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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比较吸取注重现代性要素的特点，但对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及措施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农村社区建设未能够和村民行为有机契合，进而未能建立农村社区与土地、生命、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连接，而这个方面恰恰是农村社区最根本和最紧要的东西。因此，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以及如何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并试图以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制度和组织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改进的路径，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治理资源；活化；德清；乡贤参事会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其既要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又要被传统基层社会延续性所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嬗变一直都吸引着一众学者的关注和目光。
（一）“社区”概念的提出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定义的，他认为人类生活划分为以大城市为特征的“社会”和以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意思是代表某种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在我国，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教授，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通过调查认为传统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并且在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治理”概念的提出
最早对“治理”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的是在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公共事务的所有方式和机制的总和，也是一种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三）本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现代性的影响，又有传统基层社会的延续性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如仿照城市社区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运用现代社会工作理念，等等，但对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及措施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农村社区建设难以植入到村民内心，进而未能建立农村社区与土地、生命、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连接，而这恰是农村社区之根和独特性。而从治理的维度看，未能尊重传统、活化传统的外部植入性治理会产生治理的“断裂”，因为治理体现为历史的过程。为此，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在这一方面，既有的研究主要有：
一是对农村参与性社区治理资源及类型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以“村治为轴、社区为辅”的模式，由此其治理的主体主要由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三驾马车”构成，之后又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而社区服务中心或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功能性组织，担负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功能。如果把治理资源按照主导与参与进行区分，那么“三驾马车”结构即为主导型治理资源，而除此之外则为参与性治理资源。而对参与性治理资源，古典社会学时期的滕尼斯（1999）、涂尔干（2000）强调了传统农村社区中既有的信仰、价值体系和习惯对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作用。费孝通（2007；2009）在转译社区概念及其终其一生的研究，关注了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具体的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和载体，如White（1993；1996）、Frolic（1997）、何包钢（2003）、林聚任（2005）、陈建胜（2010）等强调了市民社会的自组织性、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作用；王铭铭（1996）强调了宗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复兴与治理功能，艾瑞森伯格与肯波（1940）强调了邻里关系对乡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
二是农村社区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社区治理的衔接机制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林瑞穗等（1996）以台湾经验，分析了村里组织与社区组织的衔接机制。李培林（2004）认为传统村落终结是必然趋势，但农民的再组织化是能够产生新型社区的意义。毛丹（2010）提出了城乡衔接的方式推动农村社区转型，并指出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意图和规制。曹海林（2009）借用治理理论强调了国家、农村社会各种力量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徐勇（2013）认为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农村社区治理是衔接的重要资源。毛丹、陈建胜（2014）、项继权（2015）等人提出以社区重构中的组织及其职能设置来解决村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衔接关系。而从各国实践来看，如德国强调乡镇咨询委员会制度的政治功能，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社区组织，只是配以各种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或社区社会组织，且功能单一；英国、葡萄牙等过亦如此，强调民众参与和政府沟通功能。
综上来看，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不同类型的传统治理资源和方式问题，而且侧重于既已存在的资源，如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宗族、老人协会等，但对于他们如何活化及其现代性适应及其更为重要的参与等方面则涉及较少，而只是强调了它自身的功能；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对于我们此课题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提醒和启示功能，但缺乏微观的细致分析，以至于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到解剖性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本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中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是值得细致研究的，需要分析它活化、参与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效果，特别是费孝通所说的如果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是文化自觉的问题。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它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要分析村级组织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与功能设置，同时分析其它参与性组织与资源的种类与现状。二是基于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和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转型趋势是什么，即到底走向城乡一元的社区治理制度，还是强调城乡衔接，抑或其它类型，它规制了我们传统治理资源发挥功能的领域、范围及其作用。 （二）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
本部分将以德清“先贤参事会”制度，分析其活化背景、组织载体、参与过程、参与效果，指出以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更进一步而言，这种传统治理资源是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融合机制需要深度的分析和研讨。对于这一组织或制度运行来说，要特别注意其动员机制、活化与参与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层面。
所谓乡贤参事会是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由浙江省德清县首创，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是以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及开展帮扶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地域性、非营利性的基层社会组织。
1、乡贤参事会的动员和活化参与机制
（1）规范完善，引导健康发展。2014年9月出台《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意义、原则、内容、培育措施等，并制定章程范本。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充分利用“本土、外出、外来”三类乡村精英的优势，发挥乡贤参事会辅助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2）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铺开。2014年10月，雷甸镇洋北村率先成立乡贤参事会，并组建4支乡贤服务队，以“只要乡亲需要，服务队就在”为宗旨陆续开展各类活动。在洋北村乡贤参事会的辐射作用下，各个乡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各乡贤参事会积极推动实施村规民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组织慈善公益活动。
（3）健全机制，激发履职活力。创新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准入门槛，目前已实现直接登记7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乡贤参事会活动开展正常的，县财政给予每家一次性补助1-3万元。开展社会组织年检和规范化等级评估，进一步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2、乡贤参事会的主要成效
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工作开展以来，基层反响热烈，普遍认为这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实践。在德清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着力构建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的背景下，广泛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1）凝聚智慧力量，助推经济发展。乡贤参事会以当前农村工作为重点，利用自身特殊影响力全力助推家乡建设。洛舍镇东衡村在整治废弃矿山后，需要填土复耕，但村民担心外面运来的渣土可能会有安全问题，东衡村村委就向参事会“问计”，该村19名乡贤建议在填埋场附近挖塘养鱼，用鱼的存活率来解开村民的疑惑。此举不仅使填土复耕工作进展顺利，还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
（2）弘扬传统文化，推进乡风文明。乡贤参事会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乡贤树碑立传，在全国首创农村“和美乡风馆”，以“和美”为馆藏主线，把村史、村落文化及古今乡贤的事迹，以各种“榜”的形式陈列在馆内，促使群众进一步熟知本村的历史与文化，激发热爱家乡、传承先贤优良美德的热情。
（3）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乡贤参事会发挥了乡贤在凝心聚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动落实村规民约，协助调解邻里纠纷，架起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为矛盾冲突提供缓冲地带，参事会“聚人心、促和谐”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三）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的拓展方向与发展路径
就这一制度而言，如何破除“强者的联盟”的引诱及其保障公共利益是极为核心的议题，同时其本身的制度、规范和流程建设亦极为必要，这涉及到“先贤参事会”内部治理架构及其与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这一外部治理结构的关系。就此而言，它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前这一制度面临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划化的问题；二是与社区治理结构深度融合的问题。由此，才能提出拓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
三、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是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关乎到治理理论中对治理过程的阐释，即治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为此，本研究将深度分析乡贤参事会这一制度和组织载体是如何复活传统治理资源的，它与现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衔接点在什么地方，进而探讨这一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内涵，在理论上与费老的“文化自觉”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也将与治理理论进行对话，深度解析这一过程的结构-功能要素，特别是对“嵌入性”的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实践意义上而言，当前我国、我省及其地方的农村社区治理实践目前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认为社区是现代的、外来的，由此缺乏与地方自治传统的衔接与整合，导致农村社区建设仅仅注重物质要素和公共服务下沉，即福利化社区和路径依赖，进一步而言则是对社区治理之根的漠视。而放眼全球，一般而言，凡是农村社区治理较好的地方，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均极为重视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的契合，为此，在下一步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发挥传统的治理资源，并加以活化从而深度介入社区治理，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根基”和内在生命感。因此，本研究试图以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制度和组织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改进的路径，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裴迪南德滕尼斯.《社区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年第1版，第340页.
[2]费孝通.《乡七中丨生育制度》.北京人学出版社，1998.
[3]聂平平.《公共管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
[4]刘畅.农村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7.
[5]赵勤，周良才.《社区管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6—8.
[6]史柏年.社区治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人学出版社，2004：18—20.
[7]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8]《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第119期.
[9]《公民社会与农村社区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0]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7）：7—8.
[1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bvVPcnsNjbnv7mhVNnR6zpPzffn7RjecvVcExLipZGnghB4zqEVNJhO3pVAAPhYpHFb18a66CjPbeEeJnuJXr96ZaRi9QVzMTvXUrJnGBHy_WA5xMEbVOF0jCyhA7oH.
作者简介
张莉莉（1991—），女，汉，河南省驻马店市，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
【关键词】传统治理资源；活化；德清；乡贤参事会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其既要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又要被传统基层社会延续性所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嬗变一直都吸引着一众学者的关注和目光。
（一）“社区”概念的提出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定义的，他认为人类生活划分为以大城市为特征的“社会”和以乡村为特征的“共同体”，意思是代表某种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在我国，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教授，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通过调查认为传统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并且在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治理”概念的提出
最早对“治理”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的是在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公共事务的所有方式和机制的总和，也是一种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三）本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现代性的影响，又有传统基层社会的延续性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如仿照城市社区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运用现代社会工作理念，等等，但对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及措施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农村社区建设难以植入到村民内心，进而未能建立农村社区与土地、生命、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连接，而这恰是农村社区之根和独特性。而从治理的维度看，未能尊重传统、活化传统的外部植入性治理会产生治理的“断裂”，因为治理体现为历史的过程。为此，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活化和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在这一方面，既有的研究主要有：
一是对农村参与性社区治理资源及类型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以“村治为轴、社区为辅”的模式，由此其治理的主体主要由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三驾马车”构成，之后又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而社区服务中心或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功能性组织，担负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功能。如果把治理资源按照主导与参与进行区分，那么“三驾马车”结构即为主导型治理资源，而除此之外则为参与性治理资源。而对参与性治理资源，古典社会学时期的滕尼斯（1999）、涂尔干（2000）强调了传统农村社区中既有的信仰、价值体系和习惯对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作用。费孝通（2007；2009）在转译社区概念及其终其一生的研究，关注了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具体的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和载体，如White（1993；1996）、Frolic（1997）、何包钢（2003）、林聚任（2005）、陈建胜（2010）等强调了市民社会的自组织性、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作用；王铭铭（1996）强调了宗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复兴与治理功能，艾瑞森伯格与肯波（1940）强调了邻里关系对乡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
二是农村社区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社区治理的衔接机制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林瑞穗等（1996）以台湾经验，分析了村里组织与社区组织的衔接机制。李培林（2004）认为传统村落终结是必然趋势，但农民的再组织化是能够产生新型社区的意义。毛丹（2010）提出了城乡衔接的方式推动农村社区转型，并指出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意图和规制。曹海林（2009）借用治理理论强调了国家、农村社会各种力量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徐勇（2013）认为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农村社区治理是衔接的重要资源。毛丹、陈建胜（2014）、项继权（2015）等人提出以社区重构中的组织及其职能设置来解决村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衔接关系。而从各国实践来看，如德国强调乡镇咨询委员会制度的政治功能，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社区组织，只是配以各种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或社区社会组织，且功能单一；英国、葡萄牙等过亦如此，强调民众参与和政府沟通功能。
综上来看，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不同类型的传统治理资源和方式问题，而且侧重于既已存在的资源，如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宗族、老人协会等，但对于他们如何活化及其现代性适应及其更为重要的参与等方面则涉及较少，而只是强调了它自身的功能；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对于我们此课题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提醒和启示功能，但缺乏微观的细致分析，以至于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到解剖性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本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中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是值得细致研究的，需要分析它活化、参与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效果，特别是费孝通所说的如果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是文化自觉的问题。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它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要分析村级组织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与功能设置，同时分析其它参与性组织与资源的种类与现状。二是基于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和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转型趋势是什么，即到底走向城乡一元的社区治理制度，还是强调城乡衔接，抑或其它类型，它规制了我们传统治理资源发挥功能的领域、范围及其作用。 （二）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
本部分将以德清“先贤参事会”制度，分析其活化背景、组织载体、参与过程、参与效果，指出以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更进一步而言，这种传统治理资源是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融合机制需要深度的分析和研讨。对于这一组织或制度运行来说，要特别注意其动员机制、活化与参与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层面。
所谓乡贤参事会是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由浙江省德清县首创，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是以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及开展帮扶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地域性、非营利性的基层社会组织。
1、乡贤参事会的动员和活化参与机制
（1）规范完善，引导健康发展。2014年9月出台《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意义、原则、内容、培育措施等，并制定章程范本。旨在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充分利用“本土、外出、外来”三类乡村精英的优势，发挥乡贤参事会辅助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2）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铺开。2014年10月，雷甸镇洋北村率先成立乡贤参事会，并组建4支乡贤服务队，以“只要乡亲需要，服务队就在”为宗旨陆续开展各类活动。在洋北村乡贤参事会的辐射作用下，各个乡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各乡贤参事会积极推动实施村规民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组织慈善公益活动。
（3）健全机制，激发履职活力。创新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准入门槛，目前已实现直接登记7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乡贤参事会活动开展正常的，县财政给予每家一次性补助1-3万元。开展社会组织年检和规范化等级评估，进一步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2、乡贤参事会的主要成效
德清县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工作开展以来，基层反响热烈，普遍认为这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实践。在德清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着力构建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的背景下，广泛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1）凝聚智慧力量，助推经济发展。乡贤参事会以当前农村工作为重点，利用自身特殊影响力全力助推家乡建设。洛舍镇东衡村在整治废弃矿山后，需要填土复耕，但村民担心外面运来的渣土可能会有安全问题，东衡村村委就向参事会“问计”，该村19名乡贤建议在填埋场附近挖塘养鱼，用鱼的存活率来解开村民的疑惑。此举不仅使填土复耕工作进展顺利，还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
（2）弘扬传统文化，推进乡风文明。乡贤参事会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乡贤树碑立传，在全国首创农村“和美乡风馆”，以“和美”为馆藏主线，把村史、村落文化及古今乡贤的事迹，以各种“榜”的形式陈列在馆内，促使群众进一步熟知本村的历史与文化，激发热爱家乡、传承先贤优良美德的热情。
（3）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乡贤参事会发挥了乡贤在凝心聚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动落实村规民约，协助调解邻里纠纷，架起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为矛盾冲突提供缓冲地带，参事会“聚人心、促和谐”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三）传统治理资源的活化与参与机制的拓展方向与发展路径
就这一制度而言，如何破除“强者的联盟”的引诱及其保障公共利益是极为核心的议题，同时其本身的制度、规范和流程建设亦极为必要，这涉及到“先贤参事会”内部治理架构及其与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这一外部治理结构的关系。就此而言，它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前这一制度面临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划化的问题；二是与社区治理结构深度融合的问题。由此，才能提出拓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
三、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是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关乎到治理理论中对治理过程的阐释，即治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为此，本研究将深度分析乡贤参事会这一制度和组织载体是如何复活传统治理资源的，它与现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衔接点在什么地方，进而探讨这一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内涵，在理论上与费老的“文化自觉”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也将与治理理论进行对话，深度解析这一过程的结构-功能要素，特别是对“嵌入性”的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实践意义上而言，当前我国、我省及其地方的农村社区治理实践目前较为注重现代性要素的植入，认为社区是现代的、外来的，由此缺乏与地方自治传统的衔接与整合，导致农村社区建设仅仅注重物质要素和公共服务下沉，即福利化社区和路径依赖，进一步而言则是对社区治理之根的漠视。而放眼全球，一般而言，凡是农村社区治理较好的地方，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均极为重视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的契合，为此，在下一步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发挥传统的治理资源，并加以活化从而深度介入社区治理，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根基”和内在生命感。因此，本研究试图以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制度和组织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改进的路径，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裴迪南德滕尼斯.《社区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年第1版，第340页.
[2]费孝通.《乡七中丨生育制度》.北京人学出版社，1998.
[3]聂平平.《公共管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
[4]刘畅.农村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7.
[5]赵勤，周良才.《社区管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6—8.
[6]史柏年.社区治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人学出版社，2004：18—20.
[7]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8]《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第119期.
[9]《公民社会与农村社区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0]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7）：7—8.
[1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bvVPcnsNjbnv7mhVNnR6zpPzffn7RjecvVcExLipZGnghB4zqEVNJhO3pVAAPhYpHFb18a66CjPbeEeJnuJXr96ZaRi9QVzMTvXUrJnGBHy_WA5xMEbVOF0jCyhA7oH.
作者简介
张莉莉（1991—），女，汉，河南省驻马店市，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