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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32岁的何俊贤，以105票高票当选立法会渔农界功能组别议员，成为立法会史上当选时最年轻的3位议员中的一位。
何俊贤当选议员后推行其渔农业政纲，力主“求变、求新”，并希望以新思维重新规划渔业界在香港的发展。他也因此成为香港新一届立法会，最“抢眼”的新生力军。
都说何俊贤是本届最年轻，也是个头最高的一位议员。与他面对面的访谈中，何议员的有备而来显得成熟而稳重；言语中，他的自信、干练和锐意进取的势头，令人欣喜。
那份自信缘自心底的诚恳
A：2012年您当选为立法会最年轻的议员，但有人说您经验不足，对渔农界业务不熟悉，是这样吗？这些看法，对您来说有压力和负面影响吗？
B：您刚才说，有人觉得我在渔业和农业方面经验不足，我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渔农界的整体意见。正相反，这次与我同时参加竞选的，有一位是有40年渔业经验的同仁，但渔民团体、农民团体还是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表。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经验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发展渔农业，怎样为渔农界的朋友争取权益。
其实，我也是渔民子弟。外祖父就是老一辈的渔民，他一直致力于为渔民办实事、谋福利，在香港青山湾三圣村扩建黄妹纪念堂，以服务于区内老人。2003年，我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港后，在家庭的影响和鼓励下，秉承家族为渔民服务的精神，加入渔民组织为渔民服务。这些年来，我也一直积极为业界争取权益。最近，我作为业界代表进京，向相关部门和领导阐述香港渔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香港渔民朋友争取港澳流动渔船燃油补贴等。
多年来，在业界前辈的带领下，我学会很多渔农业知识，广泛地了解了包括猪、鸡、渔、菜、花等的农业运作，学习的过程，也让我深深感受到渔农界朋友的艰辛，从而更加深了我对业界朋友的尊重。
说到压力，我觉得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这对我来说，不会影响到我在立法会的工作，因此也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的当选，是香港各行业朋友对我的认可，同时也认可了我对行业的整体知识水平。
我想，这应该是我的优势。但不管怎样，从政对我来说，算是个“新丁”。为了香港渔农界繁荣、稳定的发展，我会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加强与政府的沟通，真诚为业界发声，并竭尽全力为业界维护正当合法的权益。
有媒体曾就何俊贤的大个头，问他是否从小就“高人一等”，他笑说，上小学时，班上还有比我高的。据说从中学时，他喜欢打篮球，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个头突飞猛涨。而在大学时期，像长个头一样，他开始对服务渔民发生了兴趣。在亲戚朋友中，有人看不明白的渔护署文件等，大个子何俊贤都乐意帮手填表和解读，事无巨细。
直到学成回港，在青山湾渔业市场旁的家族企业里上班后，渔民朋友有什么问题，还是喜欢来向他求助，这让他蒙发了加入渔民团体的想法，继而又成功竞选了渔农界议员。他的发愿，始终离不开渔农界朋友的权益。
意气风发缘于信任与支持
A：作为新一届渔农界议员，您认为香港渔农业，如何在传统作业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B：说到香港渔农业的发展，首先，要回顾香港过去的渔业政策，香港以前的渔业政策，是以援助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由援助政策变成一种叫做监管、规管的政策，甚至香港的渔会处，也由对农业兽医的援助，演变成为一些文书工作。以前养猪的朋友，猪有病，政府会派个兽医来看看是什么病，是否有疫情，会不会传染等等，但现在不同了，你的猪有病，猪还没死，那你自己去采样过来，出报告，拿样本给政府去化验，这是由原来的直接援助环节转而由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取代，可是在政府的编制中，却比过去多了21名兽医，这多出来的21名兽医，并没有增加对农民的服务，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依然是要农民自己去采样、去做化验。
梁振英特首上任以来，尤其是这几年，我就看到其政策的不同。首先，他在政纲里增加了四项涉及香港渔农业的内容，这在过去四届特区政府的政纲里是从来没有过的。由此也说明，新特首及其政纲对渔农业的重视程度。
在施政报告里，第一次增加了渔农业持续发展基金；还有就是在香港设立渔农业科技研究中心。除此之外，在政纲以外的渔农业相关的一些议题方面，促成和推动了兽医学院的成立，它将关注和研究诸如防疫、疫苗、饲料，以及禽畜、鱼类等生态方面的课题。兽医学院的成立和发展，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一定会带动香港渔农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
我也希望香港渔农界的朋友都要有思想准备，要顺应社会潮流，包括要寻求一种全新的生存方法和前进的方法。就像骑单车那样，两个轮都要转，只有一个轮子转的话，单车无法平衡也前进不了，甚至是会摔倒的。同样道理，我们渔农业如果继续以传统方式作业，未必能追上时代的需求，因此，要想发展香港的渔农业，我们必须学会踩好单车，让两个轮子同时前行，让传统的作业方式融入更多的科技元素，这才是促进香港渔农业持续发展的法宝。
有香港业界团体和人士的广泛鼓励与支持，我也充满信心，必将锐意进取，不负重托，为业界服务。
何俊贤对香港渔农业和渔民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渔家子弟的身份，更是基于他对这个行业的深切理解和关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渔农界对香港社会、以及食品安全非常重要；而渔农业的持续发展更不容忽视。这也是他作为渔农界议员“新丁”的使命与责任。
锐意进取缘由在转型中求发展
B：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有七百万人的国际大都市，渔农业在城市的变迁中举足轻重。所以，敦促政府重视渔农业产业，设立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渔农政策，加强对渔农业支援；为渔农业界争取权益，推动政府规范化管理，改善渔农业环境，提升环保政策，将是渔农业变新的总纲。
新理念：经合大学 、学术团体及业界团体培训渔农业专门人才。 新规划：活化及开发渔农用地，并以科学化企业化设立综合渔业生态庄园，农业生态庄园，结合环保减炭教育活动。建立食物（由农场到餐桌）来源的本地安全可靠品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求共识：促使两地政府加强与业界沟通协调，关注解决两地渔农业政策或法律法规差异存在的矛盾，如：发牌政策、执业牌证等问题，积极为业界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
总之，渔农业应该变的地方一定要变，但也必须要保留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旧交融中取其精粹。如今单纯的捕鱼作业，已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是时候变新了，比如转型为休闲渔农业，也还可以考虑，是否能借鉴日本和台湾发展休闲农业的经验，当然，其他地区的经验，未必完全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但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吸纳意见，增加科技元素，发展香港的休闲渔农业，使之成为香港特色的渔农业。
出生在香港，身为香港公民，却保留一个内地户口，这是许多港人两证或两个户口的时代特色。何俊贤是香港公民，同时也是深圳公民，因为他还有一个蛇口户口。他自豪地说：“因为我有蛇口户籍，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在内地参选人大代表的身份，深圳人大还专辟有港澳流动渔民代表席位，所以我们有双重户籍的港澳流动渔民朋友，是有这个资格的。”
无障碍拓展缘起共识以造福两地
A：在2010年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您理解的内地与香港要建立一种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是怎样的？请您谈谈粤港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渔农业方面的合作前景。
B：从渔业方面来看，香港的渔民有两种身份，第一种我们称为香港本土的基础渔民，另外一种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港澳流动渔民。
港澳流动渔民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特殊群体，时间可以拉前至港英政府年代，甚至还可以再往前拉至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这个特殊群体就已经存在，他们子子孙孙都在香港、内地之间游走，进行渔业作业和贸易。
当年的港英政府时代，在边界方面，是有些出入限制的问题，港澳流动渔民是不需要用回乡证就可以回到内地，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内地是有户口的。当我们进行渔船作业时，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作业，我们在《港澳合作框架协议》之前，即03年签订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就已经可以自由进行经贸合作了，当然是在内地的法律法规之下。
目前，内地与香港在渔农业的贸易合作方面越来越密切，就说内地养殖行业，进入香港前的检验检疫方面、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协调机制方面等等，是完全可以做一些协调的。比如供港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港人在内地做生意，遇到一些政府规条、法律等不清晰的问题，当然，一部分香港渔民受于文化限制，对于某些法律条文的理解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CEPA之下，或从其他渠道，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在内地的驻地方办事处，由办事处根据具体情况，帮助香港渔民朋友，得到一个资讯上的帮助和交流，并达成共识，然后无障碍地在内地开设和拓展他们的生意，造福两地人民。
深港两地乃至粤港两地，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前后，从来没有停止过交流与合作，也由于政策、文化、地域的差别，两地虽是合作不断地加深，但新形势下的合作与交流，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两地蚝民生蚝养殖过程中的蚝排问题、海域废弃物清理等，都是一个棘手且有待两地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
何议员担心地说，在后海湾流浮山，正常情况下养出的优质蚝，所能承受的蚝排数量上限大概是4000左右，超过4000个蚝排的话，优质蚝会因营养不够，而降低蚝的质素，也会有蚝因营养不足而死去，这样对于蚝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好的。
但由于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使得内地蚝排涌入后海湾，让香港的养蚝排数从原来的2000多，突然飙升到5000-6000，目前已经超过8000个。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进行磋商的，除此之外，还包括劳工问题、蚝民反映河道被废弃蚝壳所阻塞的问题等等。
他又说，很可惜，香港特区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很长远的规划，别说是蚝，在普通渔业持续发展的一些政策方面也还没有很完善，而且蚝业在渔农业里，也算是比较偏门的行业，所以，蚝业的地位，也决定了目前一些无法解决的现状。
但他认为，既然香港只有唯一一个养蚝区，而且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耗，为何不研究、出台一些政策，以保护这个区域养蚝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策和措施使之成为这个区域的特色，包括其在饮食、旅游行业中所能够做出的特殊贡献。
何俊贤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那意气风发和锐意进取的干练劲头，以及他的真诚和他心中隐隐的忧患意识。
何俊贤当选议员后推行其渔农业政纲，力主“求变、求新”，并希望以新思维重新规划渔业界在香港的发展。他也因此成为香港新一届立法会，最“抢眼”的新生力军。
都说何俊贤是本届最年轻，也是个头最高的一位议员。与他面对面的访谈中，何议员的有备而来显得成熟而稳重；言语中，他的自信、干练和锐意进取的势头，令人欣喜。
那份自信缘自心底的诚恳
A：2012年您当选为立法会最年轻的议员，但有人说您经验不足，对渔农界业务不熟悉，是这样吗？这些看法，对您来说有压力和负面影响吗？
B：您刚才说，有人觉得我在渔业和农业方面经验不足，我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渔农界的整体意见。正相反，这次与我同时参加竞选的，有一位是有40年渔业经验的同仁，但渔民团体、农民团体还是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表。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经验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发展渔农业，怎样为渔农界的朋友争取权益。
其实，我也是渔民子弟。外祖父就是老一辈的渔民，他一直致力于为渔民办实事、谋福利，在香港青山湾三圣村扩建黄妹纪念堂，以服务于区内老人。2003年，我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港后，在家庭的影响和鼓励下，秉承家族为渔民服务的精神，加入渔民组织为渔民服务。这些年来，我也一直积极为业界争取权益。最近，我作为业界代表进京，向相关部门和领导阐述香港渔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香港渔民朋友争取港澳流动渔船燃油补贴等。
多年来，在业界前辈的带领下，我学会很多渔农业知识，广泛地了解了包括猪、鸡、渔、菜、花等的农业运作，学习的过程，也让我深深感受到渔农界朋友的艰辛，从而更加深了我对业界朋友的尊重。
说到压力，我觉得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这对我来说，不会影响到我在立法会的工作，因此也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的当选，是香港各行业朋友对我的认可，同时也认可了我对行业的整体知识水平。
我想，这应该是我的优势。但不管怎样，从政对我来说，算是个“新丁”。为了香港渔农界繁荣、稳定的发展，我会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加强与政府的沟通，真诚为业界发声，并竭尽全力为业界维护正当合法的权益。
有媒体曾就何俊贤的大个头，问他是否从小就“高人一等”，他笑说，上小学时，班上还有比我高的。据说从中学时，他喜欢打篮球，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个头突飞猛涨。而在大学时期，像长个头一样，他开始对服务渔民发生了兴趣。在亲戚朋友中，有人看不明白的渔护署文件等，大个子何俊贤都乐意帮手填表和解读，事无巨细。
直到学成回港，在青山湾渔业市场旁的家族企业里上班后，渔民朋友有什么问题，还是喜欢来向他求助，这让他蒙发了加入渔民团体的想法，继而又成功竞选了渔农界议员。他的发愿，始终离不开渔农界朋友的权益。
意气风发缘于信任与支持
A：作为新一届渔农界议员，您认为香港渔农业，如何在传统作业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B：说到香港渔农业的发展，首先，要回顾香港过去的渔业政策，香港以前的渔业政策，是以援助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由援助政策变成一种叫做监管、规管的政策，甚至香港的渔会处，也由对农业兽医的援助，演变成为一些文书工作。以前养猪的朋友，猪有病，政府会派个兽医来看看是什么病，是否有疫情，会不会传染等等，但现在不同了，你的猪有病，猪还没死，那你自己去采样过来，出报告，拿样本给政府去化验，这是由原来的直接援助环节转而由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取代，可是在政府的编制中，却比过去多了21名兽医，这多出来的21名兽医，并没有增加对农民的服务，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依然是要农民自己去采样、去做化验。
梁振英特首上任以来，尤其是这几年，我就看到其政策的不同。首先，他在政纲里增加了四项涉及香港渔农业的内容，这在过去四届特区政府的政纲里是从来没有过的。由此也说明，新特首及其政纲对渔农业的重视程度。
在施政报告里，第一次增加了渔农业持续发展基金；还有就是在香港设立渔农业科技研究中心。除此之外，在政纲以外的渔农业相关的一些议题方面，促成和推动了兽医学院的成立，它将关注和研究诸如防疫、疫苗、饲料，以及禽畜、鱼类等生态方面的课题。兽医学院的成立和发展，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一定会带动香港渔农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
我也希望香港渔农界的朋友都要有思想准备，要顺应社会潮流，包括要寻求一种全新的生存方法和前进的方法。就像骑单车那样，两个轮都要转，只有一个轮子转的话，单车无法平衡也前进不了，甚至是会摔倒的。同样道理，我们渔农业如果继续以传统方式作业，未必能追上时代的需求，因此，要想发展香港的渔农业，我们必须学会踩好单车，让两个轮子同时前行，让传统的作业方式融入更多的科技元素，这才是促进香港渔农业持续发展的法宝。
有香港业界团体和人士的广泛鼓励与支持，我也充满信心，必将锐意进取，不负重托，为业界服务。
何俊贤对香港渔农业和渔民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渔家子弟的身份，更是基于他对这个行业的深切理解和关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渔农界对香港社会、以及食品安全非常重要；而渔农业的持续发展更不容忽视。这也是他作为渔农界议员“新丁”的使命与责任。
锐意进取缘由在转型中求发展
B：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有七百万人的国际大都市，渔农业在城市的变迁中举足轻重。所以，敦促政府重视渔农业产业，设立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渔农政策，加强对渔农业支援；为渔农业界争取权益，推动政府规范化管理，改善渔农业环境，提升环保政策，将是渔农业变新的总纲。
新理念：经合大学 、学术团体及业界团体培训渔农业专门人才。 新规划：活化及开发渔农用地，并以科学化企业化设立综合渔业生态庄园，农业生态庄园，结合环保减炭教育活动。建立食物（由农场到餐桌）来源的本地安全可靠品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求共识：促使两地政府加强与业界沟通协调，关注解决两地渔农业政策或法律法规差异存在的矛盾，如：发牌政策、执业牌证等问题，积极为业界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
总之，渔农业应该变的地方一定要变，但也必须要保留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旧交融中取其精粹。如今单纯的捕鱼作业，已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是时候变新了，比如转型为休闲渔农业，也还可以考虑，是否能借鉴日本和台湾发展休闲农业的经验，当然，其他地区的经验，未必完全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但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吸纳意见，增加科技元素，发展香港的休闲渔农业，使之成为香港特色的渔农业。
出生在香港，身为香港公民，却保留一个内地户口，这是许多港人两证或两个户口的时代特色。何俊贤是香港公民，同时也是深圳公民，因为他还有一个蛇口户口。他自豪地说：“因为我有蛇口户籍，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在内地参选人大代表的身份，深圳人大还专辟有港澳流动渔民代表席位，所以我们有双重户籍的港澳流动渔民朋友，是有这个资格的。”
无障碍拓展缘起共识以造福两地
A：在2010年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您理解的内地与香港要建立一种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是怎样的？请您谈谈粤港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渔农业方面的合作前景。
B：从渔业方面来看，香港的渔民有两种身份，第一种我们称为香港本土的基础渔民，另外一种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港澳流动渔民。
港澳流动渔民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特殊群体，时间可以拉前至港英政府年代，甚至还可以再往前拉至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这个特殊群体就已经存在，他们子子孙孙都在香港、内地之间游走，进行渔业作业和贸易。
当年的港英政府时代，在边界方面，是有些出入限制的问题，港澳流动渔民是不需要用回乡证就可以回到内地，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内地是有户口的。当我们进行渔船作业时，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作业，我们在《港澳合作框架协议》之前，即03年签订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就已经可以自由进行经贸合作了，当然是在内地的法律法规之下。
目前，内地与香港在渔农业的贸易合作方面越来越密切，就说内地养殖行业，进入香港前的检验检疫方面、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协调机制方面等等，是完全可以做一些协调的。比如供港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港人在内地做生意，遇到一些政府规条、法律等不清晰的问题，当然，一部分香港渔民受于文化限制，对于某些法律条文的理解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CEPA之下，或从其他渠道，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在内地的驻地方办事处，由办事处根据具体情况，帮助香港渔民朋友，得到一个资讯上的帮助和交流，并达成共识，然后无障碍地在内地开设和拓展他们的生意，造福两地人民。
深港两地乃至粤港两地，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前后，从来没有停止过交流与合作，也由于政策、文化、地域的差别，两地虽是合作不断地加深，但新形势下的合作与交流，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两地蚝民生蚝养殖过程中的蚝排问题、海域废弃物清理等，都是一个棘手且有待两地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
何议员担心地说，在后海湾流浮山，正常情况下养出的优质蚝，所能承受的蚝排数量上限大概是4000左右，超过4000个蚝排的话，优质蚝会因营养不够，而降低蚝的质素，也会有蚝因营养不足而死去，这样对于蚝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好的。
但由于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使得内地蚝排涌入后海湾，让香港的养蚝排数从原来的2000多，突然飙升到5000-6000，目前已经超过8000个。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进行磋商的，除此之外，还包括劳工问题、蚝民反映河道被废弃蚝壳所阻塞的问题等等。
他又说，很可惜，香港特区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很长远的规划，别说是蚝，在普通渔业持续发展的一些政策方面也还没有很完善，而且蚝业在渔农业里，也算是比较偏门的行业，所以，蚝业的地位，也决定了目前一些无法解决的现状。
但他认为，既然香港只有唯一一个养蚝区，而且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耗，为何不研究、出台一些政策，以保护这个区域养蚝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策和措施使之成为这个区域的特色，包括其在饮食、旅游行业中所能够做出的特殊贡献。
何俊贤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那意气风发和锐意进取的干练劲头，以及他的真诚和他心中隐隐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