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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州南宋黄昇墓是福建省博物馆于1975年10月清理的，出土了南宋时期女式衣饰、衣料、被褥等丝织品354件，是当时出土宋代服饰和丝织品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黄昇墓由此被誉为“中国古代丝绸的宝库”。笔者借助该批出土丝织品，对宋代福建地区丝织品织造工艺以及纺织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南宋;黄墓;丝织品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它以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福建是一个有着悠久纺织历史的地区，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陶纺轮证明福建的纺织业在五千多年前的原社始会时期就已经萌生，又经过商周时期、南北朝至唐代的不断发展，宋代时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1]北宋学者苏颂曾在《黄从政宰晋江》诗中咏到“绮罗不减蜀吴春”，胜赞福建的丝绸质量已可与国内丝绸著名产地江浙、四川等地媲美。论及宋代福建丝织业，首推“福州南宋黄昇墓”丝织品。福州南宋黄昇墓是福建省博物馆于1975年10月清理的，出土了随葬物品近500件，其中南宋时期女式衣饰、衣料、被褥等丝织品354件，是当时出土宋代服饰和丝织品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黄昇墓由此被誉为“中国古代丝绸的宝库”。[2]这批丝织品的出土，为研究宋代服饰、丝织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
墓主黄昇，为宋代赵氏宗族的贵妇，其父亲为福州状元黄朴，黄朴官至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黄昇16岁嫁与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与骏，17岁便命薄而亡。由于身份显贵，黄昇的随葬品十分丰厚，包括大量的丝绸衣物，还有整匹织物及剩料等。[3]而且，其中有两匹丝料的两端还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坊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南宗正纺织司”，盖有篆体“赵记”朱印。结合黄昇宗室贵妇的身份，和“官记”、“宗正纺织司”等字样可推断：福建当时不仅是南宋宗室皇族聚居地和经贸中心，更是官营纺织中心。[4]
这批丝织品和服饰绝大部份保存较好，仅有个别炭化。面料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古代高级织物：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3]，罗占大半，达198件，其次是绢和绫，纱、绉、缎为少数。这近两百件的罗又有二经绞素罗、三经绞花罗、四经绞花罗等不同织法。织造工艺以罗、纱最为精致，绫、绮次之，绢稍厚;织物提花织造的纹饰有暗花、小提花和大提花;花纹有牡丹、芙蓉、山茶、梅花、荷花、卷草等十几种。因为深埋地下千年，织物的颜色已有所褪变，多数为黃褐色、烟色和深灰色，但它们染色均匀，弹性、光泽等均良好。织物绚丽的纹饰和轻柔的质地，都印证了宋代福建高超的丝织工业水平和优良的纺织技艺。
一件褐黄色罗镶花边的广袖袍（图1）颇为引人注目，该袍服身长过膝，袖口用印金或彩绘花纹作为镶缘，即使过了千年仍不失其华美，所使用的衣料主要为通幅染成褐黄色的罗织物。罗因质地轻薄、透孔，凉爽舒适，是广受贵族及上流社会人们欢迎的高级丝织品。宋代是中国历代生产罗织物最多的朝代，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各地上贡给皇室的“贡罗”，每年多达10万匹。此袍质料以四经绞罗为主，这种罗以四根经丝为一绞组，并且与左右邻组都相绞，在大孔眼的横向每一组都为四根经丝一绞组，并且每四根经丝各自回圈，表面形成胡椒眼状的椒孔，织出的花地椒眼疏密大小不一，环环相扣的绞经织物，形似鱼网。传统四经绞花罗的花纹有散点梅花、菊花和四合如意纹（图2）等，其织法代表了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工艺，可惜的是这种技艺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织技术的历史之谜。黄昇墓出土了大量四经绞素罗和花罗服饰及织物剩料，成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珍贵实物资料。
“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5]是宋代诗人陆游对当时福建织造的轻绢的形容。轻绢的质地轻薄漂浮，质感细腻滑嫩，是当时贵族们竞尚华美、追逐时髦的衣着。黄昇随葬的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图3），仅重16.7克，其质地之轻薄，手感之柔韧，远胜江苏武进县金坛宋墓[6]中的丝织品，令人叹为观止。整件背心不仅轻盈若羽，而且剔透似烟。要制成这样精美绝伦的高级服饰，其拈丝技术以及使用纺车、线架进行的缫丝、并丝、络纬等一系列工艺操作，都必须具备相当熟练的技术和比较先进的设备。从这些丝织品实物来分析，当时福建地区的栽桑、养蚕、缫丝、织造等生产技术，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出土丝织品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说明宋代福建丝织技术在全国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代的统治者对手工艺品的审美要求极高，从衣料的选择、织造到袖口上一个小小花纹的设计、刺绣，都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黄昇墓中所出土的服饰缀饰极为考究，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技法被广泛运用。
印花与彩绘形成的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在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彩绘或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花边。如一件烟色梅花罗单衣（图4）上的花边纹饰不仅有彩绘的百菊，也有印金的芙蓉花和菊花。印金的使用使得这批丝织品更添色彩，在随葬的9件袍子中，仅两件未用到印金的纹饰，而其他织物使用印金纹饰达到了80%以上，可见印金技法在该批随葬物品中的重要地位。而印金和填彩相结合制作出来的纹样也是一项新发现的工艺。在印金的叶子里敷以色彩，显得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如在蔷薇、菊花、流苏、芙蓉等的印金纹饰轮廓线条里，填敷以各种颜色，显得绚丽多姿。彩绘工艺也颇具特色，在绘彩的叶子里填绘了极其精细的人物与楼阁、山水、花鸟的组合图案，可以说是宋代彩绘工艺的精品。
刺绣技法的高超也是该批丝织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批绣品不仅针法多样，同时也富有特色，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刺绣品。[7]有的绣品只用一种针法，有的有七种之多，整批绣品共用了齐针、铺针、接针、抢针、擞和针、打子、结子、施毛针等十余种针法。图5中两件佩绶的图案和绣工是这批绣品中比较精细的作品，它们采用了擞和针、铺针、齐针等多种针法刺绣，花纹以花卉为主，杂以小的蝴蝶、蜻蜒、鱼藻纹等。它们不仅运用的针法多而灵巧，而且把花的外型勾勒得十分生动，体现了绣工的精细。还有一件蝶恋芍药刺绣花边（图6）上的四只蝴蝶绣饰，纹样配置相宜，构图巧妙，线条流畅，色泽调和而又互相辉映，十分引人注目。每只蝴蝶的神态不同，针法各异。四朵芍药花瓣繁复，枝叶分布周围，配合得体，针法以铺针和齐针为主，亦有斜缠针法，绣面显得淳厚丰满，达到了形象真实的艺术效果。可见，由于绣工对自然界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体察深透，所以能运用其纯熟的刺绣技艺准确而细致地表现各种对象的特征。 整批丝织品的图案设计也别具匠心，丰满瑰丽。花纹图案设计趋于写实奔放，百花陈杂。纹式以花卉为主，加之大胆的创造，如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折技花卉织造得十分生动，配以那枝头上点缀的梅花、海棠、四季花一类较小的花蕾，并且在叶子中再填以各种碎花，富有花中有叶、叶中有花、花叶相套的奇特效果，使写实与装饰图案相结合，更能增添画面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清新的美感（图7）。在服饰的对襟和缘边所镶的花边上，也布满了瑰丽华美的各种纹饰，在敷彩的大叶子上，还用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也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别具匠心的构思使写实和装饰图案相结合，更增添了画面的艺术效果。罗衣飘飘、彩饰斑斓，宋代审美中那种寄情于世外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隐逸生活，重视个体内在心灵自由的情感在纹饰设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批随葬丝织品制作工艺高超。一方面它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创制了一批新产品，如二经绞花罗、三经绞花罗、四经绞花罗，以及缎、绉纱的织造成功，代表了宋代织造新工艺的成就;另一方面这批织品的种类和工艺技术基本上与江浙等地的产品类同[3]，但其中有些质地比较轻薄、织造技术别具一格、采用粗细纬轮流投梭的织造法，以细纬衬地、粗纬起花，充分表现出花纹的丰满和立体感;此外，花纹图案设计写实，符合宋代强调天然之美，突出轻淡、自然、庄重的特点，呈现一派鸟语花香的怡人气息。这些特点都使得这批随葬丝织品与国内其他地方已出土的宋代丝织品有所不同。结合墓主黄昇的官家小姐和宗室贵妇的身份来看，可以推测这批丝织品是她父亲黃朴在泉州掌管外贸大权和她夫家祖父赵师恕在泉州任南外宗宗正的时候得到的，产地来源既有南宋江浙等地名厂的匠作，也有一部分来自福建官营手工业作坊。[7]
通过对黄昇墓随葬丝绸的研究， 可以证实南宋以后，福建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原料基地以及外贸基地，所产丝绸不仅规模大、产量多，而且以质地优良取胜，甚至享誉海外，尤其是当时泉州所产的丝绸。国外有以产地命名物产的作法，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极有可能因为泉州——“刺桐城”以优质丝绸闻名于世，故而习惯称它们为“泉缎”或“刺桐缎”[4]，足见当时泉州丝绸的魅力。唐五代至宋元，泉州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海外贸易需求增大，刺激了当地丝绸纺织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福建又远离北方战乱，加之拥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出现繁荣局面。
可以说，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繁荣兴旺的情况，以及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水平。当时福建的丝织品，不仅闻名全国，更是享誉世界，它们还通过一艘艘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被大量运送到中亚以及欧洲各国。黄昇墓这座富含宋代丝织品和衣物的地下宝库的重现天日，就如同一个个缩影，即使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宋代福建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
参考文献：
[1]严晓辉，林忠干.福建古代纺织纵横谈[J].福建史志，1987（2）.
[2]福建博物院.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3]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4]余明泾.宋元时期福建丝绸纺织业发展的研究[J].丝绸，2009（11）.
[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肖梦龙.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7）.
[7]和立勇.“福州南宋黄昇墓”服饰的价值重释[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2（1）.
【关键词】 南宋;黄墓;丝织品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它以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福建是一个有着悠久纺织历史的地区，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陶纺轮证明福建的纺织业在五千多年前的原社始会时期就已经萌生，又经过商周时期、南北朝至唐代的不断发展，宋代时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1]北宋学者苏颂曾在《黄从政宰晋江》诗中咏到“绮罗不减蜀吴春”，胜赞福建的丝绸质量已可与国内丝绸著名产地江浙、四川等地媲美。论及宋代福建丝织业，首推“福州南宋黄昇墓”丝织品。福州南宋黄昇墓是福建省博物馆于1975年10月清理的，出土了随葬物品近500件，其中南宋时期女式衣饰、衣料、被褥等丝织品354件，是当时出土宋代服饰和丝织品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黄昇墓由此被誉为“中国古代丝绸的宝库”。[2]这批丝织品的出土，为研究宋代服饰、丝织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
墓主黄昇，为宋代赵氏宗族的贵妇，其父亲为福州状元黄朴，黄朴官至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黄昇16岁嫁与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与骏，17岁便命薄而亡。由于身份显贵，黄昇的随葬品十分丰厚，包括大量的丝绸衣物，还有整匹织物及剩料等。[3]而且，其中有两匹丝料的两端还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坊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南宗正纺织司”，盖有篆体“赵记”朱印。结合黄昇宗室贵妇的身份，和“官记”、“宗正纺织司”等字样可推断：福建当时不仅是南宋宗室皇族聚居地和经贸中心，更是官营纺织中心。[4]
这批丝织品和服饰绝大部份保存较好，仅有个别炭化。面料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古代高级织物：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3]，罗占大半，达198件，其次是绢和绫，纱、绉、缎为少数。这近两百件的罗又有二经绞素罗、三经绞花罗、四经绞花罗等不同织法。织造工艺以罗、纱最为精致，绫、绮次之，绢稍厚;织物提花织造的纹饰有暗花、小提花和大提花;花纹有牡丹、芙蓉、山茶、梅花、荷花、卷草等十几种。因为深埋地下千年，织物的颜色已有所褪变，多数为黃褐色、烟色和深灰色，但它们染色均匀，弹性、光泽等均良好。织物绚丽的纹饰和轻柔的质地，都印证了宋代福建高超的丝织工业水平和优良的纺织技艺。
一件褐黄色罗镶花边的广袖袍（图1）颇为引人注目，该袍服身长过膝，袖口用印金或彩绘花纹作为镶缘，即使过了千年仍不失其华美，所使用的衣料主要为通幅染成褐黄色的罗织物。罗因质地轻薄、透孔，凉爽舒适，是广受贵族及上流社会人们欢迎的高级丝织品。宋代是中国历代生产罗织物最多的朝代，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各地上贡给皇室的“贡罗”，每年多达10万匹。此袍质料以四经绞罗为主，这种罗以四根经丝为一绞组，并且与左右邻组都相绞，在大孔眼的横向每一组都为四根经丝一绞组，并且每四根经丝各自回圈，表面形成胡椒眼状的椒孔，织出的花地椒眼疏密大小不一，环环相扣的绞经织物，形似鱼网。传统四经绞花罗的花纹有散点梅花、菊花和四合如意纹（图2）等，其织法代表了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工艺，可惜的是这种技艺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织技术的历史之谜。黄昇墓出土了大量四经绞素罗和花罗服饰及织物剩料，成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珍贵实物资料。
“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5]是宋代诗人陆游对当时福建织造的轻绢的形容。轻绢的质地轻薄漂浮，质感细腻滑嫩，是当时贵族们竞尚华美、追逐时髦的衣着。黄昇随葬的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图3），仅重16.7克，其质地之轻薄，手感之柔韧，远胜江苏武进县金坛宋墓[6]中的丝织品，令人叹为观止。整件背心不仅轻盈若羽，而且剔透似烟。要制成这样精美绝伦的高级服饰，其拈丝技术以及使用纺车、线架进行的缫丝、并丝、络纬等一系列工艺操作，都必须具备相当熟练的技术和比较先进的设备。从这些丝织品实物来分析，当时福建地区的栽桑、养蚕、缫丝、织造等生产技术，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出土丝织品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说明宋代福建丝织技术在全国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代的统治者对手工艺品的审美要求极高，从衣料的选择、织造到袖口上一个小小花纹的设计、刺绣，都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黄昇墓中所出土的服饰缀饰极为考究，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技法被广泛运用。
印花与彩绘形成的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在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彩绘或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花边。如一件烟色梅花罗单衣（图4）上的花边纹饰不仅有彩绘的百菊，也有印金的芙蓉花和菊花。印金的使用使得这批丝织品更添色彩，在随葬的9件袍子中，仅两件未用到印金的纹饰，而其他织物使用印金纹饰达到了80%以上，可见印金技法在该批随葬物品中的重要地位。而印金和填彩相结合制作出来的纹样也是一项新发现的工艺。在印金的叶子里敷以色彩，显得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如在蔷薇、菊花、流苏、芙蓉等的印金纹饰轮廓线条里，填敷以各种颜色，显得绚丽多姿。彩绘工艺也颇具特色，在绘彩的叶子里填绘了极其精细的人物与楼阁、山水、花鸟的组合图案，可以说是宋代彩绘工艺的精品。
刺绣技法的高超也是该批丝织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批绣品不仅针法多样，同时也富有特色，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刺绣品。[7]有的绣品只用一种针法，有的有七种之多，整批绣品共用了齐针、铺针、接针、抢针、擞和针、打子、结子、施毛针等十余种针法。图5中两件佩绶的图案和绣工是这批绣品中比较精细的作品，它们采用了擞和针、铺针、齐针等多种针法刺绣，花纹以花卉为主，杂以小的蝴蝶、蜻蜒、鱼藻纹等。它们不仅运用的针法多而灵巧，而且把花的外型勾勒得十分生动，体现了绣工的精细。还有一件蝶恋芍药刺绣花边（图6）上的四只蝴蝶绣饰，纹样配置相宜，构图巧妙，线条流畅，色泽调和而又互相辉映，十分引人注目。每只蝴蝶的神态不同，针法各异。四朵芍药花瓣繁复，枝叶分布周围，配合得体，针法以铺针和齐针为主，亦有斜缠针法，绣面显得淳厚丰满，达到了形象真实的艺术效果。可见，由于绣工对自然界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体察深透，所以能运用其纯熟的刺绣技艺准确而细致地表现各种对象的特征。 整批丝织品的图案设计也别具匠心，丰满瑰丽。花纹图案设计趋于写实奔放，百花陈杂。纹式以花卉为主，加之大胆的创造，如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折技花卉织造得十分生动，配以那枝头上点缀的梅花、海棠、四季花一类较小的花蕾，并且在叶子中再填以各种碎花，富有花中有叶、叶中有花、花叶相套的奇特效果，使写实与装饰图案相结合，更能增添画面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清新的美感（图7）。在服饰的对襟和缘边所镶的花边上，也布满了瑰丽华美的各种纹饰，在敷彩的大叶子上，还用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也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别具匠心的构思使写实和装饰图案相结合，更增添了画面的艺术效果。罗衣飘飘、彩饰斑斓，宋代审美中那种寄情于世外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隐逸生活，重视个体内在心灵自由的情感在纹饰设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批随葬丝织品制作工艺高超。一方面它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创制了一批新产品，如二经绞花罗、三经绞花罗、四经绞花罗，以及缎、绉纱的织造成功，代表了宋代织造新工艺的成就;另一方面这批织品的种类和工艺技术基本上与江浙等地的产品类同[3]，但其中有些质地比较轻薄、织造技术别具一格、采用粗细纬轮流投梭的织造法，以细纬衬地、粗纬起花，充分表现出花纹的丰满和立体感;此外，花纹图案设计写实，符合宋代强调天然之美，突出轻淡、自然、庄重的特点，呈现一派鸟语花香的怡人气息。这些特点都使得这批随葬丝织品与国内其他地方已出土的宋代丝织品有所不同。结合墓主黄昇的官家小姐和宗室贵妇的身份来看，可以推测这批丝织品是她父亲黃朴在泉州掌管外贸大权和她夫家祖父赵师恕在泉州任南外宗宗正的时候得到的，产地来源既有南宋江浙等地名厂的匠作，也有一部分来自福建官营手工业作坊。[7]
通过对黄昇墓随葬丝绸的研究， 可以证实南宋以后，福建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原料基地以及外贸基地，所产丝绸不仅规模大、产量多，而且以质地优良取胜，甚至享誉海外，尤其是当时泉州所产的丝绸。国外有以产地命名物产的作法，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极有可能因为泉州——“刺桐城”以优质丝绸闻名于世，故而习惯称它们为“泉缎”或“刺桐缎”[4]，足见当时泉州丝绸的魅力。唐五代至宋元，泉州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海外贸易需求增大，刺激了当地丝绸纺织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福建又远离北方战乱，加之拥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出现繁荣局面。
可以说，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繁荣兴旺的情况，以及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水平。当时福建的丝织品，不仅闻名全国，更是享誉世界，它们还通过一艘艘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被大量运送到中亚以及欧洲各国。黄昇墓这座富含宋代丝织品和衣物的地下宝库的重现天日，就如同一个个缩影，即使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宋代福建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
参考文献：
[1]严晓辉，林忠干.福建古代纺织纵横谈[J].福建史志，1987（2）.
[2]福建博物院.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3]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4]余明泾.宋元时期福建丝绸纺织业发展的研究[J].丝绸，2009（11）.
[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肖梦龙.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7）.
[7]和立勇.“福州南宋黄昇墓”服饰的价值重释[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