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中国玉器的衰落期与复兴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并正式结束了玉器这种物质文化在中国典章制度史上发挥过的独特功能。拥有几千年悠久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一夜之间似乎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脊梁，反传统的事件接连不断，令人难以理解的狂逆举动日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摧残，中华文明备受磨难，物质载体或灰飞烟灭，民俗精神或湮沦变易。在玉器这一具象上的表现则是曾经拥有宗教、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礼仪等诸多功能的代表着中华文明特色的玉器文物和玉器工艺品沦落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出口创汇”的商品——到20世纪80年代，玉器衰落近80年！这一衰落与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的玉文化衰落好有一比。
　　恰在这一时期，玉器研究获得了中外学人空前重视。在此之前，玉器作为历史文化遗物和现实生活中的用物与财富象征物，固然已经在宋元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宋人吕大临《考古图》收录古玉14件、元代朱德润著《古玉图》、清代吴大澂著《古玉图考》均为古玉著作；清末陈性《玉记》是专门谈玉质材料的书。据统计，宋至清末玉器图书四五十种，皆为传世玉器或未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在奠定古玉学研究基础方面作出了相当贡献，当然在一些具体结论与研究思路上也存在着谬误与荒诞。
　　在玉器衰落期内，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传入，中国社会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变迁，各种工程建设的实施促使历代古迹文物不断被发掘出土，一大批时代明确、地层关系清晰、文化属性不同的玉器断代标准器被发现界定，使玉器研究的科学性上升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涌现了具有相当水平的科学报告、论文与图录、专著。如20世纪40年代末期郭宝钧《古玉新诠》，60至70年代那志良《玉器》、《中国玉器》、《中国文物——玉器》，《古玉鉴裁》、《玉器通释》，刘良佑《中国器物艺术》；80年代栾秉璈《怎样鉴定古玉器》，那志良《古玉论集》、《古玉辞典》及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林已奈夫等人的相关著述。从玉器研究的总体结构而言，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玉器偏少，参与研究者不多，社会对玉器的历史地位缺乏足够重视，民众因生计原因对玉器没有太大兴趣等限制，玉器研究仍处于科学资料的积累与个别课题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玉器研究的群体效应和热点与亮点。从玉器知识的普及状况而言，中国大陆地区民众的玉器知识素养远远没有香港、台湾等地民众拥有的知识丰富。作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注脚事实就是：1978年至1982年笔者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期间，既没有了解到有关玉器的浅显知识，也没有遇到一个对玉器知识较有学养的老师，更没有听说或者看到有什么以研究玉器见长的专家学者。专门学习考古与文物的学生对玉器的了解尚且处于如此水平，一般民众储备的玉器知识稀少就可想而知了。有趣的是，享誉香港玉学界的古玉专家杨建芳先生正是在1979年后开始“选择中国古玉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国大陆地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1981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他对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这种不约而同，大体上可以说明玉器衰落期结束时学人对玉器的觉悟和研究状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中国传统玉器和玉器艺术品重新进入民众生活并日渐显示其作用的复兴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出土玉器的增多，学术文化事业的进步，收藏活动的复苏等等，促使人们对数千年玉器文化重新审视和定位。爱玉潮重兴，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发展，收藏界、工艺界、文物界、考古界、史学界、教育界、地矿界、新闻界、出版界、经济界从各自角度为中国玉器文化的热潮添火加薪，宝玉概念回归，且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值得分析研究的社会现象。
　　在玉器衰落期与复兴期，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先后出现了玉器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作出了性质不同、深浅不一的探索努力，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梳理、总结。在玉器的衰落时期已积累资料，关注、研究玉器文化的杨伯达先生是大陆地区在玉器复兴期对研究弘扬玉文化、建设玉器文化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以自己出色的组织联络才能，独特精深的钩沉探幽功能，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玉器界、文博界和社会许多行业硕学专家的尊重，是无可置疑的玉学活动领军人物。
　　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玉器文化研究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即使近期出版的、收录文目甚众的《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也没有几篇专门相关学人的评论与介绍，充分说明在玉器文化的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评论的工作有待开展、有待深入。上海历史博物馆张明华先生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萍女士曾作过有益的总结，张先生在《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书中，用数十万字的篇幅对中国玉器学术史作了宏观上的白描与概括；邓女士1991年就写出了《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美文，是较早出现的玉器学术史方面的重要论文。笔者通过对杨伯达先生30年来从事玉器研究工作做一次并不全面的回顾与勾勒，力求在个性化方面对杨先生玉器活动与研究思想进行全方位思考，以期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在推动中国玉器文化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的有益作用。
　　
　　热心玉器文化事业发展的活动家
　　
　　在近20多年的玉器复兴期内，围绕玉器发现、研究、收藏、出版与鉴定、辨伪、生产及培植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方面，社会各界联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活动，出现了在玉器衰落期所没有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国家文物部门重视馆藏文物鉴定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适时组织全国馆藏一级文物的巡回鉴定工作，实现了对馆藏一级玉器文物的鉴定；涉及玉器的民间社团纷纷建立，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为代表，多次主办了全国性的玉器学术研究讨论活动；文物教育事业得到空前重视，文物部门的培训中心和各地文物机构与高校、民间组织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玉器鉴定班，培养了大批玉器鉴定、研究人才；玉器科研活动兴盛，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及时出版了一大批玉器图录与专著；民间收藏玉器热情火爆，玉器价格逐日翻新，玉产地的地方政府重视发挥玉器文化积淀的历史优势，纷纷举办玉石节。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古稀之年的杨伯达先生为之奔波的身影。他通常不仅是这些方面积极的参与者、实践者，更多的时候则承担起倡导者、推动者的角色，是身体力行、热心玉器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关注艺术、关注文化发展与社会学家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象一样，同样需要具有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杨伯达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美术史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在馆藏文物书画、雕塑、金银器、玻璃、珐琅器、瓷器、鼻烟壶等领域作过深入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奠定了功底扎实、范围广泛的学问基础。早在1956年，他就十分幸运地接触、观察到院藏的1万多件宫廷玉器，可以看作是他对玉器产生兴趣的最早渊源。上世纪70年代，杨先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玉器史，从而全方位地不遗余力地进入玉器学术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成就裴然的玉器文明史专家。
　　杨伯达先生到过20多个省、市、自治区文物机构鉴定玉器，接触了数以千计的馆藏玉器、出土玉器。他既把这种常态工作当作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活动，又把它作为了解玉器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除了认真鉴别评定每件上手涉目的玉器文物的各种特点外，他总是认真观察玉器实物，询问文物来源，记录各种情况，解答、思考一些问题。1992年11月他在安徽鉴定馆藏玉器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虚心询问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6年8至9月间在甘肃鉴定时，连续工作22天，在观察、鉴定了150件玉器后，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玉器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与认识，对甘肃玉文化和田玉的产地来源，玉石之路的线路走向，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见解。这种结合鉴定工作进行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他与一般专家“述而不作”的鉴定风格明显不同的。
　　众所周知，大多数民间社团由于缺乏财政拨款和人员编制，往往有名无实，或者有始无终，多数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作为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杨先生为了让研究会工作充满活力与生机，坚持民主办会原则，充分利用个人的一切社会资源为学会办事，组织开展了许多活动。玉器研究会的工作，比具有行业管理权威和财力支持的一级法人学会更有声有色。在举办了2001年的新疆且末和阗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后，杨先生感慨地说：“三年筹备，行程万里，一波数折，终获成果。”1996年6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传世古玉鉴定学术研讨会”，是1949年以来古玉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研究会议，出版了《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论文集；1999年5月在安徽巢湖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出版《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论文集；2001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出版《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论文集；2001年8月在新疆且末召开“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2002年5月在陕西西安召开第三次“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出版《论丛续编》；2004年5月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出版《论丛三篇》；2005年9月在江苏江阴召开第五届学术研讨会等等。每次学术会议的筹备、举办和会后论文集的编辑出版都凝聚了杨先生的心血。杨先生不仅亲自确定会议主题，撰写学术文章，对会议地点的落实、日程安排、代表人数乃至于每本论文集的论文修改、前言、后记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参与编辑。玉器研究会充满生机的学术活动，在文博界及学术界产生了影响，积累了资料，培养了人才，促使玉器文物逐渐完成由“器”到“道”的升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关注玉文化研究，曾倡议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玉器。这一举动，应该是玉器研究会组织的几次盛会产生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
　　在杨伯达先生的玉器活动中，注重传播玉器知识，积极参与教书育人的培训工作，培养了大批玉器研究的专业人才和爱玉一族。在参与一级文物巡回鉴定的时候，他应邀在许多地方举办玉器的专题讲座，促使有关部门重视对馆藏玉器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兴起了爱玉藏玉的热潮，为了帮助台湾收藏家提高对玉器文化的认识和实际鉴定辨别真伪玉器的水平，杨伯达先生1995年在台北作了关于中国远古北南两系玉文化的交融和汉代帝王玉两大系列的专题讲座。他还多次在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扬州培训中心担任玉器授课老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门生学子遍布海内外。现在玉器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多受过杨先生的鼓励、指导和影响。笔者1998年5月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而这一届扬州培训中心玉器研究提高班的同学中，像南京博物院陆建方先生、湖南博物馆喻燕姣女士等人都是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便成为玉器研究方面的生力军。有的玉器研究人员虽然没有正式跟杨先生上过课，但因为长期追随、参与他组织的学术活动，也都在学习方法、研究态度、思维方式等方面获益匪浅，如江西曾卫胜、山西孔德安、江苏殷志强、陕西刘云辉、辽宁周晓晶、河北常素霞、上海张明华、张尉等等，每年都有可观的玉器研究心得贡献于世。而许许多多的爱玉一族受杨先生的影响更大。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杨先生经常会出一些题目，让学员们讨论，有时来自于同学们的闪光的思想火花也能给杨先生启发，令杨先生的学术思考进入发散型的思维空间，促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立论更加公允，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杨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经历为他接触、研究玉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培养锻炼了领导、协调才能，使他在以后的大型学术活动中能够很好地协调、处理复杂情况，团结来自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爱玉一族以及港、澳、台与海外的广大同道学人、收藏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大陆地区出版的几部大型玉器图书，都是在杨伯达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87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古玉精萃》收录150件古玉，杨先生所写“前言”，把原始社会到清代的玉器分成十个阶段进行概述；1986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辑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由杨伯达先生主持编辑。他在书中写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一文，把史前到清代的玉器史分为孕育期、成长期、嬗变期、发展期、繁荣期、鼎盛期六个时期。在编辑过程中，美术全集编委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玉器应该单独成书，这个重要的主持人工作后来又交给了杨伯达先生，当时他提出编8到12册都可以，后于1993年3月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6册，这就是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玉器全集》，也是中国大陆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卷帙浩大、收罗全面的玉器图录，计收录历代出土珍贵玉器与传世玉器1800多件，荣获1995年度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杨伯达先生对全书通篇谋划费尽心思，专门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古代玉器概述》，担任第五分卷《隋唐－明》主编，撰写《隋唐——明玉器叙略》论文。《中国玉器全集》大陆地区印了6000部，在台湾发行6000部。杨先生通过编辑玉器图录，逐渐扩大了玉器的概念，对全国出土玉器作了一次普查。
　　杨先生乐于助人，总是通过每个渠道和机会获得玉器研究的最新信息，时刻不忘宣传玉文化、弘扬玉器文明的职责。杨先生为海内外的一些玉器出版物撰写序言和前言，这些文章既是他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也是他玉器生活的一个方面。1991年3月，为《中国和阗玉》撰写长篇序言，对地矿工作者关于和阗玉的认识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5年他为张庚编著的《中国古玉精华》图录写下《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展示出他对中国玉器艺术发展史的全面理解；2000年12月为《玉器鉴赏与评估》作序，明确提出“玉器鉴赏是文明时代的一种文化活动”，认为“仅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玉器评估确实是近十几年的事情”；2001年4月为赵美等人的《滇国玉器》作序，说明1999年7月在云南博物馆观察滇国玉器，接着对滇国玉文化的面貌进行分析概括，从原料多样性、器形多样性、工艺精巧性，镶嵌细密性四个方面探索滇国玉石工艺特点；2002年9月为《杭州古玉》写序；2003年11月为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写序，提出“全国长达万年的玉器史和玉文化是经历了神玉、王玉及民玉这三大阶段”、“五大玉矿、三大玉文化版块及五支玉文化亚文化板块取玉、运玉和贩玉形成了玉石之路及其相联网络”。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是杨先生多年心血结晶，而绝非高官、名人的泛泛之论，是杨先生在用他的精萃短论支持、鼓励玉器研究者要立意高远，为阐发中国玉文化的玄幽神秘而继续努力。
　　
　　玉器艺术史与玉文化学科的探索者和建设者
　　
　　从1956年进入北京故宫工作起，杨伯达先生在工艺美术文物领域已经学习、探索、研究了50余年，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显示出多方面的学术兴趣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关注中国玉器及其文化价值的探索与研究，持之以恒，勤于思考，笔耕不断。杨先生正是通过出色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工作，阐述了对玉器艺术的思想认识和见解，成为大陆地区玉器复兴时期一道文化意义上的独特的标尺，成为中国玉文化、玉学论坛上思想最为活跃、用功最为勤奋的领军人物。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杨先生参与了十多部普及性读物和鉴赏性与辞典性图书的写作，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文物鉴赏从录》、《珍宝鉴别指南》、《国宝大观》等等书；在海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涉及玉器研究与综述的各类学术论文80多篇，1994年和1996年先后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美国艺文基金会出版《关氏所藏中国古玉》，《华夏古玉——鉴赏篇（辽金、蒙元、明代玉器）》，结集出版了四本玉器论文集，《古玉考》（1992年香港）、《古玉史论》（1998年北京）、《传世古玉辩伪研究》（2003年香港）、《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2005年上海），这些论文和论文集汇集了杨伯达先生对玉器文化的认识水平与思想火花，集中反映了他30年来玉器研究的思想历程。
　　如果将杨伯达先生的玉器学术史分期的话，可以1992年《古玉考》为线，70年代末期至1992年是一个阶段，1992年至今是另一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是接触馆藏宫廷玉器，研究宫廷档案玉器史料，编辑出版普及性玉器图录，撰写一些通论性或综述性的玉器史论，初步培养了他对玉器文物的兴趣，提高了对玉器文化价值的认识，奠定了研究玉器的学问基础。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杨伯达先生参与了我国玉器界发生的诸多大事，一是参与全国玉器文物的一级品定级工作，上手观察了各个文化、各种时期数千件出土玉器；二是参与组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职务；三是主持研究会连续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团结了一大批专业工作者和民间人士，推动玉器研究向纵深发展，明确提出了玉文化、玉学学科建设的课题；四是连续出版了《古玉史论》、《传世古玉辨伪研究》、《巫玉之光》论文集，集中展示了其学术思想进展与探索成果；五是多次参与对内地大型玉石雕刻、设计的鉴赏评定工作，从传统文化的研究向现代工艺设计方面转化，服务社会、创新文化。在这一时期，杨先生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同时在玉器文化学科的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科研课题，引导着全国学术界对玉器的研究不断深入，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见解和思想体系，成为利用玉器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特色、玉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
　　杨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是长篇综论还是专题研究，往往皆可以由微见著，长于博证，引申新知。这一点与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排比方式不同，与文物学的专题研究也不同。就其思想性、理论色彩而言，更具文化色彩和开放思路，呈现出“大匠不工”的跳跃性思维。在《古老的中国玉文化》一文中，他将玉器生产的全过程置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背景下将生产、流传、使用功能及其造型、纹饰、审美价值引入文化氛围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华夏文明的第一奠基石——远古玉文化”这一石破天惊的奇丽观点，是对中国史前玉文化历史价值与地位的高度的提炼和总结。《中国古代玉器概述》最早写于1989年8月，是1993年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第一卷原始社会玉器的“序言”，提出了和田角闪石玉是我国古代玉材的精英、砣机的发明是琢玉工艺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和田角闪石玉玉器是我国古代玉器主流的观点，都是玉器学术界最新的提法，也是根据我国玉器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种归纳和总结，从而显示出他的前瞻远望、立论高明，有助于引导学术界开辟新思路、新渠道，使玉器文化的研究立体化。他提出的我国“堪称玉器之邦”的说法，言简意骇，意义深远，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归纳、继承乃至于弘扬中国文明的历史特色，是发人深思、别开生面的大釜黄钟！《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把几千年的玉器史划分为古拙的、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拟古主义的四个大的历史阶段，是目前从艺术史角度论证玉器起源、发展、变化全过程的一篇难得一见的艺术史论，抓住了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将历史、文化、文献、文物、工艺融汇贯通，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储备、熟练的文字驾驭能力和丰富的艺术修养内涵。
　　在杨伯达先生玉器研究的对象中，往往关注通史型或断代史资料的整合与把握。对史前玉器，尤其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揭示而不拘泥个别玉器类型的标型学研究，唯一的例外是《古玉史论》收录的牙璋考证的5篇文章。故宫博物院旧藏9件牙璋，原定时代为商与周代，杨伯达先生根据国内考古发现的牙璋情况，结合其具体玉质、工艺、形制，将其分为龙山文化、石茆文化及广汉中兴乡三种类型，“使其本来面貌得以基本恢愎，成为可信、可用之宝贵资料”。在基本解决了这些传世玉牙璋的年代与文化属性之后，杨先生并不满足，他又从文献考释的角度，对汉儒郑玄“半圭为璋”提出质疑，进而对璋、璋邸射、牙璋、大璋、中璋、边璋、赤璋逐一考释，提出意见，对牙璋的特点进行全面考察，联系香港新出土牙璋的具体考证，最终对中国出土牙璋进行系统论证，对中国玉璋的时代、形制、演变作了全景式的描勒，对其功能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研究。这组文章是杨伯达先生运用考古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考证获得新知的科学示范。
　　在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杨伯达先生写下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文章。2001年3月撰写的《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一文，是国内外最早、最系统的关于“建成玉学这一崭新而又古老的学科”的论述，从玉学的范围、基础、目的、方法几方面分别思考，全面介绍了玉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包括玉石分化、玉石界定、玉的三大版块、昆山玉路的形成、玉瑞信、玉宝藏、玉泉货、玩玉、玉敛尸、玉德学、藏玉等13个论点，标列了玉学与相关学科的20个门类，初步构思了一个新兴学科的基本框架。这种构思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对微观玉器、专题玉器、断代史或通史式玉器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玉器艺术史与文化史整体功能效应的视野，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它对玉器学科的建立与推动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它的深远影响将随着时日变化、社会进步而愈见显著。
　　 “2002年末至2004年5月，杨伯达先生撰写了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仅仅凭着这19篇文章，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在两年之中，闭门造文，覃思写作，向社会贡献了这么多的玉器认识和心得，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需要多么大的理想信念和静气定力啊！“为文是静中一业”（唐?韩愈语）。他耐得寂寞，放弃休养时间，像这样的写作速度和深度，就是中青年学者，恐怕也罕有其人可比吧？我有时常作苦思冥想：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如此孜孜以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为探索中国的远古文明而发愤钻研？思考的结果是两点：一是珍惜生命的黄昏时光；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古稀之年焕发出活力四射的青春气息。
　　《巫玉之光》是我国史前玉器研究史上一部令人景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散发的思想光芒足以让我们认真思索其精神蕴含，远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化理解的。对史前玉器功能的破解，“只要我们认真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可以说是抓住了史前玉器的关键命脉。他把中国万年玉文化的发展道路归结为“巫玉——王玉——民玉”的论断，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提升，极其简洁精炼，形象生动；也是从神本、人本到民本的飞跃。他对古玉文化基因的分析，将其归之于石之美、神物、瑞符、珍宝、德五大方面，认为是中国古玉所独有的，与西方玉定义相比也是中国玉定义的特殊面。他提出的玉石分化、五大玉材产地、玉石之路、玉文化板块论、玉器探源、玉卜兆、“瑶琨”考、齐家文化和田玉问题，和田玉的地位、鬼玉考等一系列观点和论证，丰富了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内容，扩大了中国史前玉器的概念范围，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玉器的价值意义的认识，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途径。这些，就是杨伯达先生对中国玉文化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
　　
　　杨伯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从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工艺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以来，杨伯达先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已经走过50个春秋岁月。他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学术事业，起点不可谓“少年英雄”。按照我们的划分，以1992年为界线，可以把他的学术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结束时，杨伯达先生65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这一年他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国际名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如果罗列他这时的学术贡献和业绩，以几本图录的编纂和二十多篇概述性论文实属平常。与杨伯达先生退休以后“退而不休”继续作出的贡献相比，1992—1996年的15年间，杨伯达先生在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和推动玉器学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极其显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可以用“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思想深刻、见识远大”十六字来形容。这些成就不仅使他可以跻身我国玉器研究一代宗师的地位，更可以使他“国际名人”的身份真正名称实至，众望所归。自然，这些名望、头衔并不是我们所十分关心的，我们所思考的是：国内研究玉器的人何其多矣，为什么是杨伯达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最后成为阶段性集大成式的人物？那么在杨伯达先生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品质使他实现了常人难以逾越的质的飞跃？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人才、优化社会成才环境、造就更多的学问大家来说应该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事情。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杨伯达先生长期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和管理工作，在这所国家级博物馆里，因为要经常接待重要外宾、举办重要展览等实际需要，使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要求，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故宫里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言传身教，对杨伯达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文物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大量文物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故宫收藏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珍品文物，办展览、编陈列设计大纲、写解说词、出版图书录和书籍，都要与具体文物打交道，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研究文物，并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里进行考察，就容易获得成功的结论。杨伯达先生早期从事玉器研究取得的成果，诸如仿古玉、宫廷玉器、春水玉与秋山玉，乾隆帝玉器观等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为了深入实际，他不仅通过巡回文物鉴定到各地了解资料，而且带着学术课题到各种考古工地调查。1998年他到江苏居容丁沙地调查小梅岭玉矿藏，2002年曾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的玉矿了解“俄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他对玉材的认识。
　　实物联系文献的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既要重视对文物本身的研究，更要注意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或参考。有不少考古专业出身的人，因为田野工作忙碌，往往忽视文献，或者只把文献当作点缀。其实，中国的考古文物，往往是中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折射反映。在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中，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玉器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做法。正是对古代文献作了深入的学习和掌握，才使杨先生的许多文章思路开阔、立论准确。他对金代“春水、秋山玉”的研究，对古代玉材五大来源的分析，对玉器神物的看法，无不来自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支持。同样，利用考古出土的具体形制的文物资料，也使他对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而获得更多的研究心得。
　　艺术史论联系现代工艺发展的视野。有的艺术史研究人员擅长艺术史论的归纳和描写，但常常缺失工艺制造、技术发展的内容。杨伯达先生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文物研究工作，深知艺术品、工艺品产生的过程实际上是技术、制造的过程。所以他十分重视古代玉器生产的技术变化，还与现代从事玉雕生产的技术人员进行切磋，了解现代玉雕技术变化，并对一些年轻的玉雕艺人给予鼓励，希望他们在复原古老工艺方面作出探索。丰富的知识面、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工艺美术的基础，使他容易融汇贯通，所以论点比较鲜明，论证比较厚实，也容易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杨伯达先生的文章里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大气和霸气，这来源于他的自信和跳跃性思维判断。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他除了表示存疑以外，有时也很果断地提出看法。在他的研究中，经常会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成果。像玉石之路的研究，他更多的是吸取了有的学者1984年玉石之路的观点；像玉为鬼神食品的看法，则是接受了藏振的说法。关于玉神学的研究，于锦绣的文章给了他很多启发。这种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使得他的玉器研究得以后来居上，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理论框架都远远超出一般拘泥于微观研究的人的视野，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实事求是，勇于改错的科学精神。对史前玉器的研究，属于学术前沿的工作。限于资料、见闻、史才与史识的差异，要求研究人员每一篇学术文章都百分之百的结论准确，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幼稚天真”。尤其是像杨伯达先生这样一位从晚期宫廷艺术史领域转入史前考古领域的学者更是如此。作为考古学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逻辑性思维，它根据实物证据结合文物记载进行合理演绎、推理；而艺术史的归纳总结，在一定逻辑关系上，允许存在相应的形象思维。所以在杨先生的一些文章中，就出现了不少属于推论性的、跳跃性的思维结果，有些文字用词也比较新颖，与史学家的用词不尽相同。这些形象思维带来的某些具体结论得当与否当然有待客观事实来检验，可它们是一种思想的火花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杨伯达先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实事求是的修正这些已被证明或容易引起歧义错觉的错误。比如在“玉石之路”的论证上，他就明确承认了自己观点“存在欠缺”。又比如玉神物的研究，他承认过去对先秦文献不熟悉，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重视了《越绝书》中“夫玉亦神物也”的记载，这种追求真理、不咎改错的科学态度是史学家应有的可贵品质。
　　善于归纳提高，勇于突破创造。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文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学术视野决定了不同的文章类型。有的人善于在微观处着眼，有的人长于在宏观处用力，但只要是能够繁荣学术文化，我们都应该充分肯定。要提倡学术文章学者化，同时也允许学术文章平民化，还应该允许学者平民化，平民学者化，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才能实现“百花齐放”。杨伯达先生文章的长处就在于他善于归纳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敏锐性。如果硬要求他去做繁琐的考据文章（事实上他也开始这么做了），并运用八股式的学理性语言来表述论证结果，其实就是一种“扬短避长”。杨伯达先生这些年从事玉器研究获得的一些认识心得，应该说极大地丰富了玉器研究的内容，开拓了人们的时空视野，这种思想上的启蒙意义，作用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勤奋钻研，刻苦学习的强烈事业心。这些年，仍常常可以看到杨伯达先生行色匆匆，不辞辛苦地在国内外奔波。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位长者，作为一名专家，杨伯达先生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视学术为生命。正是勤奋与刻若，正是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来扩大玉器文化的影响，繁荣文化研究，才使他在提高学问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玉器研究会的工作。他是玉器文化的宣传者、鼓吹者，也是玉器活动的倡导者、实践者，更是玉器研究的推动者、玉器文化学科的建设者。他的虚心向学和“有教无类”，又使他身边团聚了一批追随者。在杨先生八十华诞之际，衷心地祝福他身康体健，思想常新，继续带领大家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玉文化学科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