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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当代大多数作家一样，王蒙的创作表上留下过一段空白。从1963年到1978年，《这边风景》的出现，大致连接起王蒙从《青春万岁》到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系列作品之间的创作史。无论是媒体所称的“从坟墓中‘复活’的书”，还是王蒙自己认可的“鱼肴的中段”之说，都在暗示《这边风景》的独特意义——一段历史时隔四五十年之后极富偶然性地复活，并将自身不无突兀地带到纷繁芜杂的当今世界。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边风景》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肯定较为陌生。这部建立在王蒙自身经历基础之上的小说，在边疆风光与民族风情的大背景下记载了1962至1965年之间新疆基层公社的政治、生产与生活。以伊力哈穆为核心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与以库图库扎尔、赖提甫、尼牙孜泡克、章洋等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反动或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小说的主线。然而，批“左”、反分裂、歌颂兄弟民族间的深情，皆非《这边风景》“复活”的意义重心之所在——我们不难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史上找到涉及了同样主题的作品。毋宁说，《这边风景》“复活”的意义在于它激发了对历史某些层面的思考。历史能否被再现、历史怎样被再现，谁在历史中说话，又在为谁说话，这些后结构主义史学所强调的追问精神不为人觉察地浸入了小说的肌体，也正是在这些思考中，小说原本单一的历史结构被复调的历史叙述所取代，而这一切，都始于“小说人语”的介入。
根据王蒙在小说“情况简介”中的介绍，“小说人语”是2012年第二次修订的产物：“保持当年面貌，适度地拉到新世纪来。这是我的掌握。”可以说，“小说人语”集中表达了王蒙“复活”此书时情感因素之外的考虑：呈现历史，并保持历史与当下的张力。以插敘方式出现的“小说人语”，其形式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常在故事的结尾处添上一段“异史氏曰”。《这边风景》中“小说人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叙述者对己身历史叙述的再叙述——亲身经历、对此经历的文学叙述、对此文学叙述数十年之后的再剖析，形成了三个梯次分明的历史叠层。王蒙既是小说所述历史的叙述者，也是亲历者与剖析者，而剖析者说话之时，又出现了这一角色的内部分裂，诸种角色之间或协调或紧张的关系变化构成了小说复调叙述的基础。附在小说每一章之后的“小说人语”，短不过数行，长约占大半页，或追述，或感叹，或评说，或分析，既是王蒙在小说中三重身份的最佳佐证，也是重新激活被叙述之历史的关键。通过“小说人语”，历史回忆的处理方式与态度立场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故事情节中凸显出来，打通了历史通往当下的意义路径。这时，“历史的叙述”替代历史本身成为焦点，无疑是恰逢其时的新变。当伊力哈穆们顺理成章而又颇费周折地挫败了库图库扎尔、赖提甫们之时，当新疆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酣歌醉舞的美好生活之时，有经验的读者不会因沉溺于简单的代入性快感，而放弃“小说人语”中还在源源不断地冒泡的新问题。
暂时搁置“小说人语”就容易看出，《这边风景》遵循着特定时代的文学叙述格式，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到价值取向，这部小说并没有与同时代的作品拉开多大距离。以二元对立为结构的文学叙述显然对历史对象做出了大规模的修整与删减，尽管这部小说已经颇为细致地照顾到了边疆风情与少数民族的生活细节，但“格式化”的感受仍然时常在阅读中涌现。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先天性地被赋予特定的政治人格立场并将其保持至小说的终端，仅有作为配角的泰外库和穆萨表现出可以预见的反复与波动。政治立场正确或反动的先天性隔断了其生成的复杂过程，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上，斗争与生活被高度同化了，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是生活。读者能看到的伊力哈穆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与政治斗争的要求严丝合缝，睡前灯下读政治文件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作为数十年之后的补叙，王蒙在“小说人语”中表达了对叙述僵化的不满：“由于写作当时的语境，小说人拼命将伊力哈穆往完美里写，这里有生活的依据也有真情也有硬气功式的努力。以至于，突然，重读着重读着，小说人也对伊力哈穆的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感到有点受不了了。” “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提示，许多颇有意味的历史时常被无意地忽略。什么样的历史能够得以保存，又以怎样的形式保存，“小说人语”无疑激发了对历史的再审视。
相比于“历史能否再现”，“历史怎样再现”的困惑在“小说人语”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如果将叙述或叙事性视为历史再现的工具，其作用就是“使有关想象和实在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在话语中得到了调解、仲裁或解决”，（[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P6）小说历史叙事的简化，就是以话语调和想象和实在相互冲突的文本表现。然而，“小说人语”并不试图规定某种单一情绪的历史认知，肯定、赞美与讴歌的主调难以掩藏悲忿与怨怼的间歇性爆发，这些指向不同的情绪醒目地提示了小说复调性的产生。在保留小说主体的文体纯洁性之时，“小说人语”还是遏止不住地写成了“诗、哲学、自白、独白、辞赋与骚”。王蒙眼中的这部书是“永远的迎春舞曲，那历史的脉搏与生命的旋律。那时代的讴歌与圣洁的美梦”，是“我们傻过，我们信过，我们真诚，我们爱过”的“最后的纪念”。然而，它同时也承载了大量“痛心疾首”的往事，与“尊严”和“爱”一并在“小说人语”中反复出现的“痛心疾首”显得特别刺眼。“尊严的剥夺、与人为恶的风气、号称发动群体的盲目性与无人负责性，痛心疾首的往事啊……” “因为爱。因为尊严。因为痛心疾首！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小说人找到了自己，在幽默与游刃有余之外，在老练与左右逢源之中，找到了四个字：痛心疾首！”历史不可能如同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一般面相单一，否定、补充与再肯定构成了“小说人语”与小说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历史再现的紧张与困惑反倒成为其深刻性的佐证。某种意义上，只有兼顾历史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叙述方能将两种真实性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种既具有如此的‘深刻性’又具有经验有效性的叙述。一种历史叙述，如果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兼顾了多种声音，那么它就不会让任何一种解释具有无可争议性了；它倒是会产生出许多叙述与反叙述，而它们之间的摩擦则又会让人产生关于意义和含义的设想——这是一种检讨方法，它所包含的那些相互反驳对方的成分，将使双方的说服力互相得到加强。” （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3）历史的复调再现，既是回首当年的必然结果，也是尊重当年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赞美或抱怨，历史的重量不容置疑。数十年时光荏苒，那段历史中还有什么能承受得了时光的侵蚀，以至于站在当下的叙事者念念不忘？小说的《后记》充满了强烈的辨证意味：历史与当前、记忆与遗忘、遗体与新生、过时与青春、变迁与永恒，乃至于叙述主体的分裂与同一。历史彷佛断成两截，又像是亘古如一。“呵，你好，我的三十岁与四十岁的那一个仍然的我！他相应号召，努力做到了‘脱胎换骨’，他同时做到了别来无恙，依然永远是他自己。”使用了三种人称代词的同一叙述者，脱胎换骨、别来无恙并且永远不变的叙述者，都足以表明历史中的某些因素限制了复调叙述所造成的分裂效应的扩大。哪些因素打通了当下与历史的间隔，增强了那段历史的耐磨损度？“许多许多都改变了，生活仍然依旧，青春仍然依旧，生命的躁动和夸张、伤感和眷恋依旧，人性依旧，爱依旧”，这就是沧海桑田之后的历史基座。政治斗争构成了小说主体的主轴，而增补的“小说人语”和《后记》却试图将其置换为“伟大的生活”：“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 “生活之树常绿，生活万岁！”然而，这次置换就真的那么彻底吗？小说补写的章洋弥留之际的话语给出了相反的回答——文件创造着历史、打造了生活，一切是非真伪功过长短都要看文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的生活和生命，恰恰是政治赋予生活和生命以意义。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作为政治示范符号的“大寨”居然成了艾拜杜拉和雪林姑丽这对小夫妻性生活的暗号，私密的性话语不得不曲折地纳入政治话语的轨道。因此，在这段历史中发声的绝不仅仅是单一的叙述者：七十多岁的王蒙在肯定与否定的辨证往复中确认了三四十岁王蒙的不可或缺。某种程度上，叙述者的青春、热忱、信任、爱情、友谊正是因为得到了历史的承认，才能够如此汪洋恣肆地挥洒开来：中规中矩、慷慨激昂、涕泪交流、豪情万丈。只有被历史承认的人，方可有权力拥有这样复调的历史。
得到叙述者认可的，绝非仅是不同年龄或状态下的自己。肯定历史中的自己，也自然肯定了自己经历的历史。小说题名“这边风景”，即是借用毛泽东诗词——特定年代共有的文化喜好——肯定了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表述的历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边风景”所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就是“独好”二字，小说的题目实际上就是“这边风景独好”。“这”相对于“那”表示了空间距离和情感距离上的亲近，“风景”是将主观经历客观化展现的表述，而“独好”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价值肯定。无论是小说正文还是“小说人语”，对其经历过的历史的肯定，是诸多历史叙事声部中的最强音。从云谲波诡到沧海横流，60年代的历史为反思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尽管时间风化了大量当时被否定的人与事，但过去的悲剧还是溢出了历史的地表。《干校六记》《牛棚杂忆》《乌泥湖年谱》《中国一九五七》《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反思性的文学作品不断以纪实、虚构或是寓言的面貌出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离不开话语的建筑，那么任何一种历史话语都应该接受针对其生产的剖析。后结构主义以来的理论研究对权力的生产尤为兴趣，包括揭开隐藏于意识形态或权力机制的谎言。谁在历史中说话、又在为谁说话？哪些声音被隐秘地遮蔽，又有哪些声音根本无法自我发声？为那些无法自我发声的历史蒙难者代言，或者试图破解历史悲剧的生成之谜，更能体现出人文精神的风骨。复调叙述的存在证明了叙述者面对历史的复杂心绪，但文学叙事终究抚平了历史的伤痛。某种程度上，得到承认的苦难历史的再次回放，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精神快感再享受。“可能你信过了梭，然而信比不信好，信永存。”从三四十岁的王蒙到七十多岁的王蒙，“信永存”是平息所有的历史恩怨的平台，也是统辖复调之中多种声音的核心旋律。谁又能真正地控制历史的万花筒呢？真正的收獲是来自主体的感悟。《这边风景》保存的是富于时代烙印的小说文本，而“信永存”是书写“小说人语”的王蒙写下的总结命题。可以认为，正是这个命题为王蒙提供了穿越漫长苦难的精神力量。（文中所引王蒙语皆出自《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边风景》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肯定较为陌生。这部建立在王蒙自身经历基础之上的小说，在边疆风光与民族风情的大背景下记载了1962至1965年之间新疆基层公社的政治、生产与生活。以伊力哈穆为核心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与以库图库扎尔、赖提甫、尼牙孜泡克、章洋等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反动或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小说的主线。然而，批“左”、反分裂、歌颂兄弟民族间的深情，皆非《这边风景》“复活”的意义重心之所在——我们不难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史上找到涉及了同样主题的作品。毋宁说，《这边风景》“复活”的意义在于它激发了对历史某些层面的思考。历史能否被再现、历史怎样被再现，谁在历史中说话，又在为谁说话，这些后结构主义史学所强调的追问精神不为人觉察地浸入了小说的肌体，也正是在这些思考中，小说原本单一的历史结构被复调的历史叙述所取代，而这一切，都始于“小说人语”的介入。
根据王蒙在小说“情况简介”中的介绍，“小说人语”是2012年第二次修订的产物：“保持当年面貌，适度地拉到新世纪来。这是我的掌握。”可以说，“小说人语”集中表达了王蒙“复活”此书时情感因素之外的考虑：呈现历史，并保持历史与当下的张力。以插敘方式出现的“小说人语”，其形式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常在故事的结尾处添上一段“异史氏曰”。《这边风景》中“小说人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叙述者对己身历史叙述的再叙述——亲身经历、对此经历的文学叙述、对此文学叙述数十年之后的再剖析，形成了三个梯次分明的历史叠层。王蒙既是小说所述历史的叙述者，也是亲历者与剖析者，而剖析者说话之时，又出现了这一角色的内部分裂，诸种角色之间或协调或紧张的关系变化构成了小说复调叙述的基础。附在小说每一章之后的“小说人语”，短不过数行，长约占大半页，或追述，或感叹，或评说，或分析，既是王蒙在小说中三重身份的最佳佐证，也是重新激活被叙述之历史的关键。通过“小说人语”，历史回忆的处理方式与态度立场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故事情节中凸显出来，打通了历史通往当下的意义路径。这时，“历史的叙述”替代历史本身成为焦点，无疑是恰逢其时的新变。当伊力哈穆们顺理成章而又颇费周折地挫败了库图库扎尔、赖提甫们之时，当新疆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酣歌醉舞的美好生活之时，有经验的读者不会因沉溺于简单的代入性快感，而放弃“小说人语”中还在源源不断地冒泡的新问题。
暂时搁置“小说人语”就容易看出，《这边风景》遵循着特定时代的文学叙述格式，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到价值取向，这部小说并没有与同时代的作品拉开多大距离。以二元对立为结构的文学叙述显然对历史对象做出了大规模的修整与删减，尽管这部小说已经颇为细致地照顾到了边疆风情与少数民族的生活细节，但“格式化”的感受仍然时常在阅读中涌现。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先天性地被赋予特定的政治人格立场并将其保持至小说的终端，仅有作为配角的泰外库和穆萨表现出可以预见的反复与波动。政治立场正确或反动的先天性隔断了其生成的复杂过程，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上，斗争与生活被高度同化了，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是生活。读者能看到的伊力哈穆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与政治斗争的要求严丝合缝，睡前灯下读政治文件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作为数十年之后的补叙，王蒙在“小说人语”中表达了对叙述僵化的不满：“由于写作当时的语境，小说人拼命将伊力哈穆往完美里写，这里有生活的依据也有真情也有硬气功式的努力。以至于，突然，重读着重读着，小说人也对伊力哈穆的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感到有点受不了了。” “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提示，许多颇有意味的历史时常被无意地忽略。什么样的历史能够得以保存，又以怎样的形式保存，“小说人语”无疑激发了对历史的再审视。
相比于“历史能否再现”，“历史怎样再现”的困惑在“小说人语”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如果将叙述或叙事性视为历史再现的工具，其作用就是“使有关想象和实在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在话语中得到了调解、仲裁或解决”，（[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P6）小说历史叙事的简化，就是以话语调和想象和实在相互冲突的文本表现。然而，“小说人语”并不试图规定某种单一情绪的历史认知，肯定、赞美与讴歌的主调难以掩藏悲忿与怨怼的间歇性爆发，这些指向不同的情绪醒目地提示了小说复调性的产生。在保留小说主体的文体纯洁性之时，“小说人语”还是遏止不住地写成了“诗、哲学、自白、独白、辞赋与骚”。王蒙眼中的这部书是“永远的迎春舞曲，那历史的脉搏与生命的旋律。那时代的讴歌与圣洁的美梦”，是“我们傻过，我们信过，我们真诚，我们爱过”的“最后的纪念”。然而，它同时也承载了大量“痛心疾首”的往事，与“尊严”和“爱”一并在“小说人语”中反复出现的“痛心疾首”显得特别刺眼。“尊严的剥夺、与人为恶的风气、号称发动群体的盲目性与无人负责性，痛心疾首的往事啊……” “因为爱。因为尊严。因为痛心疾首！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小说人找到了自己，在幽默与游刃有余之外，在老练与左右逢源之中，找到了四个字：痛心疾首！”历史不可能如同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一般面相单一，否定、补充与再肯定构成了“小说人语”与小说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历史再现的紧张与困惑反倒成为其深刻性的佐证。某种意义上，只有兼顾历史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叙述方能将两种真实性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种既具有如此的‘深刻性’又具有经验有效性的叙述。一种历史叙述，如果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兼顾了多种声音，那么它就不会让任何一种解释具有无可争议性了；它倒是会产生出许多叙述与反叙述，而它们之间的摩擦则又会让人产生关于意义和含义的设想——这是一种检讨方法，它所包含的那些相互反驳对方的成分，将使双方的说服力互相得到加强。” （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3）历史的复调再现，既是回首当年的必然结果，也是尊重当年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赞美或抱怨，历史的重量不容置疑。数十年时光荏苒，那段历史中还有什么能承受得了时光的侵蚀，以至于站在当下的叙事者念念不忘？小说的《后记》充满了强烈的辨证意味：历史与当前、记忆与遗忘、遗体与新生、过时与青春、变迁与永恒，乃至于叙述主体的分裂与同一。历史彷佛断成两截，又像是亘古如一。“呵，你好，我的三十岁与四十岁的那一个仍然的我！他相应号召，努力做到了‘脱胎换骨’，他同时做到了别来无恙，依然永远是他自己。”使用了三种人称代词的同一叙述者，脱胎换骨、别来无恙并且永远不变的叙述者，都足以表明历史中的某些因素限制了复调叙述所造成的分裂效应的扩大。哪些因素打通了当下与历史的间隔，增强了那段历史的耐磨损度？“许多许多都改变了，生活仍然依旧，青春仍然依旧，生命的躁动和夸张、伤感和眷恋依旧，人性依旧，爱依旧”，这就是沧海桑田之后的历史基座。政治斗争构成了小说主体的主轴，而增补的“小说人语”和《后记》却试图将其置换为“伟大的生活”：“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 “生活之树常绿，生活万岁！”然而，这次置换就真的那么彻底吗？小说补写的章洋弥留之际的话语给出了相反的回答——文件创造着历史、打造了生活，一切是非真伪功过长短都要看文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的生活和生命，恰恰是政治赋予生活和生命以意义。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作为政治示范符号的“大寨”居然成了艾拜杜拉和雪林姑丽这对小夫妻性生活的暗号，私密的性话语不得不曲折地纳入政治话语的轨道。因此，在这段历史中发声的绝不仅仅是单一的叙述者：七十多岁的王蒙在肯定与否定的辨证往复中确认了三四十岁王蒙的不可或缺。某种程度上，叙述者的青春、热忱、信任、爱情、友谊正是因为得到了历史的承认，才能够如此汪洋恣肆地挥洒开来：中规中矩、慷慨激昂、涕泪交流、豪情万丈。只有被历史承认的人，方可有权力拥有这样复调的历史。
得到叙述者认可的，绝非仅是不同年龄或状态下的自己。肯定历史中的自己，也自然肯定了自己经历的历史。小说题名“这边风景”，即是借用毛泽东诗词——特定年代共有的文化喜好——肯定了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表述的历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边风景”所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就是“独好”二字，小说的题目实际上就是“这边风景独好”。“这”相对于“那”表示了空间距离和情感距离上的亲近，“风景”是将主观经历客观化展现的表述，而“独好”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价值肯定。无论是小说正文还是“小说人语”，对其经历过的历史的肯定，是诸多历史叙事声部中的最强音。从云谲波诡到沧海横流，60年代的历史为反思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尽管时间风化了大量当时被否定的人与事，但过去的悲剧还是溢出了历史的地表。《干校六记》《牛棚杂忆》《乌泥湖年谱》《中国一九五七》《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反思性的文学作品不断以纪实、虚构或是寓言的面貌出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离不开话语的建筑，那么任何一种历史话语都应该接受针对其生产的剖析。后结构主义以来的理论研究对权力的生产尤为兴趣，包括揭开隐藏于意识形态或权力机制的谎言。谁在历史中说话、又在为谁说话？哪些声音被隐秘地遮蔽，又有哪些声音根本无法自我发声？为那些无法自我发声的历史蒙难者代言，或者试图破解历史悲剧的生成之谜，更能体现出人文精神的风骨。复调叙述的存在证明了叙述者面对历史的复杂心绪，但文学叙事终究抚平了历史的伤痛。某种程度上，得到承认的苦难历史的再次回放，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精神快感再享受。“可能你信过了梭，然而信比不信好，信永存。”从三四十岁的王蒙到七十多岁的王蒙，“信永存”是平息所有的历史恩怨的平台，也是统辖复调之中多种声音的核心旋律。谁又能真正地控制历史的万花筒呢？真正的收獲是来自主体的感悟。《这边风景》保存的是富于时代烙印的小说文本，而“信永存”是书写“小说人语”的王蒙写下的总结命题。可以认为，正是这个命题为王蒙提供了穿越漫长苦难的精神力量。（文中所引王蒙语皆出自《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