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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麟、黄元福、皮高品、吕绍虞先生是“文革”前1960年代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仅有的四位教授。徐家麟先生为系主任，黄元福先生为副系主任，皮高品、吕绍虞先生分别为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和目录学教研室主任，是该系四台柱，跻身于我国老一辈著名图书馆学家的行列。“文革”中他们无一幸免地横遭批判、饱受磨难，但其际遇各有不同。故事最多的是皮高品先生，遭遇最惨烈的是徐家麟先生。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文革”过去了整整三分之一个世纪，当年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而今已过花甲之年，对在那荒谬年代中发生在皮高品、徐家麟先生身上的荒谬事仍记忆犹新，未曾忘怀。如今，每当同学相聚、师友相逢时忆及这些发生在40多年前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无不感到一丝辛酸、一丝凄凉。
皮高品教授
“茅坑里的石头”，这是“文革”狂潮乍起时的红卫兵和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的当权者，不约而同的对皮高品先生（为使行文简省，以下皆直书其名，非不敬也）的称谓。这个极为不雅的称谓，倒也反映出了他们对皮高品抗拒批判、拒不认错的恶劣态度的认同。因此，在“文革”初期和中期，皮高品的名字一直都与“臭”和“硬”两个字关联在一起。
且不说涉世未深的年青的红卫兵奈何不了皮高品，就是老谋深算的教导员对这个倔老头也深感头痛。1968年冬，时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三个系第一把手的四大队（两宣队进校后，全校各系、部、处、所均按军队编制，以连为单位，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全校共有8个大队。哲学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依次为15、16、17连，组成第四大队）教导员——那个军代表，在全大队大会上当着3个系数百名师生和几十名工宣队员的面，谩骂皮高品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那个名叫雷某某的教导员，背后立即遭到同学们的唾骂。会后，好事者冯某以这位军代表姓名的谐音，为他取诨名“来造屎”，在师生中传播开来，直到很久之后，人们仍未忘记这诨名来历的背后故事。
何谓“臭”？皮高品自1930年代就是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一直是业界公认的图书分类学权威。在荒谬岁月，凡学术权威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谓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为“臭”。对他的任何批判，他都采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概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硬”者，态度强硬之谓也。至刚者不屈，皮高品对于任何对他名誉的诋毁、学术的批判，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嗤之以鼻。
皮高品在图书分类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被业界称之为 “皮氏分类法”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出版于1934年，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图书馆界一部较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文革”中自然是该被铲除的大毒草。1956年春，皮高品应邀出席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编制新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四分法”的主张，与“五分法”相颉颃。1958年、1959年《图书馆学通讯》、《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相继发表文章，批判皮高品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960年代初，全国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全党确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五分法”遂成为不刊之论，成为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不二法门。就在批判皮高品的余波未息之时，他先后于1962年和1964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一如既往地坚持“四分法”的主张。“四分法”，简言之就是，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大类只能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四类。它和“五分法”的区别在于：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单独设为一大类，而是将其置于“哲学”大类之中，为突出其重要地位将位列哲学大类之首。不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少人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皮氏分类法”的老帐和“四分法”的新帐一起算，皮高品自然是难逃被批判的厄运了。
“文革”初期图书馆学系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就是从批判皮高品开始的。尽管批判会充满火药味，但皮高品应对自若，毫无惧色，时而针锋相对，时而振振有词。他援引毛泽东那段著名的“什么是知识”的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又招来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指斥。
连带所及，图书分类法之外的其它问题，也在被清算之中。例如“中国书史”课程中的厚古薄今问题，批判他讲“古”时引经据典，说“今”时浮光掠影。甚至有人还提出，皮高品本来是一个漏网的右派，如1958年皮高品为其继室李光群被打成“右派”而大闹图书馆云云。“打倒漏网右派皮高品！”的口号声应声而起，一场闹剧就这样上演着。会后几位老师证实，皮高品大闹图书馆一事属实，据说一位在场的学生读者问他是谁时，他拍着胸脯：我是堂堂的皮高品教授！听老师们说：皮出身贫寒，历史清白；紧跟形势，大事从不糊涂。每有运动或平时政治学习，凡需要发言表态，他发言不是第一，必为第二，从不居三。如果抢不到第二个发言，他就会抢过别人的话头，置别人发言于不顾，讲完之后便闭目养神，气定神安，直至散会。这是他的制胜法宝，也是他的养身之道。
至于对他人格的侮辱，他则誓死捍卫，没有半点含糊。“老子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的掷地有声之言，恍如昨日，仍响在当年亲历亲见者的耳畔。
那是1967年7月，一个酷暑难熬的盛夏。珞珈山上“虎”踞“龙”蟠（以“虎山行”和“农奴戟”为代表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称之为“龙”、“虎”派。“龙”即“农”之谐音）。人们说“龙”胆颤，谈“虎”色变。尽管两派势不两立，但在批斗“牛鬼蛇神”的问题上，却是毫无二致，且一派比一派调门更高，声势更大，花样更新，以显示自己更革命。武汉“七·二○”事件甫过，龙派在学校小操场召开批斗“牛鬼蛇神”大会，虎派更是别出心裁，将“牛鬼蛇神”拉上敞蓬汽车游街示众。这天一早，虎派广播台播出“紧急通告”，按系、部、处、所列出游街者名单，并有“如有抗拒不到者，将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警告。徐家麟、皮高品位列图书馆学系名单前列。上午八时许，数辆敞蓬汽车一字儿停在武大四区大操场上。被游街者神情沮丧，被造反派推来搡去，纷纷被生拉硬拽上车，胸前挂着诸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历史反革命某某某”之类的硬纸板，看热闹的人流熙熙攘攘。皮高品旁若无人，冷眼漠视，不理不睬。虎派头头W某见状，手持木棒，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皮高品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皮高品当头棒喝：“还上不上（汽车）？”手到棒落，皮高品的眼镜顿时打落地上，镜架被打断，镜片被打碎，额头上青筋突现。四目相对，皮高品一脸冷峻，两眼喷火，怒不可遏，脱口而出：“老子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言罢，悻然而去。敢于在“老子天下第一”的造反派面前称“老子”，敢于和红卫兵对垒，不但需要胆略，更要有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你就不怕被造反派打死？”事后有人问他，皮高品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快70岁的人了，还怕什么死！”图书馆学系许多学生当时都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幕，对皮翁油然而生敬意。有人当面指责W某不该对一位老人动粗，他说：“管他是谁！谁敢违抗，就砸烂谁的狗头！”
动辄“打倒”、“炮轰”，是“文革”潮流。“谁敢反对文化大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谁敢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就砸烂谁的狗头！”是荒谬年代使用频率最多的口号之一。在我的印象里，皮翁没有当时一般人那种对被称作文艺革命“旗手”的第一夫人的敬畏。1997年，笔者在撰写《图苑人瑞 学界耆宿——记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1］时，偶然读到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她为江青吃官司》文。文中记述1930年江青随某京剧团到北平、青岛、烟台等地演出，听说她的老师、时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的赵太侔，出任了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便于1931年春去青岛，被赵太侔安排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直至1933年7月离职去上海为止［2］。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皮高品1930年受聘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到1932年7月31日下午下班时离开任所［3］挂冠南归，历时二年半。如果叶文所述不虚，江青在皮高品麾下整整一年半！以皮高品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当年那个17岁的小姑娘李云鹤，就是当今“炙手可热势绝伦”（杜甫《丽人行》句）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我想向皮翁求证。不曾想，其时他正在北国哈尔滨嗣孙处颐养天年，到几个月之后他客死于斯地之前未曾回武大寓所。我无缘当面向皮翁求证，遂成一谜，如今想起此事，仍深以为憾。
皮高品特别重视自己的名节，不以贬悲，不为褒喜。1969年国庆前夕，还是那位教导员，在全大队大会上云里雾里大肆表扬了皮高品一通。会后我们才知道，皮高品的事迹巳见诸报端。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在四区大操场遛达，碰到皮先生，宗某带着调侃戏谑的口吻对他说：“皮先生，这下您可彻底解放啦！”他满脸不屑：“那不是我！那位教授69岁，我今年70岁了！”“那位教授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而我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他气愤地说。在皮翁看来，昨天贬你，今日褒你，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当同类受贬时你一人受褒，那不是什么光彩荣耀之事。他就是以这种态度，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名节。那是一个没有师道尊严的时代，在公开场合，即使是再年长的老教授，也都是被直呼其名的，但在私下里，学生们却执弟子礼甚恭，对老教授和老年教师，不论男女，都是被称作“先生”。皮先生那疾言厉色的神情，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猜测，十有八九问题是出在报纸上。几个同学当晚查找报纸，但见《长江日报》一篇题为《红卫山上红烂漫——记工宣队进驻武汉大学后的巨大变化》的长篇通讯。读罢此文，方知原委，无怪乎皮高品气愤难当了。事涉皮翁，多达5段。奇文共赏，不妨照录如下：武汉大学还有相当一批年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被群众称之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没啥用处了。可是工宣队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工人师傅对他们进行反复教育，不少人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有一个六十九岁的四级教授，是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一贯标榜不问政治，自鸣“清高”。解放后，在走资派的包庇、重用下，在学术领域里又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抗拒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态度十分恶劣。/工宣队进校后，工人师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这个教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首先组织群众抓住他的学术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这一要害问题，揭露其学术研究在解放前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反动性，戳穿他自鸣“清高”、“不问政治”的虚伪面纱。这一击中要害的批判，使这个教授震惊不巳，他感慨地说：“这次才真正触及了我的灵魂。”在这种具有革命锋芒的大批判中，这个教授几十年来第一次比较深刻地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罪过。/今年年初，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根据党的政策，把他解放出来，并让他参加了教改组工作，他激动地表示：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宽大，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现在虽巳晚年，但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这个教授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的强大威力,体现了工人阶级能够改造一切的伟大气魄。［4］
文章署名洪卫。洪卫者，红卫也。一个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名字，一个类似于北京二校的“梁效”之类的化名，有背景有来头。红卫山即珞珈山，“文革”时的称谓。地方报纸刊登整整一版的长篇通讯，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北京有“六厂二校”的典型，全国效法。武大是湖北省“六厂一校”中的一校，其“经验”具有指导全省各高校的典型意义。再者，选择在武大校庆的翌日刊发该文，巳足见其写作和发表的政治背景了——“文革”期间，武汉大学每年都以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的日子为武汉大学校庆日。
不过，凡了解皮高品的品质和为人的人，都不会相信皮高品会“承认自己的罪过”，会说出自己“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浑话。借皮高品之口，说当权者想说的话，手段固然是卑鄙了一点，但他们也是太不了解皮高品的历史以及他的为人准则和行为之道了。
通篇谎言，惟“自鸣‘清高’”一语倒恰如其分。“清高”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义项有二：一指人品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一指人孤高，不合群。两个义项都适合于皮高品。用现在的话说，皮高品是个特别另类的人。他与同时代的老教师个性殊异、无有过从；中青年教师对他敬而远之；同辈同行学者如刘国钧、杜定友每有新作问世，他都有或质疑或商榷的文章发表；每有分类法行世，他都有长篇评论文章，内中非议、非难文字诸多。他为人方正狷介，疾恶如仇，敢于抗争，从不委曲求全，即使穷困潦倒到“一天只吃一餐饭”［5］也不低头。从大学毕业到新中国成立，仅24年时间，他工作的单位就多达10多个。有的是他自动去职，更多的是被单位辞退。他和沈祖荣的关系就颇具戏剧性。他是沈祖荣的及门弟子。1932年夏，他受沈祖荣之邀，去文华图专为《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定稿，使之得以梓行。沈祖荣为之撰序，为其增色。1940年他被武汉大学辞退，又得之于沈祖荣校长对他的了解和包容，受聘担任文华图专教授。1944年，学校新建校舍，皮高品被推任校舍建筑委员会监察委员。他在核算帐目数字时发现与实数不符而拒绝签字，但“学校仍然公布，我撕下了。学校采取卑劣手段逼我辞职。”［6］因此而和沈祖荣分道扬镳。1945年春，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自去重庆，聘他去贵州遵义任浙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一年后随浙大迁返杭州离黔，终因与一位教授发生冲突而丢了饭碗。［7］“文革”期间，他多次谈及此事，对竺可桢亲去重庆商聘深怀感激之情，而对之后被辞，并无怨怼之意。满打满算，工宣队进校前后不到10个月，皮高品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急功近利的当权者炮制的所谓工人阶级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神话。
是的，是年初，不苟言笑的皮高品，脸上有了少见的笑容。但那不是因为他被“解放出来”而“激动”，而是因为获得了当权者的恩准，“让他参加了教改组工作”。
上一年的7月21日，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响。图书馆学系要不要办？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办！以中老年教师为代表；不办！以学生为代表。当时在校仅有1965级学生，44个学生几乎异口同声。这当然不是深思熟虑的思考，而是厌倦了学校无聊乏味、无休无止的“斗、批、改”生活的情绪使然。皮是主张办，且态度非常坚决的一个。虽然他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有参加教改实践的机缘，能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呐喊，能不高兴吗？
越一年，四大队师生奉命去武大襄阳分校搞“斗、批、改”。名曰“斗、批、改”，实际上，除了“天天读”、批判会之外，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分校所在地广德寺离秀色可餐的古隆中仅1公里之遥，是散步、爬山的好去处。大家都知道皮先生爱爬山，长期坚持爬珞珈山，繁重的劳动之余，还隔三岔五地独自爬广德寺周边的小山。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对皮先生说：周日早晨我们爬隆中去。当周日早晨皮先生来喊我们时，大家都还在梦乡中，难得周日可以睡懒觉，怎么也起不了床。皮先生说，他过去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足球，40多岁时还是浙江大学教工足球队的主力之一呢。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他依然豁达、乐观。5月初，襄阳山区仍是乍暖还寒的季节，皮高品和青年学生一样下田栽秧，几位过路的农民看到后，感慨地说：“真是造孽啊！在我们农村，这大年纪的老人也是不下田的！”一天下来，连我们青年学生都感到腿软腰酸背痛颈胀手肿，对于年届七秩的皮高品来说，其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大家也就能理解3个多月前皮高品的不辞而别、急不可待的举动了。那是1970年1月的最后一天，农历庚戌年（狗年）春节的前7天。晚上，同宿舍的6902班的同学未见皮高品在寝室，以为他趁难得的周末闲暇到外面散步去了。有人说，不对啊，好像没有见他吃晚饭呢。于是，报告到连部和大队部。大队长、工宣队员杨某某说，下午放工后碰到皮，告诉他接校工宣队指挥部通知，家在武大的年老者可以回家过年，他不会走了吧？“不对！泥嘴到襄樊途经广德寺每天只有4班公交车，我通知他时，早就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杨补充道。当即派车派人沿途寻找，最后在即将发往武昌的列车的车厢里找到了他。为尽早与家人团聚，他是忍饥挨饿，以疲惫之身步行30里，坐轮渡过汉江，风尘仆仆赶往襄樊火车站的。
之后，皮高品又以古稀之年参加图书馆学教改小分队，去离分校十多里远的襄阳县泥嘴公社牌坊大队，搞教改调查。那是一个贫困的山村，连上厕所都很困难。厕所是由当地农民用土法烧制的陶缸一截埋在地里，一截露出地面而成的。大解时要双脚蹲在陶缸的边沿上，稍有不慎，就会掉进粪缸里。大家见惯了一贯严肃的皮高品，那个幽默的皮高品，才更可敬可爱。他将大解形象地说成“上缸（纲）上线”。报纸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播电台时时喊“事事讲路线”。现实生活中，人们动辄“上纲上线”。它被皮高品形象地借用于此，令人喷饭。今天回过头看，去深山老林搞什么教改调查和实践，未免有些可笑，一个年高七十的老人，深入农家小院之中，身处田间地头，也实在是不易了。
虽岁在暮年，但他体魄强健，又有超脱潇洒的生活情趣，度过了艰难的岁月。1975年皮高品退休。一年后“文革”结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80年，耄耋之年的皮高品，迎来了他一生迟来的春天。是年，他被批准复职，招收图书分类学硕士研究生。1990年代初，他还撰文，否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五分法”体系。他坚持“四分法”，直至终年。1998年3月1日，皮高品以98岁高龄驾鹤西去，“四分法”的创议，从此绝响。
徐家麟教授
徐家麟虽位为一系之长，更有国际名牌大学哈佛大学的学术背景，但在大家名家众多的武汉大学，他还真的算不上是个名人。除图书馆学系外，在武汉大学学生中知道徐家麟这个名字的人，还真是不多。
然而，1969年3月16日，徐家麟成了全校无人不知的名人。这天是星期日，为了制造气氛，驻校工宣队打破常规，全校师生员工和驻校全体工宣队员照常上班。下午两点，全校各大队紧急集合，去学校小操场参加工宣队在此主持召开的批斗大会。这是工宣队从1968年11月18日进校几个月以来声势最大的一次批斗会。主席台正上方高悬着“宽严大会”四个大字的会标，左右两边分别悬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标语，全场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宽”者，从宽也，宽大也；“严”者，从严也，严惩也。软硬兼施，宽严并用，是工宣队领导“斗、批、改”，分化、瓦解阶级敌人的斗争策略。徐家麟被“宽”，本是“资产阶级右派”，因为认罪态度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右派”帽子。被“宽”的还有职员张继芳，张毕业于中央大学，因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并参加三青团，尚能主动交待，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不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同时宣布：对宽大者不是宽大无边，帽子拿在群众手上，戴不戴“帽”、何时戴“帽”，视表现而定，表现不好可以随时给戴上。外语系韩德培被“严”，韩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珞珈山“右派宰相”之称，之后被“摘帽”。因态度恶劣，死不改悔，重新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宽严大会”，也成了当时武汉大学教职员工和在校的1964、1965级学生的一个集体记忆。
随着“宽严大会”主持者一声“徐家麟”的叫喊，徐家麟蹒跚上台示众。他神情黯然,形容枯槁，佝偻着身子，低垂着头颅，摇晃着脑袋（一种老年病所致），使得原本不高的身材显得更矮小。回想41年前的这一幕，不胜惶悚。
“宽严大会”结束后，四大队数百人又集中在学生九舍前，听教导员训话。“宽严大会的召开，是清理阶级队伍战役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要乘胜前进。”他接着警告道：有问题的人不要观望，更不要有侥幸心理，坦白是最好的出路。他要求，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发现新动向，立即向工宣队反映、汇报，随时检举、揭发，让阶级敌人无处躲藏。因为徐家麟这个被“宽”的典型、样板，出在他所领导的四大队，这位军代表情绪高昂，心情极好。
午夜时分，四大队紧急集合。人们睡眼惺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教导员雷霆震怒，气急败坏。他宣布：刘绶松、张继芳夫妇抗拒运动，双双上吊身亡，自绝于人民！他说，就在几个小时前，有人向他检举揭发，说有一次听他姐姐的同学对他姐姐说，他的某同学的同学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这不是调戏我们工宣队军宣队吗？闻听此言，大家窃窃私语，一扫蒙胧睡意，纷纷猜测这种黑色幽默，只能出自中文系才子之口。这种恶作剧也只能发生在那种荒谬年代。刘绶松是中文系教授，是四大队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之一。次日就有传言：刘绶松的死，教导员难辞其咎。“宽严大会”之后，16连一个工宣队员威胁刘，如不坦白交待问题，继续抗拒，将从严处理。一个普通工宣队员的话不可能有致刘自杀的威慑力。也有人说，刘绶松夫妇的死，是对现实的绝望和抗议。为防止徐家麟步张继芳的后尘，武大工宣队指挥部下令：加强对徐家麟的监管，一天24小时包括吃喝拉撒都必须在群众的监管之中。
徐家麟、张继芳是工宣队精心炮制的全校两个被“宽”的典型和样板，如果徐家麟也自杀了，如何向上面交待？
荒谬年代，法制遭践踏，人权被剥夺，人格受凌辱，以至于因言论和思想获罪者多多。“宽”也好，“严”也罢，徐家麟、韩德培都是因言论和思想获罪，只是因为态度有所不同，而招致不同的结果。徐家麟一贯讷言慎行，和他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学生们，从未听到过他说什么话，连叹息都不曾有过，言论何来？何以有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据说徐家麟的反动言论涉及多个方面，有污蔑伟大领袖的，有反对共产党的，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林林总总，多达200余条。
徐家麟没有别的嗜好，惟嗜烟如命。他每天最少抽两包烟，大都是“红金龙”、“新华”之类的低档烟，有时也买农民吸的“圆球”、“大公鸡”一类的劣质烟。一个每月196元工资的四级教授，又不是食指浩繁的大家庭，只夫妻二人生活，竟只吸这种低质香烟，再说，也太有失高级知识分子和系主任的形象了。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说明他生活俭朴，他的遭遇与吸烟有关联。他不丢弃一个纸烟盒，将纸烟盒平整，装订成册，用来做读书笔记和生活日记。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理的对象时刻得到的一个最无情的警告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么老实交待，从宽处理，“给予出路”；要么缄默不言，戴上帽子，“自取灭亡”。两条道路，别无选择。知识分子的悲哀，就在于老实、听话。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下，知识分子的尊严丧失殆尽，把胆小老实的徐家麟推到了自贱的泥淖。当他做出彻底交待的决定时，谁能体味此时他心底的苦涩和悲凉。
人们自然很难从讷言慎行的徐家麟的言行中听到或看到他的“三反言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日记，日常生活的记录。他不仅记日常生活琐事，也记所思所想。他的吃亏，就在于太老实，老实得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那是一个不能有个人隐私的年代。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徐家麟就主动上交几十本“日记”。在那个连说“太阳里有黑点”都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的岁月里，要在几十本“日记”里找出“三反”言论，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日记”本不是给他人看的，是个人生活的流水帐、备忘录。专案组人员查看“日记”，密密麻麻的字，看不清；缩写句，看不懂，不知从何处下手。于是，就叫来徐家麟，逐本逐页逐行核正，按运动组织者的要求，将日记内容分类摘抄。好家伙，一个反领袖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跃然纸上。
徐家麟就是这样自投罗网，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因为老实，而被“宽大”。
喘息未完，徐家麟又于同年冬随四大队师生去武大襄阳分校。名为大学分校，实无异于当年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所谓学习，就是“斗、批”；劳动生产为主课，是为“改”。徐家麟虽比皮高品还小4岁，身体却远不如皮。他不停地摇晃脑袋、时而全身发颤。看他颤巍巍的样子，随时有倒地的危险。虽集老弱病于一身，却不能作为老弱病残者，得到应有的照顾。他和青年学生一样身负沉重行李，半夜步行30里到达分校。旋后不久，图书馆学系去襄阳分校的四位老人中，黄元福被安排去种菜，余桂林（所谓历史反革命，“文革”后落实政策为离休老干部）被派去喂猪，而年龄最长的皮高品和体弱多病的徐家麟则和全系师生摸爬滚打在一起。一次去分校农场挖花生，据说徐家麟说了一句“过去我还以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话，受到了教导员在全大队大会上无情的嘲弄。有同学说，那不过是徐先生的一个黑色的幽默，给无聊、乏味的“斗、批、改”生活平添一分趣味。以徐的处境，他不可能讲出这种话，可能是对他原话的断章取义。更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徐家麟平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历经坎坷。1955年夏，他调入武大先后担负起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图书馆学系主任的重任，生活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图书馆学教育时，一个个运动接连向他袭来，他动辄得咎，成为重点革命对象。他在图书馆学领域里的开创性耕耘，非但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视为“白旗”，受到无情地批判，说他“坚持资产阶级路线”、“一贯地崇拜欧美，颂古非今，生搬硬套，食而不化。”［8］
“文革”伊始，小小的图书馆学系就有十来个教师、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之中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走狗、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惟徐家麟一身数罪，被关进“牛棚”的时间最长。
他无处表达内心深处的痛苦、压抑和愤懑，惟有向老妻倾诉。“我是爱国的。我希望学些本事，把学生教好，把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办好，可是一直没有伸头。思想改造时打成‘美帝走狗’；1957年反右时被当作右派斗；1958年被拔白旗；1966年文革开始被关在四区饭厅打扫卫生，成了牛鬼蛇神；1969年2月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受打击。我的一生是清白的。”［9］现今读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对妻子说的这一席话，我们仍感到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苍凉。
1975年10月4日，徐家麟溘然长逝，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我是七个年头之后从媒体得知徐先生逝世的消息的。19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报导：武汉大学已故徐家麟教授的家人，遵照徐家麟的遗愿，将生前节余的一万元钱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购买图书。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引起内心的激荡，“文革”中徐家麟的一幕幕往事重现眼前：被扣发工资，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吸劣质烟；几年不变的深蓝色的服装以及人们对他过度吝啬的嘲笑。在决定将钱捐给武大图书馆时，他倾囊相捐，毫无吝色。他死于脑溢血，生前没有离世的明显征兆。这就是说，在他做出捐款的决定时，他不可能意识到他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无儿无女，在他百年之后，无依无靠的老妻将靠什么生存。
在他逝世一年零二天之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终于被画上句号。他死于严冬，未能等到教育的春天的到来。三年二个月之后——1978年12月7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在全校师生员工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为他“平反”。［10］如他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了。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今年是皮高品先生110周年冥诞、徐家麟先生逝世35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参考文献：
［1］罗德运．图苑人瑞 学界耆宿——记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J］．图书与情报,1997，（3）.
［2］叶永烈．她为江青吃官司［A］．叶永烈．倾城之恋（纪实文学丛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129-130.
［3］［5］［6］［7］皮高品．皮高品自传［A］．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等．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6）（传记丛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86，82，81，82.
［4］洪卫．红卫山上红烂漫——记工宣队进驻武汉大学后的巨大变化．长江日报［N］，1969-09-13:（4）.
［8］武大图书馆学系通讯小组．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中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J］．图书馆学通讯，1958，（5）：12.
［9］柯愈春．追求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思想家徐家麟［J］．图书情报知识，2009，（4）：15.
［10］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305.
作者简介：罗德运，男，湖南民族大学研究馆员。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文革”过去了整整三分之一个世纪，当年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而今已过花甲之年，对在那荒谬年代中发生在皮高品、徐家麟先生身上的荒谬事仍记忆犹新，未曾忘怀。如今，每当同学相聚、师友相逢时忆及这些发生在40多年前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无不感到一丝辛酸、一丝凄凉。
皮高品教授
“茅坑里的石头”，这是“文革”狂潮乍起时的红卫兵和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的当权者，不约而同的对皮高品先生（为使行文简省，以下皆直书其名，非不敬也）的称谓。这个极为不雅的称谓，倒也反映出了他们对皮高品抗拒批判、拒不认错的恶劣态度的认同。因此，在“文革”初期和中期，皮高品的名字一直都与“臭”和“硬”两个字关联在一起。
且不说涉世未深的年青的红卫兵奈何不了皮高品，就是老谋深算的教导员对这个倔老头也深感头痛。1968年冬，时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三个系第一把手的四大队（两宣队进校后，全校各系、部、处、所均按军队编制，以连为单位，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全校共有8个大队。哲学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依次为15、16、17连，组成第四大队）教导员——那个军代表，在全大队大会上当着3个系数百名师生和几十名工宣队员的面，谩骂皮高品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那个名叫雷某某的教导员，背后立即遭到同学们的唾骂。会后，好事者冯某以这位军代表姓名的谐音，为他取诨名“来造屎”，在师生中传播开来，直到很久之后，人们仍未忘记这诨名来历的背后故事。
何谓“臭”？皮高品自1930年代就是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一直是业界公认的图书分类学权威。在荒谬岁月，凡学术权威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谓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为“臭”。对他的任何批判，他都采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概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硬”者，态度强硬之谓也。至刚者不屈，皮高品对于任何对他名誉的诋毁、学术的批判，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嗤之以鼻。
皮高品在图书分类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被业界称之为 “皮氏分类法”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出版于1934年，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图书馆界一部较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文革”中自然是该被铲除的大毒草。1956年春，皮高品应邀出席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编制新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四分法”的主张，与“五分法”相颉颃。1958年、1959年《图书馆学通讯》、《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相继发表文章，批判皮高品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960年代初，全国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全党确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五分法”遂成为不刊之论，成为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不二法门。就在批判皮高品的余波未息之时，他先后于1962年和1964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一如既往地坚持“四分法”的主张。“四分法”，简言之就是，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大类只能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四类。它和“五分法”的区别在于：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单独设为一大类，而是将其置于“哲学”大类之中，为突出其重要地位将位列哲学大类之首。不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少人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皮氏分类法”的老帐和“四分法”的新帐一起算，皮高品自然是难逃被批判的厄运了。
“文革”初期图书馆学系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就是从批判皮高品开始的。尽管批判会充满火药味，但皮高品应对自若，毫无惧色，时而针锋相对，时而振振有词。他援引毛泽东那段著名的“什么是知识”的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又招来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指斥。
连带所及，图书分类法之外的其它问题，也在被清算之中。例如“中国书史”课程中的厚古薄今问题，批判他讲“古”时引经据典，说“今”时浮光掠影。甚至有人还提出，皮高品本来是一个漏网的右派，如1958年皮高品为其继室李光群被打成“右派”而大闹图书馆云云。“打倒漏网右派皮高品！”的口号声应声而起，一场闹剧就这样上演着。会后几位老师证实，皮高品大闹图书馆一事属实，据说一位在场的学生读者问他是谁时，他拍着胸脯：我是堂堂的皮高品教授！听老师们说：皮出身贫寒，历史清白；紧跟形势，大事从不糊涂。每有运动或平时政治学习，凡需要发言表态，他发言不是第一，必为第二，从不居三。如果抢不到第二个发言，他就会抢过别人的话头，置别人发言于不顾，讲完之后便闭目养神，气定神安，直至散会。这是他的制胜法宝，也是他的养身之道。
至于对他人格的侮辱，他则誓死捍卫，没有半点含糊。“老子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的掷地有声之言，恍如昨日，仍响在当年亲历亲见者的耳畔。
那是1967年7月，一个酷暑难熬的盛夏。珞珈山上“虎”踞“龙”蟠（以“虎山行”和“农奴戟”为代表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称之为“龙”、“虎”派。“龙”即“农”之谐音）。人们说“龙”胆颤，谈“虎”色变。尽管两派势不两立，但在批斗“牛鬼蛇神”的问题上，却是毫无二致，且一派比一派调门更高，声势更大，花样更新，以显示自己更革命。武汉“七·二○”事件甫过，龙派在学校小操场召开批斗“牛鬼蛇神”大会，虎派更是别出心裁，将“牛鬼蛇神”拉上敞蓬汽车游街示众。这天一早，虎派广播台播出“紧急通告”，按系、部、处、所列出游街者名单，并有“如有抗拒不到者，将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警告。徐家麟、皮高品位列图书馆学系名单前列。上午八时许，数辆敞蓬汽车一字儿停在武大四区大操场上。被游街者神情沮丧，被造反派推来搡去，纷纷被生拉硬拽上车，胸前挂着诸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历史反革命某某某”之类的硬纸板，看热闹的人流熙熙攘攘。皮高品旁若无人，冷眼漠视，不理不睬。虎派头头W某见状，手持木棒，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皮高品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皮高品当头棒喝：“还上不上（汽车）？”手到棒落，皮高品的眼镜顿时打落地上，镜架被打断，镜片被打碎，额头上青筋突现。四目相对，皮高品一脸冷峻，两眼喷火，怒不可遏，脱口而出：“老子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言罢，悻然而去。敢于在“老子天下第一”的造反派面前称“老子”，敢于和红卫兵对垒，不但需要胆略，更要有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你就不怕被造反派打死？”事后有人问他，皮高品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快70岁的人了，还怕什么死！”图书馆学系许多学生当时都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幕，对皮翁油然而生敬意。有人当面指责W某不该对一位老人动粗，他说：“管他是谁！谁敢违抗，就砸烂谁的狗头！”
动辄“打倒”、“炮轰”，是“文革”潮流。“谁敢反对文化大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谁敢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就砸烂谁的狗头！”是荒谬年代使用频率最多的口号之一。在我的印象里，皮翁没有当时一般人那种对被称作文艺革命“旗手”的第一夫人的敬畏。1997年，笔者在撰写《图苑人瑞 学界耆宿——记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1］时，偶然读到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她为江青吃官司》文。文中记述1930年江青随某京剧团到北平、青岛、烟台等地演出，听说她的老师、时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的赵太侔，出任了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便于1931年春去青岛，被赵太侔安排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直至1933年7月离职去上海为止［2］。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皮高品1930年受聘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到1932年7月31日下午下班时离开任所［3］挂冠南归，历时二年半。如果叶文所述不虚，江青在皮高品麾下整整一年半！以皮高品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当年那个17岁的小姑娘李云鹤，就是当今“炙手可热势绝伦”（杜甫《丽人行》句）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我想向皮翁求证。不曾想，其时他正在北国哈尔滨嗣孙处颐养天年，到几个月之后他客死于斯地之前未曾回武大寓所。我无缘当面向皮翁求证，遂成一谜，如今想起此事，仍深以为憾。
皮高品特别重视自己的名节，不以贬悲，不为褒喜。1969年国庆前夕，还是那位教导员，在全大队大会上云里雾里大肆表扬了皮高品一通。会后我们才知道，皮高品的事迹巳见诸报端。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在四区大操场遛达，碰到皮先生，宗某带着调侃戏谑的口吻对他说：“皮先生，这下您可彻底解放啦！”他满脸不屑：“那不是我！那位教授69岁，我今年70岁了！”“那位教授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而我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他气愤地说。在皮翁看来，昨天贬你，今日褒你，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当同类受贬时你一人受褒，那不是什么光彩荣耀之事。他就是以这种态度，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名节。那是一个没有师道尊严的时代，在公开场合，即使是再年长的老教授，也都是被直呼其名的，但在私下里，学生们却执弟子礼甚恭，对老教授和老年教师，不论男女，都是被称作“先生”。皮先生那疾言厉色的神情，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猜测，十有八九问题是出在报纸上。几个同学当晚查找报纸，但见《长江日报》一篇题为《红卫山上红烂漫——记工宣队进驻武汉大学后的巨大变化》的长篇通讯。读罢此文，方知原委，无怪乎皮高品气愤难当了。事涉皮翁，多达5段。奇文共赏，不妨照录如下：武汉大学还有相当一批年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被群众称之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没啥用处了。可是工宣队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工人师傅对他们进行反复教育，不少人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有一个六十九岁的四级教授，是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一贯标榜不问政治，自鸣“清高”。解放后，在走资派的包庇、重用下，在学术领域里又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抗拒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态度十分恶劣。/工宣队进校后，工人师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这个教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首先组织群众抓住他的学术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这一要害问题，揭露其学术研究在解放前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反动性，戳穿他自鸣“清高”、“不问政治”的虚伪面纱。这一击中要害的批判，使这个教授震惊不巳，他感慨地说：“这次才真正触及了我的灵魂。”在这种具有革命锋芒的大批判中，这个教授几十年来第一次比较深刻地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罪过。/今年年初，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根据党的政策，把他解放出来，并让他参加了教改组工作，他激动地表示：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宽大，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现在虽巳晚年，但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这个教授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的强大威力,体现了工人阶级能够改造一切的伟大气魄。［4］
文章署名洪卫。洪卫者，红卫也。一个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名字，一个类似于北京二校的“梁效”之类的化名，有背景有来头。红卫山即珞珈山，“文革”时的称谓。地方报纸刊登整整一版的长篇通讯，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北京有“六厂二校”的典型，全国效法。武大是湖北省“六厂一校”中的一校，其“经验”具有指导全省各高校的典型意义。再者，选择在武大校庆的翌日刊发该文，巳足见其写作和发表的政治背景了——“文革”期间，武汉大学每年都以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的日子为武汉大学校庆日。
不过，凡了解皮高品的品质和为人的人，都不会相信皮高品会“承认自己的罪过”，会说出自己“过去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浑话。借皮高品之口，说当权者想说的话，手段固然是卑鄙了一点，但他们也是太不了解皮高品的历史以及他的为人准则和行为之道了。
通篇谎言，惟“自鸣‘清高’”一语倒恰如其分。“清高”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义项有二：一指人品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一指人孤高，不合群。两个义项都适合于皮高品。用现在的话说，皮高品是个特别另类的人。他与同时代的老教师个性殊异、无有过从；中青年教师对他敬而远之；同辈同行学者如刘国钧、杜定友每有新作问世，他都有或质疑或商榷的文章发表；每有分类法行世，他都有长篇评论文章，内中非议、非难文字诸多。他为人方正狷介，疾恶如仇，敢于抗争，从不委曲求全，即使穷困潦倒到“一天只吃一餐饭”［5］也不低头。从大学毕业到新中国成立，仅24年时间，他工作的单位就多达10多个。有的是他自动去职，更多的是被单位辞退。他和沈祖荣的关系就颇具戏剧性。他是沈祖荣的及门弟子。1932年夏，他受沈祖荣之邀，去文华图专为《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定稿，使之得以梓行。沈祖荣为之撰序，为其增色。1940年他被武汉大学辞退，又得之于沈祖荣校长对他的了解和包容，受聘担任文华图专教授。1944年，学校新建校舍，皮高品被推任校舍建筑委员会监察委员。他在核算帐目数字时发现与实数不符而拒绝签字，但“学校仍然公布，我撕下了。学校采取卑劣手段逼我辞职。”［6］因此而和沈祖荣分道扬镳。1945年春，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自去重庆，聘他去贵州遵义任浙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一年后随浙大迁返杭州离黔，终因与一位教授发生冲突而丢了饭碗。［7］“文革”期间，他多次谈及此事，对竺可桢亲去重庆商聘深怀感激之情，而对之后被辞，并无怨怼之意。满打满算，工宣队进校前后不到10个月，皮高品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急功近利的当权者炮制的所谓工人阶级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神话。
是的，是年初，不苟言笑的皮高品，脸上有了少见的笑容。但那不是因为他被“解放出来”而“激动”，而是因为获得了当权者的恩准，“让他参加了教改组工作”。
上一年的7月21日，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响。图书馆学系要不要办？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办！以中老年教师为代表；不办！以学生为代表。当时在校仅有1965级学生，44个学生几乎异口同声。这当然不是深思熟虑的思考，而是厌倦了学校无聊乏味、无休无止的“斗、批、改”生活的情绪使然。皮是主张办，且态度非常坚决的一个。虽然他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有参加教改实践的机缘，能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呐喊，能不高兴吗？
越一年，四大队师生奉命去武大襄阳分校搞“斗、批、改”。名曰“斗、批、改”，实际上，除了“天天读”、批判会之外，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分校所在地广德寺离秀色可餐的古隆中仅1公里之遥，是散步、爬山的好去处。大家都知道皮先生爱爬山，长期坚持爬珞珈山，繁重的劳动之余，还隔三岔五地独自爬广德寺周边的小山。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对皮先生说：周日早晨我们爬隆中去。当周日早晨皮先生来喊我们时，大家都还在梦乡中，难得周日可以睡懒觉，怎么也起不了床。皮先生说，他过去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足球，40多岁时还是浙江大学教工足球队的主力之一呢。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他依然豁达、乐观。5月初，襄阳山区仍是乍暖还寒的季节，皮高品和青年学生一样下田栽秧，几位过路的农民看到后，感慨地说：“真是造孽啊！在我们农村，这大年纪的老人也是不下田的！”一天下来，连我们青年学生都感到腿软腰酸背痛颈胀手肿，对于年届七秩的皮高品来说，其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大家也就能理解3个多月前皮高品的不辞而别、急不可待的举动了。那是1970年1月的最后一天，农历庚戌年（狗年）春节的前7天。晚上，同宿舍的6902班的同学未见皮高品在寝室，以为他趁难得的周末闲暇到外面散步去了。有人说，不对啊，好像没有见他吃晚饭呢。于是，报告到连部和大队部。大队长、工宣队员杨某某说，下午放工后碰到皮，告诉他接校工宣队指挥部通知，家在武大的年老者可以回家过年，他不会走了吧？“不对！泥嘴到襄樊途经广德寺每天只有4班公交车，我通知他时，早就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杨补充道。当即派车派人沿途寻找，最后在即将发往武昌的列车的车厢里找到了他。为尽早与家人团聚，他是忍饥挨饿，以疲惫之身步行30里，坐轮渡过汉江，风尘仆仆赶往襄樊火车站的。
之后，皮高品又以古稀之年参加图书馆学教改小分队，去离分校十多里远的襄阳县泥嘴公社牌坊大队，搞教改调查。那是一个贫困的山村，连上厕所都很困难。厕所是由当地农民用土法烧制的陶缸一截埋在地里，一截露出地面而成的。大解时要双脚蹲在陶缸的边沿上，稍有不慎，就会掉进粪缸里。大家见惯了一贯严肃的皮高品，那个幽默的皮高品，才更可敬可爱。他将大解形象地说成“上缸（纲）上线”。报纸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播电台时时喊“事事讲路线”。现实生活中，人们动辄“上纲上线”。它被皮高品形象地借用于此，令人喷饭。今天回过头看，去深山老林搞什么教改调查和实践，未免有些可笑，一个年高七十的老人，深入农家小院之中，身处田间地头，也实在是不易了。
虽岁在暮年，但他体魄强健，又有超脱潇洒的生活情趣，度过了艰难的岁月。1975年皮高品退休。一年后“文革”结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80年，耄耋之年的皮高品，迎来了他一生迟来的春天。是年，他被批准复职，招收图书分类学硕士研究生。1990年代初，他还撰文，否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五分法”体系。他坚持“四分法”，直至终年。1998年3月1日，皮高品以98岁高龄驾鹤西去，“四分法”的创议，从此绝响。
徐家麟教授
徐家麟虽位为一系之长，更有国际名牌大学哈佛大学的学术背景，但在大家名家众多的武汉大学，他还真的算不上是个名人。除图书馆学系外，在武汉大学学生中知道徐家麟这个名字的人，还真是不多。
然而，1969年3月16日，徐家麟成了全校无人不知的名人。这天是星期日，为了制造气氛，驻校工宣队打破常规，全校师生员工和驻校全体工宣队员照常上班。下午两点，全校各大队紧急集合，去学校小操场参加工宣队在此主持召开的批斗大会。这是工宣队从1968年11月18日进校几个月以来声势最大的一次批斗会。主席台正上方高悬着“宽严大会”四个大字的会标，左右两边分别悬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标语，全场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宽”者，从宽也，宽大也；“严”者，从严也，严惩也。软硬兼施，宽严并用，是工宣队领导“斗、批、改”，分化、瓦解阶级敌人的斗争策略。徐家麟被“宽”，本是“资产阶级右派”，因为认罪态度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右派”帽子。被“宽”的还有职员张继芳，张毕业于中央大学，因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并参加三青团，尚能主动交待，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不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同时宣布：对宽大者不是宽大无边，帽子拿在群众手上，戴不戴“帽”、何时戴“帽”，视表现而定，表现不好可以随时给戴上。外语系韩德培被“严”，韩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珞珈山“右派宰相”之称，之后被“摘帽”。因态度恶劣，死不改悔，重新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宽严大会”，也成了当时武汉大学教职员工和在校的1964、1965级学生的一个集体记忆。
随着“宽严大会”主持者一声“徐家麟”的叫喊，徐家麟蹒跚上台示众。他神情黯然,形容枯槁，佝偻着身子，低垂着头颅，摇晃着脑袋（一种老年病所致），使得原本不高的身材显得更矮小。回想41年前的这一幕，不胜惶悚。
“宽严大会”结束后，四大队数百人又集中在学生九舍前，听教导员训话。“宽严大会的召开，是清理阶级队伍战役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要乘胜前进。”他接着警告道：有问题的人不要观望，更不要有侥幸心理，坦白是最好的出路。他要求，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发现新动向，立即向工宣队反映、汇报，随时检举、揭发，让阶级敌人无处躲藏。因为徐家麟这个被“宽”的典型、样板，出在他所领导的四大队，这位军代表情绪高昂，心情极好。
午夜时分，四大队紧急集合。人们睡眼惺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教导员雷霆震怒，气急败坏。他宣布：刘绶松、张继芳夫妇抗拒运动，双双上吊身亡，自绝于人民！他说，就在几个小时前，有人向他检举揭发，说有一次听他姐姐的同学对他姐姐说，他的某同学的同学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这不是调戏我们工宣队军宣队吗？闻听此言，大家窃窃私语，一扫蒙胧睡意，纷纷猜测这种黑色幽默，只能出自中文系才子之口。这种恶作剧也只能发生在那种荒谬年代。刘绶松是中文系教授，是四大队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之一。次日就有传言：刘绶松的死，教导员难辞其咎。“宽严大会”之后，16连一个工宣队员威胁刘，如不坦白交待问题，继续抗拒，将从严处理。一个普通工宣队员的话不可能有致刘自杀的威慑力。也有人说，刘绶松夫妇的死，是对现实的绝望和抗议。为防止徐家麟步张继芳的后尘，武大工宣队指挥部下令：加强对徐家麟的监管，一天24小时包括吃喝拉撒都必须在群众的监管之中。
徐家麟、张继芳是工宣队精心炮制的全校两个被“宽”的典型和样板，如果徐家麟也自杀了，如何向上面交待？
荒谬年代，法制遭践踏，人权被剥夺，人格受凌辱，以至于因言论和思想获罪者多多。“宽”也好，“严”也罢，徐家麟、韩德培都是因言论和思想获罪，只是因为态度有所不同，而招致不同的结果。徐家麟一贯讷言慎行，和他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学生们，从未听到过他说什么话，连叹息都不曾有过，言论何来？何以有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据说徐家麟的反动言论涉及多个方面，有污蔑伟大领袖的，有反对共产党的，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林林总总，多达200余条。
徐家麟没有别的嗜好，惟嗜烟如命。他每天最少抽两包烟，大都是“红金龙”、“新华”之类的低档烟，有时也买农民吸的“圆球”、“大公鸡”一类的劣质烟。一个每月196元工资的四级教授，又不是食指浩繁的大家庭，只夫妻二人生活，竟只吸这种低质香烟，再说，也太有失高级知识分子和系主任的形象了。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说明他生活俭朴，他的遭遇与吸烟有关联。他不丢弃一个纸烟盒，将纸烟盒平整，装订成册，用来做读书笔记和生活日记。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理的对象时刻得到的一个最无情的警告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么老实交待，从宽处理，“给予出路”；要么缄默不言，戴上帽子，“自取灭亡”。两条道路，别无选择。知识分子的悲哀，就在于老实、听话。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下，知识分子的尊严丧失殆尽，把胆小老实的徐家麟推到了自贱的泥淖。当他做出彻底交待的决定时，谁能体味此时他心底的苦涩和悲凉。
人们自然很难从讷言慎行的徐家麟的言行中听到或看到他的“三反言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日记，日常生活的记录。他不仅记日常生活琐事，也记所思所想。他的吃亏，就在于太老实，老实得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那是一个不能有个人隐私的年代。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徐家麟就主动上交几十本“日记”。在那个连说“太阳里有黑点”都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的岁月里，要在几十本“日记”里找出“三反”言论，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日记”本不是给他人看的，是个人生活的流水帐、备忘录。专案组人员查看“日记”，密密麻麻的字，看不清；缩写句，看不懂，不知从何处下手。于是，就叫来徐家麟，逐本逐页逐行核正，按运动组织者的要求，将日记内容分类摘抄。好家伙，一个反领袖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跃然纸上。
徐家麟就是这样自投罗网，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因为老实，而被“宽大”。
喘息未完，徐家麟又于同年冬随四大队师生去武大襄阳分校。名为大学分校，实无异于当年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所谓学习，就是“斗、批”；劳动生产为主课，是为“改”。徐家麟虽比皮高品还小4岁，身体却远不如皮。他不停地摇晃脑袋、时而全身发颤。看他颤巍巍的样子，随时有倒地的危险。虽集老弱病于一身，却不能作为老弱病残者，得到应有的照顾。他和青年学生一样身负沉重行李，半夜步行30里到达分校。旋后不久，图书馆学系去襄阳分校的四位老人中，黄元福被安排去种菜，余桂林（所谓历史反革命，“文革”后落实政策为离休老干部）被派去喂猪，而年龄最长的皮高品和体弱多病的徐家麟则和全系师生摸爬滚打在一起。一次去分校农场挖花生，据说徐家麟说了一句“过去我还以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话，受到了教导员在全大队大会上无情的嘲弄。有同学说，那不过是徐先生的一个黑色的幽默，给无聊、乏味的“斗、批、改”生活平添一分趣味。以徐的处境，他不可能讲出这种话，可能是对他原话的断章取义。更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徐家麟平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历经坎坷。1955年夏，他调入武大先后担负起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图书馆学系主任的重任，生活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图书馆学教育时，一个个运动接连向他袭来，他动辄得咎，成为重点革命对象。他在图书馆学领域里的开创性耕耘，非但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视为“白旗”，受到无情地批判，说他“坚持资产阶级路线”、“一贯地崇拜欧美，颂古非今，生搬硬套，食而不化。”［8］
“文革”伊始，小小的图书馆学系就有十来个教师、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之中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走狗、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惟徐家麟一身数罪，被关进“牛棚”的时间最长。
他无处表达内心深处的痛苦、压抑和愤懑，惟有向老妻倾诉。“我是爱国的。我希望学些本事，把学生教好，把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办好，可是一直没有伸头。思想改造时打成‘美帝走狗’；1957年反右时被当作右派斗；1958年被拔白旗；1966年文革开始被关在四区饭厅打扫卫生，成了牛鬼蛇神；1969年2月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受打击。我的一生是清白的。”［9］现今读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对妻子说的这一席话，我们仍感到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苍凉。
1975年10月4日，徐家麟溘然长逝，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我是七个年头之后从媒体得知徐先生逝世的消息的。19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报导：武汉大学已故徐家麟教授的家人，遵照徐家麟的遗愿，将生前节余的一万元钱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购买图书。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引起内心的激荡，“文革”中徐家麟的一幕幕往事重现眼前：被扣发工资，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吸劣质烟；几年不变的深蓝色的服装以及人们对他过度吝啬的嘲笑。在决定将钱捐给武大图书馆时，他倾囊相捐，毫无吝色。他死于脑溢血，生前没有离世的明显征兆。这就是说，在他做出捐款的决定时，他不可能意识到他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无儿无女，在他百年之后，无依无靠的老妻将靠什么生存。
在他逝世一年零二天之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终于被画上句号。他死于严冬，未能等到教育的春天的到来。三年二个月之后——1978年12月7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在全校师生员工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为他“平反”。［10］如他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了。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今年是皮高品先生110周年冥诞、徐家麟先生逝世35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参考文献：
［1］罗德运．图苑人瑞 学界耆宿——记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J］．图书与情报,1997，（3）.
［2］叶永烈．她为江青吃官司［A］．叶永烈．倾城之恋（纪实文学丛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129-130.
［3］［5］［6］［7］皮高品．皮高品自传［A］．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等．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6）（传记丛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86，82，81，82.
［4］洪卫．红卫山上红烂漫——记工宣队进驻武汉大学后的巨大变化．长江日报［N］，1969-09-13:（4）.
［8］武大图书馆学系通讯小组．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中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J］．图书馆学通讯，1958，（5）：12.
［9］柯愈春．追求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思想家徐家麟［J］．图书情报知识，2009，（4）：15.
［10］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305.
作者简介：罗德运，男，湖南民族大学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