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市武陵区有一个小小说创作群体，30多年来执着地把小小说创作当作建设文化强区、文化强省，当成培育国民文化素质、提升民族文化品格的事业来经营，取得了令全国小小说界和文学创作界瞩目的骄人成绩。这个小小说创作群体中充满创作活力和潜力的作家有40多人。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等全国权威文学选刊转载，多次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21世纪中国最佳小小说2000-2011》《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中外经典微型小说大系》等全国权威文学选本。其中，位居“中国小小说50强”和“中国微型小说50强”的著名作家有白旭初、伍中正、戴希3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小小说作家有欧湘林、刘绍英、杨徽、聂鹏、夏一刀等数位。白旭初、伍中正、戴希差不多成了全国的小小说获奖专业户，他们多次在全国性的小小说大赛或年度评选中榜上有名，小小说集则进入“中国小小说典藏品”“中国小小说50强”“中国微型小说50强”“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等的出版方阵。戴希还被评为“2012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文学界一批重要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如：林非、陈建功、杨晓敏、郏宗培，以及李运抟、顾建新、雪弟、凌鼎年、高长梅等都对武陵区的小小说创作给予过较高评价。美国的穆爱莉、日本的渡边晴夫等海外大学教授也在研究和推介武陵区的小小说。武陵区已成为全国小小说重镇，其影响辐射到了美国、日本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央电视台、文艺报、湖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均对武陵区的小小说创作群体作过相关报道。
　　在当地文联、作协的启发引领下，武陵区的小小说作家在创作之初就立志要写出在全国有特色、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立志要当全国的小小说名家。他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向中国小小说高地发起“集团冲锋”，取得了不菲的创作业绩。欧湘林、白旭初是出道和成名较早的两位，他们坚持小小说创作近30年，代表作《红嘴儿》和《农民父亲》，是用小小说文体反映中国农村深度转型、真实揭示新旧观念碰撞的精品佳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对武陵區小小说作家群的形成有重要的推进和引领作用。伍中正是新乡土叙事的高手，他的作品如《周小鱼的爱情》《籽言》《鱼算个啥》等，擅长于用小小说的构思方式抒写性情、性灵，表现平民百姓人性美好的一面，塑造了一系列凝聚着湘西北地域文化特质和风韵的小女子诗化形象，营造出楚文化那种内含酸涩依然阳光明丽的艺术意境；他的小小说语言简洁而有质感，叙述如诗歌般空灵跳跃，注重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节奏，已然形成了自己“新乡村牧歌”般的独特文学风格。戴希是这个小小说群体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他的创作题材宽泛，视野开阔，大凡市井杂谈、机关轶事、历史典故、家园亲情，均能在其笔下渲染成文，并自得其趣、其巧、其真，代表作有《羊吃什么》《每个人都幸福》等。刘绍英是全国人大代表，她的“澧水风情系列”，如《渔鼓》《苇叶青青》等，将地域文化特征、民间乡土气息与特定的时代思潮较好地融合起来，体现了较高的文学品性。聂鹏的《兵儿在外》、杨徽的《不缺钱》、毛雅琴的《我要做你永远的眼睛》等，都是值得细细品读、再三回味的优秀作品。正是在武陵区40多位小小说作家的抱团冲击之下，武陵小小说现象已经形成，小小说成了武陵区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引发了全国小小说界及文学创作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本期选发戴希、白旭初、伍中正的9篇小小说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这个小小说创作群体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智慧。
　　戴希的“小小说三题”在题材类型、故事形态上跨度很大，从古代帝王到当代平民，从寓言新编到纪实叙述，我们好像一下子还弄不清戴希把这三篇文体形态大不相同的作品排列在一起的创作意图。其实，从这“三题”小小说作品立意的表达艺术，我们可清晰地辨析出戴希小小说创作的构思格局以及基本文脉。
　　《鹞鹰之死》借唐太宋听进魏征和长孙皇后的进谏后改变“玩物丧志”的生活方式的故事，点破了一种“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的历史哲理，这条历史哲理是今天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和“民族复兴期”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龟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改编“龟兔赛跑”寓言上有两处创新的续写：兔子不服陆地赛跑输给乌龟提出重赛，吸取失败教训后兔子赢了乌龟；乌龟不服提出在水路上赛跑，乌龟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击败了兔子；而此刻的兔子不服再次提出陆地和水面同赛，于是出现了：在陆地上乌龟爬上兔子的背，在水路上兔子又爬上乌龟的背，故事的结局和立意豁然——“双赢”。这则改编的新寓言表达了一种立意的新内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和生活方式上人类只有和谐、合作的共事才能共赢，这仍是今天的人们迫切需要的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念。而在《祸起萧蔷》这个现代生活故事里，作者用纪实的写法，不仅仅是讽刺了生活中那一类“权力欲至上”的人，更写出了权力超越家庭、爱情、伦理的超常能量，这种批评与讽刺通过一个饶有风趣的夫妻“对攻”故事而表现出了小小说情节的多重反转和小小说作家的构思智慧。
　　戴希通过不同形态、不同题材的小小说故事揭示出高质量的、与今天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小小说立意，在艺术传达的过程中还显示出一种可以归纳、讨论的小小说立意的表达技巧。这三篇小小说在作品的高潮出现之前、即在作品立意被点破、被暗示之前，都经历了一种小小说艺术的延宕和铺垫。《鹞鹰之死》在唐太宗转变之前，充沛地写出了魏征和长孙皇后的不同角度并逐渐增大“劝说场面”的描写份量，这两个情节的延宕叙述使唐太宗的转变合情合理，于是小小说的立意顺理成章地在篇末借唐太宗的口点破，读者在阅读的瞬间顿悟了。《祸起萧蔷》其实也连续转了两次180度的大弯：第广龙升副处长公示了，但老婆和慧到纪检告状却把升迁之事砸了，这是第一次突转；第广龙用“官二代”的观念改变了和慧的想法和做法，这是第二次突转，到了作品结尾又回到原点：升迁失败返回原状，讽刺的力量因故事的结尾回到故事的开头而骤然产生。小小说情节的两次变化，使小小说故事在短小的篇幅中得到丰满的、有情趣的描述，小小说现实感较强的立意至此水到渠成地做成了。《龟兔紧紧地抱在一起》的两次故事大转变更为明显，从乌龟赢，到兔子赢，最后是乌龟、兔子双赢，每一次转折都为作品哲理立意的形成积累一次艺术的能量。 　　由此看来，戴希小小说的立意艺术很有智慧含量，他很懂得今天的小小说就是“立意的艺术”。一方面注意作品通过不同题材、故事、人物的描写，提炼现实感、哲理感很强的立意。另一方面，通过符合小小说文体特点的构思、叙述以及情节的提炼、布局，让小小说的高质量立意在小小说文本上真正艺术地立起来。
　　白旭初的“小小说三题”有两篇写农民。这两篇写农村题材和农民性格的角度不同。《承诺》从一个成长中的父母官米副县长的眼中和心中去发现和感受“留守的老年农民”对亲情、家庭的渴望。那么老婆婆死时紧紧攒着米副县长给出的50元的细节，典型地概括出如今“留守老农”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这个核心细节很有概括力量。米副县长看望老婆婆而不成的情感活动是真实的、富有感染力的。《农民父亲》是从儿子的角度来写“留守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和依恋。农民父亲一生与土地不可分离的情感描写，既写出今天中国农村存在的某种生活的矛盾与困惑，也很有艺术力量地概括出“农民与土地不可分离”的现状和困难。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的发现和表现，促进了读者的深入思考，读者不能简单地、黑白分明地或肯定、或否定这种“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
　　可以把白旭初的这两篇写农民的小小说理解为作家也写了一种“农民式的执着”。《承诺》是老婆婆对亲情、家庭的执着渴望；《农民父亲》是老农民对土地的执着依恋。在中国农村走向改革、转型的城镇化过程中，这种肯定或否定交织的“二律背反现象”很有概括性。小小说敢于写出中国农村和农民这种“复杂交织”和“最后一个”形象，证明了常德小小说作家在农村題材的小小说创作中所能达到的立意的深度和广度。常德小小说作家在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立意上通过“小小说立意的未知结构”，不那么明确、明朗的小小说作品的立意指向，有意创造这种小小说立意的“多义结构”“空白结构”，把小小说阅读的审美评判权充分地交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阅历、知识、认知来想像小小说立意的深层结构，这是小小说作家机智构思法，也是小小说文本的优势所在，还是小小说读者阅读的情趣所在。
　　伍中正的“小小说三题”集中写某类农民的个性和意识，他笔下农村题材的故事和农村人物的个性，是以往农村题材作品中较少出现过的，几个农村人物依托某个事件表现出了偏执的个性。作家除了极为真实地描写之外，还展现了一种很机智的小小说对人物个性丰富、微妙的审智、审美乃至审丑等不同的情感褒贬方式。
　　伍中正的农民“小小说三题”用小小说的构思方式，发现并抓住了“农民式执着”的性格元素，用不同的情节在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写活了今天某类农民的真实形象，甚至我们可以把画梅、三桂等共同看作是“小小说中的陈奂生”，如果这种理解能够被接受，那么可以说伍中正写农民个性的小小说达到了难得的深度。特别是作家在写活画梅、唐水珠、三桂的性格元素和性格个性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物个性分别采用审智、审美、审丑的不同的情感评价，创造了阅读小小说人物的未知结构，激活读者、并引导读者想像出、补充出作家暗示给我们的小小说立意，可以肯定这是小小说人物的机智写法。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