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批判继承古代兵家文化的德性灵根。文章从德性价值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代兵学内蕴含着的稳固的核心价值观，主要包含修道、贵一、至和、怀仁等八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内在地成为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这对于理解和深化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古代兵学 武德 核心价值观
　　共同的价值观是军队凝聚成具有强大战斗力团队的根本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古代兵书中，都强调价值观在战争中生成战斗力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培育这一精神内核。本文试图挖掘这一精神资源，以资借鉴。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内核是培育“武德”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的“兵学”，其历史久远而学养深厚，贯穿于其学派思想之中的核心是德性论。对于这一点，宋代苏洵说得很清楚：“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苏洵的《嘉佑集·权书》）就德性来说，它根源于人们因内心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获得性品质，是精神价值的核心，也是价值理想在人身上的折射。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周代的人们就已经突破血缘关系的范围，形成了共同的德性伦理价值观。《尚书·泰誓上》指出：“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见，将八百诸侯联系起来的就是“同心同德”的德性价值观。
　　在军事领域，先秦时期就提出了“武德”的命题：楚庄王提出“武有七德”命题，“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左传·宣公十二年》）武德是军人的精神价值追求和价值规范，是军人价值观的直接显现。尉缭子最早认识到军人价值观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战争的取胜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类。“道胜”是设法促使敌人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即培育自己士兵的价值观，瓦解敌军的价值信念，从而取得胜利。《黄石公素书》的内容很少谈到战略战术问题，更没有涉及兵制、阵法的内容，其核心思想是：“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在《司马法·定爵》中有：“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强调在战争中，“争义不争利”，要奉行道义，激发廉耻，用统一的价值观来引领激励士兵进行战斗。《六韬·龙韬·论将》中提出了“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作为贤将的标准。在《六韬·武韬·文伐》中，姜子牙提出文伐“十二节”，其核心思想就是破坏敌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其丧失军人的精神支撑，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由此看来，古代兵家特别强调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培育。
　　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在“外兵内儒”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古代兵家提出了古代军人的价值观，虽然每个时代和每个军事思想家提法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内涵：
　　修道。兵家把“道”作为军人根本原则、政治理想和治国安民的价值观指导，以“道”作为军人自己价值观体系的总原则。古代军人把修道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所谓“修道”就是体道、悟道。《孙子兵法·主宰》里讲：“主孰有道。”“善兵者，修道而保法”。《孙子兵法·计篇》里还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贵一。“贵一”的价值观是古代军人对“道”的引申和在军事实践中体悟而形成的。从理论上讲，“一”是道的体现，老子曾提出“道生一”。在军事实践中，军人体悟到只有形成统一的力量，才能战胜敌人。古代军人追求“三军一人”的价值目标求。所以，“一”具有整体性、统一性、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价值内涵。在《管子·兵法》里讲：“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在《荀子·议兵》中，荀子回答楚将临武君“请问兵要”时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司马法·定爵第三》里讲：“凡胜，三军一人，胜。”成吉思汗曾用一条蛇作为隐喻，告诫士兵们要把“保持一条心、一颗中心”视为生命般的价值。
　　至和。军队要有统一的行动力量，军人必须要有“至和”的价值观。只有和谐才能一致。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子兵法·图国》）这里吴起提出“和国”、“和军”、“和阵”、“和战”，其中“和”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孟子所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军事观也得到了古代兵家的广泛认同。许洞提出了“三和”原则，“三和”指“和于国才能兴兵，和于军才能出阵，和于阵才能出战”。
　　怀仁。“仁”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价值性概念。儒家孔子极力主张“仁战”，强调“仁者无敌”。《孙子兵法》提倡仁战的基本内涵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司马法》中的思想倾向于“仁”的色彩更为浓重，其首篇即是《仁本第一》，其首句立论便以传统的仁政说为据：“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并由此展开，阐明举兵征战的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在《荀子·议兵》里讲：“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荀子主张养“仁义之兵”，争夺并不是“兵”的本质，“兵”的真正本质在于它是“禁暴除害”、推行“仁人”的工具。在荀子看来，善兵用战的最终目的是“怀仁”于天下。
　　崇义。“义”的价值本义是合乎“仁”，是“仁”的体现。其价值涵义，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之价值。《管子·霸言》指出：“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吴起在《吴子·图国第一》中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二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①孙膑在《将义》中，把义作为“兵之首”，他说：“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将义》）《文子·上义》：“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②《六韬·文师》里讲：“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吕氏春秋》把“义兵”视为“天下良药，”“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③义兵犹如良药，是万不可废的。在《司马法·定爵第二》里说：“灭敌之道：一曰义。”就是说，战胜敌人的方法第一是义。《司马法·仁本第一》里讲：“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这些体现了古代军人的崇义的价值追求。 　　尽忠。《将死·谨侯》中说，“忠”者，“以身殉国也”。作为军人，唯有“以身殉国”的决心和行为，才可将“忠”的价值升华到至高点。诸葛亮在《将苑·将志》中指出：“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以身殉国，一意而已”是将帅价值念中的最高要求和核心内容，亦是良将气节观的集中反映。作为一个合格的将帅，必具“效忠”之气节是第一重要，非此不能实现军旅人生之价值。南宋华岳在其《翠微北征录·戒饬将帅之道四》里说：“忠义不足而徒欲全生，虽堂堂六尺，存亦亡耳。苟无愧于忠义，则死奚足靳也？”“尽忠”就是殉节于国家、君主、主帅，对国家君主将帅专心不贰，无条件顺从，甚至可牺牲自己来保全国家、君主、主帅。
　　重智。孔子十分强调“智”的价值观。从文本上看，在中国历代兵书中，像孙子的《谋攻》、吴起的《图国》、《六韬》、《孙膑兵法》的“威王问”与“见威王”等，都是用较大的篇幅讨论智谋，而《黄石公三略》一书基本上都是介绍各种谋略的。汉代任宏在整理兵书时，把兵书分为四类：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将权谋列为榜首，权谋和技巧都属智力范畴。这反映出兵家重智的价值观取向。军队将领要先争谋略，精于谋略，用计巧妙。诸葛亮说：“智者先胜而后求战，闇者先战而后求胜。”（《便宜十六策·治军》）
　　尚勇。《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夫战，勇气也。”《墨子·修身》里讲：“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六韬·虎韬·必出》里说“太公曰：必出之首，器械为宝，勇斗为首”及“三军勇斗，莫我能御。”还讲：“明告吏士，勇斗则生，不勇则死。”《吕氏春秋·决胜》篇首句即指出：“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把义、智、勇视为用兵之根本。诸葛亮在《将苑·轻战》里说：“将帅不勇，与无将同。”《何博士备论·汉光武论》里讲：“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朱熹在《登坛必究·经武》里说：“兵之胜负，全在勇怯。”戚继光讲“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源于心”，又讲“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以此激励士兵在作战时勇字为先，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哲学教研室）
　　注释
　　①褚玉兰等编著：《兵法精典新解》，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李德山译注：《文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③张又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