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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兴趣广泛,雅好不一。有时还像一个蓄意别开生面的“好事者”,动辄流露出一股“弄斧就要上班门”的劲头。这不,近日他又瞎张罗,将身边几位师友的旧体诗作,略加挑选,汇成一册示我,并自谦地说:“我于诗是外行,既无探骊得珠的本领,也无附庸风雅的奢念,仅仅是本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诗初衷,将大家的诗凑在一块,既便于自己心慕手追,又可以文会友,不求高雅,同好同乐而已。”最后还叮嘱我给前边写几句话,再为它取个恰当的名字。
怎么说呢,旧诗或曰五言、七言之类的古体诗,源远流长,其来久矣。即在我们今日的文化环境中亦时有所见。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就背诵“床前明月光”和“离离原上草”的人,谁还不能哼上一两句顺口溜呢?细想旧诗生命力之顽强持久,可能与汉语文字的丰富凝炼、易吟易诵有关,同时也与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分不开。此所以传统诗词在漫长历史中能瓜瓞绵长、不绝如缕的缘故吧。令人欣喜的是,在当前伴随着蓬蓬勃勃的新诗创作,枯木逢春似的旧体诗也相偕而行了。这可真是“从来造物喜风流,鸟爱双飞花并头”啊!
旧诗,如今人们已习称传统诗词,说来容易,写起来困难。尤其是律诗,如循正规的唐音声律,既讲平仄,又要对偶;对偶不切,则失之粗,对偶太切,又失之俗。还要苦心孤诣,炼字炼句。别说卢延让的撚髭,杜工部的瘦生让你惊叹;你还知道“孟浩然眉毫尽落,裴祐袖手衣袖无穿,王维至走入醋瓮”(见《群碎录》)吗?听到这些苦吟轶话,我们也许不敢再轻信“刻烛成篇”、“倚马可待”一类的说法了。古体诗(即习称的近体诗)的操作规程、声韵要求,既然到唐代时已渐趋完善定型,大多数诗人也就习惯于“照理出牌”并一直延续下来。毕竟遵循它可以让作品产生回环、抑扬和整齐之美。但历来也是有弹性或变通的,如既有失黏的,也有平仄借读的,乃至出韵通押的。后世流传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逐渐被广为接受,说明人们也就不再死扣什么平仄失调的毛病了。可也有一些要求像作试帖诗那样墨守一隅的“过于执”先生,偏是不容人越雷池半步。倘若有人一旦犯律失格,就难免为他们诟病,或被斥为谬种,或被讥为歪诗。当年那位王秀才不就以大挑“蜂腰”、“鹤膝”等所谓时病将寒山诗说得一塌糊涂吗(自成一体的寒山当然不买他的账,仅以“盲徒”二字回敬而已)?正因为诗坛上这一类吹毛求疵的烦人事儿时有发生,所以宋白尚书有一首略带自嘲并且寓反讽意味的诗,说:
学织丝绫功未多,
乱拈机杼错抛梭。
莫教宫锦行家见,
把此文章笑杀他。
好在随着时代的衍进,传统诗词也并非一成不变。到宋朝,大诗人黄山谷就禁不住呐喊:“宁可句不律,不可使句弱。”即使退回到律诗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原点唐代,也有避律诗而多写古风的,更别说还有寒山体、竹枝词,以及张打油之类的即兴诗了。
诗,是抒情言志的载体,也是人类智慧的精髓。它是美的代名词,也是语言的结晶体。写诗自应照应声律,但亦不宜过分雕琢。何况时代更替,时空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词语也陆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诗文之与时俱进也自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正此之谓也。将来要使传统诗词更广泛、更深入地走向民间,捆绑在它身上的甲胄也必然会逐渐松动。其实,唐宋以下,诗人有此感悟、不拘声律、自成一家者也代不乏人。我很赞成明代邱濬的那首论诗绝句:
吐语操持不用奇,
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
便是人间绝妙辞。
有道是:要知前程路,须问过来人。尽管有关传统诗词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我们不妨听听当代两位诗坛名宿的见解吧。一位是我们老陕的乡贤于右任先生。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格律益严,去民间益远。”又说:“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拿我们的思想去适应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大小来削脚。”并在《诗变》一诗中声言:
诗体岂有常,
诗变数无方;
何以明其然?
时代自堂堂。
另一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诗歌前辈臧克家先生。他在《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中阐明自己的主张:
今日旧体诗坛有三派:一是典雅派(即严格遵守固有格律,多用典故的);二是改革派(即情感需要时,对固有格律可以稍有突破的。这是你我所向往的,也是我所实践的);三是新古诗派(不主张遵守固有格律与平仄的)。谁是谁非,应由群众读者来评说,由时间去考验。
聆听了这两位诗坛大佬的高见,真不由得叫我们感叹一声:这可确是老马识途,英雄所见略同啊。
所幸的是,时至今日,一向平静的旧体诗的湖面上,已荡起一派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涟漪。它正在“不变中有变”、“不似中有似”的探索中奋力开拓求新。叫它为旧体诗也罢,或叫新古体诗也罢,窃以为只要它真正能写出有意境、有真趣、有情采,气韵生动,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掩卷后令人回味的章句,都必然会为群众所欢迎和接受。比如贺敬之的“三江澄碧今痛饮,不惜韩囊岳家杯”,你能说不豪放吗?聂绀弩的“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你能说不凄怆吗?乃至杨宪益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你能说不是妙趣横生的自谦吗?看来只有遵古而不泥古,有法而不拘法,才会有对传统诗词的求正创新可言,也会迎来如《何典》所主张“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到篮中就是菜,得开怀时且开怀”的那么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也许是李彬正是被时下传统诗词日渐活跃的气氛所感染,才心血来潮动了汇集这些师友诗作的念头。厚厚一册子,版式落落大方,循古典的竖排,也不失风雅。他让我先睹为快,倒也给我这闲人添了一件忙事。开卷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便是霍松林先生的大作,见诗如见人,老朋友聚首,其乐何如!霍先生无愧是当今诗坛上的斫轮老手,下笔成章,功力不凡。忆及1987年我和他一行八人有幸一起赴京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的盛况,迄今犹历历如昨。那时候写旧体诗的人还似乎不多,有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觉。倏忽近30年矣,而今却已是诗刊南北多,作者半江湖了。另外,这册子里还选收了茹桂、雷珍民、郑幼生、赵熊诸位著名书画家的诗作。诗画的有机结合原本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从苏轼评王维的作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之后,这一传统便一直被保持和继承下来。如赵孟頫、倪瓒、徐渭、唐寅、郑板桥、金农等,无一不是集诗画书法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好画本就够精彩了,有诗岂不“又添一帧画外画”?此流风余韵,绵延不绝,至今犹为学养有素的作者所维系。我读了这些书画家直抒胸臆、宁拙毋巧又浑然自成的诗作,不禁为之欣然。尤其是那些意之所到、信笔书之的题画之作,更是觉得别有意趣。原来这些“江湖常放米家船”的老兄,其视野之海阔天空、思想之自由奔放、审美视角之独特,都叫我喜出望外,自叹弗如。在这本册子中唯一不足道的,怕就是我那些信口肆笔,离张打油不远的劳什子了。我一向写作新诗,后又妄作旧体诗票友。虽先后向傅庚生、文怀沙等人请教过,但终未得入堂奥。迄今也只能写点不拘声律的东西,还浪得一个“两栖诗人”的虚名,令人汗颜!在《书马家骏诗集后》一诗中,我曾写道:“诗本心潮波,岂能绳墨规。”因为有这种理念,自己所写的旧体诗,也就多是乘兴而作,极少打磨和推敲了。后来避律绝而多写古风,也是我的一个偷懒办法。总之是聊复尔尔,乏善可陈。而李彬索去忝列其中,倒不由得叫我套改一句明人诗“近时好事最者谁?城南李生差爱我”了。至于忙于其他文学创作的李彬,好像是偶尔以尝试旧体诗解闷消遣,只取自我怡悦,工与不工,他自是在所不计了。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起名也不是个轻松事。李彬一再叮嘱我要为这册诗集取个恰当的名字,自是要求画龙点睛,儒雅不俗。我想历来地方诗选集的命名似多与地缘乡风有关。如清朝乾隆时期三原的刘绍攽,收录了明清之际孙枝蔚、李因笃等140位陕籍诗人的作品,命名为《二南遗音》,取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个篇目,也是隐含陕西东、西部两个地区的范畴,颇有绍绪国风、厚爱乡贤的深情和寓意。而如今我们在本地区所见为数不多的选集,无非就是《长安新咏》或《终南拾萃》之类了。李彬编这个集子,纯粹是一时兴起,小打小闹,选收诸人还是本着他本人一向尊师如父、敬友若兄的处世之道。说真的,怕还不免有人说长道短,难避“半是交情半是私”之嫌呢。索性就老老实实叫个《七人集》吧。
怎么说呢,旧诗或曰五言、七言之类的古体诗,源远流长,其来久矣。即在我们今日的文化环境中亦时有所见。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就背诵“床前明月光”和“离离原上草”的人,谁还不能哼上一两句顺口溜呢?细想旧诗生命力之顽强持久,可能与汉语文字的丰富凝炼、易吟易诵有关,同时也与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分不开。此所以传统诗词在漫长历史中能瓜瓞绵长、不绝如缕的缘故吧。令人欣喜的是,在当前伴随着蓬蓬勃勃的新诗创作,枯木逢春似的旧体诗也相偕而行了。这可真是“从来造物喜风流,鸟爱双飞花并头”啊!
旧诗,如今人们已习称传统诗词,说来容易,写起来困难。尤其是律诗,如循正规的唐音声律,既讲平仄,又要对偶;对偶不切,则失之粗,对偶太切,又失之俗。还要苦心孤诣,炼字炼句。别说卢延让的撚髭,杜工部的瘦生让你惊叹;你还知道“孟浩然眉毫尽落,裴祐袖手衣袖无穿,王维至走入醋瓮”(见《群碎录》)吗?听到这些苦吟轶话,我们也许不敢再轻信“刻烛成篇”、“倚马可待”一类的说法了。古体诗(即习称的近体诗)的操作规程、声韵要求,既然到唐代时已渐趋完善定型,大多数诗人也就习惯于“照理出牌”并一直延续下来。毕竟遵循它可以让作品产生回环、抑扬和整齐之美。但历来也是有弹性或变通的,如既有失黏的,也有平仄借读的,乃至出韵通押的。后世流传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逐渐被广为接受,说明人们也就不再死扣什么平仄失调的毛病了。可也有一些要求像作试帖诗那样墨守一隅的“过于执”先生,偏是不容人越雷池半步。倘若有人一旦犯律失格,就难免为他们诟病,或被斥为谬种,或被讥为歪诗。当年那位王秀才不就以大挑“蜂腰”、“鹤膝”等所谓时病将寒山诗说得一塌糊涂吗(自成一体的寒山当然不买他的账,仅以“盲徒”二字回敬而已)?正因为诗坛上这一类吹毛求疵的烦人事儿时有发生,所以宋白尚书有一首略带自嘲并且寓反讽意味的诗,说:
学织丝绫功未多,
乱拈机杼错抛梭。
莫教宫锦行家见,
把此文章笑杀他。
好在随着时代的衍进,传统诗词也并非一成不变。到宋朝,大诗人黄山谷就禁不住呐喊:“宁可句不律,不可使句弱。”即使退回到律诗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原点唐代,也有避律诗而多写古风的,更别说还有寒山体、竹枝词,以及张打油之类的即兴诗了。
诗,是抒情言志的载体,也是人类智慧的精髓。它是美的代名词,也是语言的结晶体。写诗自应照应声律,但亦不宜过分雕琢。何况时代更替,时空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词语也陆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诗文之与时俱进也自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正此之谓也。将来要使传统诗词更广泛、更深入地走向民间,捆绑在它身上的甲胄也必然会逐渐松动。其实,唐宋以下,诗人有此感悟、不拘声律、自成一家者也代不乏人。我很赞成明代邱濬的那首论诗绝句:
吐语操持不用奇,
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
便是人间绝妙辞。
有道是:要知前程路,须问过来人。尽管有关传统诗词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我们不妨听听当代两位诗坛名宿的见解吧。一位是我们老陕的乡贤于右任先生。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格律益严,去民间益远。”又说:“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拿我们的思想去适应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大小来削脚。”并在《诗变》一诗中声言:
诗体岂有常,
诗变数无方;
何以明其然?
时代自堂堂。
另一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诗歌前辈臧克家先生。他在《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中阐明自己的主张:
今日旧体诗坛有三派:一是典雅派(即严格遵守固有格律,多用典故的);二是改革派(即情感需要时,对固有格律可以稍有突破的。这是你我所向往的,也是我所实践的);三是新古诗派(不主张遵守固有格律与平仄的)。谁是谁非,应由群众读者来评说,由时间去考验。
聆听了这两位诗坛大佬的高见,真不由得叫我们感叹一声:这可确是老马识途,英雄所见略同啊。
所幸的是,时至今日,一向平静的旧体诗的湖面上,已荡起一派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涟漪。它正在“不变中有变”、“不似中有似”的探索中奋力开拓求新。叫它为旧体诗也罢,或叫新古体诗也罢,窃以为只要它真正能写出有意境、有真趣、有情采,气韵生动,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掩卷后令人回味的章句,都必然会为群众所欢迎和接受。比如贺敬之的“三江澄碧今痛饮,不惜韩囊岳家杯”,你能说不豪放吗?聂绀弩的“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你能说不凄怆吗?乃至杨宪益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你能说不是妙趣横生的自谦吗?看来只有遵古而不泥古,有法而不拘法,才会有对传统诗词的求正创新可言,也会迎来如《何典》所主张“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到篮中就是菜,得开怀时且开怀”的那么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也许是李彬正是被时下传统诗词日渐活跃的气氛所感染,才心血来潮动了汇集这些师友诗作的念头。厚厚一册子,版式落落大方,循古典的竖排,也不失风雅。他让我先睹为快,倒也给我这闲人添了一件忙事。开卷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便是霍松林先生的大作,见诗如见人,老朋友聚首,其乐何如!霍先生无愧是当今诗坛上的斫轮老手,下笔成章,功力不凡。忆及1987年我和他一行八人有幸一起赴京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的盛况,迄今犹历历如昨。那时候写旧体诗的人还似乎不多,有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觉。倏忽近30年矣,而今却已是诗刊南北多,作者半江湖了。另外,这册子里还选收了茹桂、雷珍民、郑幼生、赵熊诸位著名书画家的诗作。诗画的有机结合原本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从苏轼评王维的作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之后,这一传统便一直被保持和继承下来。如赵孟頫、倪瓒、徐渭、唐寅、郑板桥、金农等,无一不是集诗画书法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好画本就够精彩了,有诗岂不“又添一帧画外画”?此流风余韵,绵延不绝,至今犹为学养有素的作者所维系。我读了这些书画家直抒胸臆、宁拙毋巧又浑然自成的诗作,不禁为之欣然。尤其是那些意之所到、信笔书之的题画之作,更是觉得别有意趣。原来这些“江湖常放米家船”的老兄,其视野之海阔天空、思想之自由奔放、审美视角之独特,都叫我喜出望外,自叹弗如。在这本册子中唯一不足道的,怕就是我那些信口肆笔,离张打油不远的劳什子了。我一向写作新诗,后又妄作旧体诗票友。虽先后向傅庚生、文怀沙等人请教过,但终未得入堂奥。迄今也只能写点不拘声律的东西,还浪得一个“两栖诗人”的虚名,令人汗颜!在《书马家骏诗集后》一诗中,我曾写道:“诗本心潮波,岂能绳墨规。”因为有这种理念,自己所写的旧体诗,也就多是乘兴而作,极少打磨和推敲了。后来避律绝而多写古风,也是我的一个偷懒办法。总之是聊复尔尔,乏善可陈。而李彬索去忝列其中,倒不由得叫我套改一句明人诗“近时好事最者谁?城南李生差爱我”了。至于忙于其他文学创作的李彬,好像是偶尔以尝试旧体诗解闷消遣,只取自我怡悦,工与不工,他自是在所不计了。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起名也不是个轻松事。李彬一再叮嘱我要为这册诗集取个恰当的名字,自是要求画龙点睛,儒雅不俗。我想历来地方诗选集的命名似多与地缘乡风有关。如清朝乾隆时期三原的刘绍攽,收录了明清之际孙枝蔚、李因笃等140位陕籍诗人的作品,命名为《二南遗音》,取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个篇目,也是隐含陕西东、西部两个地区的范畴,颇有绍绪国风、厚爱乡贤的深情和寓意。而如今我们在本地区所见为数不多的选集,无非就是《长安新咏》或《终南拾萃》之类了。李彬编这个集子,纯粹是一时兴起,小打小闹,选收诸人还是本着他本人一向尊师如父、敬友若兄的处世之道。说真的,怕还不免有人说长道短,难避“半是交情半是私”之嫌呢。索性就老老实实叫个《七人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