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兴趣广泛，雅好不一。有时还像一个蓄意别开生面的“好事者”，动辄流露出一股“弄斧就要上班门”的劲头。这不，近日他又瞎张罗，将身边几位师友的旧体诗作，略加挑选，汇成一册示我，并自谦地说：“我于诗是外行，既无探骊得珠的本领，也无附庸风雅的奢念，仅仅是本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诗初衷，将大家的诗凑在一块，既便于自己心慕手追，又可以文会友，不求高雅，同好同乐而已。”最后还叮嘱我给前边写几句话，再为它取个恰当的名字。
　　怎么说呢，旧诗或曰五言、七言之类的古体诗，源远流长，其来久矣。即在我们今日的文化环境中亦时有所见。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就背诵“床前明月光”和“离离原上草”的人，谁还不能哼上一两句顺口溜呢？细想旧诗生命力之顽强持久，可能与汉语文字的丰富凝炼、易吟易诵有关，同时也与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分不开。此所以传统诗词在漫长历史中能瓜瓞绵长、不绝如缕的缘故吧。令人欣喜的是，在当前伴随着蓬蓬勃勃的新诗创作，枯木逢春似的旧体诗也相偕而行了。这可真是“从来造物喜风流，鸟爱双飞花并头”啊！
　　旧诗，如今人们已习称传统诗词，说来容易，写起来困难。尤其是律诗，如循正规的唐音声律，既讲平仄，又要对偶；对偶不切，则失之粗，对偶太切，又失之俗。还要苦心孤诣，炼字炼句。别说卢延让的撚髭，杜工部的瘦生让你惊叹；你还知道“孟浩然眉毫尽落，裴祐袖手衣袖无穿，王维至走入醋瓮”（见《群碎录》）吗？听到这些苦吟轶话，我们也许不敢再轻信“刻烛成篇”、“倚马可待”一类的说法了。古体诗（即习称的近体诗）的操作规程、声韵要求，既然到唐代时已渐趋完善定型，大多数诗人也就习惯于“照理出牌”并一直延续下来。毕竟遵循它可以让作品产生回环、抑扬和整齐之美。但历来也是有弹性或变通的，如既有失黏的，也有平仄借读的，乃至出韵通押的。后世流传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逐渐被广为接受，说明人们也就不再死扣什么平仄失调的毛病了。可也有一些要求像作试帖诗那样墨守一隅的“过于执”先生，偏是不容人越雷池半步。倘若有人一旦犯律失格，就难免为他们诟病，或被斥为谬种，或被讥为歪诗。当年那位王秀才不就以大挑“蜂腰”、“鹤膝”等所谓时病将寒山诗说得一塌糊涂吗（自成一体的寒山当然不买他的账，仅以“盲徒”二字回敬而已）？正因为诗坛上这一类吹毛求疵的烦人事儿时有发生，所以宋白尚书有一首略带自嘲并且寓反讽意味的诗，说：
　　学织丝绫功未多，
　　乱拈机杼错抛梭。
　　莫教宫锦行家见，
　　把此文章笑杀他。
　　好在随着时代的衍进，传统诗词也并非一成不变。到宋朝，大诗人黄山谷就禁不住呐喊：“宁可句不律，不可使句弱。”即使退回到律诗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原点唐代，也有避律诗而多写古风的，更别说还有寒山体、竹枝词，以及张打油之类的即兴诗了。
　　诗，是抒情言志的载体，也是人类智慧的精髓。它是美的代名词，也是语言的结晶体。写诗自应照应声律，但亦不宜过分雕琢。何况时代更替，时空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词语也陆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诗文之与时俱进也自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正此之谓也。将来要使传统诗词更广泛、更深入地走向民间，捆绑在它身上的甲胄也必然会逐渐松动。其实，唐宋以下，诗人有此感悟、不拘声律、自成一家者也代不乏人。我很赞成明代邱濬的那首论诗绝句：
　　吐语操持不用奇，
　　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
　　便是人间绝妙辞。
　　有道是：要知前程路，须问过来人。尽管有关传统诗词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我们不妨听听当代两位诗坛名宿的见解吧。一位是我们老陕的乡贤于右任先生。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格律益严，去民间益远。”又说：“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拿我们的思想去适应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大小来削脚。”并在《诗变》一诗中声言：
　　诗体岂有常，
　　诗变数无方；
　　何以明其然？
　　时代自堂堂。
　　另一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诗歌前辈臧克家先生。他在《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中阐明自己的主张：
　　今日旧体诗坛有三派：一是典雅派（即严格遵守固有格律，多用典故的）；二是改革派（即情感需要时，对固有格律可以稍有突破的。这是你我所向往的，也是我所实践的）；三是新古诗派（不主张遵守固有格律与平仄的）。谁是谁非，应由群众读者来评说，由时间去考验。
　　聆听了这两位诗坛大佬的高见，真不由得叫我们感叹一声：这可确是老马识途，英雄所见略同啊。
　　所幸的是，时至今日，一向平静的旧体诗的湖面上，已荡起一派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涟漪。它正在“不变中有变”、“不似中有似”的探索中奋力开拓求新。叫它为旧体诗也罢，或叫新古体诗也罢，窃以为只要它真正能写出有意境、有真趣、有情采，气韵生动，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掩卷后令人回味的章句，都必然会为群众所欢迎和接受。比如贺敬之的“三江澄碧今痛饮，不惜韩囊岳家杯”，你能说不豪放吗？聂绀弩的“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你能说不凄怆吗？乃至杨宪益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你能说不是妙趣横生的自谦吗？看来只有遵古而不泥古，有法而不拘法，才会有对传统诗词的求正创新可言，也会迎来如《何典》所主张“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到篮中就是菜，得开怀时且开怀”的那么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也许是李彬正是被时下传统诗词日渐活跃的气氛所感染，才心血来潮动了汇集这些师友诗作的念头。厚厚一册子，版式落落大方，循古典的竖排，也不失风雅。他让我先睹为快，倒也给我这闲人添了一件忙事。开卷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便是霍松林先生的大作，见诗如见人，老朋友聚首，其乐何如！霍先生无愧是当今诗坛上的斫轮老手，下笔成章，功力不凡。忆及1987年我和他一行八人有幸一起赴京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的盛况，迄今犹历历如昨。那时候写旧体诗的人还似乎不多，有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觉。倏忽近30年矣，而今却已是诗刊南北多，作者半江湖了。另外，这册子里还选收了茹桂、雷珍民、郑幼生、赵熊诸位著名书画家的诗作。诗画的有机结合原本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从苏轼评王维的作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之后，这一传统便一直被保持和继承下来。如赵孟頫、倪瓒、徐渭、唐寅、郑板桥、金农等，无一不是集诗画书法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好画本就够精彩了，有诗岂不“又添一帧画外画”？此流风余韵，绵延不绝，至今犹为学养有素的作者所维系。我读了这些书画家直抒胸臆、宁拙毋巧又浑然自成的诗作，不禁为之欣然。尤其是那些意之所到、信笔书之的题画之作，更是觉得别有意趣。原来这些“江湖常放米家船”的老兄，其视野之海阔天空、思想之自由奔放、审美视角之独特，都叫我喜出望外，自叹弗如。在这本册子中唯一不足道的，怕就是我那些信口肆笔，离张打油不远的劳什子了。我一向写作新诗，后又妄作旧体诗票友。虽先后向傅庚生、文怀沙等人请教过，但终未得入堂奥。迄今也只能写点不拘声律的东西，还浪得一个“两栖诗人”的虚名，令人汗颜！在《书马家骏诗集后》一诗中，我曾写道：“诗本心潮波，岂能绳墨规。”因为有这种理念，自己所写的旧体诗，也就多是乘兴而作，极少打磨和推敲了。后来避律绝而多写古风，也是我的一个偷懒办法。总之是聊复尔尔，乏善可陈。而李彬索去忝列其中，倒不由得叫我套改一句明人诗“近时好事最者谁？城南李生差爱我”了。至于忙于其他文学创作的李彬，好像是偶尔以尝试旧体诗解闷消遣，只取自我怡悦，工与不工，他自是在所不计了。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起名也不是个轻松事。李彬一再叮嘱我要为这册诗集取个恰当的名字，自是要求画龙点睛，儒雅不俗。我想历来地方诗选集的命名似多与地缘乡风有关。如清朝乾隆时期三原的刘绍攽，收录了明清之际孙枝蔚、李因笃等140位陕籍诗人的作品，命名为《二南遗音》，取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个篇目，也是隐含陕西东、西部两个地区的范畴，颇有绍绪国风、厚爱乡贤的深情和寓意。而如今我们在本地区所见为数不多的选集，无非就是《长安新咏》或《终南拾萃》之类了。李彬编这个集子，纯粹是一时兴起，小打小闹，选收诸人还是本着他本人一向尊师如父、敬友若兄的处世之道。说真的，怕还不免有人说长道短，难避“半是交情半是私”之嫌呢。索性就老老实实叫个《七人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