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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15年6月刊封面专题“再造‘丝绸之路’”，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中，将该战略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等纳入了视野，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迅猛崛起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浮现出来的。无论该战略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都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秩序下展开。该一秩序由美国主导，以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基本的约束条件；以国际安全秩序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以全球几大经济组织为世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权架构，约束、引导着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该诸法权架构又伴随着现实的国际商品、资本的流动过程而缓慢地调整着自己；国际价值观体系则为前述所有这些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以及作为外在的衡量标准，国际舆论依此对于现实状况加以评判。
但是今天，这一秩序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物质挑战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因为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此过程中，依凭着各种要素价格的优势，以及又搭上了创新经济的顺风车，因应着制造业流程大规模外包的势头，促成了实体经济的全球再布局，导致了全球的经贸失衡，转移了就业机会，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对许多国家的财政约束带来冲击。
精神挑战则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形式正义作为其基本追求的，因为只有形式正义才能让各种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找到共存的基础；但是由于美国独家垄断对于该一形式正义秩序的执行权，使得它会把一些自利的行为掺杂进来，从而导致形式正义之下蕴含着一系列的实质不正义。以及，既有的秩序中，就政治、安全层面而言，伴随着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某种压制；就经济层面而言，它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导致了经济生态很脆弱的伊斯兰世界，社会因此而陷入某种撕裂状态。这也是前述实质不正义的呈现。伊斯兰世界对于这些实质不正义的质疑，其温和的一端表现为对于西方的批评，极端的一端则表现为恐怖主义活动。
对于这两个层面的挑战，究竟该如何理解，考验着中国的实务界与学术界的智慧。中国所引起的物质层面的失衡，意味着现有的经贸规则安排有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世界需要新的公共品被提供出来，“一带一路”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公共品。但是这一新公共品，是否足以解决既有的物质失衡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否足以在精神层面上回应伊斯兰世界提出的挑战，也就是对于种种实质不正义给出回应？这不仅仅是因为“一带一路”要从世界上大部分伊斯兰地区穿过，更是因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不仅仅是个金融工程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伦理的重构的问题。倘若没有了这后一工作，则重构中的秩序无法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各种努力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无疾而终，坏的结果则难以逆料。
《文化纵横》该期专题的系列文章，提出了很有趣的思考。它们给出的答案未必足够令人满意，但是其对于问题的揭示，则是足以供人回味的。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施展
08年的四川地震是中国人民遭受的一次巨大的灾难，但是却也促生了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们聚焦于灾后的社区重建和文化传统的保护；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则热衷于阐释地震引发的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灾后救济和重建过程中慈善志愿团体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新北川：羌族文化再造进行时》一文耳目一新地将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熔于一炉。围绕文化形态上的地方建设（place-making）这一主题，展示了各级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同时挖掘了人类学家最关注的当地人的能动性，及两者之间矛盾而又意味深长的互动。这其中最有趣的还是当地人，包括汉人农民和文化上已经不那么“羌”的羌族，如何在国家重建的政治工程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双层舞台上重新学做“羌族”。作者援引了北川当地民族艺术团体的活动，告诉我们民族舞蹈和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艺术形式如何建构其实践者的族群认同。期待后续研究，尤其希望能够看到在更为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北川的普通人如何理解族群，以及它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脉络下的意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钱霖亮
一万个人眼中就有一万个“一带一路”，所言非虚，敌对者看见“霸权扩张”，拥护者鼓呼“大国崛起”。即使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主要议题集中在一起，类似“一带一路”这般充满诸多争议，逼得各方纷纷表态“站队”的，也殊为罕见。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表述虽与古时丝绸之路相联系，但实际上并不在历史上着墨过多，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技术性的、强调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表述。但论者大多意识到这一议题本身所身处的历史脉络及所面临的文化政治版图。不过，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对地缘政治的历史追溯还是在对替代性政治解读的分析中，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其题中之义的国际主义视野）经验似乎都是一个缺席的存在。是因为巨大挫败而丧失了跻身讨论圆桌的合法性？至少从表面看，“一带一路”仍旧受制于后冷战格局下的世界观，在抽离了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经验叙述之后，它真的能突破“文明冲突/和谐”的陈词滥调么？
—— 陈婴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迅猛崛起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浮现出来的。无论该战略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都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秩序下展开。该一秩序由美国主导，以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基本的约束条件；以国际安全秩序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以全球几大经济组织为世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权架构，约束、引导着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该诸法权架构又伴随着现实的国际商品、资本的流动过程而缓慢地调整着自己；国际价值观体系则为前述所有这些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以及作为外在的衡量标准，国际舆论依此对于现实状况加以评判。
但是今天，这一秩序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物质挑战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因为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此过程中，依凭着各种要素价格的优势，以及又搭上了创新经济的顺风车，因应着制造业流程大规模外包的势头，促成了实体经济的全球再布局，导致了全球的经贸失衡，转移了就业机会，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对许多国家的财政约束带来冲击。
精神挑战则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形式正义作为其基本追求的，因为只有形式正义才能让各种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找到共存的基础；但是由于美国独家垄断对于该一形式正义秩序的执行权，使得它会把一些自利的行为掺杂进来，从而导致形式正义之下蕴含着一系列的实质不正义。以及，既有的秩序中，就政治、安全层面而言，伴随着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某种压制；就经济层面而言，它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导致了经济生态很脆弱的伊斯兰世界，社会因此而陷入某种撕裂状态。这也是前述实质不正义的呈现。伊斯兰世界对于这些实质不正义的质疑，其温和的一端表现为对于西方的批评，极端的一端则表现为恐怖主义活动。
对于这两个层面的挑战，究竟该如何理解，考验着中国的实务界与学术界的智慧。中国所引起的物质层面的失衡，意味着现有的经贸规则安排有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世界需要新的公共品被提供出来，“一带一路”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公共品。但是这一新公共品，是否足以解决既有的物质失衡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否足以在精神层面上回应伊斯兰世界提出的挑战，也就是对于种种实质不正义给出回应？这不仅仅是因为“一带一路”要从世界上大部分伊斯兰地区穿过，更是因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不仅仅是个金融工程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伦理的重构的问题。倘若没有了这后一工作，则重构中的秩序无法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各种努力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无疾而终，坏的结果则难以逆料。
《文化纵横》该期专题的系列文章，提出了很有趣的思考。它们给出的答案未必足够令人满意，但是其对于问题的揭示，则是足以供人回味的。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施展
08年的四川地震是中国人民遭受的一次巨大的灾难，但是却也促生了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们聚焦于灾后的社区重建和文化传统的保护；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则热衷于阐释地震引发的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灾后救济和重建过程中慈善志愿团体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新北川：羌族文化再造进行时》一文耳目一新地将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熔于一炉。围绕文化形态上的地方建设（place-making）这一主题，展示了各级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同时挖掘了人类学家最关注的当地人的能动性，及两者之间矛盾而又意味深长的互动。这其中最有趣的还是当地人，包括汉人农民和文化上已经不那么“羌”的羌族，如何在国家重建的政治工程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双层舞台上重新学做“羌族”。作者援引了北川当地民族艺术团体的活动，告诉我们民族舞蹈和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艺术形式如何建构其实践者的族群认同。期待后续研究，尤其希望能够看到在更为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北川的普通人如何理解族群，以及它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脉络下的意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钱霖亮
一万个人眼中就有一万个“一带一路”，所言非虚，敌对者看见“霸权扩张”，拥护者鼓呼“大国崛起”。即使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主要议题集中在一起，类似“一带一路”这般充满诸多争议，逼得各方纷纷表态“站队”的，也殊为罕见。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表述虽与古时丝绸之路相联系，但实际上并不在历史上着墨过多，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技术性的、强调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表述。但论者大多意识到这一议题本身所身处的历史脉络及所面临的文化政治版图。不过，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对地缘政治的历史追溯还是在对替代性政治解读的分析中，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其题中之义的国际主义视野）经验似乎都是一个缺席的存在。是因为巨大挫败而丧失了跻身讨论圆桌的合法性？至少从表面看，“一带一路”仍旧受制于后冷战格局下的世界观，在抽离了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经验叙述之后，它真的能突破“文明冲突/和谐”的陈词滥调么？
—— 陈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