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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成为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决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借鉴已有劳动力居留意愿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以在五个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分析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房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宏观因素影响显著，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则起到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102-09；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长期指导国内城乡建设及各行业领域发展的一整套完备战略系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中小城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其市民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决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数量占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逐渐蜕变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1]。由于在所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文化素质等方面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巨大的差异[2]，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在对待城市的态度上更是具备独特性：他们渴望进入并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意识增强，而自身条件、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原因使其无法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故过客意识增强，对城市抱有冷漠态度，最终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3]。
基于中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点和主导方向地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解决如下问题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影响其长期居留决策的因素有哪些？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独特性对长期居留决策有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劳动力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劳动力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形式体现，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基于托达罗（M.P.Todaro）的以劳动力迁移源于城乡间比较经济利益的预期收入差理论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二是基于通过比较迁移的成本与收益而进行劳动力迁移理性选择的相关研究；三是借助问卷调查和定量模型的方法，按照人口迁移成本与预期收益理论，对影响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劳动者的人口学特征进行研究；四是通过考察劳动力对于迁入地的心理认同程度和归属感而对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的研究[4]。
以上围绕劳动力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虽然取得了大量有意义的结果，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以上建立在对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征进行研究基础上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数学模型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但还不足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居留行为。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吸引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优势、劣势并存，因此亟须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做更加具备适应性的研究。
本文借鉴已有劳动力居留意愿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以在五个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研究框架
对城市较高收入水平、舒适生活环境、现代生活方式以及更多发展机遇的期望都使新生代农民工具备市民化倾向，但与本地居民相比，作为外来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机会、收入公平、居住条件、社会地位、情感归属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5]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决策面临着在城市潜在吸引力和现实困境之间进行的、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博弈。虽然鲜有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国内外学者从经济、社会、人口学等多角度对外来人口的居留决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可供本文借鉴。
本文通过借鉴普通意义上的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和中小城市特性，将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因素、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并提出以下分析框架[6][7][8]：
（一）城市宏观因素
唐纳德·博格提出的人口转移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入地宜人的气候环境、乐观的就业形势、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制度安排、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是吸引外来人口居留的重要拉力。与中小城市自然、社会、经济、制度相关的宏观因素是中小城市吸引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条件，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机会和户籍制度。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潜力是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居留地首先要考虑的两个因素，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潜力越大，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越强烈；城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环境也会成为吸引外来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原因；就业机会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不公平的就业环境、苛刻的就业条件和较少的就业机会等的不满都会成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丧失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相对公平和乐观的就业机会可以带给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从而会增强其对所在城市的适应性和满意度，就业机会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越强烈。[9]户籍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刚性因素。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丧失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的市民待遇，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户籍的开放程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因素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并未成为外来人口不考虑在流入地永久居留的最大障碍。 （二）工作和生活状态
工作状况是一种通过评价工作各层面后产生的广泛性态度来对员工工作感受进行衡量的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使得对其工作状态进行衡量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层面，还应综合评价职业性质、社会及技术环境因素（包括人际关系、工作条件、上司的赏识等）、自我实现因素（个人能力是否得到发挥）、受认可因素（责任、工资、工作挑战性、晋升等） 和劳动保障状况等，工作状态越好，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10]
在生活状态方面，与旧生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居留地选择时不仅注重经济利益，更注重生活质量。住房条件可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其在居住地幸福感的重要指标，能够左右其中小城市的居留意愿。在居留时间方面，有学者认为，长期工作生活于某地将导致外来人口对此地的熟悉以及对社会网络的适应，使外来人口更倾向于在此地永久居留，因此，本文假设到流入地时间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正相关。
（三）人口学因素
几乎所有劳动力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把人口学因素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但是学者们在这四个因素的影响方向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劳动力的普通特性，因此，其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性别方面，有学者认为，男性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遇，故流动性更强，但雷文斯坦却持有相反观点，故性别因素是否能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居留中小城市值得进行商榷。年龄方面，有研究表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倾向于在没有束缚前抓住更多机遇，故流动性更强（D.Tomas，1938）。婚姻状况方面，有学者认为，单身劳动力在寻找机遇过程中制约因素较少，因此流动性更强[11]；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婚姻状况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性无显著影响。因此，婚姻状况这一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与方向不确定。对于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的关系，有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的关系为“倒U型”，即教育程度非常低和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迁移意愿更加强烈，而教育程度中等的劳动者居留意愿较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行过一定的学历教育，因此还无法确定这一因素对于迁移意愿的影响。
（四）社会心理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离开家乡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就必须面临家庭责任的牺牲、原有社会资本的丧失、对新环境的认同和归属感的重新构建。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社会心理因素包含三个方面，即流动范围、所在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融合程度和当地社会网络。
首先，现工作地与故乡距离太远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情感损耗加大，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因此纷纷离开大城市，选择在距离故乡更近的中小城市定居。社会心理因素无疑成为解释农民工跨省转移比例逐年下降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外来人口能否在迁入地长期居留取决于外来人口与所在地居民的融合程度[1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由于其外来人的身份或与当地文化难以融合等原因，与当地人交往较少，故归属感不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能否实现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是决定其是否能够长期居留的重要因素，融合程度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一方面，外来人口迁入城市后，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逐渐转变为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网络的重建，形成了城市的拉力；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以及家乡的亲情、友情产生的亲和力形成的家乡的拉力会降低外来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地社会网络的满意程度是左右其在中小城市定居的重要因素，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规模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在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承德市、湖南省郴州市、福建省三明市和青海省西宁市等五个中、东、西部中小城市，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在上述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27份，回收有效问卷1023份，问卷中涵盖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和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变量统计信息见表1。
（二）计量分析方法
1.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卡方检验
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单因素验证。如果某一因素的显著性值小于5%，则可以认为这一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相关，反之则不相关。
2.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他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有长期居留意愿=1，没有长期居留意愿=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概率，而1-P为没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13]为：
本文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023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四组自变量对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第一步检验城市宏观因素（模型1），第二步在控制城市因素的基础上，加入工作和生活状态因素（模型2），第三步加入人口学因素（模型3），第四步加入社会心理因素（模型4），以依次考察在对特定变量进行控制以后其余各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三）计量分析结果
1.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分析
表2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时间满意度、劳动保障、性别、婚姻状况等四个因素的Sig值大于5%，说明以上四个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而除此以外的其他因素均与居留意愿显著相关。
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在以上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基础上，本文对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各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模型1到模型4，作为Hosmer-Lemeshow检验的χ2值分别为21.236、28.128、36906、54.533，其Sig值都大于0.05，通过检验，模型拟合度较好。表3为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结果。
（1）模型1——对城市宏观因素的检验
模型1是考虑中小城市宏观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1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三个因素变量均在5%水平显著，户籍制度变量在0.1%水平上显著，这与单因素卡方检验的结果一致；而城市发展潜力因素并不显著，说明与具有显著性的另外四个因素相比，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发展潜力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城市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对城市发展水平表示满意的被调查者其Exp（B）值较高，其长期居留意愿为不满意者的1.764倍。城市环境这一因素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城市环境越满意，则长期居留的意愿越强。对城市环境满意者其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673倍。从就业状况这一因素来看，对中小城市就业状况越满意，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对就业状况满意者其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874倍。户籍制度这一因素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多数学者的观点：户籍制度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有机会解决城市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很强，达到了参照组的1.962倍，而这一因素的Wald值也很高，达到了7.067。在通过检验的四个因素中，就业状况因素的Wald值最高，为7.936，说明就业状况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大。
（2）模型2——工作和生活状态
模型2是考虑城市宏观因素和工作生活状态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后，城市环境、就业状况、户籍制度这三个因素影响仍显著，但城市发展水平却不显著了，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与工作和生活状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收入水平变量系数为1.821，显著性水平为0.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收入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从Exp（B）值来看，对收入满意的被调查者其长期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962倍。
在职业状况方面，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其对长期居留意愿作用明显，老板的长期居留意愿甚至达到了雇工的几乎2倍，小老板和被雇佣的管理者也接近了1.6和1.3倍。
虽然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从Wald值可以看出，虽然两者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与收入以及职业状况相比较小，收入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大，其次是就业状况。
在生活状态方面，模型2中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住房条件、居留时间两个因素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均显著，这与单因素卡方检验的结果一致。
住房条件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Sig值小于0.05），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已买房的被调查者其长期居留意愿最高，甚至是控制组（住亲友家中）的接近2倍，而Wald值也为模型2中各因素的最高值，为8.010，说明住房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举足轻重。
在模型2中，居留时间对长期居留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居住5年以上者，由于其对居住地比较熟悉和适应，其长期居留意愿达到了参照组的1.5倍。
（3）模型3——人口学因素
模型3通过控制前两种因素，验证人口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性别和婚姻因素已经在单因素卡方检验中被剔除，因此模型3需要就年龄和教育状况两个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进行验证。
年龄变量系数为负数，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年龄这一变量的Sig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这一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为1980年到2007年出生，年龄跨度较小导致成长背景相似，故年龄因素不足以对长期居留意愿造成影响。
教育程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教育程度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居留意愿最强，为参照组的1.683倍。其原因在于，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过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具备一定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的优势，而文化程度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在就业方面不具备这一优势。
（4）模型4——社会心理因素
模型4控制了前三种影响因素，验证社会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社会心理因素中的流动范围、融合程度以及当地社会网络三个变量的Sig值都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流动范围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显著，省内流动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是参照组（跨省流动）的1.886倍，而Wald值为5.903，说明这一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较强。
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与当地居民融合程度的满意度越高，其长期居留的意愿越强烈，是不满意者居留意愿的近1.6倍。
当地的社会网络满意度同样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正向影响，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越大。Exp（B）=1.473，说明当地社会网络满意度上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可能增加0.473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中小城市特性，基于五个中小城市的数据，通过问卷的设计与发放，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3.1%愿意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另外36.9%不愿意长期居留，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有长期居留意愿。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时间、劳动保障、性别、婚姻状况四个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多因素共同影响下，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潜力和年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环境、就业状况、户籍制度、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职业状况、住房条件、居留时间、教育程度、流动范围、融合程度、当地社会网络等因素对迁移意愿作用显著。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城市发展水平、劳动保障、性别、年龄、婚姻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作用不显著。因此，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结论不适用于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决策是新生代农民工结合自身特性、考虑中小城市特点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理性选择的过程中，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起了一定作用：
（一）经济因素依然作为主导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但这一影响并不在于收入的绝对值，而在于对收入满意度的衡量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整体收入较低，但其相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也是如今许多外来人口迁入中小城市的原因。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的Wald值虽然较低，但这二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状态进行综合衡量，较看重除经济收入以外的与工作相关的其他因素。
（二）中小城市的宏观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
模型1的结论说明，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状况和户籍制度等因素都能够左右其长期居留意愿，证明在特征和利益诉求上完全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在进行长期居留决策过程中，开始考虑经济收入以外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宏观环境要求更加“市民化”：城市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并且环境优美、生活便捷。而新型城镇化更是以“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技有所用、乐有所好、出有所通、病有所医，并且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这些无疑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利益诉求，加大其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
（三）住房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买房作用最为显著，这一结论与中国千百年来“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相吻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具备更多优势：国家已经着力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解决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公租房、保障房等政策解外来人口后顾之忧。
（四）社会心理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中作用趋强
模型4显示，流动范围这一因素是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之一。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省内流动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联系密切，“记得住乡愁”的省内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工作所在地长期居留。研究结果还显示，融合程度和居留时间与长期居留意愿正相关。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融合程度高、居留时间长的外来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越强，长期居留的可能性越大。其原因在于外来人口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或与组织成员的交往网络来形成社会网络，虽然这种网络体现为小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家乡网络的弱关系形式，但其仍能够反映社会融合程度。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近城市生活范式的同时，实现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这些都能够加大其长期居留意愿。
（五）户籍制度仍然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户籍制度对我国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可谓相当深远，附加在户籍上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使得户籍制度通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对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14]。研究结果证明，户籍问题的解决能够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在户籍制度上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使外来人口逐渐享受到市民待遇，从而使中小城市在吸引外来人口、实现新型城镇化方面有着更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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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102-09；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长期指导国内城乡建设及各行业领域发展的一整套完备战略系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中小城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其市民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决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数量占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逐渐蜕变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1]。由于在所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文化素质等方面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巨大的差异[2]，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在对待城市的态度上更是具备独特性：他们渴望进入并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意识增强，而自身条件、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原因使其无法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故过客意识增强，对城市抱有冷漠态度，最终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3]。
基于中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点和主导方向地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解决如下问题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影响其长期居留决策的因素有哪些？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独特性对长期居留决策有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劳动力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劳动力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形式体现，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基于托达罗（M.P.Todaro）的以劳动力迁移源于城乡间比较经济利益的预期收入差理论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二是基于通过比较迁移的成本与收益而进行劳动力迁移理性选择的相关研究；三是借助问卷调查和定量模型的方法，按照人口迁移成本与预期收益理论，对影响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劳动者的人口学特征进行研究；四是通过考察劳动力对于迁入地的心理认同程度和归属感而对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的研究[4]。
以上围绕劳动力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虽然取得了大量有意义的结果，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以上建立在对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征进行研究基础上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数学模型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但还不足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居留行为。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吸引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优势、劣势并存，因此亟须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做更加具备适应性的研究。
本文借鉴已有劳动力居留意愿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以在五个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研究框架
对城市较高收入水平、舒适生活环境、现代生活方式以及更多发展机遇的期望都使新生代农民工具备市民化倾向，但与本地居民相比，作为外来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机会、收入公平、居住条件、社会地位、情感归属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5]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决策面临着在城市潜在吸引力和现实困境之间进行的、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博弈。虽然鲜有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国内外学者从经济、社会、人口学等多角度对外来人口的居留决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可供本文借鉴。
本文通过借鉴普通意义上的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和中小城市特性，将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因素、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并提出以下分析框架[6][7][8]：
（一）城市宏观因素
唐纳德·博格提出的人口转移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入地宜人的气候环境、乐观的就业形势、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制度安排、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是吸引外来人口居留的重要拉力。与中小城市自然、社会、经济、制度相关的宏观因素是中小城市吸引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条件，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机会和户籍制度。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潜力是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居留地首先要考虑的两个因素，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潜力越大，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越强烈；城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环境也会成为吸引外来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原因；就业机会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不公平的就业环境、苛刻的就业条件和较少的就业机会等的不满都会成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丧失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相对公平和乐观的就业机会可以带给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从而会增强其对所在城市的适应性和满意度，就业机会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越强烈。[9]户籍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刚性因素。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丧失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的市民待遇，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户籍的开放程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因素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并未成为外来人口不考虑在流入地永久居留的最大障碍。 （二）工作和生活状态
工作状况是一种通过评价工作各层面后产生的广泛性态度来对员工工作感受进行衡量的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使得对其工作状态进行衡量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层面，还应综合评价职业性质、社会及技术环境因素（包括人际关系、工作条件、上司的赏识等）、自我实现因素（个人能力是否得到发挥）、受认可因素（责任、工资、工作挑战性、晋升等） 和劳动保障状况等，工作状态越好，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10]
在生活状态方面，与旧生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居留地选择时不仅注重经济利益，更注重生活质量。住房条件可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其在居住地幸福感的重要指标，能够左右其中小城市的居留意愿。在居留时间方面，有学者认为，长期工作生活于某地将导致外来人口对此地的熟悉以及对社会网络的适应，使外来人口更倾向于在此地永久居留，因此，本文假设到流入地时间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正相关。
（三）人口学因素
几乎所有劳动力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把人口学因素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但是学者们在这四个因素的影响方向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劳动力的普通特性，因此，其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性别方面，有学者认为，男性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遇，故流动性更强，但雷文斯坦却持有相反观点，故性别因素是否能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居留中小城市值得进行商榷。年龄方面，有研究表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倾向于在没有束缚前抓住更多机遇，故流动性更强（D.Tomas，1938）。婚姻状况方面，有学者认为，单身劳动力在寻找机遇过程中制约因素较少，因此流动性更强[11]；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婚姻状况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性无显著影响。因此，婚姻状况这一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与方向不确定。对于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的关系，有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的关系为“倒U型”，即教育程度非常低和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迁移意愿更加强烈，而教育程度中等的劳动者居留意愿较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行过一定的学历教育，因此还无法确定这一因素对于迁移意愿的影响。
（四）社会心理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离开家乡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就必须面临家庭责任的牺牲、原有社会资本的丧失、对新环境的认同和归属感的重新构建。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社会心理因素包含三个方面，即流动范围、所在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融合程度和当地社会网络。
首先，现工作地与故乡距离太远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情感损耗加大，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因此纷纷离开大城市，选择在距离故乡更近的中小城市定居。社会心理因素无疑成为解释农民工跨省转移比例逐年下降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外来人口能否在迁入地长期居留取决于外来人口与所在地居民的融合程度[1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由于其外来人的身份或与当地文化难以融合等原因，与当地人交往较少，故归属感不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能否实现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是决定其是否能够长期居留的重要因素，融合程度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一方面，外来人口迁入城市后，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逐渐转变为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网络的重建，形成了城市的拉力；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以及家乡的亲情、友情产生的亲和力形成的家乡的拉力会降低外来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地社会网络的满意程度是左右其在中小城市定居的重要因素，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规模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在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承德市、湖南省郴州市、福建省三明市和青海省西宁市等五个中、东、西部中小城市，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在上述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27份，回收有效问卷1023份，问卷中涵盖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和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变量统计信息见表1。
（二）计量分析方法
1.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卡方检验
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单因素验证。如果某一因素的显著性值小于5%，则可以认为这一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相关，反之则不相关。
2.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他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有长期居留意愿=1，没有长期居留意愿=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概率，而1-P为没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13]为：
本文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023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四组自变量对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第一步检验城市宏观因素（模型1），第二步在控制城市因素的基础上，加入工作和生活状态因素（模型2），第三步加入人口学因素（模型3），第四步加入社会心理因素（模型4），以依次考察在对特定变量进行控制以后其余各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三）计量分析结果
1.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分析
表2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时间满意度、劳动保障、性别、婚姻状况等四个因素的Sig值大于5%，说明以上四个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而除此以外的其他因素均与居留意愿显著相关。
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在以上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基础上，本文对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各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模型1到模型4，作为Hosmer-Lemeshow检验的χ2值分别为21.236、28.128、36906、54.533，其Sig值都大于0.05，通过检验，模型拟合度较好。表3为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结果。
（1）模型1——对城市宏观因素的检验
模型1是考虑中小城市宏观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1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三个因素变量均在5%水平显著，户籍制度变量在0.1%水平上显著，这与单因素卡方检验的结果一致；而城市发展潜力因素并不显著，说明与具有显著性的另外四个因素相比，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发展潜力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城市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对城市发展水平表示满意的被调查者其Exp（B）值较高，其长期居留意愿为不满意者的1.764倍。城市环境这一因素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城市环境越满意，则长期居留的意愿越强。对城市环境满意者其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673倍。从就业状况这一因素来看，对中小城市就业状况越满意，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对就业状况满意者其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874倍。户籍制度这一因素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多数学者的观点：户籍制度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有机会解决城市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很强，达到了参照组的1.962倍，而这一因素的Wald值也很高，达到了7.067。在通过检验的四个因素中，就业状况因素的Wald值最高，为7.936，说明就业状况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大。
（2）模型2——工作和生活状态
模型2是考虑城市宏观因素和工作生活状态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后，城市环境、就业状况、户籍制度这三个因素影响仍显著，但城市发展水平却不显著了，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与工作和生活状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收入水平变量系数为1.821，显著性水平为0.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收入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从Exp（B）值来看，对收入满意的被调查者其长期居留意愿是不满意者的1.962倍。
在职业状况方面，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其对长期居留意愿作用明显，老板的长期居留意愿甚至达到了雇工的几乎2倍，小老板和被雇佣的管理者也接近了1.6和1.3倍。
虽然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从Wald值可以看出，虽然两者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与收入以及职业状况相比较小，收入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大，其次是就业状况。
在生活状态方面，模型2中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住房条件、居留时间两个因素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均显著，这与单因素卡方检验的结果一致。
住房条件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Sig值小于0.05），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已买房的被调查者其长期居留意愿最高，甚至是控制组（住亲友家中）的接近2倍，而Wald值也为模型2中各因素的最高值，为8.010，说明住房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举足轻重。
在模型2中，居留时间对长期居留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居住5年以上者，由于其对居住地比较熟悉和适应，其长期居留意愿达到了参照组的1.5倍。
（3）模型3——人口学因素
模型3通过控制前两种因素，验证人口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性别和婚姻因素已经在单因素卡方检验中被剔除，因此模型3需要就年龄和教育状况两个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进行验证。
年龄变量系数为负数，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年龄这一变量的Sig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这一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为1980年到2007年出生，年龄跨度较小导致成长背景相似，故年龄因素不足以对长期居留意愿造成影响。
教育程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教育程度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居留意愿最强，为参照组的1.683倍。其原因在于，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过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具备一定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的优势，而文化程度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在就业方面不具备这一优势。
（4）模型4——社会心理因素
模型4控制了前三种影响因素，验证社会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社会心理因素中的流动范围、融合程度以及当地社会网络三个变量的Sig值都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流动范围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显著，省内流动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是参照组（跨省流动）的1.886倍，而Wald值为5.903，说明这一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较强。
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与当地居民融合程度的满意度越高，其长期居留的意愿越强烈，是不满意者居留意愿的近1.6倍。
当地的社会网络满意度同样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正向影响，满意度越高，长期居留的可能性越大。Exp（B）=1.473，说明当地社会网络满意度上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可能增加0.473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中小城市特性，基于五个中小城市的数据，通过问卷的设计与发放，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3.1%愿意在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另外36.9%不愿意长期居留，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有长期居留意愿。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时间、劳动保障、性别、婚姻状况四个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多因素共同影响下，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潜力和年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环境、就业状况、户籍制度、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职业状况、住房条件、居留时间、教育程度、流动范围、融合程度、当地社会网络等因素对迁移意愿作用显著。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城市发展水平、劳动保障、性别、年龄、婚姻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作用不显著。因此，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结论不适用于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决策是新生代农民工结合自身特性、考虑中小城市特点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理性选择的过程中，城市宏观因素、工作和生活状态、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起了一定作用：
（一）经济因素依然作为主导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但这一影响并不在于收入的绝对值，而在于对收入满意度的衡量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整体收入较低，但其相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也是如今许多外来人口迁入中小城市的原因。工作环境和条件、自我实现和受认可的Wald值虽然较低，但这二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状态进行综合衡量，较看重除经济收入以外的与工作相关的其他因素。
（二）中小城市的宏观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
模型1的结论说明，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环境、就业状况和户籍制度等因素都能够左右其长期居留意愿，证明在特征和利益诉求上完全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在进行长期居留决策过程中，开始考虑经济收入以外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宏观环境要求更加“市民化”：城市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并且环境优美、生活便捷。而新型城镇化更是以“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技有所用、乐有所好、出有所通、病有所医，并且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这些无疑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利益诉求，加大其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
（三）住房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买房作用最为显著，这一结论与中国千百年来“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相吻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具备更多优势：国家已经着力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解决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公租房、保障房等政策解外来人口后顾之忧。
（四）社会心理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中作用趋强
模型4显示，流动范围这一因素是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之一。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省内流动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联系密切，“记得住乡愁”的省内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工作所在地长期居留。研究结果还显示，融合程度和居留时间与长期居留意愿正相关。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融合程度高、居留时间长的外来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越强，长期居留的可能性越大。其原因在于外来人口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或与组织成员的交往网络来形成社会网络，虽然这种网络体现为小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家乡网络的弱关系形式，但其仍能够反映社会融合程度。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近城市生活范式的同时，实现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这些都能够加大其长期居留意愿。
（五）户籍制度仍然对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户籍制度对我国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可谓相当深远，附加在户籍上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使得户籍制度通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对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14]。研究结果证明，户籍问题的解决能够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在户籍制度上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使外来人口逐渐享受到市民待遇，从而使中小城市在吸引外来人口、实现新型城镇化方面有着更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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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