了史铁生的诗作《永在》：“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这首诗表现出了史铁生对生命和死亡的姿态，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这与他长期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考、对死亡的思考相关。在散文集《记忆与印象》开篇的《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中，他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11} 史铁生的身体后来每况愈下，他更认真而严肃地思考死亡，他认为死亡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的人生以及他对死亡的关注和叙写，从某种角度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以痛苦的肉体去叙写并不痛苦的死亡，这可能与某种宗教精神有某些契合。史铁生的思考与精神境界比一般作家更深更高，我们常说中国作家缺乏宗教情怀、缺乏终极关怀，大部分作家关注现实欲望的叙写，缺少精神追问。史铁生的创作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不断追问精神境界的问题，追问某些人生困境中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在《我与地坛》中他写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12} 史铁生的创作很少写世俗的肉欲，大多是写精神的追求，虽然他也写爱，但是和一般作家的关注市场、高举欲望的旗帜完全不一样。他创作的境界很高，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很多作家过度追求市场有时使创作降格为地摊文学，成为过眼烟云，但史铁生会有很多作品能够留下，成为文学精品，激起人们的感动和思考。
满建：史铁生对待死亡的态度很达观，他不回避死亡这个话题，而是去直面死亡，因为当人在走到绝境去直面死亡时，反而能向死而生。史铁生在瘫痪后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卓别林的话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卓别林在劝一个跳崖的女人时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卓别林轻松诙谐地把绝望的死亡引向了希望，这种向死向生的观念使得史铁生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死亡。这也体现在小说创作里，比如《毒药》中的老人在神鱼比赛屡次失败后，想以一颗毒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将要吞下毒药的一刹那，他想到就当是自己已经死了，那么到别处去逛逛看看又有什么不好？他于是又活了下来，此后几次每当生命窘困将要吞药时他都会这样想，他在不知不觉中活到了九十岁。其次是把对死亡的恐惧引向对于生的意义的追寻。他在《读洪峰小说有感》中指出，人们对死亡的猜测无非有两种：灵魂不死和万事皆空，但这两类都只意味着人必得在生之中寻求意义。因为生就是以灵魂存在为标志的，灵魂不死仍然是生；死后万事皆空说明从死里无从寻觅意义，所以意义还是要从生中来探求 。{13}
李彦姝：史铁生对死亡的观点和美国作家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中莫尔教授的观点很接近，他认为死亡不过是走一座桥，是到远方去旅行，肉身是无法永恒的，永恒的是人类的精神和爱。史铁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姿态与先锋派的退守截然相反，他越来越走向心灵世界和精神探索，而此时很多先锋派作家已撤离先锋向现实主义转型。1994年在《别人》发表之后，史铁生小说字典中的关键词由“宿命”、“原罪”，变成了“心魂”，爱与梦想是他的叙事密码。小说呈现碎片化、片断式，在1990年代先锋派全面退守、新写实大行其道的氛围中，史铁生的内倾化创作尝试对美学范式构成了巨大挑战，对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形成了挑战。《我的丁一之旅》中，他使用“行魂的肉身”这个概念，将“我”与丁一、那史做了区别，他用灵魂来观照和质疑肉体。这引发了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当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史铁生的小说关注较少，这与史铁生小说较为“难懂”、难以归类有关系吗？
四、爱愿与永恒
杨剑龙：文学史上有个性有创造性的作家往往会得到众多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正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忽视某一些作家和作品。文学史在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些有个性有创造而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往往会受到重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重救亡而轻启蒙，“政治舞台上的灯光始终集中在民族救亡的主题上，启蒙自然处于被挤压的、边缘化的状态下”，{14}从而使一些重视启蒙而忽略救亡的作家作品被忽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钱钟书等都一度为人们所忽略，虽然他们的作品并不多，但他们的创作有个性有特点，才得到后人的重视和研究。废名是用唐诗绝句的手法写小说，他的作品中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文化。他的长篇小说《桥》是诗化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滥觞，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甚至也影响了何立伟等当代作家。我曾去过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黄梅是佛教圣地，四祖寺、五祖寺都坐落在那里，废名的创作具有佛教文化的气息，一位作家创作的独特性构成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写得很多，却不过是大浪淘沙中的一个微波而已。晚清科举废除及稿酬制度的实行，很多无法走仕途的文人投身到小说创作中，造成了当时小说创作异常繁荣的景象，可真正传世的作品却不多。20世纪30年代的张资平在市场化的操作下写了很多三角恋多角恋作品，鲁迅用一个“△”予以批评。作为文学史的批评和观照，一个作家的意义和价值，是看他是否给文坛提供了新东西，是看他是不是建构了创作的个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史铁生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满建：史铁生的创作个性很强，他非常重视创新，强调写作是语言的历险，他对陌生领域的探索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创作能够始终保持着创新的激情，从而往往标新立异。史铁生在创作早期就开始了文体的实验，写于1984年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就表现出很强的文体杂糅性，在这篇名为报告文学的小说中，不仅包含了许多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因素，还包含注释、古诗、词、书面意见、书面证明等文体。《我的丁一之旅》则包含了电影文本、戏剧文本、诗歌文本、报章文本等。史铁生的探索性还表现在对生命的可能性的尝试上，在史铁生看来，文学是在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一块自由之地，在那儿追求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东西，这与他对于人的困境的思考和命运的偶然性的思索分不开的。如《第一人称》就是“我”去新居的过程中对见到的围墙内外的男女二人关系的种种可能性的猜测，并为之设置了种种惟妙惟肖的情境。《短篇四或中篇一》用几种不同的视角来探寻故事发展的可能性。《务虚笔记》中，画家Z、诗人L、医生F、以及权利拥有者WR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实际上不过是“我”的种种印象、感觉、思绪的叠加，都是写作之夜里“我”的种种可能性。《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娥、萨三个人排练的《空墙之夜》，实际上所演的就是现实中的不可能性在黑暗中的可能性。史铁生虽然身体被困在轮椅上，但是他的灵魂却能挣脱白昼的魔法和限制，使得思绪可以自由的伸展，精神可以尽情的遨游，在对宿命的思考中，在无羁的想象中，展现人的命运的种种可能性，完成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审美超越，从而不为文学的陈规所囿，使小说呈现浓郁的创新色彩。
李彦姝：废名和史铁生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的创作都具有一种内倾化倾向，相对现实世界，他们都更注重表现内心世界的丰富驳杂。卡尔维诺说过：“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这是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地阐发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适应着其他形式的秩序和混乱。”{15} 也就是说，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真实往往和常人所理解的真实不可划等号。
杨剑龙：废名提倡创作要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希望创作和生活靠得太近，他把创作当成是内心的书写。文学创作不管是外在的书写，还是内心的书写，文学创作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作家必须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有善恶判断真诚的人。当下在市场化的语境中，很多作家创作在市场化语境中缺少美丑善恶的判断。我们不能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教科书，我们不能忽视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但是真善美仍应该是文学的基本追求，在真的基础上，应该追求善和美，形式的美和内容的美。文学之所以能在被阅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消遣娱乐之外，还有寓教于乐的性质，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教育作用，现在我们又过度注重文学的消遣与娱乐。文学史上，大凡能载入史册的、被经典化的作品大多是注重真善美的作品。
满建：虽然创作的指向都是内在精神层面，但是史铁生还是和废名不同的，废名的创作有着更多的世外桃源气息，而史铁生的终极关怀是与现实关怀紧密相关的。他提出宏博的爱愿来拯救人，在作品里表现出了对遭受鄙夷的叛徒以及对不受重视的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心路的探究。史铁生在不少作品里都涉及到叛徒这一类人物的处境和心态，比如《中篇一或短篇四》、《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在《病隙碎笔（三）》中，他认为叛徒的造成更多的是出于敌对双方的合谋，双方在求胜的驱动之下，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了人道，而双方所求之胜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史铁生也对普通人的命运给予关注和同情，看《三国演义》时，他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的处境，在名著里他不过是一个道具、只是一行字，但是他也会有生活，也会有期待，也会有家，也有家人的盼望。在《病隙碎笔（六）》中，他表现出了对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关注。他认为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们的信仰出了问题。人们只有更多地关注精神层次的追求，过一种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生态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因此，史铁生对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又常常联系着现实世界。
杨剑龙：陈村在《去找史铁生》一文中谈到了史铁生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 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16} 史铁生是一位残疾人，不能走路，又患有严重肾病，这使普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他的思维方式。这里谈到史铁生的人生态度：不抱怨，感恩。王安忆追思史铁生时说：“史铁生是一个最有权利去控诉时代的人，但他的人和文字却从来没有过一丝愤懑的情绪。” {17}史铁生的磨难是从插队延安开始的，但他并没有沉沦于抱怨愤懑，却以感恩的姿态从自身的病痛深入到对灵魂的思索。如果史铁生不残疾他会怎样写作？但反过来说正是残疾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正像鲁迅是他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造成了一个及早接触社会思考人生的巨匠，构成了鲁迅一以贯之的叙事的角度。从某种角度上说，正是因为病痛，才有史铁生的这种深刻的思索，才有这样一个灵魂写作的伟大作家，他用感恩的心态思考人生，而不是抱怨泄愤，如果一味沉沦在抱怨中，也就没有史铁生的深刻的思考和创作。
李彦姝：史铁生在《命若琴弦》中认为，人类浩荡前行的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史铁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散文《扶轮问路》中，史铁生以满怀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同作家朋友洪峰、马原、王安忆、姚育明等的深厚友谊，讲述了他对朋友们不辞辛劳带他四处周游的感恩之心。对于亲人，史铁生更是心怀感恩，在《奶奶的星星》一文中，史铁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奶奶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形象，如，奶奶把家中闲置的衣物送给卖破烂的母女，把白衬衫、蛋糕、鸡蛋等物品分给家境困难的邻家男孩等。
杨剑龙：我想到了一个词——“敬畏”。史铁生的感恩也好、不抱怨也好，他都有一种敬畏感，敬畏生命，敬畏上帝。现在人们正缺少这种敬畏感，无所畏惧，只要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可以不敬畏任何的事，可以无端地残害生命、挑战社会，唯我独尊。包括现在某些作家的写作，缺少敬畏感，可以毫无怜惜地毁坏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投任何人的所好。史铁生的创作有一种敬畏感，他从生命的原点出发，思考非常深刻的哲理问题。当然，并非史铁生创作完美无缺，他的创作也有短处，他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构成其视野的狭窄，他的内心写作的方式，基本以自我为原点的叙事角度、心灵倾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单调性。史铁生说他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东西。他的一生都跟病魔作斗争，抽出有限的时间来写作，而且笔耕不辍，用生命写作，他用经受苦痛折磨的病躯，始终以有精神追求的高度去写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追悼史铁生时说：“史铁生的一生为我们愈发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令人珍视的精神向度。而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在娱乐盛行的时代，我们也需要静心阅读的心态，在安静中领悟像史铁生那样伟大作家的作品，去追寻真正宁静、尊严、有安居感的生存。” {18}史铁生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对生命困境中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的思考，比一般人更真切更深刻。他提供给我们的文学精品，其文学价值不言而喻，他的创作对当代作家、对当下及今后的写作都有着重要意义。怎么坚持用灵魂写作、生命写作？怎么观照沦落在痛苦中的人的执著追求？怎么关注人的更为深邃的终极价值？怎么在世俗物欲社会中坚持作家的信仰？在诸多方面，史铁生都为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留下了诸多思考与启迪。
注释
{1}杨敏、应妮：《史铁生生日追忆会举行，铁凝赞其为伟大作家》，《中国新闻网》2011年1月5日。
{2}王安忆：《谈史铁生——精诚石开，他活在暗处还是有光处》，《文汇报》2004年3月24日。
{3}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新闻报·学海》1928年1月29、30日。
{4}{5}{6}{12}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第164页，第213页、第181页。
{7}{9}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8}马德：《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发展》2011年第1期。
{10}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8页。
{11}史铁生：《记忆与印象》，求真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3}史铁生：《读洪峰小说有感》，《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
{14}俞吾金：《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5}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6}陈村：《去找史铁生》，《小说选刊》2003年第1期。
{17}郦亮、耿耀：《复旦师生追忆史铁生》，《青年报》2011年1月5日。
{18}周宁：《悼史铁生：用生命书写生命》，《新快报》2011年1月4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史铁生于1969年去延安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此后只能在轮椅上生活，后来患肾病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每周几次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疾病和残疾给史铁生带来了痛苦，导致了他对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前几天重读《我与地坛》，我又被感动了一次。史铁生特别真诚，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他写他的孤独、困境、追求，写他对生与死的思索，写母亲对他的关爱，很多人类共通的问题在他这样一个作家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史铁生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灵魂的事》、《病隙碎笔》等。从整体上看，史铁生的创作量并不算多，为什么他的在世和去世引起许多人的崇敬和思索？有人说，史铁生是用生命和灵魂写作。今天我们来探讨史铁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史铁生的创作对当下和今后文学创作的启示，甚至可以拓展开去，探讨史铁生的人生和创作对我们人生道路的启示。
一、困境与追求
杨剑龙：史铁生这位作家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他的创作有某些机缘，因为残疾了，站立不起来，回到北京后又找不到工作，他将思考自我命运逐渐放大到思索人类命运，他的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用心灵写作。王安忆是这样评价史铁生的：“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命运就是以疾病、先天、遭际、偶然性和必然性种种手法，选定人担任各种角色……” {2}史铁生的残疾限制了他的行动，他从自己的命运出发，展开宿命性的追问，逐渐扩展到了人类的问题，甚至是终极关怀。他也曾一度厌倦人生，后来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归入平静，他甚至说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徐志摩的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这时他已经看轻了生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觉得生与死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创作中，他常常关注人的命运带给人的磨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作家，他少年家庭变故时就开始接触社会感受痛苦，后来将之扩展到了关注民族的痛苦，忧愤深广渴望民族自省，史铁生也是从自身痛苦出发，来思考人类痛苦。作家的痛苦是构成其创作的内在的动力和张力，形成作家创作的真诚叙写和精神向度，这也是感染读者的基础。现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背景中，很多作家的创作缺少痛苦，有痛苦也常常是伪痛苦，不是从内心深处写作，写作成为文字游戏和文学把玩，不能感动自己，更无法感动别人。缺少痛苦和游戏人生的写作，可能也是当今商品大潮中文学的某种沦落。史铁生的感动文坛、感动读者，正在于他痛苦着、思考着，从内心深处的写作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真实感，就像鲁迅说的“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3}，史铁生的创作也是将他自己烧在里面的。
满建：史铁生创作中最具有价值的，还是他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追问，也就是终极关怀的精神。史铁生的写作是出于对人的困境的思索，他的写作和他的残疾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同样的残疾，在人们的生命过程中起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史铁生经过思索发现，他的不能走和正常人不能飞一样，都是一种限制，人生下来就面临着种种限制。因此，他提出：走出残疾人，再去看人的残疾；走出个人的孤独，再去看所有人的孤独。他的意义在于把个体的残疾提升到了人类的残缺。他的创作中充满了人类终极问题的追问，如“人为什么活着”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史铁生在其创作中一再表示，文学是要在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寻找不变的终极意义，是要面对人的生存困境，为生存找一万个精神的理由，以便活着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史铁生的创作，正是把自己的残疾和疾病等真诚的生命体验，用文字转化为艺术，成为一种精神的历练过程和美的欣赏对象。
李彦姝：史铁生的残疾对他而言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创作生命而言又是一大幸事。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写作又是化解这种痛苦的良药，不至于使人走向绝望和自杀，史铁生说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杀。史铁生遭遇残疾和肾病后，数次想过自杀，也就是说他数次陷入了绝境，而写作使他从痛苦边缘走了回来，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他的文字中间几乎看不到绝望、阴霾和恐惧的情绪。
杨剑龙：刚刚谈到了疾病。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都患过疾病。比如福楼拜患羊癫疯，果戈理患精神病，莫泊桑和海涅患有由梅毒引起的麻痹狂症，凡高精神不正常，庞德患有精神病，海明威在生活中也变态，戏剧家奥尼尔也是个精神失常者，托尔斯泰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症，莱蒙托夫患有精神分裂症，陀斯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一些艺术家的精神有问题，所以他们的自杀比率是比其他人群高得多的。外国作家自杀身亡的有克莱斯特、克魏格、海明威、凡高、芥川、太宰、三岛、川端、伍尔夫、杰克·伦敦、普拉斯、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茨威格……真是数不胜数。 跟这些作家相比，史铁生的肉体残疾，但精神是健康的，他从挣扎中走了出来。在《我与地坛》中，他有这样一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4} 这是他长久思考的结果，死亡必然会来，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节日。先天残疾者往往能够适应人生，后天残疾者往往难以走出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是一个肉体残疾、精神健康的作家。他在很多作品中体现了这种思考，比如《山顶上的传说》，写的是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一颗流星砸在身上，导致了残疾，这和他自己的遭遇类似。《原罪·宿命》里，一个人在马路上骑车，突然轧到了一个茄子，摔倒在地上的一刹那被飞驰而来的车撞到了，这其实也是作家自己不幸命运的某种写照。史铁生在自己走出困境后，在作品里写人在遭遇困境后，怎么坚强、怎么执著、怎么追求。读史铁生的作品使人容易联系到许地山的小说，许地山的很多作品写主人公的困境，受尽磨难但仍然不放弃追求，而是向善精进。他们在作品里都通过对不幸遭遇的描写，突出表现人在困境和不幸中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满建：史铁生即使在创作后期也一直在关注人的困境的永恒性。《两个故事》中的老人付出一生的代价去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老刘，当他找到时却发现老刘已经是植物人了；而当复仇者历尽艰辛终于杀死了仇人老三的时候，却发现老三早已经想自杀，自己却被警察抓去，这两个人的遭遇都在终极意义上指向了虚无和荒诞。《往事》中的“我”处在婚姻即将破裂的困境里痛苦不堪，而吴夜热恋着冬雨，他等了几十年、走了几万里路，他费尽周折就要和冬雨走到一起的时候，竟然一脚踏空电梯而死去。《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与娥尽情体验了自由和性爱的欢愉，但娥最后回到了现实中，丁一却情灭而死。史铁生在小说中将这些悖论性的情境展示得惊心动魄，他正是在对人的困境的冷静审视而不是简单的回避中，窥探着生命的奥秘，从而揭示出人只有在困境中不断赋予生命以意义，才能获得存在的尊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提倡天人合一，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却很少关注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于物欲的过度追逐使得人们在浮躁和喧嚣中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在这种语境下，史铁生的基于个人遭遇和生命体验而对于人的根本困境的探索显得意义尤为重要。
二、信仰与超越
李彦姝：杨老师提出“困境”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史铁生常用的一个词“苦难”，那么史铁生如何看待生命中那些难以预测、摆脱不掉的困境和苦难呢？他在不少小说、散文中都提到《圣经》中约伯的故事：上帝并未如凡人所愿去赏善惩恶，而是一再给约伯制造试探和苦难，同时上帝也给约伯以希望和信心。史铁生大概也是以约伯自况，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他依然能一路前行，靠的正是希望和信心。
杨剑龙：史铁生的宗教观念可能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史铁生的宗教是他的人生遭遇和宗教的某些契合。他的不幸的遭遇使他去思考命运，思考上帝对他的不公。从这个角度，他去思考宗教、思考人生问题。当然，他在作品中，也写到了不少宗教如基督教。《钟声》、《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都是写牧师的人生，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语境中离开宗教、皈依马列，在某个角度可被看作是“反思文学”，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宗教政策某些方面的不妥甚至是偏颇。史铁生的上帝和神学的上帝可能有些不一样，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像基督徒那样虔诚地皈依上帝，他不过把人的不幸命运、终极关怀，以及期望被拯救的愿望在宗教文化中找到了契合点。他谈到死亡的时候常常用“上帝”这个词语：“一个人出生了，这就是一个不再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5}这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造人。史铁生与基督教有某些关系，但与冰心、许地山和北村与基督教的关系还是不一样。北村成为基督教徒后非常迷恋基督教，创作中常常运用简单的救赎模式，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恶贯满盈，受洗入教后脱胎换骨，成为基督徒后拯救世人。史铁生没有那么简单化地去写宗教，他是站在自己的人生困境中思考宗教以及终极关怀问题的。
满建：和受洗入教相比，史铁生更为重视的是宗教精神。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他写道：“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6}他很反对向神去索取许诺，这样会把人引向世俗的功利追求。因此，约伯的信心之所以是真正的信心，就在于前面并没有福乐的引诱，而只是接连不断的苦难。史铁生强调神是永远也不可能企及的目标，而更强调那种皈依的过程，在皈依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创造感和生命的欢愉感。史铁生一直很重视过程的作用，强调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能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人们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杨剑龙：史铁生有篇小说叫《命若琴弦》，内容是一个小瞎子跟随师傅老瞎子走村串巷弹琴唱歌。老瞎子的师傅告诉老瞎子要弹断一千根琴弦，老瞎子就坚持不懈地弹，但弹断一千根并没能复明，他就告诉小瞎子得弹断一千二百根才行。这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的理想和向往，使他不沉沦、执著追求，有一种始终在路上的感觉。这也是史铁生的人生追求，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身处困境而不困顿，不颓唐，不沉沦，始终要有理想和追求，就像希腊神话中身处困境推石上山的西绪佛斯，就像鲁迅《过客》里不管前面是坟还是花执拗前行的过客，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原罪·宿命》的小说标题就和基督教相关。原罪篇里的主人公生下来就全身瘫痪，他说：“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7}这个神话就是他的信念、他的追求，这是他的人生支柱，如同在《命若琴弦》中不断地弹琴、不断地唱歌、不断地追求。有人谈到史铁生时说：“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8} 意思说人生是一种境界，困境是一种光彩、一种风景，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困境也就是存在的魅力。他把自我的困境放在小说中，其中的人物总是身处困境，但都有一个神话、一个信念，都充满理想、不断追求。
李彦姝：史铁生创作中有一个关键词——“道路”。《命如琴弦》中有这样一段话：“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可。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9} 再比如《我的丁一之旅》中所言：“宝藏在哪儿，宝藏不是别的，正是寻宝的这一路恒途。” {10}的确，人生的最终归宿只有一个，难以更改，但是人生的道路却可以走得绚烂多彩，人生的道路如何去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死亡和救赎
杨剑龙：史铁生59岁离开人世，离他60岁生日只差4天， 2011年1月4日这天下午，在北京798艺术区，他的朋友和读者们依然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在这场特殊的“人生最后的聚会——史铁生追思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朗诵了史铁生的诗作《永在》：“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这首诗表现出了史铁生对生命和死亡的姿态，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这与他长期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考、对死亡的思考相关。在散文集《记忆与印象》开篇的《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中，他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11} 史铁生的身体后来每况愈下，他更认真而严肃地思考死亡，他认为死亡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的人生以及他对死亡的关注和叙写，从某种角度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以痛苦的肉体去叙写并不痛苦的死亡，这可能与某种宗教精神有某些契合。史铁生的思考与精神境界比一般作家更深更高，我们常说中国作家缺乏宗教情怀、缺乏终极关怀，大部分作家关注现实欲望的叙写，缺少精神追问。史铁生的创作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不断追问精神境界的问题，追问某些人生困境中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在《我与地坛》中他写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12} 史铁生的创作很少写世俗的肉欲，大多是写精神的追求，虽然他也写爱，但是和一般作家的关注市场、高举欲望的旗帜完全不一样。他创作的境界很高，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很多作家过度追求市场有时使创作降格为地摊文学，成为过眼烟云，但史铁生会有很多作品能够留下，成为文学精品，激起人们的感动和思考。
满建：史铁生对待死亡的态度很达观，他不回避死亡这个话题，而是去直面死亡，因为当人在走到绝境去直面死亡时，反而能向死而生。史铁生在瘫痪后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卓别林的话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卓别林在劝一个跳崖的女人时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卓别林轻松诙谐地把绝望的死亡引向了希望，这种向死向生的观念使得史铁生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死亡。这也体现在小说创作里，比如《毒药》中的老人在神鱼比赛屡次失败后，想以一颗毒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将要吞下毒药的一刹那，他想到就当是自己已经死了，那么到别处去逛逛看看又有什么不好？他于是又活了下来，此后几次每当生命窘困将要吞药时他都会这样想，他在不知不觉中活到了九十岁。其次是把对死亡的恐惧引向对于生的意义的追寻。他在《读洪峰小说有感》中指出，人们对死亡的猜测无非有两种：灵魂不死和万事皆空，但这两类都只意味着人必得在生之中寻求意义。因为生就是以灵魂存在为标志的，灵魂不死仍然是生；死后万事皆空说明从死里无从寻觅意义，所以意义还是要从生中来探求 。{13}
李彦姝：史铁生对死亡的观点和美国作家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中莫尔教授的观点很接近，他认为死亡不过是走一座桥，是到远方去旅行，肉身是无法永恒的，永恒的是人类的精神和爱。史铁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姿态与先锋派的退守截然相反，他越来越走向心灵世界和精神探索，而此时很多先锋派作家已撤离先锋向现实主义转型。1994年在《别人》发表之后，史铁生小说字典中的关键词由“宿命”、“原罪”，变成了“心魂”，爱与梦想是他的叙事密码。小说呈现碎片化、片断式，在1990年代先锋派全面退守、新写实大行其道的氛围中，史铁生的内倾化创作尝试对美学范式构成了巨大挑战，对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形成了挑战。《我的丁一之旅》中，他使用“行魂的肉身”这个概念，将“我”与丁一、那史做了区别，他用灵魂来观照和质疑肉体。这引发了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当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史铁生的小说关注较少，这与史铁生小说较为“难懂”、难以归类有关系吗？
四、爱愿与永恒
杨剑龙：文学史上有个性有创造性的作家往往会得到众多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正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忽视某一些作家和作品。文学史在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些有个性有创造而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往往会受到重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重救亡而轻启蒙，“政治舞台上的灯光始终集中在民族救亡的主题上，启蒙自然处于被挤压的、边缘化的状态下”，{14}从而使一些重视启蒙而忽略救亡的作家作品被忽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钱钟书等都一度为人们所忽略，虽然他们的作品并不多，但他们的创作有个性有特点，才得到后人的重视和研究。废名是用唐诗绝句的手法写小说，他的作品中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文化。他的长篇小说《桥》是诗化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滥觞，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甚至也影响了何立伟等当代作家。我曾去过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黄梅是佛教圣地，四祖寺、五祖寺都坐落在那里，废名的创作具有佛教文化的气息，一位作家创作的独特性构成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写得很多，却不过是大浪淘沙中的一个微波而已。晚清科举废除及稿酬制度的实行，很多无法走仕途的文人投身到小说创作中，造成了当时小说创作异常繁荣的景象，可真正传世的作品却不多。20世纪30年代的张资平在市场化的操作下写了很多三角恋多角恋作品，鲁迅用一个“△”予以批评。作为文学史的批评和观照，一个作家的意义和价值，是看他是否给文坛提供了新东西，是看他是不是建构了创作的个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史铁生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满建：史铁生的创作个性很强，他非常重视创新，强调写作是语言的历险，他对陌生领域的探索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创作能够始终保持着创新的激情，从而往往标新立异。史铁生在创作早期就开始了文体的实验，写于1984年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就表现出很强的文体杂糅性，在这篇名为报告文学的小说中，不仅包含了许多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因素，还包含注释、古诗、词、书面意见、书面证明等文体。《我的丁一之旅》则包含了电影文本、戏剧文本、诗歌文本、报章文本等。史铁生的探索性还表现在对生命的可能性的尝试上，在史铁生看来，文学是在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一块自由之地，在那儿追求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东西，这与他对于人的困境的思考和命运的偶然性的思索分不开的。如《第一人称》就是“我”去新居的过程中对见到的围墙内外的男女二人关系的种种可能性的猜测，并为之设置了种种惟妙惟肖的情境。《短篇四或中篇一》用几种不同的视角来探寻故事发展的可能性。《务虚笔记》中，画家Z、诗人L、医生F、以及权利拥有者WR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实际上不过是“我”的种种印象、感觉、思绪的叠加，都是写作之夜里“我”的种种可能性。《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娥、萨三个人排练的《空墙之夜》，实际上所演的就是现实中的不可能性在黑暗中的可能性。史铁生虽然身体被困在轮椅上，但是他的灵魂却能挣脱白昼的魔法和限制，使得思绪可以自由的伸展，精神可以尽情的遨游，在对宿命的思考中，在无羁的想象中，展现人的命运的种种可能性，完成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审美超越，从而不为文学的陈规所囿，使小说呈现浓郁的创新色彩。
李彦姝：废名和史铁生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的创作都具有一种内倾化倾向，相对现实世界，他们都更注重表现内心世界的丰富驳杂。卡尔维诺说过：“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这是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地阐发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适应着其他形式的秩序和混乱。”{15} 也就是说，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真实往往和常人所理解的真实不可划等号。
杨剑龙：废名提倡创作要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希望创作和生活靠得太近，他把创作当成是内心的书写。文学创作不管是外在的书写，还是内心的书写，文学创作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作家必须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有善恶判断真诚的人。当下在市场化的语境中，很多作家创作在市场化语境中缺少美丑善恶的判断。我们不能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教科书，我们不能忽视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但是真善美仍应该是文学的基本追求，在真的基础上，应该追求善和美，形式的美和内容的美。文学之所以能在被阅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消遣娱乐之外，还有寓教于乐的性质，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教育作用，现在我们又过度注重文学的消遣与娱乐。文学史上，大凡能载入史册的、被经典化的作品大多是注重真善美的作品。
满建：虽然创作的指向都是内在精神层面，但是史铁生还是和废名不同的，废名的创作有着更多的世外桃源气息，而史铁生的终极关怀是与现实关怀紧密相关的。他提出宏博的爱愿来拯救人，在作品里表现出了对遭受鄙夷的叛徒以及对不受重视的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心路的探究。史铁生在不少作品里都涉及到叛徒这一类人物的处境和心态，比如《中篇一或短篇四》、《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在《病隙碎笔（三）》中，他认为叛徒的造成更多的是出于敌对双方的合谋，双方在求胜的驱动之下，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了人道，而双方所求之胜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史铁生也对普通人的命运给予关注和同情，看《三国演义》时，他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的处境，在名著里他不过是一个道具、只是一行字，但是他也会有生活，也会有期待，也会有家，也有家人的盼望。在《病隙碎笔（六）》中，他表现出了对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关注。他认为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们的信仰出了问题。人们只有更多地关注精神层次的追求，过一种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生态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因此，史铁生对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又常常联系着现实世界。
杨剑龙：陈村在《去找史铁生》一文中谈到了史铁生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 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16} 史铁生是一位残疾人，不能走路，又患有严重肾病，这使普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他的思维方式。这里谈到史铁生的人生态度：不抱怨，感恩。王安忆追思史铁生时说：“史铁生是一个最有权利去控诉时代的人，但他的人和文字却从来没有过一丝愤懑的情绪。” {17}史铁生的磨难是从插队延安开始的，但他并没有沉沦于抱怨愤懑，却以感恩的姿态从自身的病痛深入到对灵魂的思索。如果史铁生不残疾他会怎样写作？但反过来说正是残疾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正像鲁迅是他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造成了一个及早接触社会思考人生的巨匠，构成了鲁迅一以贯之的叙事的角度。从某种角度上说，正是因为病痛，才有史铁生的这种深刻的思索，才有这样一个灵魂写作的伟大作家，他用感恩的心态思考人生，而不是抱怨泄愤，如果一味沉沦在抱怨中，也就没有史铁生的深刻的思考和创作。
李彦姝：史铁生在《命若琴弦》中认为，人类浩荡前行的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史铁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散文《扶轮问路》中，史铁生以满怀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同作家朋友洪峰、马原、王安忆、姚育明等的深厚友谊，讲述了他对朋友们不辞辛劳带他四处周游的感恩之心。对于亲人，史铁生更是心怀感恩，在《奶奶的星星》一文中，史铁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奶奶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形象，如，奶奶把家中闲置的衣物送给卖破烂的母女，把白衬衫、蛋糕、鸡蛋等物品分给家境困难的邻家男孩等。
杨剑龙：我想到了一个词——“敬畏”。史铁生的感恩也好、不抱怨也好，他都有一种敬畏感，敬畏生命，敬畏上帝。现在人们正缺少这种敬畏感，无所畏惧，只要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可以不敬畏任何的事，可以无端地残害生命、挑战社会，唯我独尊。包括现在某些作家的写作，缺少敬畏感，可以毫无怜惜地毁坏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投任何人的所好。史铁生的创作有一种敬畏感，他从生命的原点出发，思考非常深刻的哲理问题。当然，并非史铁生创作完美无缺，他的创作也有短处，他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构成其视野的狭窄，他的内心写作的方式，基本以自我为原点的叙事角度、心灵倾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单调性。史铁生说他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东西。他的一生都跟病魔作斗争，抽出有限的时间来写作，而且笔耕不辍，用生命写作，他用经受苦痛折磨的病躯，始终以有精神追求的高度去写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追悼史铁生时说：“史铁生的一生为我们愈发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令人珍视的精神向度。而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在娱乐盛行的时代，我们也需要静心阅读的心态，在安静中领悟像史铁生那样伟大作家的作品，去追寻真正宁静、尊严、有安居感的生存。” {18}史铁生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对生命困境中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的思考，比一般人更真切更深刻。他提供给我们的文学精品，其文学价值不言而喻，他的创作对当代作家、对当下及今后的写作都有着重要意义。怎么坚持用灵魂写作、生命写作？怎么观照沦落在痛苦中的人的执著追求？怎么关注人的更为深邃的终极价值？怎么在世俗物欲社会中坚持作家的信仰？在诸多方面，史铁生都为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留下了诸多思考与启迪。
注释
{1}杨敏、应妮：《史铁生生日追忆会举行，铁凝赞其为伟大作家》，《中国新闻网》2011年1月5日。
{2}王安忆：《谈史铁生——精诚石开，他活在暗处还是有光处》，《文汇报》2004年3月24日。
{3}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新闻报·学海》1928年1月29、30日。
{4}{5}{6}{12}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第164页，第213页、第181页。
{7}{9}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8}马德：《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发展》2011年第1期。
{10}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8页。
{11}史铁生：《记忆与印象》，求真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3}史铁生：《读洪峰小说有感》，《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
{14}俞吾金：《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5}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6}陈村：《去找史铁生》，《小说选刊》2003年第1期。
{17}郦亮、耿耀：《复旦师生追忆史铁生》，《青年报》2011年1月5日。
{18}周宁：《悼史铁生：用生命书写生命》，《新快报》2011年1月4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