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这个名字值得玩味。古希腊神话中，此花是自恋成癖的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化身，所以它就叫纳西索斯。可见，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山地，大概是水仙的家乡。水仙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土产。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
　　捺祗，出拂菻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荞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捺祗，就是Narcissus的译音；这是水仙最早见于我国文獻。拂菻，就是东罗马帝国，主要是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一带。再往东，就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国，和大唐的吐蕃（西藏）接壤。捺祗是由陆上沿丝绸之路进入大唐，还是先由印度洋到达东南沿海呢？综合可见到的文献，水仙以海路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可能性为大（参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章）。
　　唐代，关于水仙，也就段成式这么一条志异式的文字。我们知道水仙是不好养活的，它开花之后，根就逐渐烂掉了，要留种是很难的。所以，通过陆路在北温带的中国培植不易成就。我们认为，这就是它在唐代文献里鲜有人提及的原因——谁都没见过。
　　唐诗里也有“水仙”，但那个水仙不是有特定内涵的“水仙花”的水仙，不是指这种石蒜科植物。据后来的文献推测，水仙在中国站住脚，大概首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时间是宋代。泉州、漳州，福建沿海，传统地，是中西海上贸易的前站。宋初诗人赵湘在《南阳集》中说水仙“本生武夷山谷间，土人谓之天葱”。说明水仙在福建当地已经本土化了。晁说之（1059-1129）《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
　　前年海角今天涯，
　　有恨无愁闲叹嗟。
　　枉是凉州女端正，
　　一生不识水仙花！
　　四明山，在宁波、奉化西部。宁波当时叫明州，也是中西海上贸易的港口。所以，四明山里的水仙，也未必是由南方武夷山北迁而来。但有一点很明确，北宋时候，出于西南的四川盆地没有水仙。
　　和晁说之同时的黄庭坚，有很多咏水仙的诗。如《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之四：
　　钱塘昔闻水仙庙，
　　荆州今见水仙花。

　　暗香静色撩诗句，
　　宜在林逋处士家。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可见，北宋中期，水仙已经由东南沿海向西北远征到长江中游一带了。
　　同时代的张耒亦有《水仙花》：
　　宫样鹅黄绿带垂，中州未省见仙姿。
　　只疑湘水绡机女，来伴清秋宋玉悲。
　　此诗还有小序：
　　水仙花叶如金灯，而加柔泽，花浅黄，其干如萱草，秋深开至来春方已，虽霜雪不衰，中州未尝见，一名雅蒜。
　　这表明，彼时中原一带比如京都、开封，尚无水仙。黄庭坚把水仙比作“凌波仙子”，张耒把它比作“湘水绡机女”，从而把水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洛水宓妃、湘江的娥皇女英联系起来。水仙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由此完全本土化，和它故乡的纳西索斯划清界限。
　　《广群芳谱》云：“水仙花，江南处处有之，惟吴中嘉定为最。”李渔《闲情偶寄》云：“水仙以秣陵为最”，“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秣陵、金陵，都是今天的南京。如此说来，明清时候，长江下游江南、太湖一带后来居上，成为培植水仙的中心之一。此时水仙品位步步高升。明人张德谦《瓶花谱》中，水仙高居“一品第六名”；袁宏道《瓶史》评水仙“神骨清绝”；李笠翁更是一本正经地说：“水仙一花，予之命也”，好像是离了此花，他老人家就没命了。
　　水仙花进入中国，经过长期培植，变种很多，和海外的面目全非，大异其趣，以致英国人称它是中国圣百合（Chinese Sacred Lily）——真是数典忘祖。虽然水仙虽变种很多，林林总总，大而化之，则可分两类。高濂在《艺花谱》中，就是这样分的：
　　千瓣者名玉玲珑；单瓣者名金盏银台。单者叶短，而香可爱，用以盆种上几。
　　高濂是明末杭州人，一生在江南活动；他说水仙“盆种上几”，摆在案头，大概是指江南。至于当时，北京是否以水仙为案头清玩，可就难说了。
　　康熙皇帝有《见案头水仙花偶作》诗：
　　翠帔缃冠玉为珈，
　　清姿终不污泥沙。
　　骚人空自吟芳芷，
　　未识凌波第一花！
　　可见水仙已成北京潭潭皇宫里南书房的清玩雅品。因为自己爱水仙把它地位拔高到凌波第一花，固然趣味是没法争论的，旁人也没有什么意见；然而因此怨屈原等骚人只知道“咏芳芷”，而没有着笔歌颂水仙花。皇帝先生可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不要说屈原，就是李白杜甫也没见识水仙的眼福；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哪里还能咏水仙呢？可能是皇帝先生一动气，忘了水仙原是洋货吧。
　　（作者系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