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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唐传奇故事中，《李娃传》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作为文学范本被后来人不断改编发展。到元代时石君宝写成《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一方面剧中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由深变浅，另一方面李娃的形象却由立体开放向简单化和道德范式发展，形成了矛盾。本文从这个矛盾入手，分析其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与产生矛盾的深层原因，从而更好地了解社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李娃传》 《曲江池》 形象嬗变 女性批评
白行简的《李娃传》“事又近情而耸听， 故缠绵可观”，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学范本，给后世戏曲和话本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原型。宋元南戏有《李亚仙》；后来出现了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两部元杂剧；到明代以后，朱有燎写《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薛近充（一说徐霖）著《绣襦记》传奇，都是由唐传奇《李娃传》发展嬗变而来的。
一、矛盾在文本中的体现
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理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意味着社会文明开化程度越高，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就更具有解放性，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在《李娃传》中，封建伦理等级印记变浅的同时，李娃的形象反而走向单纯化与道德化。
（1）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由深变浅
从《李娃传》到《曲江池》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的削弱。主要体现在荥阳生对父亲的反抗和自主化的婚姻两个方面。
首先，《李娃传》中的荥阳生是一个单纯、顺从的贵族公子，在他父亲“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时，虽然“不胜其苦”，但仍然屈服于父权，既无反抗也无怨言，后来科举立身后在邮亭遇父，也毫无芥蒂地恢复了“父子如初”的关系。而在《曲江池》里，郑生遭父亲鞭打遗弃后，再与父亲相遇便拒绝相认，称“子虽不孝，为父者未尝失其顾复之恩”，恨父亲狠毒无情从而发出“恩已断矣！义已绝矣”的声音，经李亚仙相逼才勉强“看夫人面上，认我父亲”。
第二，《李娃传》中的婚姻是在门第观念基础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荥阳生出身“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的名门望族，所以与妓女李娃相交不可能涉及婚姻，李娃自己也在救助荥阳生后就告辞，让他“结媛鼎族，以奉蒸尝。”而荥阳生虽然哭泣以死相逼迫，最后也允诺了“送某至此，当令复还”，是荥阳公“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才得以结为秦晋之好。发展到《曲江池》，郑生不但不认父亲，而且早已经自己做主娶了“上厅行首李亚仙”这样身份的妓子，并且在“脚色上写道妻李氏”，在现实与名分上都自主承认了李亚仙的妻子地位，而李亚仙也并无推辞，足见其婚姻的自主与平等性大大提高。
（2）女性形象的单纯化与道德化
与之相反，李娃作为全文最重要的女性，她的形象没有随着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的淡化而丰满、提高，反而走向了单薄简化与道德说教的方向。
在《李娃传》里，李娃虽然身为女性，但在与荥阳生整个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主动、掌控全局的一直只是李娃。在二人初见时李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吸引荥阳生的追求，后来荥阳生钱财散尽，她又同姥母主动实施“倒宅计”抛弃了荥阳生。正如王建国所说，李娃是一个“富足的、老练的、有经验的、有手段的烟花老手” 。再次相逢时，李娃看到荥阳生的惨况十分自责和愧疚，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赎罪与姥母抗争。在荥阳生功成名就之时，李娃表现的非常冷静，委婉而又诚挚地提出离开。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她救助荥阳生的人性闪光还是她功成身退的理智与奉献精神，都是值得赞叹的。
二、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
（1）社会因素
文学作品是社会的产物，每个时期的文学都会自觉带有当时时代的特征。在《李娃传》嬗变过程中，从唐代到元代，社会整体受到的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束缚减弱，走向开放化、自由化，但是这种开放更多是针对男性的，女性的地位反而降低，社会对女性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李娃传》产生于唐代，唐代各个方面都可以算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大唐社会对女性的宽容、理解影响了文学女性的塑造。从经济方面来说，唐代小农经济发达，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兴盛和妓业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素材，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走出家庭表现自我的机会。从政治方面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统治者在政策上就表现出宽容和开明态度，人们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这就使得文人敢于去反映现实，表达自我，塑造一批特立独行的女性；另外，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中唯一的女帝，这也极大提高了女性的话语权。从思想方面来说，唐代重视佛教，而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自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这样的环境使唐传奇中独立成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了可能。
（2）作者因素
《李娃傳》与《曲江池》中差别最大的李娃和李亚仙的形象，很大程度是带有写作者自身追求倾向的，李娃从一个性格复杂含蓄的风尘女子，到纯情忠贞大胆的市民女性，与创作者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
唐传奇的创作者主要是文人士子，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自我完备的审美要求，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 甚至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唐传奇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带有比较明显的文人倾向。李娃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当时文人理想追求的女性，她美风姿，擅技艺，晓道理，冷静聪慧又有善良的闪光，行事含蓄委婉不露锋芒，甚至可以说是“女文人”的形象。
元杂剧作者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在元朝的政治环境下科举无望，“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破灭了，于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这就导致了文学作品中市民的价值观以及重实际、重情感的满足和渲泄等审美需求频频得到体现，从而产生了单纯、忠贞、善良、追求幸福的李亚仙的形象。
注释：
王建国.浅论唐传奇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方法[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2）.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 《李娃传》 《曲江池》 形象嬗变 女性批评
白行简的《李娃传》“事又近情而耸听， 故缠绵可观”，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学范本，给后世戏曲和话本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原型。宋元南戏有《李亚仙》；后来出现了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两部元杂剧；到明代以后，朱有燎写《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薛近充（一说徐霖）著《绣襦记》传奇，都是由唐传奇《李娃传》发展嬗变而来的。
一、矛盾在文本中的体现
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理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意味着社会文明开化程度越高，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就更具有解放性，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在《李娃传》中，封建伦理等级印记变浅的同时，李娃的形象反而走向单纯化与道德化。
（1）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由深变浅
从《李娃传》到《曲江池》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的削弱。主要体现在荥阳生对父亲的反抗和自主化的婚姻两个方面。
首先，《李娃传》中的荥阳生是一个单纯、顺从的贵族公子，在他父亲“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时，虽然“不胜其苦”，但仍然屈服于父权，既无反抗也无怨言，后来科举立身后在邮亭遇父，也毫无芥蒂地恢复了“父子如初”的关系。而在《曲江池》里，郑生遭父亲鞭打遗弃后，再与父亲相遇便拒绝相认，称“子虽不孝，为父者未尝失其顾复之恩”，恨父亲狠毒无情从而发出“恩已断矣！义已绝矣”的声音，经李亚仙相逼才勉强“看夫人面上，认我父亲”。
第二，《李娃传》中的婚姻是在门第观念基础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荥阳生出身“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的名门望族，所以与妓女李娃相交不可能涉及婚姻，李娃自己也在救助荥阳生后就告辞，让他“结媛鼎族，以奉蒸尝。”而荥阳生虽然哭泣以死相逼迫，最后也允诺了“送某至此，当令复还”，是荥阳公“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才得以结为秦晋之好。发展到《曲江池》，郑生不但不认父亲，而且早已经自己做主娶了“上厅行首李亚仙”这样身份的妓子，并且在“脚色上写道妻李氏”，在现实与名分上都自主承认了李亚仙的妻子地位，而李亚仙也并无推辞，足见其婚姻的自主与平等性大大提高。
（2）女性形象的单纯化与道德化
与之相反，李娃作为全文最重要的女性，她的形象没有随着封建伦理等级印记的淡化而丰满、提高，反而走向了单薄简化与道德说教的方向。
在《李娃传》里，李娃虽然身为女性，但在与荥阳生整个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主动、掌控全局的一直只是李娃。在二人初见时李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吸引荥阳生的追求，后来荥阳生钱财散尽，她又同姥母主动实施“倒宅计”抛弃了荥阳生。正如王建国所说，李娃是一个“富足的、老练的、有经验的、有手段的烟花老手” 。再次相逢时，李娃看到荥阳生的惨况十分自责和愧疚，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赎罪与姥母抗争。在荥阳生功成名就之时，李娃表现的非常冷静，委婉而又诚挚地提出离开。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她救助荥阳生的人性闪光还是她功成身退的理智与奉献精神，都是值得赞叹的。
二、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
（1）社会因素
文学作品是社会的产物，每个时期的文学都会自觉带有当时时代的特征。在《李娃传》嬗变过程中，从唐代到元代，社会整体受到的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束缚减弱，走向开放化、自由化，但是这种开放更多是针对男性的，女性的地位反而降低，社会对女性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李娃传》产生于唐代，唐代各个方面都可以算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大唐社会对女性的宽容、理解影响了文学女性的塑造。从经济方面来说，唐代小农经济发达，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兴盛和妓业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素材，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走出家庭表现自我的机会。从政治方面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统治者在政策上就表现出宽容和开明态度，人们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这就使得文人敢于去反映现实，表达自我，塑造一批特立独行的女性；另外，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中唯一的女帝，这也极大提高了女性的话语权。从思想方面来说，唐代重视佛教，而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自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这样的环境使唐传奇中独立成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了可能。
（2）作者因素
《李娃傳》与《曲江池》中差别最大的李娃和李亚仙的形象，很大程度是带有写作者自身追求倾向的，李娃从一个性格复杂含蓄的风尘女子，到纯情忠贞大胆的市民女性，与创作者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
唐传奇的创作者主要是文人士子，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自我完备的审美要求，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 甚至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唐传奇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带有比较明显的文人倾向。李娃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当时文人理想追求的女性，她美风姿，擅技艺，晓道理，冷静聪慧又有善良的闪光，行事含蓄委婉不露锋芒，甚至可以说是“女文人”的形象。
元杂剧作者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在元朝的政治环境下科举无望，“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破灭了，于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这就导致了文学作品中市民的价值观以及重实际、重情感的满足和渲泄等审美需求频频得到体现，从而产生了单纯、忠贞、善良、追求幸福的李亚仙的形象。
注释：
王建国.浅论唐传奇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方法[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2）.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