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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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营企业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伴随着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国家主导的企业经营模式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而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重新解读了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指出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工人虽然是理性的行动者，但他们的理性，从来不是“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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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营企业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伴随着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国家主导的企业经营模式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而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重新解读了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指出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工人虽然是理性的行动者，但他们的理性，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其行为选择受到正式/非正式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物质激励的缺位的确会导致工人劳动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处于劳动阶层的顶端位置，这让他们在日常生产中形成身份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激励的不足，也部分地构成了他们在车间里追求良好表现或者至少是合格表现的动力。不宁唯是，各种管理措施和劳动纪律、车间同伴的压力、团体的监督以及企业管理层的领导风格，都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国企工人的劳动行为。最后，作者总结到，如果把工人的动机和行为选择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考察，可以发现在上述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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